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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老太太不等他问完便用劲地说：“敢情①！那一年春上我出的阁，那场大火，记得是阴历五月十四晚半晌着起来的。第二天我跟我们掌柜的逛‘荷花市场’，一进大堤，满耳朵听见的全是那大火的事……”
海老太太一提起“荷花市场”，胡爷爷便把那建福宫大火的事撂一边了。“荷花市场”！这四个字勾起了他多少既辛酸又甜蜜的回忆。他不由得又同海老太太一问一答地议论起当年的“荷花市场”来。海老太太在这话题中，同样也既回味到青春的乐趣，又反刍出人生的苦涩。
申 （下午3时～5时）钟鼓楼下的“老人俱乐部”（2）
所谓“荷花市场”，是民国初年到20世纪30年代末那二十几年里，在这钟鼓楼西南的什刹海出现的一种临时市场，每年从阴历五月初五开市，至阴历七月十五收摊。当时的什刹海前海遍植荷花，海西是一条颇宽的土堤，堤东是一片稻田，“荷花市场”的中心区便在这土堤之上，所谓“东边荷花西边稻，棚架半在水中泡”——市场的商棚，大都用杉篙木板扎搭，一半搭在岸上，一半搭在水中，上面或罩以席顶，或铺着可展可收的苇帘，当然也有因陋就简——覆以旧布缝缀的伞篷的。胡爷爷当年也曾一度在著名的“德利兴”棚铺中学徒，到那“荷花市场”中给人搭过棚架；而海老太太的掌柜的，得意时却是“荷花市场”中携眷游逛的人物，潦倒以后，一度又在“荷花市场”中摆摊给人测字相面……
胡爷爷和海老太太兴高采烈地回忆了一番“荷花市场”的盛时景象……那“八宝莲子粥”，用糯米和上好粳米煮成，煮得腻笃笃的，盛在小碗里，中间混着鲜莲子、鲜藕、鲜鸡头米，上面再堆上雪花绵白糖、青丝红丝……小碗又搁在冰桶里，用那从窖中取出的天然冰块偎着，取出来的时候，凉飕飕的，称作“冰盏儿”，你说该有多么爽口！还有“苏造肉火烧”，是拿花生油、鲜鸡蛋和细罗面烤成的，皮儿一层又一层，层层不乱，薄薄的皮儿下，露出里头的萝卜丝瘦肉末馅儿，一两算你两个，真勾人的“哈喇子”①！……吃的如是丰富多彩，那些耍货②更让人眼花缭乱！上头泥塑、下头猪鬃扎脚的“鬃人儿”，搁在铜盘子里，一敲盘边，它们就连转带舞，别提有多么逗哏；还有各式各样的风筝，“黑锅底”、“沙燕”、“蜻蜓”、“蜈蚣”、“孙悟空”、“美人”……都不稀奇，最有趣的是“蝴蝶送饭”——它附在大风筝之上，大风筝放起老高以后，把它挂在风筝线上，能眼见着自动升上去，上去老高了，拴着线香头的小爆竹一响，绷线震断，它那翅膀便能一合，“哧溜”滑将下来——你说巧也不巧？……
他们又回忆到当年“荷花市场”上售卖的几种灯：“荷花灯”，并不真用荷花制作，而是用高粱秸破篾，圈成一个小西瓜大的圆圈，上面贴一圈用粉纸剪好压凹的花瓣，下面再贴一圈用绿纸剪成的六七寸长的流苏，中间点上一支小蜡烛，孩子们入夜后用一根小棍挑着，边玩边唱：“荷花灯，荷花灯，今儿个点了明儿个扔……”他们小时都点过，也都扔过的；“荷叶灯”，用真荷叶一张，当中插蜡烛，点上举过头玩；“河灯”，用一小块厚厚的圆木头，周围糊一圈纸，中间放一个泥捏的小油灯盏，点上后，搁进什刹海，任其漂流；最令人难忘的是“蒿子灯”，拔一棵青蒿，把许多点燃的线香头一一系在青蒿的枝叶间，手举根部，摇来摇去，在昔日昏暗的庭院里、胡同中，点点红星晃动着，袅袅香烟飘散着，引出正当青春年少的他们多少非分的幻想！……
“啊，二位说的，不就是当年‘雨来散’里的玩意儿吗？”一位一手提着鸟笼，一手揉着核桃、身板比他们硬朗的主儿，听他俩聊得起劲，凑过来搭话。
“雨来散”？对！当年的“荷花市场”逢上下雨，自然散摊，所以确有“雨来散”的俗称。海老太太和胡爷爷一听见“雨来散”这仨字儿，心中顿时充满了无限的怅惘。“荷花市场”逢雨便散，人生呢？缘分呢？……唉唉，往事真不堪回首！
那过来插话的，便是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他比胡爷爷和海老太太要小十来岁，对于他来说，“荷花市场”实在没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他记得那时候他还不到20岁，在轿行里等着当随行的执事——他们丐帮中的小伙子常去干这个，当然轮不到他们打伞、打扇，只能是在执事行列的尾部打打旗。旗有几种：青龙旗、白虎旗、朱雀旗、玄武旗；他受雇时只能是打那绣着龟身蛇尾的“玄武神”的玄武旗，走在最后。那年夏天他天天去轿行等候，天天落空，也不知怎么搞的，那年夏天阔主儿们都不娶媳妇！于是他头一回跟着父辈去“荷花市场”搞“硬乞”。他把一个大铁钩子钩进锁骨，拖着个坠铁球的铁链，从堤南走到堤北，竟然只有人指点观看，而并无人施舍一枚铜板！从那以后他就恨上了什刹海，每从湖边过，他总忍不住要往湖里啐一口痰！现在他听见胡爷爷和海老太太坐在那儿你一句我一句地赞美“荷花市场”，心中好不以为然，点出那“荷花市场”不过是“雨来散”之后，他又把右掌心的核桃揉得哗啦哗啦乱响，大声地说：“当年那什刹海有什么好的！别看海心里有那么点荷花装样子，海边上堆着多大一圈垃圾杂物？那住海边的人家，有的还见天地往里倒屎尿盆子，那股子味儿！打那里头窜出来的蝇子蚊子就别提有多少了！你们二位岁数都比我大，该比我早看见过‘鼓楼冒烟儿’？……”
胡爷爷和海老太太一听，一齐点头呼应：“可不是，有一回这鼓楼顶上蹿起一丈多高的‘黑烟’，街面上的人都当是里头着火了，嚷的嚷，跑的跑……”“是有那么档子事儿！后来不是把那消防队都叫来了吗？消防队的人爬上去一细看，咳，闹了半天，哪是什么‘黑烟’，是成团的蚊子搅成了那么个‘通天柱’！”
“瞧，那时候咱们这块儿有多埋汰①！说那路面是‘无风香炉灰，有雨墨盒子’，真是一点也不假！”卢胜七突然焕发出一种忆苦思甜的热情，指着斜对面街上的店铺说，“要是当年，甭说别的字号了，就那‘泰麟菜蔬商店’，那‘和成楼生熟肉铺’，咱们敢进去吗？”
海老太太接上去说：“敢情！自打日本人来了以后，那物价就光见涨不见落！我还记得日本人来了以后印的那票子，一边有个孔夫子像，一边有条龙，瞅着就跟豆纸②似的，‘毛’得厉害！……”胡爷爷抢着说：“可不！那是‘华北准备银行’的票子，外号‘小被窝’嘛。当年大伙不都这么说吗：‘孔子拜天坛，十块当一元！’……再后来那国民党的‘法币’，就更不能提了，日本投降以后，‘光复’的头一年，一百块‘法币’还能买俩鸡子儿，过了没两年，一百块‘法币’合算只能买上一个煤球儿！那是些什么日子啊！……”
说到这儿，恰好一辆长车身的8路公共汽车从他们面前的街道上驶过，海老太太便见景生情地接着进行新旧对比 ：“那时候打咱们这块儿出门有多难！都到民国多少年了，这街上才有了当当车①（当年北京人对有轨电车的称呼），那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踩铃儿，当当地响，真吵人！……”胡爷爷跟上去说：“可不，我记得司机踩出的那调调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没错吧？那当当车的车票倒不算贵，可左等右等，等得你脑门流油儿了，它才开过来；这也不怪它，铺的是单轨嘛，每到一站，这边的车先开到拐出的‘耳朵’②上去候着，等那边的车开过来，错过去了，才能再从‘耳朵’上拐出来，接碴儿朝前开……那车厢后头，时不时还总吊着几个蹭车的，瞅着真悬乎！那时候有话嘛——‘人力车，坐不起；当当车，等不起。’哪像今天这样，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好几路，车又大，来得又勤，想去西单、王府井、天安门、动物园……上车走人，多省事儿！……”说到这儿，胡爷爷脸朝着卢胜七，兴奋地问：“你说是不？”
卢胜七却忽然沉默。因为胡爷爷关于当当车的话语，勾起了他最不愉快的思绪——远不仅仅是不愉快，说实在的，那是他最大的耻辱，也是他最大的困惑，并且还是他最大的恐惧……36年前，他曾被国民党特务所收买，就在这鼓楼的前头，去追打那些进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青年学生，而所获得的代价，不过是每打一个学生得到一个馒头……当游行队伍被冲散以后，有一个留长发的大学生跳到正在行驶的当当车后踏板上，一手着车门，一手散发传单。卢胜七在打红了眼的情况下，竟疯狂地冲向当当车，伸手去拉拽那大学生，企图把他拉下车来；没想到那大学生竟伸腿踢他，拼死抵抗，他便上去抱住那大学生的腿，生把那大学生从车上扯了下来；两人滚倒在地，扭作了一团，在几秒钟里，他俩的脸离得那么样地近，两人的眼珠几乎都要从眼眶里蹦出来——显然，他俩从此谁也忘不了谁了……可是后来也不知怎么一来，那大学生被人救走，卢胜七倒挨了几脚，疼得钻心——救护大学生的，好像倒并非是参加游行示威的人，而是几个路过的壮工。卢胜七站起身来骂了一阵，啐了一阵唾沫，便晃着肩膀领馒头去了。
申 （下午3时～5时）钟鼓楼下的“老人俱乐部”（3）
解放后，卢胜七隐瞒了他这段丑恶的历史，直到“文化大革命”当中，才被揭发出来。他确实是知罪认罪，他明白了，那当年散发传单的共产党人，不怕流血牺牲地同国民党英勇斗争，正是为了使他那样的乞丐不再过那不像人样的生活……可是他很快又陷于惊诧与困惑。有一天大街上开过某国家机关游斗“走资派”的大卡车，那最后一辆卡车上有个挂黑牌的“黑爪牙’，那模样，似乎分明便是当年同他滚作一团的那个共产党大学生！这是怎么回事呢？当年国民党特务花一个馒头代价让他去打的人，怎么今天反倒被共产党自己“打倒在地，还踏上一万只脚”了呢？……
又过了几年，“四人帮”倒台了，卢胜七偶然去亲戚薛永全家串门，在垂花门那儿，他恰巧同住北房的张奇林打了个照面，张奇林倒没什么反应，他心里可怦怦乱跳——他觉得那人恰恰就是当年着当当车车门散传单的那位，也就是前几年让人给挂着黑牌子当“黑爪牙”游街的那位……他假作无意地问了一下薛永全，薛永全告诉他，人家眼下是国务院的正局级干部，说不定过两天就升副部长、部长！卢胜七那天没敢喝酒，背上直冒冷汗，出了薛家的屋，低着头一溜烟地快步蹿出了院子，从此再不敢去那院串门……可他回家后几次细细回忆，又觉得跟薛永全住同院的那位张局长，似乎并不是当年那个同自己扭成一团的大学生，因为那大学生眉心有个如同黄豆般大的黑痦子，而张局长眉心却分明平平整整、干干净净……
卢胜七的突然沉默，使胡爷爷和海老太太的谈兴受挫。吹来一阵小风，带来阵阵寒意。卢胜七晃着鸟笼，揉着核桃，踱了开去。胡爷爷和海老太太朝下棋的那一群望去，那一群倒还丝毫没有散摊的意思。当天的《北京晚报》已经开始发卖，他们有人已经买到了《北京晚报》，并且已经根据晚报四版上的“星期棋局”《步步为营，稳健人杀》，摆上了林宏敏对邬正伟的残局，一步步地进行着复验……而那位前区商业局的吴局长，则正同身边的一位白髯老人同猜晚报三版上的“口字谜”。他很快便猜出“一字四个口，五谷样样有”是“田”字，但让“奇形怪状一个口，口字隐约藏里头”给难住了……
既然人家都没有走，海老太太也舍不得这就回家。太阳眼瞅着失去了那最后的火力，寒意一秒一秒地扩散着，她望着眼前的大街，只见依然是车水马龙、人头攒动，不禁想起早年的一首《京华竹枝词》：
暮鼓晨钟不断敲，
苦心婆口总徒劳。
满城人竞功名热，
犹向迷津乱渡桥。
她既然熟记这首《竹枝词》，想必是已“看破红尘”，达到“顿悟”境界了吧？其实不然……
胡爷爷尤其不愿回家，他是能在这鼓楼根多捱一会儿便要多捱一会儿。见海老太太吁出一口气来，他怕她这就要起身离去，便立刻找出个话茬来搭讪：“您那个院儿，许快给落实政策了吧？”
海老太太叫他这么一问，心里得到很大满足，遂庄重地点头说：“可不。中央有精神嘛。中央圣明啊！如今的中央，事事讲个‘理’字，能不拥护吗？……”
其实，海老太太并非那个四合院的房主。胡爷爷不清楚这一点，仅仅根据前些时海老太太的某种口气，以及她那特殊的气派，便作出了这样的估计。他已经几次把她当做那四合院的房主同她对话，她竟默认了，并且渐渐地形成一种心理状态，就仿佛她真是那四合院的房主似的。
海老太太父系祖上，据说属满族正白旗中赫舍里氏一支，当年也确是一个既富且贵的大家族。但自从她十来岁以后，她那个大家庭便处于迅速地分崩离析、潦倒没落之中。她出阁以后，夫家原是蒙军旗，公公和丈夫都在蒙藏院里挂职，倒还过了两三年小康生活；但因为后来公公去世，丈夫随即被蒙藏院裁员，去参与一桩投机生意又蚀了本，家道便一天天衰落下去；后来丈夫仅凭着家传的一本《麻衣相术》，在什刹海、后门桥一带摆摊给人测字相面，勉强维持生计；不想日占时期丈夫又一命呜呼，她未曾生育，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她只好自谋生路——先到辅仁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女生宿舍当了几年传达，又到一个私立托儿所当了几年保育员。解放后那私立托儿所一直存在到1952年，才被政府接管。后来，她又转到另一个托儿所干了几年，才从那托儿所退休。她的一生基本上是清寒的，哪里来的房产呢？她现在所住的四合院，不过是当年她娘家堂兄弟一度拥有过的房产罢了。但解放后没几年，那堂兄弟也就将那所院子卖给了房管局，因为她同原来的房主有那么一种亲戚关系，又因为她是该院中居住历史最长的住户，长期形成由她代收代缴全院房租水电费的习惯，房管局有什么事也总是先找她联系，院里有什么事需同房管局打交道也总是由她出面；因而久而久之，人们总模模糊糊地觉得她似乎便是这所四合院的房主，逢到这几年北京市开始着手落实私房政策，不仅外院的胡爷爷，就是同院的某些住户，也以为海老太太属于应得到落实政策的房主之一。
海老太太很喜欢人们这样看待她。比如此刻胡爷爷那样发问，她回答时，心里便充满一种自豪和喜悦。不过，她避免使用直接肯定的词句，因为她曾经捅过娄子，险些触犯法律。她不想越过“雷池”，去重蹈覆辙……
那是1952年，正当她所在的那个托儿所由私立转为公立的前夕，有一天她按着报纸上登的文章，向孩子们讲志愿军的英雄故事，讲着讲着，讲到一位英雄的牺牲，她因为确实感动，哭了起来。几个大孩子跟着哭了，有一个伶俐的小姑娘便走拢她膝前问她：“海阿姨，您干吗哭了？”她便说：“我想着那当妈的，知道她儿子牺牲了，心里该多难过啊！”这话被那小姑娘传给了家长，传走了样：“我们海阿姨的儿子牺牲了，她心里难过！”家长觉得这事不能没有表示，送孩子时，便找到托儿所所长说：“你们这儿海阿姨的儿子，是个最可爱的人，最近不幸牺牲了，我们知道了心里非常难过，我们要当面向海阿姨表示我们的慰问！”托儿所所长是位民主人士，一位善良的老太太，她开头有点疑惑：“海阿姨不是无儿无女吗？”可后来一想，海阿姨来所后工作任劳任怨，人是很本分的，可能旧社会里她有过私生子，怕说出来找不着工作，所以以前隐瞒了；如今新社会了，这不但不能算什么问题，反倒说明海阿姨的身世格外令人同情；更何况她还将惟一的儿子，贡献给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事业……于是所长立即领着那家长去慰问海阿姨，别的一些家长闻知也纷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