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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想象:陆毅写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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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特别像的人”这是我心里选择另一半的标准。因为你不可能不喜欢自己,所以一定不会错。总之,那个星期里,我决定了我人生的选择。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我笑不起来

  第一组镜头,选择的是庄园内的“宫殿”。冯海兴致勃勃的情绪,把我从十年前拉了回来,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早醒的阳光,早已迫不及待地钻出了树丛,露出了一张温和调皮的脸。天蓝蓝的,光线好得喜人。“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看样子我们运气不错啊!”刘韬鼓着士气,大伙一起朝“宫殿”走去。    

  说是宫殿,却不是大家想象中金碧辉煌的那种,而是一个呈半圆形,横面距离近三百米,全部用砖头砌成的宫殿式主体建筑,确切地说,是一座废弃的“殿”。从庄园的简介上得知,整个庄园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75年选定的皇家夏宫之预定地。兴建工作由建筑师巴热洛夫设计完成,采用了许多的俄罗斯民族花纹,并结合了当时欧洲哥特式的建筑风格,让整个建筑设计极具民族特点。据说这个带有童话色彩的庄园设计,当时的反响很大,女皇在整个建筑修建到一半的时候前来视察,她不满意这种民族特点,后来又加上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便下令停工。整个建筑就这么摆放了下来,一摆就是近二百年的时间。    

  放眼望去,这个幸存下来的主体建筑已是破旧而残缺,它屹立在那里,像一本展开的历史画册,美丽而凝重,发人深思。据介绍,俄罗斯政府为了保护其原貌,下令不得拆除与修复建筑的任何一部分。这不由地让我联想到国内那些被拆除的历史古迹,北京的胡同、西安翻新的城墙……多少的宝藏经功名利禄的手一挥,顷刻间化为了灰烬,多少历史在我们还没来得及哭泣的时候就已经荡然无存了。这些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我笑不起来,有一些沉重的东西压在心里,阳光正打在脸上,光线很强,我突然期待这阳光能更强一些,直透我的心,把那些沉的东西带走。    

  “陆毅状态很好,就保持这样的感觉。” 冯海很兴奋在镜头后面说,Daivd举着大大的反光板,其他人有的拿衣服,有的拍素材,全沉静在工作状态中,我不停地换着各种姿式,相机的咔嚓声在空寂的宫殿废墟旁发出清晰回声。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最帅的中国男人(1)

  上午的拍摄应该说是相当顺利,除了挂衣服的架子被保安误以为我们在风景区卖衣服外,我们终于抢在旅游团到达之前完成了拍摄。当然,大家自然没有忘记在这美丽的地方合一张影。    

  驱车返回莫斯科时已是正午,冯海说这个光线拍人物很不好,还是等四点后再拍,于是我们决定到城里吃饭休息,大家一致要求吃中餐。    

  没想到在莫斯科还能吃到那么味正的中国菜。也兴许是饿了,反正大家多少吃得有些狼吞虎咽,一会儿工夫就将一桌子的菜扫荡得干干净净。    

  吃饱喝足了,大家的精神头儿又提了起来。    

  “我们现在能去哪儿玩玩?”负责统筹的刘婷问李真。    

  “可以先去列宁山那边看看,下午三点后再去库斯科沃庄园拍摄。”    

  一听地点,大家又兴致勃勃起来,莫斯科可看的地方太多,我们只能抢时间,尽可能地挑选到好的场景。地点一决定,大家说走就走,直奔目的地。    

  列宁山并不是一座简单山头,它地处莫斯科城市地理位置的最高点,所以冠以此名,也足以看出人们对列宁的崇敬之情。凭栏四望,真的是一眼将莫斯科尽收眼底。    

  “真美啊!我们拍几张吧!”冯海提议到,于是大家又开始各自进入状态中。    

  因为是抓拍,所以拍得很快,我们突然发现广场上有好几对的新婚夫妇也在合影拍照。而且,每一对新娘新郎都会在同伴朋友的叫喊声下热烈亲吻,气氛自然而热烈,欢声笑声不断。于是就问李真:这儿是不是在办集体婚礼啊!    

  “不是,这儿的人不信这个,他们大多是挑选节假日办,而且俄罗斯人的婚礼分两种。传统一点的就是像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在教堂里举办,很隆重。现代一点的就是找几个好朋友,上午到婚证处办理证明,下午找一个风景地大家一起拍照留念,晚上一般是请家里的亲戚朋友一起吃个饭庆贺一下就行了。”    

  “陆毅,导游说那边有对新婚夫妇特别想和你合张影,他们说你是他们见过的最帅的中国男人,说你长得像明星。” 写真集的策划人楠岚一边诡秘地笑着一边对我说。    

  “哈!是吗?那就当回明星吧!”我一听也乐了,爽快地答应下来。    

  那是一对很和善的新娘新郎,在我与他们合影完后,他们的摄影师指着我说: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摄影模特。李真把他的话翻译过来,我们一听全乐了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最帅的中国男人(2)

  列宁山的另一面,与莫斯科大学的主楼与花园广场相连。莫斯科大学的主楼实在是很棒,完全是一个标志性建筑经典作品,让我们赞叹不已。当我们得知这栋主楼居然是学生宿舍时,楠岚发出了感叹的声音:“这简直就是住在宫殿里嘛!真让我羡慕嫉妒加恨。”大家一听又乐起来。    

  因为还要赶下一个拍摄地点,所以我们没能认真地参观莫斯科大学,这是遗憾。    

  前往库斯科沃庄园的路上,我们认真地了解了一下这个庄园的背景。    

  库斯科沃庄园是十六世纪初期贵族谢列梅捷夫公爵的私家庄园。他本人当时曾是俄罗斯帝国中身份显赫的重要人物,他将这座庄园命名为“快乐宫”,经常在此举办盛大的庆典活动。庄园内有各种各样的艺术收藏品,其中瓷器馆最为出名。收集了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期间的精美陶瓷作品,共有一万八千件之多。1918年国有化运动,庄园收归了苏维埃政府所有。    

  库斯科沃庄园有“小凡尔赛宫”之称,因为它的整个部局完全参照了凡尔赛宫的形式,很标准的巴洛克的建筑风格,由于保留得很完整,所以它与察里津诺庄园的残缺相比,彰显更多的是完美的华贵。    

  在这里的拍摄,我们决定找一些空间感的镜头,因为相比“察里津诺”,这里复制上的完美反而显得过于平淡,少了建筑所应有的个性特点与内容。可冯海还是在他的镜头里找到了视觉上的对位,我们的拍摄又继续进行。    

  “陆毅哥,你十年前来莫斯科一呆就是大半年,想家吗?” 趁着拍摄休息的时间,王辉问了一句。他是来自莫斯科大学的学生,随母亲来这十多年了,这次也是来义务为我们帮忙。    

  “不想。”我答道。    

  “啊?!我们国内来的同学到这儿一个月就都嚷着想家,你那么小就能扛住了。”    

  “咳!可能是我从小就经常在外拍戏的缘故吧,习惯了。”我说。    

  话虽出口,脑子却没有停下来。细细想来,这么多年的闯荡,我的确算是个比较独立的人,仅有的一次想家的经历,还是在北京。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1995 孤单 北京(1)

  1994年12月底,我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在上海家里呆了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就接到了北京时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电话。大意是,如果你在上海没事就早点来北京,公司有住宿的地方,还要安排你和梅婷去中戏听课。我一听挺好。过完了19岁的生日,我就返回了北京。    

  在这插一句,北京时事文化发展公司是由叶大鹰导演和王朔等人一起合办的。关于这个公司成立的具体背景情况,我也是后来看了冯小刚导演的那部《我把青春献给你》后,才知道其中的原委。当时,叶大鹰导演找我和梅婷谈,让我们与公司签约,大意是以后公司有什么戏优先考虑由我们主演,同时答应一个月给我700元工资。除此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特简单。我一听能优先拍戏,觉得挺好的,没想太多,就一口答应了下来。应该说当时他们的想法挺前卫的,算是当时国内第一家有意识从事演员经纪业务的文化公司。    

  公司的地址当时在虎坊桥附近,中国舞蹈学院的后边。虎坊桥周围都是老胡同,沿着胡同走到尽头,有一个大铁门,进了大铁门,眼前就有一块类似停车场大小的空地。铁门的左边是收发室,右边是传达室,正面对着的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房子很旧,墙面有些斑驳,一层楼的左边,屋内装满着各种器材,整个二楼的房子都是空的,没有人住。    

  我拎着一个装满衣服的箱子走进二楼宿舍,进屋一看,心里就凉了半截。说是宿舍,其实除了两张席梦思床,一张写字台,一盏台灯,一条凳子,其他什么也没有。同样的空荡,让我想起了莫斯科的疗养院。我的行李简单,丝毫不能给这空荡荡的房间增添什么生气。所以,我进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两张席梦思拼在一起,我想,床拼大一点,起码能睡舒服一些。    

  其实去莫斯科拍摄《血色童心》之前,我就曾在这栋楼的二楼住过,不过那个时候,住的人非常多,一点没觉得整栋楼那么空。可现在偌大的二楼就只有我一个人住(梅婷签约没住在这),感觉就完全变了样。    

  初到的几天,公司没有什么安排,每天就只能傻呆着。周一到周五的上午还好,公司有人在上班,院子里也显得热闹。可一过五点钟的下班时间,公司所有的人一走,整个一栋楼和整个楼房前面空荡的院子便一下子静了下来,除了传达室的两个看门人外,整个大院里实际住的就只有我一人。而周末就更可怕,整个院子静得让人发慌。那时候穷,没钱买电视,没钱买录音机,除了可以跟看门的两位老大哥穷聊两句解闷外,别无选择。也是那个时候我知道他俩一个来自内蒙古,一个来自安徽。    

  因为没钱,公司又没食堂,也没有厨房,吃饭便成了每天很重要又很头疼的一件事情。我听说菜市场离得很近,就在虎坊桥后面。于是,我每天步行去市场,买两根一块钱一根的火腿肠,再买一根大葱,再用电饭煲煮上一锅白米饭,每天吃一顿饭,天天这样吃着。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1995 孤单 北京(2)

  当时在北京,我没有任何朋友,没有一个亲戚,真的是“人生地不熟”的。想来想去,我想起了和我一起拍《血色童心》的贾林,他曾告诉我他在中国戏曲学院上学,还没毕业。我一打听,那儿离虎坊桥很近,走五分钟就能到。于是我就去找他玩。说是玩,其实也就是在附近公园转转,聊聊天,侃侃大山什么的。凡是需花钱的玩乐,我们想都不敢想。后来他的事多起来,加上还要上课,没法每天陪我,慢慢地,我也就少去了。    

  终于公司来了通知:去中戏听课。想到终于有点事可做,心里特高兴。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向看门的师傅问了路,就直奔公共汽车站(当时没钱,也不会拿钱去打的)。上车坐到前门时,才发现坐错车了,一看手表,离上课的时间只差五分钟了,肯定是迟到了,这样一想有些犹豫起来。从小我就是个极有时间观念的人,上课从没有迟到过,第一天去中戏就迟到,觉得自己的脸很有些挂不住,犹豫来犹豫去,我作出了逃课的决定。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现在赶去,到了也快下课了,本来我就属旁听生,老师一定没有好脸给我。与其在全班同学面前“现眼”,还不如逃课,明天早点到,再向老师补上假。我觉得自己给自己找的理由很充分,于是就打定主意逃课。尽管那天我逃课的目的与“小弗朗西斯”完全不同,可心情却极为相似。我首先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的四处逛了好大一圈,然后,我在路边的一个快餐店花了五元钱买了一块小蛋糕吃,那是我来北京后第一次花钱解馋,觉得那块小蛋糕的味道特别香,别提有多好吃。这么晃荡了一下午,我估计差不多到了放学时间,就开始往回走。    

  回去路上,我发现了一个小书店,店里有很多很全的武侠小说,这让我特别的兴奋。店里的书是可以外借的,一本书借一天两毛钱,我借了一套金庸的《天龙八部》,晚上的时间一下子好过了许多。我很快地成为了那家书店最为忠实的顾客。    

  第二天的课,我一早就到,老师对我的缺课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意见,心里暗自窃喜。可上了三天课后,我开始明白,我是旁听生,老师根本就不在乎你。不会布置作业让你回家做小品,更不会让你有机会在课堂上演小品。接着听了几次课后,我发现一点收获都没有,就决定不再去了。    

  不上课,我的时间又多了起来。公司没有安排拍戏,也没人管我每天做什么,我是既自由又寂寞,既无聊又无奈。这个时候,我开始想家,我也不知为什么,从小到大,我在外拍戏很多,出门在外的时间也很多,就是在莫斯科那么远的地方,我也不曾想家,可1994年在北京的这一次,我特别特别的想家,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因为那一次,我身边没有一个朋友的原因,总之当时是想家想得急切,想得出乎自己的意料。    

  我住的房间,没有电话。最重要的是,我的钱除了生活费的开支外,所剩不多。那时打长途的费用很贵,我住的附近又没有邮电局。我不好意思跟公司的人说,就闷在心里想。为了能跟家里人通上电话,我开始想各种办法,琢磨各种方式。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1995 孤单 北京(3)

  我知道转达室里有电话,但是内部电话,不能拨外线。我不记得是从哪儿听人说过,只要把内线电话的一头拔出来,在两根铜丝上面,别上一个大头针,然后找一个可以接外线的插头,插进去,就能打外线了。于是,我开始主动跟看门的师傅套近乎,主动帮他们看门,让他们有时间出去转转。师傅当然高兴,而我也趁机试了几次,有一次真的拨通了,可一听“嘟”的声音,又心虚起来,怕被人发现,赶紧重新放回去,没敢再做。    

  越是困难,想家也越强烈。那段时间,我的脑子里每天想的都是要想办法给家里打电话,哪怕听听他们的声音也好。怎么办?想家的情绪让我有些疯狂,我觉得心里像是有一只手在挠似的,让你坐立不安。电话,我眼里的目标就是电话,于是,等公司人一上班,我就开始到各个办公室内转,和办公室的人聊天,我最终的目的,是在找能打长途的电话。终于,我发现了一间办公室,不但有电话,更重要的是我发现有一个窗户没插销。    

  那天晚上,办公室的人一离开,我就兴奋地跑出了房间。办公室的窗户特别高,好在我的个头也高,我从外面爬上窗台,推开窗户,再钻进屋里,不敢开灯,只好摸黑找电话,找到电话,就着窗外的月光,给家里拨电话。电话〃嘟〃的声音一响,心情就变得特别的复杂,听到爸妈的声音后,又不知说什么好。来北京之前,我还曾向我父母豪言壮语了一番,说自己在北京一定要做出一些事情再回上海。而现在这个样子,哪好意思告诉他们。所以,电话里我总是一个劲地对他们说:我在这儿很好!你们不用担心。可一挂上电话,我就大哭起来。心里那份孤单、无助的滋味,没有机会向人诉说,不得不积压在心里,转化成对家的想念,可千辛万苦地和家人通上了话,又说不出口,还要假装坚强地扛着。那时的我到底还小,扛着扛着就扛出了眼泪。这一哭不得了,竟成了我当时想家的一种发泄方式,每次只要给家里人打完电话,说完自己在这里过得很好,一切都很好的话,挂上电话,就会趴在办公室的桌上大哭起来。哭完,头脑还清醒的时候,还会一边抽泣一边用纸擦干净脚印再离开办公室。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个星期,公司一直没说有什么戏让我拍,似乎也没把我呆在这里当一回事。我决定要结束这种生活状态,我知道再这么呆下去我非想家想疯了不可。于是偷偷买了一张火车票,决定回家。为了给公司一个交代(自己毕竟是公司签约演员),我对他们说:“我回上海去看同学的演出。”留下这样一句话,我就离开了北京。    

  回到上海,我在家里闲呆着,整天没事可做,心理压力很大,又怕父母看出来着急,更不敢问父母要钱出去玩,那段日子过得真的很难受。终于,四月份的一天,小明星艺术团搞聚会,我去了。聚会上,听方超问了一句:“上戏,北电招生,你去不去?”    

  〃在哪里?”    

  “上海。”    

  一句不经意的问话,却改变了我的艺术生命。    

  结束了莫斯科的两天拍摄,我们转向下一个目的地——圣彼得堡。晚七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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