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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他在火车上有什么感想，他肯定会一时茫无头绪，说不出话来，或许就会沮丧地回答说，他恨不得立即到达目的地。
如果问他对假期有何感想，他的回答兴许也差不多。他对阳光、对海滨浴场熙熙攘攘的人群，对小汽艇、小摩托发出的噪音，对圣·马尔克广场和它上面的鸽子，对广场周围的那些卖便宜货的商店全都厌倦了。大伙儿之所以买了那么多没用的东西，纯粹是因为这些东西有着异国的情调。他对一切声响，不论是白天听到的、还是晚上听到的；不论是唱歌的、吹拉的、呼唤孩子的，还是楼梯上的脚步声，都听够了，厌烦了。
每顿饭要给约瑟和她的弟弟翻译菜谱，还要跟他们讲妥可以选什么菜，这没多久就成了他的一种负担。
这里面还没有加上他受到的另一种屈辱，这便是他们所选择的寄宿处，他们住的房子根本没有面向大海的窗户。然而他清楚，几个星期、几个月以至一年以后，利都的时光就会被他排在一生中最明媚、最惬意的日子之列，他将会由于难以重温同样的时刻而感到遗憾。
历来如此。在他的记忆中，去年就是个美好的年度，就连秋天和冬天也是美好的。然而就在去年冬天，家里人一个接一个地感冒，孩子们又患各种小毛病，这曾经使他无比焦虑。
是由于他生性懦弱，非事后不能感到幸福呢，还是大多数人都注定命中如此？他不知道，因为他没有胆量向任何人提出这个问题，尤其是对门市部的人提，那样他们就会耻笑他。
比如说此时此刻，他就浑身不舒服，他只好默默地计算着还要行驶多少小时才能到洛桑，然后再接着算到巴黎的时间。随着时光向中午逼进，车厢里越来越热。过了一会儿，他走过去打开通往走廊的房门。走廊里的窗户全都开着，穿堂风同样热得使人难以忍受。
窗帘又一次从钩子上挣脱下来。扭曲了的金属杆使窗帘倾斜，让一大束阳光直射到他的脸上。
他完全可以换个位子，尽管包厢内另外四个座位上系着预订出去的标签，毕竟目前还空着。那几位旅客也许在后面几站才上车。
每隔二十分钟就有一个站：L站、S站、B站、V站。每到一站，站台上都是同样的喧嚣，等车的人都是同样地蜂拥而上，走廊里都出现同样川流不息的长队，然后队伍逐渐消失，二等厢座位的旅客们密密麻麻地占领了包厢外面的所有空间。千姿百态的行李占据了和人一样多的位置，其中有用皮带或绳子、皮条捆扎的各种皮箱、纸箱；有各式各样的大小包袱，堆得比窗户还高。孩子们席地而坐。想去厕所，必须从他们身上跨过去，再从他们父母中间挤出一条道。又过了几站后就根本走不过去了，
然而，没有一个人企图坐到这四个空着的、柔软舒服而诱人的座位上来。妇女们有的站着奶孩子，有的用奶瓶子喂孩子，听凭着列车的颠簸，却连想也没有想到她们也许可以坐上一会儿。从她们的眼里看不到任何奢望、任何怨恨、任何伤感。
“您平时到郊外去度周末吗？”
“对，到布瓦西那边。您认识那个地方？”
“是在巴黎和蒙特拉约里之间，对吗？”
这个人提出的问题好象都经他事先做出了判断，所以提问前似乎就已经知道了答复，而目的不过是为了加以证实。
“自己有汽车吗？”
“是的。一辆四马力的。在巴黎市区用得着，特别是从门市部去工厂。”
“不过比起拥挤不堪的公路，您则宁愿坐火车。我能体会得到，尤其是带着孩子的时候。”
事实上他们差不多就要开汽车来威尼斯的。这当然是约瑟的愿望，车刚开出二十公里她就该计算需要多少时间才到了。他也曾经产生过这种想法。
“那样咱们就带不了什么行李了，连每个人的一半都带不出来。”多米尼克文静地问，“住乡下人家吗？”
这个人并没感觉到需要擦汗，而且他的额头也的确没有丝毫汗渍。有时，赶上火车停在离饮料车和食品车不太远的地方时——多数情况下都是在火车的另一侧——他便要上一小瓶香槟汽酒。卡尔马最后也效仿起他来了。
“火车上也有小卖车，可是在到米兰站之前来不了咱们这儿。”
卡尔马从心底里怨恨自己的恭顺态度。他老老实实、毫无掩饰地回答别人向他提出的所有问题，可他自己呢，对脑子里想到的问题却连一个也不敢提出来。
例如，他发觉行李架上他的旅伴没有任何一件行李。他是把行李托运了，还是空手旅行？
这节车厢来自贝尔格莱德，途经的里雅斯特，座位下面的报纸也是南斯拉夫国家的报纸。他难道不是很自然地可以问：“您从贝尔格莱德来？”或者，“您是南斯拉夫人？”
这不可能。陌生人的模样不象。他的法语、英语和德语说得同样流利，同时，他对列车员又讲出一口漂亮的意大利语。
但是他的那身衣服实在平常得很，是深色毛料的，近乎于黑色，剪裁得并不讲究。领带也很一般。他也并没觉得有必要松开领结，敞开衬衣。
为什么卡尔马在他面前总是怯生生地象个小孩子？为什么当沉默的时间稍长些时，他又感到必须讲点儿什么？可他的旅伴却能够泰然若素地稳坐在那里，连磕睡也用不着假装打一打呢？
“我岳父想出了个主意，在布瓦西出口处一面俯瞰塞纳河的山坡上开了一家农家餐馆，其实也就可以说是个小农庄，养了不少牲畜家禽：两头奶牛、一匹老马、一只山羊、三只小羊羔，几只鹅以及一些鸭和母鸡。顾客在露着房梁的大厅就餐，他们喜欢的就是这个。”
“您每个星期天都去吗？”
“大多数星期天都去。我妻子非常眷恋她的父母，孩子们则对那些动物着了迷。我女儿整个下午都骑在马背上，围着草场转。”
他几乎料到对方会接着问：“那您呢？”
他只要迎面遇见一间卧室，他就进去睡一觉，差不多次次如此。
又路过一个小站，居然没停，是个叫索马的站。接下来是C站、F站、D站、L站……
“我不能按原计划在洛桑下车了，因为我得到日内瓦乘飞机。这趟列车正好可以把我按时送到……”
嗬！他这是第一次提到他自己的事。但是他始终没有解释他为什么乘一趟站站都要停的如此糟糕的火车，也不解释为什么一件行李也没有。如果他真从贝尔格莱德来或是从的里雅斯特来，那里不会没有飞在日内瓦的飞机。
“您在一家大公司里工作？”
这个人又回到问题上来了。
“一家现在被人称为暴发户的公司里。起初这只是诺义街上的一家小五金店，后来发展成农泰尔【注】的一家工厂，如今在特洛和夏尔特尔有两座工厂，还有一座正在菲尼斯泰尔兴建。”
【注】农泰尔：巴黎西北面的小城——注
布列斯亚站。下去了一些人，又上来了起码一倍的人，走廊里越来越拥挤。
到米兰时，卡尔马的衬衣都已被汗水浸湿。他感到饿了。
“我该有点时间去……”他正准备往下说。
“我建议您别离开车厢。不一会儿这节车厢就要摘下来挂到别的列车上去。”
的确，他刚从窗口接过一块三明治、一瓶啤酒，一台微型机车就把他们从车站拉出来，扔到铁路网中间的烈日下。
“一会儿会把我们拉进站的。”
“您乘过这趟列车？”
“我知道。可以说我熟悉一切火车。咱们那几位同伴会在米兰上车。”他边说边指着预订座位的卡片，“两位到洛桑，一位到日内瓦，第四位去西翁。”
他一次也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甚至没有起来去小便。
此刻，车厢里除了他俩，旅客已寥寥无几。旁边的包厢里只有两位美国人，再过去三个包厢，有一个胖男人在睡觉。外面没有一个人站着。两位美国人着急了，认为人们已把他们遗忘，焦急地望着车道和远处的车站。
这时车厢里比开动时要闷热。
“我估计您到洛桑后转乘20点37分开往巴黎的车？”
说得准极了！总是准极了！这个人简直是上帝的化身。
“咱们17点05分到洛桑。不知道是否可以请您帮个忙，当然是在您的时间还没有排满的前提下。”
“完全没有排满。我正不知道用这两个小时干什么。”
“您熟悉这个城市吗？”
“不熟悉。”
“您不想观光一下吗？”
“我可不想冒这种酷暑。”
“在一号站台寄存处附近有好几排行李箱，”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这是第155号寄存箱上的钥匙。箱内存着一只小手提箱，不重，也不大。我真怕太麻烦您了。”
“啊！不客气。”
“需要把这只小手提箱取出来。大约要往投币口里扔一个半瑞士法郎。这是几个硬币。”
卡尔马做出推让的样子。
“等等！这点小事，如果火车在车站停的时间够长的话，我自己也不是不能完成。问题是还要把箱子送到下述地点……”他打开一只红色笔记本，在一页纸上写下地址，然后撕下来，连同钥匙一齐交给了自己的旅伴，“乘出租汽车从火车站用不了五分钟便到。请允许我把出租汽车所要用的瑞士货币也给您。”
车身一震。车厢被挂到了一列火车上，拉到刚才没有见到过的一个站台。长长的一队旅客正在等候。
“我先谢谢您……”
餐车的侍者来发餐券。陌生人取了一张，他从早上算起第一次准备去用餐。卡尔马没有勇气去吃饭了，他的三明治和啤酒还没有消化。穿着浸满汗垢的衬衣，他实在觉得没有什么胃口，只想在小推车上买一瓶香槟汽酒。去日内瓦的那两位旅客是英国人，他们好不容易才把高尔夫球的背包放到行李架上。那位太太要在布瑞格下，而另一位正在读洛桑舞台报的先生肯定就是去那个城市。
餐车铃响后人们都用餐去了。他独自待了近一个小时。
到了马若尔湖畔。那些小站上重新出现了蜂拥的人群，走廊里再次坐满了乘客。
他隐约听见有人沿着站台喊：“阿洛那！阿洛那……”
接下来是S站。他眯着眼，瞥见棕桐树掩映着的片片红色房顶。B站、V站、P站……
到了多莫多索拉，走廊里总算空了下来。
“护照。”
警察对他的护照，（对那名英国人和那位太太的护照只草草地看了一眼，但对陌生人的却看得特别认真。）他先仔细端详了照片，而后又看了看本人，但是目光中倒没有流露出什么怀疑的色彩，只是在盖章前又把各页全部翻阅了一遍，最后恭恭敬敬地还给了他，并做了个手势，略表敬意。
卡尔马睡了约二个小时。阳光又一次射到他的脸上，使他怏怏不乐。嘴里冒出了一股难闻的气味，他只好又喝了一瓶玫瑰色的汽酒。他今天头一次品尝这种东西。
“海关！有要申报的东西吗？”月台上站着一些海关人员，“这箱子里是什么东西？”
“西服，衬衣。”
他原以为完事了，可火车又停了一刻钟才缓缓地朝圣普龙隧道滑动。现在弯下身来已经可以看到那幽黑的洞口了。
卡尔马此时站在包厢门外。车厢里的灯亮了。他恍惚看见他的旅伴起身朝走廊走去。火车进入隧道后，他便回到座位上，抬起玻璃窗等待着。
他对无休无止的隧道并无好感，孩子们对此却饶有兴趣。过了整整十分钟，不见从早上八点钟就坐在他对面的那个人返回，他不免有些诧异。
他自己干嘛也起身朝厕所走去？他估计小金属牌应该亮出“有人”的字样，不料看到的却是“无人”，于是他下意识地走进去洗了洗手。
这个人始终没有回到包厢来。当火车又突然暴露在阳光之下，停在瑞士的布瑞格车站时，又上来一些警察和海关人员。这个人依然不见踪影。
“护照！没有什么要申报的吗？”
“西服、衬衣。我过境去巴黎。”
警察看了看那个空座位又看了看座号。
“这儿没人？”
“原来有，火车进隧道时他从包厢出去了。”
“他的行李呢？”
“没有，要不就是……”
“要不就是什么？”
“就是在行李车里。”
警察在记事簿上写了几个字。
“谢谢。”
这事儿就算完了。那位太太已经下车。另外几位旅客也买巧克力去了。火车又启动了。走廊里空荡荡的。火车沿着罗纳河行驶了一段，白茫茫的河水显得那样清新，令人神往。
火车又停了两次。没有嘈杂的人群，也没有告别的人们：是S站及日内瓦湖畔的M站。
直至火车到达洛桑，这个人始终没有再露面。卡尔马枉然地从列车的一端找到另一端。
第一部
第二章
到目前为止，这一天的旅行对他来说一切如常。他被烈日，酷暑，外加那时时在眼前跳动的蓝色窗帘弄得头晕目眩，无暇顾及周围。只是事后，当他在杂乱无章的感受、极不连贯的思绪中搜寻时，才能追回一点准确的记忆。
从洛桑开始一切正好相反，不管是自己的事情还是别人的事情都变得极为清晰，精确度可与达格雷相机相比。他仿佛突然有了分身术，活生生的他却也冷眼观察到另一个朱斯坦·卡尔马，只见他身材粗壮，正在朝前奔跑，汗水把棕色的头发紧贴在额头，突然他停下了，在五号站台上踟蹰不前，两只手提箱放在身边。
的确，从那一时刻开始他就面临着一项选择。他有一系列的决定要做，他决计按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的标准权衡一切，因为他的举止一向是以此为准的，既带有一定的毅力，可能也带有一定的谦逊。
在威尼斯令人眼花缭乱的告别场合，他印象最深的是穿着红色游泳衣，手拿冰糕的女儿。他隐约觉察到坐在身边的一个男人上下打量着他。后来他又注意到这个人手里还拿着一张用斯拉夫文字印刷的报纸。
这个人一步步地通过一些细微的问题探询他的生活、家人以及拖的工作情况，而他则俯首贴耳地和盘托出，他真为此感到有些羞愧。
为什么陌生人在他心目中非同一般人呢？他的外表，除了镇定，除了那双仿佛无视一切而实际摄入一切的眼睛外，没有任何一点可以吸引人的地方。
卡尔马不胜感慨：“这是个强者！”
同他的老板、诺义街上从前的五金商、后来变成工业家的约瑟夫·博德兰一样是个强者。并不把自己视为弱者的卡尔马对那些不需要旁人扶植，不受章程约束，聆听别人讲话时不屑一笑，不论何时何地一概我行我素，毫不顾忌舆论的强者总有一些不可名状的嫉妒。
拿他的老板为例，他需要把自己视为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吗？他同车的旅伴是有教养的人或力图于做一个有教养的人吗？
对于后者，首要的问题是弄清应不应该把他失踪的消息告诉什么人，比如说车站站长或警察分署署长。
卡尔马不是已经含蓄地对在布瑞格检查护照的官员提到了这一情况吗？
那个人走到远处的车厢后，为什么不能在布瑞格下车，然后混入人流离开车站？
话又说回来了，他有什么权利介入呢？人家托付给他一项使命，使命这个词重了点，应该是一件小小的传送委托，无论什么入都可以取代他去完成。在他口袋里有一把寄存箱的钥匙，有瑞士硬币及乘出租汽车用的一张十法郎的票子。
他终于走进了地道，那儿同布瑞格一样也卖巧克力，然后走上一号站台。时间很充裕。他先走向寄存处，排了几分钟的队把自己的两只箱子存了起来。金属制的存放箱就在对面，每只箱子上都有一个号码。他找到155号，发现只需要付15法郎。
他现在还一无所知，也一无所料，但他的动作、他环视周围的目光里已出现一些偷偷摸摸的色彩，仿佛他此刻做的事情虽不一定该受谴责，但起码也是暖昧的。
由于并不是他把手提箱存入箱内的，在看了箱子上的说明之后，他才知道收费标准为每日30生丁。这就是说，手提箱是五天以前放进来的。
这把钥匙是在什么情况下，又是通过什么方式从这里送到陌生人手中的呢？而这个人昨天晚上还在的里稚斯特或贝尔格莱德。
当他把钥匙插入锁孔时，他觉得自己从此建立了与陌生人的某种同谋关系。可他又是什么事件的同谋犯呢？
他往投币口内塞进一枚一法郎的硬币，接着又塞进去50生丁，转动了钥匙。当他确信没有任何人在注意他时，便从里面抽出一只棕色手提箱。箱子既不重，也不大。可以说这是被商人们称做文件箱的那种东西，厚约15公分，长约70公分，宽25到30公分的样子。
不一会儿，他已来到车站外面，踏上了停在那里的头一辆出租汽车。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