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土地就要翻身
一切埋在地底的
那些花朵
那些黄色的
绿色的
红色的
美丽的
笑着的花朵呀
就要自由地
开得
比火
还要灿烂
比星星
还要晶莹
比绿色的海
还要幽远
妈妈到那个就要到来的
或着已经到来的时刻
人民就再不会受到迫害和冻馁
您的孩子
也就不会再
排着队伍
挥着“反迫害”“反饥饿”的拳头
妈妈那么
相信吧
花儿就要开了
那时我就可以一步不离地
伴在您的身边
听您给我讲述
我童年淘气的故事
妈妈我不是您的好孩子吗
我将永远是您的好孩子啊
可是现在
妈妈
我们是
为了明天
如今看来这诗多么幼稚，但它是我的处女作，表达了我对未来社会的幻想，或说是理想鼓舞了我的生命，使我开始了人生新的一页。自从5岁父母离异后，我的幻想是有个能得到父母关爱的温暖的家。当我8岁开始读了许多美丽的童话后，又沉醉在英俊的王子与美丽公主的故事中。13、4岁开始踏入现实生活，亲历了抗日战争的逃亡、流浪的生活，亲见了封建割据对老百姓的残酷镇压，我就幻想一个平等、自由、民主的社会，但不知路在哪里？进入北师大，通过学运，我觉得找到了通向理想社会的路，而解放区就是理想社会的初级阶段。思想旅程到此难道不是一个飞跃吗？
我的这首小诗表达了彼时北平学生运动的一个侧面，表现了学生纯洁的热情，虽然后来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情调。不管后来如何批判，我的妈妈在受我的鼓动下还真正转变了。妈妈不但不再拦阻我参加游行，还允许我将家中的白面粉一袋一袋地用自行车驮到学校，支援地下组织换活动经费；还同意我将地下支部委员带到家中开会。当时中南海除了国民党华北行辕的南大门有军警站岗，西门北门是开放的，因为里面只有几个一般单位。当时我的家在西门内，自然就显得很安全了。谁会想到编大词典的静谧的办公室后面、国民党所尊重的学者黎锦熙的家，会成为中共地下党的会议室呢？
国民党特务更没想到国民党军政要员的的一些子女和亲友陆续成为中共党员或其外围组织成员。华北剿共司令傅作义的女儿傅冬就是共产党员，傅作义的高参李腾九的表弟李炳泉还是中共地下党重要成员呢，是站在第一线为和平解放北平而奔跑的勇士。大量各阶层革命青年的参加，是促使北平和平解放的重要因素之一。北平的学运成为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1945年8月中共晋察冀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北平市委员会，任命刘仁为书记。
万万没想到的是卓越地领导了第二条战线的刘仁同志居然在颠倒历史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不白之怨，死于非命。而担任和平使者之一的李炳泉，也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当成反革命活活批斗而惨死。因此就有了李慎之（李慎之曾任周恩来的外交秘书，邓小平的顾问，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美国研究所所长。）悼念李炳泉的著名文章《被革命吃掉的儿子》
唉！爱做梦的小姑娘，你怎能知道现实不像梦那么美呢？
前几年著名作家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一书中，真实地反映了四十年代延安的“整风”“抢救”运动，对许多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进行了残酷的迫害。看来，从延安开始的整风自救运动到全国解放后的不停顿地各种“阶级斗争”运动，是条又左又粗的极左路线，直到江青等四人帮倒台，新的党中央才扭转了这条错误路线。
第七章太阳的紫外线好强啊！
太阳啊！我只顾追逐你的光芒，
不知道会被你的紫外线灼伤。
一、火红的1949年
1949年1月，一个太不平凡的春节。街道肃静，行人不多，可常有打了败仗退回来的国民党军队伍垂头丧气地走过。在许多学校，许多家庭却是另一番景象。比如我们北师大，校内已占主位的进步学生，热烘烘地准备迎接解放的活动。我们根本不上课了，在教室里，宿舍里，裁剪纸张、挥写标语，还一边谈笑风生，一边放声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最令我们兴奋的是不时听到解放军在北平城外的大炮声，就像是听到礼炮轰鸣，又仿佛迎春的爆竹。
国民党华北军事最高当局终于同中共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1949年2月3日解放军进城了。我们举着彩色的标语到师大所在的和平门大街，迎接解放军，我们唱呀！跳呀！喊呀！欢呼北平解放。
来了！来了！穿着灰棉军衣的队伍从南向北过来了！在军乐队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庄严乐声中，雄赳赳地开过来了！夹道欢迎的群众高喊“解放军万岁！”有的群众送过茶去，有的递过毛巾，解放军一律谢绝。他们在街边坐下来休息，举起自己的军用背壶喝水，齐声高唱“八项纪律、三大注意。”他们的行动，他们的歌声激动得我们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近两年的盼望终于实现了，哦，应该说从小幻想的理想王国今日实现了。我认为解放军的军风，体现了共产党对人民的爱，正如其歌词，他们是：“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是人民的武装。”我真想立即投身到这伟大的队伍中。不久第四野战军文工团到我们学校来招收文工团员，我立即报了名，被录取，可是学校党组织要我留下参加校内建设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还批评我自己去报名是自由主义。参军的梦想只好作罢，开始做建设新民主青年团的工作，分任宣传委员。1949年暑假，组织上说，暑期有两个活动可参加，一是到党训班学习，一是到工厂锻炼，我立即选择了后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是说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工农兵生活嘛。从八岁起猛读小说、童话时就梦想当作家，现在找到了当革命作家的道路，必须赶快上路。
不久北平更名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都北京，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就设在这里。
二月四日在当时的国会街北大四院的大会议厅（曾经是北洋军阀曹锟贿选大总统时的国会礼堂）举行的北平地下党员会师大会。太令人鼓舞了，各学校的，各行业的地下党员都来了。一千来人，楼上、楼下坐满了。许多原来相识不相知，如今都露出了庐山真面目，顿感十分亲切，就是那些原来根本没见过面的也仿佛个个是亲人。“同志”这个亲切而光荣的称呼将我们的心联系在一起了。彭真、聂荣臻、林彪的讲话更像一把把火点燃了会场的气氛，从地下涌上来的年轻的革命者个个春风满面。
“七一”来临，我第一次参加的纪念党生日的大会颇不平常。那天北京市的中共党员集中在先农坛体育广场，不料倾盆大雨顿时哗哗而下，仿佛在考验我们的意志。我们像雨中森林岿然不动，竖起双耳倾听党首长的报告，任凭风雨猛烈敲打头颅、面部，雨水湿透衣裳，胸中革命的火焰却在熊熊燃烧。
1949年10月1日参加了在天安门举行的新中国的开国盛典。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德等等许多党的领导人和长期风雨同舟的民主党派的领袖们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城楼下的广场聚集了几十万人。声声礼炮后，毛主席在城楼上按动升旗的电钮，随着国歌的演奏，五星红旗冉冉升上天安门广场的天空，毛主席用他淳厚、洪亮的湖南口音高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像太阳升起在东方。”这雄伟的声音在祖国的蓝空回荡，飘上九宵，飘洋过海响遍全世界。对亲临如此盛大的开国典礼，亲聆领袖的讲话，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拜。我仿佛看见了从共产主义天堂里射出的灿烂金光。
鲜红的国旗啊！你是烈士的鲜血染成，为了这一天多少烈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今，你们在天之灵听见了毛主席的开国宣言吗？你们看见五星红旗像太阳升起在东方吗？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此走向富强。迎风招展雄视寰球的国旗啊！我仿佛看见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坎坷曲折的道路上，先辈们怀着坚毅的意志一步步走过泥沼草地，一步步爬越雪山。我的灵魂升华了。革命的先辈啊！我决不会辜负你们，我将踏着你们的足迹，将我生命的全部献给新中国的建设。
这时，我决没有想到七年后，对党对新中国充满热情的我，会被诬陷为“人民的敌人”——右派分子。
二、对革命的“崇拜”
北平初解放，我对革命充满激情，不上学了，急忙出校参加工会工作，以便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做个革命的文艺兵。换上干部服，买了个特大号的军用背包，整天背着，似乎随时准备出发。对革命英雄也是崇拜之极，导致了我后来爱情与婚姻上的悲剧。
暑假我报名参加暑期工人教育工作，到北京市总工会报到。被派到北京被服厂宣讲“从猿变人”的社会发展史。当时参加宣讲的有比我年长的甘英，她热情洋溢地宣讲，还帮我备课，助我完成任务，当时我还不知道她是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的夫人。工人们也因为从宣讲的新知识里开阔了思维而兴奋。彼时真使我我感到革命同志间和置身于群众队伍中的朝气与温暖。暑期结束后，学校党组织叫我回校，我要求留在工会工作，不肯回去，市总工会也需要干部，欢迎我留下。学校党组织向工会组织部告状了，虽然我留在工会宣传部了，但工会组织部一位副部长找我谈话，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因而延长我半年转正的候补期。
1950年初，工会宣传部派我到石景山钢铁厂参加工人教育全市性的试点工作两个月，我很好地完成任务，在《业余教育通讯》上连续发表谈经验体会的文章，也受到大家的赞赏。在候补期延期结束之日，市工会将我转为正式中共党员，我乐得心花怒放。
领导工人教育委员会试点工作组的负责人是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查汝强，查汝强虽然也穿着灰布大棉袄，同吃着大锅饭，但他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他身材修长、风度潇洒，白皙方正的脸盘上有着希腊雕塑似地端正的鼻梁，特别是他那带有鼻音的江南口音很好听，他对问题简明而清晰的分析，反映了他头脑的敏锐。他是清华大学英语系的高才生，更令我感到神奇的是他有一段不平常的历史。当时他虽然只有25岁，但已经是老革命了。他14岁参加了新四军，17岁被派往苏北某县任中共县委书记，皖南事变中被捕，没有暴露中共党员的身份，由他的地主家庭保释出狱，到上海圣约翰中学读书。而后到清华大学外语系上学。表面上他是个文静的老实学生，实际上他是被中共地下党委任命为当时清华和燕京两个大学的区委书记，是学运的中层领导人之一。他的这一切深深吸引着我，我觉得他是那么的完美，既是革命英雄又是年轻英俊的知识分子，查汝强的眼神也频频流露出对我的默默的钟情和倾慕。他使我一时淡漠了那位早已走进我梦幻小屋的王子——我高中的同学张守诚。
石景山钢铁厂工作告一段落后，我随工作组回到城里的暑期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就设在天安门东边王府井西边的南池子街25号院内。
一个傍晚，查汝强约我到附近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后河沿散步。透过树枝洒下的夕阳，仿佛像团火灸烤着我的心。瞧着鳞光闪耀的河水，心里掀起波涛。一面走一面揪着拂面的柳丝，想着查汝强可能要提出自己最希望但也是最害怕的问题。希望的是能得到这个“完美形象”的垂爱，害怕的是怎能舍弃占住心房达4年之久的张守诚。我陷入深刻的矛盾中不能自拔。守诚是我在兰州上中学时的同学，他高中毕业到上海商船学院学航海，学习优秀，品德高尚，体格健美。我们离开后，一直通信相恋。为了我，他毅然放弃了去国外深造的机会，更将国民党校方让他去台湾的要求置之不顾。为了我，也是受我革命宣传的鼓舞，他积极地配合入沪的解放军维护轮船航运的工作。跟着，他响应中共党的号召参加了人民海军。对我如此钟情又积极向上的人又怎能舍弃呢？正当我心里鼓点乱槌时，查汝强突然双手扶住我的肩膀面对面地说：“我喜欢你，你咧？”难题果然出了，怎么办？这时我已在不知不觉中，把摘下的那根柳丝的柳叶捋到枝头成为一个绿色的小球了。小球随着柔软的裸枝闪忽闪忽，仿佛我那颗摇晃不定的心，不知说什么好，无语。查汝强以为我害羞，把手从我的肩上放了下来，握着我的手说：“你对我有什么看法？”我吞吐地说：“你很好！可是”查汝强敏感地问道：“你有朋友啦？”我点点头，扭过脸哭了，哭得很伤心，为谁？说不清。查汝强问：“在哪？”“在上海当海军。”查汝强收回了他激情的手。二人默默地回到办公室和各自的宿舍。
从此查汝强脸上失去了欢笑，本来白皙的面颊显得更苍白瘦削了，我的心软了。有天下班后，我到他的办公室看他，问道：“你原来的女朋友呢？”我想像他这样仪表堂堂的人不可能没有女友。查汝强说；“我原来的女朋友吹了。”他拿出了女友的照片，在一张印着暗花的粉色纸上，以桃型图案贴了六张少女的照片，小圆脸上泛起浅浅的微笑，这微笑从唇边的酒窝漾出，很生动，很甜蜜。照片旁有一行清秀的小字：“看她，想她，爱她，甜蜜永相随。”啊！这么可爱的有情人为什么会分手呢？查汝强回答：“她说我对她冷淡。”他又拿出了她给他写的信，信上说：“每次给你打电话，你的话都是那么少，没有热情，见了面也只是谈理论，我觉得我还不如去爱马克思石膏像呢！”看到这幽默的词句，我笑着说：“写得有意思。”同时定睛看了看查汝强微带苦涩的脸说：“要真是石膏像就没有痛苦了，我瞧你还不像。”查汝强说：“我和她是同学又是同乡，从小在一起，她怎么现在计较起来呢？她是大报记者，北平解放后她一下就出了名，又接触了一些年轻的将军、高干，眼光高了。”听他这么一说，我反而可怜他了。
从此我每天早上给他煮牛奶，双方感情悄悄地在进展。但我非常矛盾。守诚是我初恋的男友，分别三年，京沪两地书信频传。我在大学里遇到许多男生的追求，可谁也动摇不了我对守诚的眷恋。我把革命的热情渲染给他，他思想也革命了，不再是一般的科学救国论者，他参加人民海军后立功数次，他是诚实、勤奋努力向上的好青年，命运为什么偏偏要我遇上查汝强呢？他二人形象、气质都非常好，难分上下。在我异常矛盾时，查汝强曾说：“他是搞航海的，你们又长期不在一起，能有共同语言吗！”这一句话就增加了我倾向查汝强的砝码，每天又都会听到查谈工作、谈理论清晰好听的声音，颇有哲人的气质；而守诚是那么遥远。
我在犹豫之后，痛苦地下定决心给守诚去信告诉他关于遇到查汝强引起的内心爱情的矛盾。守诚回信说接到我的信后，寝食不安，很伤心。他的组织也来信介绍他表现很好，而且正在参与解放台湾的准备，希望我能和他继续相好。真是一封要命的信啊！心更乱了，失眠，精神恍惚。也想去守诚身边，但以前那么多寒暑假都没有来往，现在自己独个突然离开北京，实在鼓不起勇气。北京有我的母亲，北京是哺育我成长的地方，何况此时查汝强像磁石一样紧紧地吸引着我，他为我憔悴，真切地感到他需要我柔情的慰藉，但守诚不也很需要吗？多年的恋情，难割舍啊！怎么办？没有任何强迫和勉强，完全由自己选择，却把自己置于进退两难的十字路口。我太多情了。后来方体会到“多情反被多情误”彼时我甚至想去找查汝强原来的女友，劝他们和好，这样遮盖查汝强脸上的阴霾就会散开，我的心也就踏实了，否则又觉得对不起查了。但我没有行动，怕碰钉子。日拖月延，因循误事，也没有给守诚回信，守诚当然是自尊心极强的人，久不见我重归于好的回信，也就不再来信。感情脆弱而又幼稚的我也就任其自然随重心转移。1950年底，十九岁的我，怀着对守诚的歉意和未了的思念和查汝强结婚了。谁知八年后，在我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查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受我这个右派的株连，同我划清界限而离婚，他也豪不顾及给两个可爱的小儿子会带来的痛苦。
三、也曾是“反资产阶级的斗士”
1950年下半年，暑期教育委员会结束，我随着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先后在宣传处、卫生处、文艺处工作八年，直到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