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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
1951年春参加了市委机关派到上海的三反五反打虎队，清查和打击偷税漏税等不法资本家。除了参加与资本家面对面的会议斗争外，我还要向工人调查资本家的情况和做资本家家属的思想工作。我像一个战士勇敢地闯荡当时秩序还不稳定的大上海，既到穷人住的南市找工人调查，也到原租界享有独立花园、洋楼的资本家的寓所，向牵着小洋狗的太太、姨太太等宣传政策，让她们动员其丈夫交代问题。
无论在北京还是在上海，运动声势浩大。当时宣传中说：不法资本家用旧烂棉花制成军褥送给抗美援朝志愿军，还有大量的不法分子偷税漏税，听到这种事确实让人们痛恨。
当时的三五反运动比起后来的肃反、反右、文化大革命温和多了，主要是以气势压人，展开工人和资本家的“面对面”或“背对背”的斗争。迫使资本家交代问题，不交代就没完没了地斗争。
北京对抗运动的资本家，多以火筷子、菜刀对抗或自残。
上海资本家自杀的不少，主要是两种方式：一是吞氰化钾，吞入腹内、五脏即烂，医生在旁边看着，也来不及抢救；再就是跳楼，还发生了把过路人砸死的事。更多的资本家是胆小害怕，“低头认罪”“交代问题”。有天清早我刚开办公室门，就看见一个西装笔挺的大资本家坐在我们办公小楼的楼梯上等着我们上班，急于交代他的问题。我脑中顿时出现一幅典型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投降的画面。一种革命的豪迈感鼓舞着我的斗志，我觉得国家真是在涤荡污泥浊水，我的脑子里根本没有过“法治社会”这根弦。
四、参与对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
1953年我参加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我们单位派出一个工作组到北京市女一中，领导该校教职员进行思想改造。要求每个教职员深挖自己的资产阶级肮脏思想。逼得教职员纷纷抖搂出心灵深处“最怕见人的东西”，供自我批判和大家批判。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资深的语文男教员坦白道：“我解放前老想发财，有天黄昏我走在北海石桥上，见地上一个熠熠闪亮的东西，我想可能是个钱包，但不敢大大方方地去拣，就把手帕掏出来，扔下，然后装着拣手帕，蹲下去拾那个钱包，一摸，湿漉漉地，借着路灯一看，原来是块西瓜皮，好懊恼。”大家听了不由好笑，为人师表的教师一下变成一个灵魂猥琐的人。也许这位教员当时是故意哗众取宠、“蒙混过关”，也许这就是“思想改造”要达到的目的？当时我感到这运动真厉害，比小说《牛虻》中神甫的作用还厉害，神甫只要求信徒向他一人忏悔自己内心的罪恶，并为忏悔者保密。而“思想改造”运动则要求所有教师公开内心秘密和一时的不良想法，真是太糟践人了。但当时我也只是如此一想而已，没有深思，也没有提不同意见，党既然号召知识分子改造思想那还能有错吗？自己只有紧跟。说明已经受“驯服工具论”影响不浅，不会独立思考了。
哪知对知识分子的侮辱日积月累地加剧。到1957年，教师中被打成右派的为数不少。到文化大革命中，则人人被触及灵魂，伤其皮肉。学校更是首当其冲。许多教师不分男女，被无知的红小兵剃成阴阳头，或剃成光头，留下两撮头发当牛角；还将写着“牛鬼蛇神”的字牌或沉重的木牌用铁丝垂挂颈脖；或让头顶戴上写着“反革命”等侮辱词句的高尖纸帽游街。被怀疑为有男女关系的女教师，则被挂上破鞋游街。师道尊严，起码的人格彻底被否定。
五、似曾幸福的家庭
1951年8月我刚20岁，浑浑噩噩的时期，就生下大儿子小强。我常怀抱着小婴儿在宿舍的院子里晒太阳，小强的一双小脚在太阳照耀下像红玉一样透明，抚摩着这双小脚，心里暖暖的，暂时忘记了少年时期的好友张守诚。有天强儿的奶瓶摔碎了，查汝强马上骑车去买回来一只，看着他也能主动关心孩子奶瓶这类细小的家务事，觉得他还不完全是个书呆子，心中泛起感激。对任何一个丈夫来说，干这些家庭琐事是份内的事；可是在我眼里，查汝强是个高傲的王子，在单位里他是领导，多少人都对他很敬重，那么他能在家做点小事情就显得不凡了。我也越来越爱这个小家。小强两岁时，我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小鸿。小鸿明亮的大眼睛很像我。从医院回到家中时，查汝强拥抱着两个小宝宝，又亲吻着我的脸。我这时的确感到幸福。我这个小女人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很少亲自洗衣服的我，每逢星期日，将小鸿放卧在小竹车里，推到水池旁，开始洗一大盆脏衣服。小强一边逗着弟弟玩，一边帮妈妈放洗好的衣服，查汝强则加班写文章去了。查加班回来，带着我和孩子去新侨饭店吃西餐。在北海公园，他抱着小鸿，我牵着小强的手，还有他那性格温和笃厚的大妹查汝芳，我们共同徜徉在湖光山色、怡红快绿中，其乐融融。
第八章“泥土“变味了
“老是把自己当着珍珠，就时时有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着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
这是诗人鲁藜写的，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我们那些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自以为是的学生来说，这诗是我们走向革命的一声召唤。可是到了五十年代，它被诬为一撮臭泥，如果你为它辩护，你就成了反革命。
1955年5月13、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相继公布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于是清理“胡风反革命”的运动在全国展开。
据后来统计，所谓‘胡风反革命’案件，一共涉及2100人，逮捕92人。正式定为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有共产党员32人。（引自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第3页》）
没想到我这个仅仅是读过胡风及其朋友部分作品的读者，也在这场运动中停职反省一年。
一、殃及池鱼
虽然人民日报已经公布将胡风及其朋友定为反革命集团，但我的意识里，还没有这个概念，也没有认为他们的文艺作品是反动的；看不清反胡风运动中包含着多深的严酷性，更看不到这是肃反运动的前奏。
1955年不平凡的六月的一天下午，我哼着歌儿“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天空照”轻快地走进办公室，刚坐下，办公室的电话铃就响了，同室的同事毛承志马上起身去接。“喂！我这里是文艺处呀！有什么事？”毛承志接答：“哦！我认为鲁藜的《泥土》这首诗没什么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好，有事再来电话，再见。”毛承志回到座位上又埋头看书去了，这时却有一位同事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办公室。
第二天上午支部通知召开全体会议。当我走进会议室时，感到气氛很严肃。支部某个领导人讲话了：“在清算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严肃时刻，居然在我们党委部门出现了替胡风分子说话的人，他就是文艺处的毛承志！他在电话里散布胡风分子鲁藜的诗没问题。幸亏我们的老同志觉悟高，立即向支部汇报，这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毛承志！你老实交代你和胡风集团的关系。”毛承志说自己和胡风分子没有来往，只是看过他们的书。电话里的回答也不是故意为胡风分子辩护。毛承志的辩解引起会场在座人员的愤怒。而我却未作任何表态，我的观点和毛承志一样，对支部组织的这种突然而来的上纲上线的批判感到莫名其妙。正在我沉默思索时，一声猛吼把我叫醒：“钟鸿！你当时在旁边吗？”是那位自认为最“革命”的一个支部领导人的吼声，我回答：“在！”“那你怎么没有汇报？”我说：“我没听出问题来呀！”他大怒：“你没听出问题！”这时我仍没悟出问题的严重性，还理直气壮地为自己，也是为毛承志解释辩护道：“《泥土》这首诗在解放前鼓励过我们进步青年呢！”我处的副处长江雪真替幼稚的我着急。江雪当时30多岁，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她知道一场风暴要落到毛承志和我俩个不懂事的年轻人的身上了。她直向我瞪眼，但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对党内斗争实在是毫无经验，一时也难扭转对《泥土》这首诗的看法，我接着说：“《泥土》这首诗其实就是让我们走出象牙之塔，走向群众”。还是那位打断我的话，冲着我嚷道：“钟鸿！你简直是越说越不像话，住嘴！”在座的30余人，都随着他的调子对毛承志批判，同时捎带着对我批评。
批判者大部分是属于随大流的，有少数几个人眼中射出“阶级斗争”的凶狠的光束。现在回想，这些叫得最凶狠的人并不真正懂得“革命”，“革命”是要革违反历史和自然规律而逆行者的命，其实违反客观规律的不是我。这些标榜“最革命”的少数人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柳絮，所以可笼统地给他们取一个代号，曰：“借风者”。只听得一位“借风者”发出一声恶毒的讥笑：“真是一丘之貉”。再看身为部里中上层干部的查汝强，他铁青着脸，也随众简单地表态：“我也感到很奇怪，没想到钟鸿也和胡风集团穿一条裤子。”他尖亮的声音使我感到又熟悉又陌生。下班的电铃响了，支部领导宣布：“今天的会先开到这里，大家要仔细想一想毛承志的问题，努力揭发，尤其是钟鸿你和毛承志原来是同学，更要彻底揭发毛承志的问题。”
散会后，我想毛承志的“电话回答”到底有什么错误？批判已经落到自己头上，不能不认真思考了。想来想去仍然没想出什么问题，《泥土》这首诗不就是让人们不要把自己当着珍珠，而应当作为人民铺路的泥土吗？1948年左右我在北师大上学时，我和许多同学都是出身于所谓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差不多都有成名成家的思想，但这是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无产阶级革命要求你抛弃原来的个人理想，要一切听从党的意志，“俯首甘为孺子牛”，因此当时鲁藜《泥土》这首诗在帮助我们这一些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抛弃原来的成名成家的打算，全力投入到为工农争民主、自由的战斗中，无疑是起了好作用的。
争民主、自由本来也是我的社会理想。因此也就很快放弃了想出国留学的念头，每天除了看大量苏联和解放区的小说与革命理论外，正课也不好好上了，每天在“群声合唱团”唱着各种各样的革命歌曲和同学们跳解放区传来的舞蹈“兄妹开荒”等。这些歌曲、舞蹈和像《泥土》这类的新诗，每天都在燃烧我们的革命热情，使我们对革命将换来的新中国、新社会无限向往。可是市委宣传部的同志们为什么不理解呢？他们中也有不少人与我走过同样的道路啊！后来我当然明白处在1955年，他们也必须跟着形势走，否则火就会烧到自己。大家开始和我疏远，我们文艺处里因为有那位革命嗅觉极高揭发毛承志的老干部，所以同室的其他同志更不敢与我和毛承志谈话了。副处长江雪也是老干部，她原是马来西亚华侨，受革命宣传影响投奔延安，到延安后吃过挨整的苦头，说话比较慎重，但心地善良，从不加害于人。而那位向支部汇报毛承志电话中肯定《泥土》一诗的老干部，是从北方农村来的，经过土改、参加过战争，定然也参加过三查五审，有没有问题不知道，也许是个五代贫下中农，也许是地富出身，也许挨过整，属于那种以残酷无情的整人来表明自己的清白或革命觉悟高的人。
晚饭后，我带着茫然和凄凉的心情回到单位宿舍自己的小家，多想从查汝强那里得到解答和温暖。见查汝强冷脸相迎，我没有勇气扑到他怀里大哭一场，只好低眉请教：“《泥土》这首诗到底有什么问题？”查汝强板着脸说：“胡风已经是反革命集团了，还能说胡风集团的人写的诗是好的吗？”
查汝强的话没有解决我的思想问题，反让我回想起我所知道的胡风：他自1931年参加左翼联盟，精心编辑《七月》《希望》等杂志，培养了一大群追求革命的诗人、小说家、评论家。1949年他从香港辗转投奔北方解放区。他这些行动不都是革命的吗？
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他参加了天安门建国盛典，激情地挥毫写出《欢乐颂》：
“时间开始了——”
毛泽东
他站到了主席台正中间
他站在地球面上
他屹立着像一尊塑像”
胡风的朋友鲁藜、卢甸、阿垅、绿原、彭柏山、曾卓、邹荻凡、冀汸、罗洛、贾植芳、耿庸、王戎、梅林、何满子、方然、路翎等无论在四川、在广东、在湖南、在天南海北，都将激情献给了共和国和毛泽东。
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却不断地遭到批判，这我能理解。可现在却说他们中有人在抗日时与国民党有过工作关系就扑风捉影的说是反革命，那在国共合作时期，一些中共党员也参加过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或其政府里工作还负有重要职务的人，又该如何解释呢？
胡风在1954年7月向中央送交了他写的三十万言书：《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针对批判他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辩论，他认为文艺要复兴，必须清除宗派主义。我也没看出他这是反动言论。
胡风的三十万言意见书中写道：
“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
一、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和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底影子，这个‘世界观’就被送到遥远的彼岸，再也无法达到，单单这一条就足够把一切作家都吓哑了。
二、只有工农兵底生活才算是生活，日常生活不算是生活，……
三、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这就使作家脱离了实践……
四、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的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
五、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
在这五把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
问题不在这五把刀子，而是在那个随心所欲地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义。”（引自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2月出版的李辉著《胡风冤案始末》146页至147页）
以后我才懂：胡风如此针锋相对地，尖锐地反对“宗派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观点，能不遭到灭顶之灾吗？
他以为按文艺规律提出的意见，一定会引起被他无限崇拜的伟大领袖考虑，不是批判他，而是去清算批判他的那些“宗派主义”者，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太天真了。
而我当时的“不明白”，也是天真得不识时务。
看我如此的愚钝，查汝强对我鄙视地说道：“你觉悟太低了！”听到丈夫的贬语，比听到所有的批评都难受，瞧着查汝强苍白的无笑容的脸，好伤心哦，丈夫也看不起自己了。凭什么？凭什么？虽然你曾经是两个大学的地下区党委书记，我是个普通党员，能力有大小，觉悟却是一样的呀！士兵的觉悟决不低于军官，冲锋陷阵的是士兵，勇于牺牲的是士兵。我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解放后，下工厂、农村总是处于受人尊敬的地位，同时也尊重别人。就在这年春节前，我到门头沟煤矿去参加工人的业余文艺活动，观看工会干部崔国印写的剧本演出的彩排，演出后的讨论会上，有的人挑了许多毛病，几乎把这个剧本枪毙了。可是我发言说：“我看这个剧本还是可以的，有毛病可以改吗？”，没想到我好心的一句话救活了这个剧，此剧得以在春节为矿工演出，并受到工人的欢迎。20多年后，崔国印竟然和我共事于北京实验京剧团创作组，他重提往事，还非常感激我当年的支持。其实我早已忘记，当时不过是凭着一颗公正的尊重创作者的好心来办事。可此时，为什么平日的好友、亲爱的丈夫都不能善待自己呢？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对亲人如此的冷淡的人，这是我成人后第一次遭到打击，但哪知这仅仅是开始。
二、“泥土“为什么变味了
没过几天，支部开会宣布毛承志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嫌疑分子，隔离审查。支部委员和我谈了几次话，由于我始终没认识自己有错误，因此也被勒令停职检查。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