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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日没夜地干，也成了“大跃进”的特点。每天天黑了收工，半夜又叫起来夜战，根本谈不到效率，出工人少，出工者也磨洋工。有次半夜被叫起后，说是支援邻社，队长领着稀稀拉拉的队伍开往他乡，走了十几里到了邻村的土地上，队长一声令下：“队伍排成一排，蹬锹深挖！”于是我们这几十个老实人就迷迷瞪瞪地踩起锹来，刚挖了十几锹，哨声又起，队长说：“排队转移阵地！”我们扛起铁锹又随队长奔赴另一个农村。到了另一块土地上的活茬是晚玉米地里除草。我进入角色不久，我身边的一个中年农民悄悄对我说：“歇会儿吧！”我抬眼一看，在黑夜的玉米丛中，闪着烟袋的火星点。啊！老实人也不“老实”了。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我不好一人干，也坐下来休息。看见地里有上茬遗留的玉米棒，我准备去捡，另一位农民说：“别拾！烂掉地里没事，你拾了就是犯纪律了。这是人民公社的规定。”一会儿他从别处给我拿来一个香瓜，他说：“这是地边长的，不是种的，吃吧，不犯纪律。”我接过这善意的乡情，擦了擦就吃，还真甜。
“食堂化”是公社化的另一重要举措，那年中秋我村食堂还真气派，八菜一汤，又有酒水。个个社员吃喝得乐呵呵，我也一分不交地随吃随喝，这样下去，山也会空啊！但我不能说出自己的想法，好心不会有好报啊！后来民间流传这样几句话：“家家烟筒不冒烟，铁锅献出炼钢铁。人人食堂去吃饭，干活不干全张嘴。大吃大喝显优越，哪知灾来都饿憋。”
工业战线上最突出的是“大炼钢铁”，为了“超英赶美”，全国城乡大炼钢铁，建立土高炉，到处搜寻铁器并不管不顾地拿走。回母亲的家听老阿姨孟奶奶说：“可了不得啦！街道里办事处的人上门收敛铜铁，你箱子上的铜拉手、铜扣差点让卸了，还是我将床单罩上，他们才没有看见。”。我说：“孟奶奶，你真好！”
孟奶奶原在女作家谢冰莹家中干活，谢去了台湾，她就到了我妈家。她能干又和善。她做的白菜芥末墩，其美味令我终身难忘。她十九岁当了寡妇，就靠进城为佣。赚的钱，也被两个侄子要去。她没有其他亲人，在我母亲家倒如同自己家一般，但究竟不是自己的家，她住在厨房外小东屋里。北京解放后，她对我说：“要早解放就好了，我也可以再找个婆家。”说着，她抹开了眼泪，我听了她辛酸的话，也很同情，可当时宣传新婚姻法时，她已经是六十开外的缺牙婆婆。按现在的思潮，九十的婆婆还在征婚呢，可那时还没有这风气。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用保姆是资产阶级作风，孟奶奶也就被红卫兵轰回无亲无故的农村老家了。听说没过两年，可怜的她，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第十二章羞煞了一担石沟
一担石沟石头多，潺潺泉水挂山坡。
受冤右派来劳动。何惧坡陡荆棘多。
枣甜桃大猪鸡叫，一担石沟笑呵呵。
偏有邪风阵阵起，青山绿水起浑浊。
1958年10月8日怀着前途未卜的心情，我奉命从豆各庄乡转移到西山的北京市委绿化基地：一担石沟。过了门头沟，汽车在两边的悬崖峭壁中爬行。在山脚下，仰望陡峭的高山、狭窄的石路，颇是心惊。经过“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闻名古刹——潭柘寺，就到了一担石沟。入沟处一边一块巨石，传说当年二郎神挑山至此，歇脚撂下的，因此传名“一担石沟”。山泉从坡顶而下、哗啦啦地流淌，时而可闻运山货的驴队颤颤悠悠、叮叮当当的铃声。
核桃树、柿子树、酸枣树漫山遍野、参差不齐、色彩不一。这里的核桃树都比较高大，枝叶茂密。农民说：“核桃是爷爷种孙子吃，这些树都经过好些个爷爷了。”柿子树多为与黑枣枝嫁接而成。此刻正是金秋，黄澄澄的柿子像一个个点燃的小灯笼。美丽的山色使我又升起幻想：要在这里好好劳动，争取早日摘帽，重返正常人的生活。
在这里劳动的有市、区直属机关的右派分子30余人，再加上一些有其他问题的人和轮班来锻炼的机关干部，经常100多人。有在青年作家会议上相识的朋友：东城区委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青年作家王蒙，北京日报的青年作家从维熙、漫画家李滨声等。我们市委机关的右派分子也集中于此。宣传部三个右派：徐宝伦、我和梁湘汉先后来此。组织部的张敦礼、统战部的叶向忠、王志诚，监委会的白祖诚、财经部的薛德顺、办公厅的张万昆、李润华等都来了。
和许多同类在一起，似乎由大家共同分担了心头的压力；不像初到豆各庄，置我一人于众村民监督的压力下。
实际并非如此。这里虽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监督的眼睛，却有以“改造”他人为职业的管理干部，以及以整人为表现自己“革命”的短期来劳动的个别干部和少数几个右派头人。他们是惟恐天下不乱，各显其能地为右派的帽子上再加砝码，真是“无日不风波”。虽然历史的错误，不会也不应由他们来扛，但任何历史背景中也会涌现各种不同人的不同品德。
层层梯田里搭起的帐篷就是我们的栖身处，地上铺上稻草就是床，被子总是潮乎乎的，一场秋雨飘来，连梦都是阴冷的。
市委机关领导拟将一担石沟建成长久的生产基地，于是我们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修马路、盖房子。
一、“我们愿做一支笔”
来一担石沟不久，在壁报上见到一首名《神笔》的好诗：
我们愿做一支笔，
请党着意染丹青。
巨腕挥毫地易色，
童山尽披绿衣襟。
这首诗真切地反映了赤子改造的虔诚心情和劳动结果。
开始，是整天刨石头，抡镐抡得手臂发酸，但每撬下一块石头，心情都很愉快，仿佛削掉一点沾在心灵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我死盯着一片烧石灰用的青灰石石岩，一镐一镐地刨，太阳偏西了，刨下来一大堆青石块，心里也满满的，反觉得一天过得太快了。
1958年11月30日在老农的带领下，我们开始烧石灰。在山边平地上挖一个锅形的坑，挖三条风道，坑底铺上从炼钢厂拉来的焦渣，上铺一层干树枝，再铺一层煤块，再铺上青灰石。一层一层青灰石往上码，一天就码出个一丈多高的大石堡。从小小的窑门进去点着火。
树枝烧红了，焦渣烧红了，煤块烧红了，石头烧红了，我们的心也烧红了。
为了烧第二炉、第三炉我们几个右派又去檀柘寺附近的太平庄取炉渣。山道陡峭，要走40度左右的斜坡，上上下下一个上午要背十几趟。同类薛德顺和张敦礼两人挑两大筐，我背一大筐，不弱于男士。可上下坡时不如他们稳当，摇摇晃晃。最后一趟感到特重，筐总向一边偏斜，只怕一个趔趄翻下山涧。我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终于爬完了这坎坷的山道，可何时爬完这改造的坎坷险道呢？
到了平坦一些的路上，还摘了些道旁的黑枣、酸枣慰劳自己。
经过一周，炉火熄灭，青石变成白石，取一块用水一浇，白石头喳喳地酥裂，腾腾地冒着热气，怪不得人们说石灰加水可烧熟鸡蛋呢。我们高兴得蹦起来，欢呼、鼓掌：“我们成功了。”有了石灰，我们可以盖房了。石灰啊！你是实实在在地为人类服务。明朝于谦早就歌颂过你：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间。
我们这些忧国忧民掉入陷阱的赤子不也如同你一样粉身碎骨浑不怕吗？本是一身清白，却偏偏被涂鸦。说是虔诚地接受改造，可委屈情绪永含其中，骨子里不服气是所有右派的特点。
老师傅又带我们去挖坚硬的彩石、麻石。采好石料，就在梯田上挖地基，然后用形状大小不同的彩石麻石拼垒石墙，用自己烧的石灰抹缝。几个月后，类似欧洲中世纪古城堡模样的平房出现在层层梯田上，好壮观啊！我从心眼里佩服农民的智慧，既是设计师，又是施工巧匠。
转年，我们从帐篷里搬到了自盖的新房，
在班会上，我热情地朗诵了《神笔》这首诗，哪知反招来不少批评。正好我们宣传部的那位最突出的“借风者”也来了，他首先发难：“你还想做党的笔？把地位搞错了吧！”我突然为之一惊，这口气多像鲁迅笔下描绘的那个自以为高贵的赵太爷对阿Q藐视地说：“你也配姓赵？”他这么一开场，接着其他来短期劳动的干部也有接踵发言的：“是呀！你们是来改造的，哪那么多的资产阶级情调？”“山景变化也不是你们的功劳。”一盆盆冷水浇来，我那在烧石灰中烧炼出的成就感和信心，顿时被浇了个透心凉，闹了个里外不是人，目瞪口呆，像撒了气的皮球，被踢到了墙脚。这种情况在豆各庄乡劳动时没有遇到，也许农民的人情味多些，也缺少这种踩着人梯向上爬的素质。他们是底层，是泥巴。
二、朴实憨厚的山民
山民朴实、憨厚，由于远离城市，自然经济、自力更生的特点使他们摸索出许多生存技能。我养的猪长了虱子，他们带我去采集‘百步草’，用它熬成水给猪洗澡，还挺管用。‘百步草’伏地而生，一丛丛的，长着宽厚坚挺的扁长绿叶，有毒，误食之，百步致死。教我们用荆条编筐的老汉约60岁开外，穿着长衫，系着腰带，干活时将一边的下衣角别在腰部，头发扎成清朝时代的长长辫子的别在后腰部，看起来真是个老古董，可他编出的荆条筐花样百出。向老农学手艺，我觉得很新鲜，干得也很来劲儿。可一到晚上的班会上那种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批评，把劳动中得到的欢乐顿时化为乌有。
有次我们市委办公厅的右派张万昆在房顶上码瓦，有人劝他小心点，他打趣地说：“干活还怕摔死？该死的也活不了”，为了这两句话，班会对他重点批判：“改造态度不端正”“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太深”，唇枪舌剑，胜过杀进帐篷的风刀霜剑。既已打倒在地，何苦再踩上几脚？
1959年3月，管理干部说要将长期劳动的右派分工固定、实行专业化。我看到满山已是山花烂漫，希望能分到果园干活，没想到薛班长通知我去养猪班。我突然发愣，那难看而肮脏的猪的形象立即出现眼前，我说：“能换换工作吗？”班长说：“改造思想还挑肥拣瘦？把40条生命交给你们，要活的，这是对你的考验。”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猪圈，那里又湿又冷又脏又臭。小猪瘦瘦的可怜模样，不由又引起我对它们的怜惜。养猪班里有我们市委组织部的右派张敦礼，北京日报的右派丁紫等。我们首先动手改善环境，掏猪粪、垒矮的土炕，又搂来许多干树叶垫炕；训练它们在炕外固定地方大小便；把食槽改放在栅栏外，让小猪只能一个个并排地把头伸出栅栏格去吃食，不能再像原来一样争先恐后跳进食槽里又拱又踩，食物不但弄脏了，并且撒得满地都是，谁也吃不好。食槽改进后，看它们吃得香、睡得香，我们都挺高兴。猪病了，我们束手无策，农民李师傅帮我们把猪摁倒地上，用衲鞋底的锥子在猪耳后或脚指头缝（猪全身皮薄之处），狠狠地扎上一针，李师傅说：“放放血就好了”，还真有效。
这些山民，一生不懂求名求利，只是踏踏实实地劳动，默默地创造价值，他们就是“冬小麦”啊！他们让我对“祖国”对“人民”的概念愈来愈鲜明、愈具体了。
在劳动中发现的美，安慰了我受伤的心灵。
三、鸡猪为友长歌相伴
平常我们爱说：“笨猪”“笨猪”，其实猪一点也不笨。有次见一头猪不爱吃食，想必病了，我们就按老乡的办法，把它摁倒在地，用锥子扎它脚指头缝放血出火。可能我们的动作没有老农利落，让它感觉到了这种野蛮的治疗，猛地一下蹿跳而起，倏地蹦出栅栏跑了。我们四、五个人追，哪里追得上呀！没想到它笨重的身躯竟像兔子一样跑得飞快，最后由当地老乡送回。
很有趣的是一头小垫窝猪（母猪一胎七八个，最后产下的那一只）由于它在兄弟姐妹里最小，常抢不上奶头吮吸，三个月大，还是瘦骨嶙嶙的。它常去邻舍含猪婶婶的奶头。不久猪婶婶产下一窝猪崽，猪婶婶有奶水了，这个小垫窝猪可逮着机会了，和那些比它小三分之二的小猪崽一起吸吮它猪婶婶的奶水，混熟了的猪婶婶也不轰它，我这猪倌可不干了，它吃饱了，初生的猪崽可就吃不饱了，我开始轰它。可它背着我照吃不误，只是远远地瞄见我走来，就飞也似地逃回它亲娘家，真是个淘气机灵的小猪娃。
在一担石沟，我还养了一年鸡。我的鸡圈像山凹里的一个小操场。周围扎着高高的竹篱笆，篱笆内有排鸡舍，有活动场地。鸡舍里有供鸡栖息的排排木架和一格格垫了草的下蛋窝。这就算很不错的居住环境了，可对于鸡来说，并非都如此感觉。
我常带着鸡群上山跑步，我吹着哨子，它们随我在山坡上转着圈子跑，跑啊！跑啊！它们快乐，我也快乐。有的小鸡居然乘机逃跑，在山坡上找个小洞建立了自己的小家。
有天，我在食堂吃饭，王蒙喊我：“钟鸿！你看你的鸡带着娃娃和我们共进午餐了。”我低头扫看，可不？一只肥胖的黑白花母鸡带着五六个小鸡在饭桌下啄食呢。假如在鸡圈里，她是不可能孵化小鸡的，因为每天我都把鸡蛋收走了，积累起来送机关食堂。可哪里是小花母鸡的产房？哪里是她的小家？我到山坡上寻找，果然发现了几个浅山洞里有一窝窝鸡蛋。看来偷跑出来的鸡，还不是她一个。小鸡啊！你也爱自由，你也要争取当母亲的权利。
春去秋来，小鸡长大，可惜只剩下一只小母鸡了，其他小鸡相继夭亡。小母鸡亭亭玉立，老母鸡仍然一步不离。据说老母鸡若不继续带小鸡就又可以下蛋了，于是我把小母鸡关在圈内，没想到老母鸡围着鸡圈转，咕咕、咕咕地叫着，找到了她亲爱的女儿，鼓动女儿飞出圈外，母女依然过着形影不离的自由生活。我的计划挫败，又想一招，把老母鸡关到鸡舍里，可每当我开门进去拣鸡蛋，她就乘机往外跑，我干脆拿个大筐扣住她。哪知，她不吃食了，以为她生了病，给她吃感冒药，还是耷拉着脑袋，不吃不喝，给她注射营养针，四五天了，毫无起色，待我再一天掀开大筐，只见她已倒地死去，我真纳闷，不久，我想明白了，是我隔断了她们的母女情，使思念女儿的妈妈郁闷而死。是我害了她，我好内疚啊！
在去食堂的路上，我又看见了那只小母鸡，她越长越水灵，像个芳华正茂的少女。挺着胸，袅袅娜娜，快快活活地到处游荡。恐怕她早已忘记因苦思她而去世的慈母。
我养的鸡群是美国莱亨鸡种，一水白色。偏偏里面夹带一只小黄母鸡。她成了众矢之的，她吃食，别的鸡就来啄她；她去喝水，又被撵走。想和别的小白鸡玩，大白雄鸡过来轰她。她被挤兑得躜出了栅栏，跑到山坡上自由自在地寻食去了，但每天天黑后仍回鸡舍栖息。日复一日，她长大了。充足的阳光，新鲜的昆虫、野菜滋润了她，比圈里吃现成饭菜的鸡壮实多啦。它们也不敢欺负她了，但她已离不开无拘无束的大自然，对饭来张口的生活不屑一顾。到产蛋时期，她却没有像那只黑白花母鸡那样浪漫，没有自己去找个山洞窝窝，她总是提前回来，每当她咕咕地叫着走到圈边的高台阶上时，我便张开双臂迎着她，她就乖乖地跳进我的怀里。我抱她进了鸡房，放在一个特为她准备的蛋窝。1962年我离开了一担石沟，仍常怀念那只蒙受“种族歧视”、却又活得潇洒和我很友好的小黄鸡。
白天同类都上山干活去了，我喂完鸡，一人独坐鸡场旁引颈高歌。我最爱唱：《嘉陵江上》、《牧羊姑娘》、《拉兹之歌》、《三套车》、《夜半歌声》、《秋水伊人》等。
我唱：“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家乡，我便失去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江水每夜呜咽地流过，都仿佛流在我的心上。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
我唱：“对面山上的姑娘，你为谁放着群羊？泪水湿透了衣裳，你为什么还不回还”
我唱：“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为什么低着你的头？是谁叫你这样伤心，问他的是那乘车的人”
我唱：“空庭飞着流萤，高台走着狸狌，人儿伴着孤灯，梆儿敲着三更。风凄凄，雨淋淋，在这漫漫的黑夜里，谁同我等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