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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拨乱反正
“遭冤狱，受迫害，无损于一个人的名望，你不能使真理和正直受到任何损伤；要给别人脸上抹黑，不是件好玩的勾当，一不小心，害人者会弄得满身肮脏”（英国作家笛福）
‘四人帮’的倒台正是这样的下场。
党中央大举拨乱反正。首先给所谓的“走资派”平反，把他们从牛棚里解放出来，恢复了许多干部的职务。1978年春夏之间在胡耀邦的大力推动和主持下，右派问题得以重新审订，认为绝大部分右派属于错划，应予以改正。从此我也翻了身，回归人民中来。
1977年传出了右派改正的消息。1979年春节前，剧团人事科科长戴泊到我家，恰好我出门了，他留张纸条给我：“钟鸿：好消息！上午我接到市委宣传部一个同志来电话，说你的问题解决了！并说尽可能节前告诉你，让你全家高兴。还说让你节后到市委去办手续。戴1979，1，27”
母亲在老戴的纸条上加了句：“恭喜恭喜祝贺工作胜利和一切都好！母”父亲得信息，也立即回信：“亲爱的江静女儿：接阅来信，喜得老泪横流，20年的冤气冤案解决了，人生的遭遇多可怕啊！今天又是多么可喜啊！全家都为你狂喜，顺此祝你母和你愉快健康。以后一些情况盼继续告我。父29晚”
而我自己更激动得填了几首词。
十六字令
归，手扶党旗泪水飞，青丝雪，重举幸福杯。
归，闻讯全家展笑眉，白发父，狂喜泪双垂。
归，难耐胸中响迅雷，心如火，四化战鼓催。
人月圆
手持萧管拂尘土，一曲怨全抛，今年此夜，愁眉尽
展，红蜡高烧。
冰河解冻，风和夜暖，月色妖娆，华灯争艳，千门笑
语，万户吹箫。
春节后，我去市委，大门外人行道边的丝绒花树是当年我们在等待处理时栽种的。那时，我一边拔除树旁的杂草，一边开玩笑地说：“毒草也可以作肥料。”如今树大叶茂，看来我们这些当年被当作毒草的人，确实起了肥料作用。市委宣传部人员已更换数班，此时的支部负责人让我写个思想总结。当然还不能写打成右派是错误的，而是要求写这些年思想改造的成果。又过了一个多月，原单位给了改正书，原文如下：“关于改正钟鸿右派分子的决定钟鸿，女，四十八岁，家庭出身：职员，一九四九年参加工作，一九四八年入党，行政十八级，现在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原市委宣传部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定钟鸿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我们做了复查，钟鸿同志定为右派的六条，构不成右派言论。经研究，予以改正，恢复党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我问发通知书的人：“那档案销毁吗？”答曰：“存档市委！”。
欣喜之中一串问号钻进脑海，不理解的问题产生了：“走资派“的档案销毁，还补发工资，为什么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就不一样呢？我虽然当时被划为第六类，未降级，工资未减少，但其他被降级或完全剥夺工资的为什么一个不补？给我的结论标题是：“关于改正钟鸿右派分子的决定”为什么还将“右派分子”四字作为我名子的属性？应该是“关于改正钟鸿同志被错划右派分子的决定”，把通知拿回家后，我自己按我的提法重新写了一条纸，覆盖在原来的标题上，保留下来作为记念。
满妹《回忆父亲胡耀邦》中说：…“父亲到中组部不久，就指定专人负责右派的改正工作，接着组织了中央统战部、国家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民政部参加的五部门摘帽办公室，父亲主张对右派问题公开改正，大力推进清查工作。”
“五部门在山东烟台第一次联合召开了会议。父亲委托杨士杰（中组部副部长）参加，嘱咐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错多少，改正多少。果然会上产生了不同意见。分歧集中在三个方面：1、右派分子改正的范围有多大；2、对改正的右派怎样安置；3、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会不会乱了套。
“对于这些问题，一部分同志提出，只对个别确实搞错了的、改造确实好的人才可以改正；对改正的人只能就地安置，单纯解决生活问题。杨士杰等大多数人则主张，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正多少；对改正的人量才使用，全面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被压制多年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四化做贡献。父亲表示完全赞成杨士杰等同志的意见。
“经中央批准同年9月，五部门在京再次开会，拟定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批转下发了这个方案。文件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消开除团籍的处分。’”
“当改正的右派突破50万人时，有人慌了，说：‘这样改，太多了！’父亲回答说：‘当年狠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
全国55万被错误对待的人们，终于熬过了20多年的凄风苦雨，从精神的炼狱里解放出来，从生活的煎熬中走了出来。他们喜泪横流，充满希望地走进了1979年的春天。”
读了满妹的回忆文章；了解了胡耀邦为解放我们这些被冤屈的人已经呕心沥血了；我应该感谢他。
二、“泥土”又呈芳香
乾坤一转丸，日月双飞箭，
浮生梦一场，世事万千变。（摘句《元曲》）
“胡风反革命集团”逐步得到平反。我为之辩护的鲁藜一诗《泥土》也重新呈现芳香，可惜胡风被折磨得疾病缠身，他的有些朋友没有等到平反已受戕害而逝。
1955年5月18日经人大常委批准，以反革命罪逮捕胡风，胡风自觉无罪，苦待赦令，1957年曾赋诗表达他的幻想：
《拟出狱志感》
长昼无声苦度时，恹恹日影照风丝；
惊闻赦令双行泪，喜见晴空一色旗；
拾得余生还素我，逃开斜道葬歪诗；
牢房文苑同时别，脱却囚衣换故衣。
但他幻想中的赦令不但迟迟未到。按刑期，他当在1969年秋季服刑期满；可文革开始后四人帮在1970年将他加判为无期徒刑。
胡风身体和精神又受到重大打击，陷入绝望：“黑似漆前程黯黯，白如霜衰鬓斑班”，欲绝人寰，偏又自杀未成，精神错乱，严重贫血，曾晕倒在地。
四人帮倒台后，1976年底胡风被释放出狱。可在1977年春，他又被捕他入狱。直到1979年1月13日，中央电话指示要四川公安厅立即释放胡风，胡风这才从四川大竹县第三监狱出来了。这位被判无期徒刑的曾经满怀热情歌颂过毛主席的大作家，终于从冤狱里出来了。解放30年他竟有24年被扔进监狱。入狱时他正置壮年，出狱时他已经76岁白发苍苍了。他依然满怀热情地关心祖国文艺界的发展。但他和他的朋友没有被邀请参加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代表大会，这是经历多年浩劫后的第一次文艺界的大聚会。他那刚好转的心情又因此受刺激而精神病复发。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76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通知中提到：“‘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中央决定，正式平反。”这是胡风和他的朋友梦寐以求的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
同年11月15日，他为《文汇月刊》写文《向朋友们、读者们致意》，这是26年来，他第一次向广大读者公开表达他的感情，他的信念。在文中他依然对党怀着信念，他说：“我相信，党有这胸怀，也有这魄力，审慎而全面地检视一切历史事件，对任何人即使是像我这样一个渺小的普通劳动者，也定将给以公正的、符合历史的评价。”对1954年他上书30万言之事，从没有言悔。1984年，他回答一位香港记者的问题时说：“已经做了的事，我没有后悔。”
1981年胡风病情逐渐好转。作协恢复他的会籍，也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随后被选为常委。被补为中国作协顾问，1982年被增补为全国文联委员。
1983年冬到1984年夏季，他的创作又达到一个旺盛阶段。长达5万余字的《胡风评论集》后记，以平均一天两千字速度完成。1984年6月18日他参加了区人民代表的选举，他第一次为自己又有了“人民”身份而激动，为此，他写诗一首：
学园艺苑喜逢春，敢捧师心合众心。
立本开源兴四化，情投国是理求真。
《北京晚报》“五色土”发表，更是使他激动不已。
1984年12月29日，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中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开幕。胡风由他女儿胡晓风搀扶着他那劫后余生、摇摇欲倒的82岁高龄的身躯走进了礼堂，目光中时隐时现当年意气风发的神采。当年胡风集团的一些‘骨干分子’鲁藜、路翎、贾植方、绿原、牛汉、冀汸、耿庸、徐放、曾卓、杜谷等也都来参加了这次盛会。这是“胡风集团”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聚会，1949年前，他们从没有这么聚会过，也没有意识到要这样聚会。有的人如耿庸、牛汉过去从未见过，也无通讯联系，平反后在北京才认识，他们只是一些文艺思想大致相同的文友，却曾全部被生拉硬扯地拉进了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
“伤心莫问前朝事，重上越王台，鹧鸪啼处，东风草绿，残照花开”胡风重新猛烈地燃起生命之火，写诗、写文，参加社会活动。
但究竟是夕阳西下，长期被摧残的身体，支持不了火焰的燃烧，他彻底地病倒了，再没有起来。1985年，他带着无限哀伤离开了他热爱的人间。
胡风，这一位对党的事业对毛主席无比忠诚的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解放后六年被投入监狱，出狱后六年升入了天堂。噫嘻！平反、昭雪，怎能挽回文艺事业巨大的损失呢？！如今文艺事业在改革开放政策下，松了“紧箍咒”；可惜胡风再也看不见了。
三、劫后余生、寸阴寸金
年高的胡风尚且要“鼓起余勇，继续前进”，正处中年的我更应如此。
我抓紧历史进步过程中的给我剩下来的机遇，再努力为理想的事业再奋斗。
我被改正时的市委宣传部部长赵鼎新，问我想回原机关工作吗？我觉得在剧团从事写作更适合自己。后来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老同学李筠也曾征求我的意见，愿去徐悲鸿纪念馆或赵燕侠剧团任党支部书记否？还有一位老友孙祥凝与当时的外交部某部长同乡，想推荐我去当部长秘书，所有这些工作我都觉得不如写作更合我意，皆婉言谢绝，仍留剧团当编剧。
1983年我用一首诗表达了我追求理想的执着心情。
爬
我好像刚刚来到人世，
什么都没开始。
以前，理想只是不可捉摸的梦，
而今，美景不远。
可我已步履蹒跚，唉
不！
爬，也要爬到它的面前。
二十二年的桎梏解除了，1979年以后，我在京剧团连续自己或与别人合作共写有10个剧本，其中有5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它们是《站上风云》（批判文化大革命），《雪映古城》（歌颂北平地下斗争），《玉碎名园》（写爱国英雄冯婉贞保卫圆明园的故事），《黛玉葬花》（依梅兰芳演出本和原小说改编），《铁杵磨针》（依据李白小时的故事）。从京剧院离休后，又与人合作写了京剧十集电视连续剧《曹雪芹》，并且推上了电视荧屏，在国内外都具有影响，获得全国十二届飞天奖的。
四、欣逢改革开放
1977年5月6日邓小平复出，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举行了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从此；邓小平开始发表了一系列指导性的讲话。首先是1977年5月24日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否定了非历史唯物主义的个人崇拜。全部讲话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精神。并亲自开拓深圳为改革开发的特区。
1977年12月15日，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长。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党的总书记直到1986年辞职。“他按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
“他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其他大批蒙冤受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9、4、22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上中共中央的悼词）
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革及以前的左倾错误。
“改革开放”的局面逐渐形成，虽然是迟到的，但终于打破了封冻大地的坚冰，遵循客观规律的要求，迅速地与国际接轨，经济腾飞了，文化上也再不是“样板戏”一花独放，而是满园春色。知识分子、企业家与工农兵同是国家的主人。
我在知天命之年也迸发了惊人的创业热情。除了为剧团写剧本，还于1984年在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大刀阔斧地创办了北京京剧昆曲振兴协会；又日以继夜地改写歌颂巨人曹雪芹的剧本。四处筹集资金，大胆地闯进电视界，组织摄制演出班子。随之创办了大型公开刊物《中国电视戏曲》和北京电视戏曲研究会。我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创作和戏曲发展的事业中，让事业染银青丝，将来在我离开这个世界时，我可以说我没有虚度人生。
2000年底，我将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不写剧本了；大型刊物《中国电视戏曲》也不办了，上交领导。我开始了另一个新的征程——向文学进军，毫无老之将至之感，我觉得生命的第二个青春刚开始，蓬勃朝气催动我的脚步。也许是我练就了苦中寻美、寻乐、寻情的开朗性格，也许我继承了父亲的遗传基因，父亲1903年出生，今年（2004年）已101岁，面容红润，精神矍烁、耳聪目明，思维清晰、言语顺畅，看上去七十余。我也希望上天假我以华年，助我得以继续新长征。
我出版了诗集《梦未了》《百花吟》，散文集《寻美、寻乐、寻情》。
自1979年改正，重新入世，也有新的困难在等待我。总有人戴着各色眼镜看你：残余的极左思潮，世俗的狂傲，无名的嫉妒等等。我虽然奋力向前，有时也难免暗自伤神，常自发牢骚，自我排解：
《当神灵儿》
当神灵儿把你牵上活佛的宝座，
你身上的一滴臭汗也变成世人的圣水。
当你没交上好运，
永远只会在尘世埋头苦干，
虽然你献出的是朵朵香莲，
世人也只是用眼角轻轻一瞥。
五、从《雪映古城》谈起
由于我是中共地下党员，比较熟悉北京地下共产党斗争的题材，于是又花了一年时间采访了100余名北平地下工作者，整理了几万字的采访记，题曰：《燕山春晓》。友人金紫光看了觉得很有价值，推荐给北京政协《文史资料》，可偏偏遇上曾是地下电台的一个女发报员，此时她正是《文史资料》的一个编辑，她说我写的不是亲身经历，不能用。我歌颂北京地下党的苦心、苦行算是白费了。这位同志，何其狭隘，莫非极左残余堵塞了你的血管？难道历史学家写历史都要亲身经历历史？何其荒谬？一气之下，我只摘取其中一位出身官僚家庭却无私无畏地为无产阶级革命奉献了一切的余谷似老太太作为模型写了现代京剧《雪映古城》。《雪映古城》由我们京剧院李慧芳、赵世谱等名演员演出，在北京市得了奖，北京日报也发了张大中同志（我在宣传部时的副部长）的介绍文章。我随后又写了《玉碎名园》，以爱国女英雄冯婉贞抗击八国联军保护圆明园的故事为题材，也由北京京剧院演出。
六、开拓中磨练
遇过歧视，也遇到伯乐。1984年老同学李筠已任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他想组织个京剧昆曲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