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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话。上回宝姑娘也说过一回，他也不管人家脸上过的去过不去，咳了一声，拿起脚来就走了。……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到怎么样，哭的怎么样呢。……’宝玉道：‘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若他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就和他生分了。’”宝玉和湘云、宝钗的友好关系，但只要劝他学仕途经济，他就毫不客气，可见他对当时肮脏的官场疾恶如仇的心理。
第三十六回宝玉与袭人议论道：“……‘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欲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宝玉这些话，似乎荒唐，细品其深刻的含义，不禁使读者灵魂震撼。“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这话表明了他看透官场的虚伪、沽名钓誉、尔虞我诈，损人利己等。如果他遇到“阶级斗争”兽性大发作的年代，想必就会更是“再不要托生为人”了。
（七）雪芹光耀千秋
雪芹写宝玉是女娲补天时剩下的一块石头，扔在了青埂峰下。自叹“无才不堪入选”，其实他不是无才，而是他与世事格格不入，不能成为女娲补天的一块石头，他是拆天派不是补天派。在那个社会里他得不到爱情，他洒脱的性格必然为周围环境所不容，他生于斯，却不能溶于斯，不如淹没在清爽的女儿泪中，这就是他最大的悲哀。
在大观园里，他努力营造朦胧的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空气，也确实使他和那些女孩子得到欢笑。但他的理想终究是乌托邦。在那个社会环境里，大观园是无法长存的。果然被宁、荣二府的掌权人捣得粉碎。他最心爱的黛玉被压抑得病入膏肓；宝钗搬出了大观园；睛雯和小戏子受诬蔑后又被轰走；湘云要出嫁了，不能常来；迎春被当作还债品嫁给了中山狼，终日受虐待。为此他还以诗表达愤懑。
沉痛一夜秋风冷，吹散菱荷红玉影。
寥花菱叶不胜愁，重露繁霜压纤梗。
不闻永昼敲棋声，燕泥点点污棋枰。
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
宝玉的所追求的真善美虽成齑粉，但作为美好理想的艺术形象，却长留人间、光耀千秋。我想这也是曹雪芹的伟大之处。他十年不平常的辛苦，不仅创造了中国艺术形式最完美的小说，也最早地用小说呼吁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的能来到人间。也正因为如此，《红楼梦》的魅力永存不衰。在全国为一本书而设研究会的也只有《红楼梦》，而且是具有世界性的“红学会”。
二、电视剧《曹雪芹》的难产
（一）“等着坐监狱吧！”
曹雪芹十年成书历尽磨难，我们制作电视剧《曹雪芹》也经过了九九八十一难。
《石头记》当时虽然流传很广，却遭到非议，因此有人拟修改其书主旨。据此传说，我们写雪芹听到他的书的主旨将要被人篡改时，他挣扎着病危的身体，奔向那白茫茫的冰天雪地，他悲痛地呐喊：“叹只叹尚未尽诉群芳灭，等身事业犹未结。若被那妙手偷天巧换月，岂不是一把辛酸泪空撇。姐妹情深难酬谢，永怀遗恨抱残缺。苍天待我太苛虐，生不惠我又催别！”
当我写这些悲戚的唱词时，仿佛也在倾诉自己的命运，苍天对我也太苛虐啊！20余年的右派生涯，使我失去了爱情，失去了事业，失去了亲情，失去了朋友。我觉得曹雪芹的理想，也是我的理想，也是五四以来多少前辈的理想，最后必会在祖国，在人间实现。因此我呕心沥血地去创作剧本、去组织资金、去参与摄制和制作。
作为掌握经费的实际的制品人，在上海我不住宾馆，只住在离上海电视台不远的市文化局办的美琪招待所，七元一夜的床位。我要省下钱来完成摄制，还要不时的宴请导演、主演、摄像等。
当时已有人预言：“拍大型电视剧那么容易，筹了那么多的钱，要泡汤了，看钟鸿怎么交代，等着坐监狱吧！”
压力是沉重的，失眠老病加剧了，每晚我用花雕酒将自己灌醉、方能入梦。
但我终于克服了千难万险，完成了10集戏曲电视剧的拍摄。当我和上海电视台音响兼制作王小峰同志做完最后一针（电视专用名词）时；当小峰将全部做好的母带入盒，捆在我的自行车后架上，我推至美琪招待所时，天色已明。
回想拍摄过程，更理解社会的纷纭复杂，人心的良莠不齐，创业的辛酸苦辣。
（二）、遇伯乐
首先我无日无夜地读资料、琢磨，与原作者徐淦生、赵其昌一次次研究、辩论、修改。一年后，终于完成再创作。我在《京昆通讯》上印出剧本，到处征求意见与支持。
上海京剧院著名须生演员言兴朋看完剧本后，非常喜欢，专门来信愿意合作，自荐主演。言兴朋是京剧言派创始人言菊朋的嫡孙，形象文雅、挺拔，声腔清亮、圆厚。他来信中说：“拜读《文星泪》（最初定的剧名）后很兴奋，这样的作品近年来很少见，立意新，情节生动，文学性强，是一部难得的佳作。曹雪芹这个脚色创作难度较大，但为塑造这个脚色，付出心血和汗水是很值得的，应使这个人物在表演艺术上有所突破。”从选制作单位、选导演、设计唱腔，表演、后期制作等方面，言兴朋确实付出了不少心血和汗水。
中央电视台著名戏曲导演莫宣、红学家周汝昌、清史专家朱家溍，名剧作家翁偶虹等阅读剧本后都十分支持。
周汝昌写文道：“近年来我看到几个写雪芹的剧本，参互衡量，以此《文星泪》为最佳成绩。此剧有异于他本只反映雪芹生平一个片断，而是概括了他的生平的全部。第二，能把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艺术创作，结合《红楼梦》作者与作品的多方面复杂关系，又加上艺术构思的‘传奇性想象’的补充。第三，对主题的认识较高，理解较深，超出一般流俗见解。第四，富有戏剧情节。第五文字水平较高，不同于粗制滥造。”
翁偶虹评道：“写名著电视剧难，写名人电视剧亦难，以京剧形式写名人传记电视剧尤难。京剧是综合艺术，包括了唱、念、做、表和舞蹈，用这种有规律有制约的形式写名人传记电视剧，必须运用高超的艺术手段。名人大名垂宇，会使读者各有自己的想象。有真知灼见的作者，捉住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艺术形象，从而结构为剧”“京剧电视剧《文星泪》实现了千万观众的愿望，生动地刻画了曹雪芹家世的兴衰，由初写《风月宝鉴》到改写《金陵十二钗》，再改为《石头记》（红楼梦），揭露了封建制度下的豪门望族，寄托了平生的坎坷哀怨，著书黄叶村到一代文星陨落！洋溢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
所有这些诚挚贴切的评价，促成了我为之继续奋斗的决心。
中央、北京、上海领导在筹款中的支持，更是助我完成拍摄的关键。
（三）好事多磨
拍摄经费这一关过了，哪知好事多磨，真是过了“火焰山”又遇“荆棘岭”。
按上海领导的要求我终于筹款够80万元了，可有关单位迟迟不做开拍准备，某制片主任，一个劲儿地催我快把我先筹集到的拍摄经费提前汇过去，而且说给我提成。这时我长了个心眼：如果钱到了她手中，她再拖延不开拍，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于是我说：“只要咱们签好拍摄合同并确定开机时间，钱款就转过去。”“提成”二字是诱惑不了我的，我只要电视剧早日上马。
半年过去了，曹剧开机无日，主演言兴朋先急了，和我商量换上海电视台摄制如何？我当然没意见。可是上海宣传部支持剧组的20万元早被那位制片主任要走。经过上海宣传部的同意，我去问她要回拍摄曹剧的经费，可她老大地不愿意，最后只同意退出17万余元。《曹》剧的拍摄还没有启动，可这位制片就将导演、美工、制片等人数月的薪水都算了进去。我不同意，再找宣传部，该部老冯同志说：“时间一拖长，就会扣得更多了。赶快把十七万转过来吧！”幸亏决定转移到上海电视台，否则损失费就不止两万多元了，拍摄也会拖没了，有人跟我说过：“用京剧界的恼瓜子拍电视剧，可不灵啊。”果然如此。
（四）、八选导演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电视界，必须找人带路。开始是我熟悉的中央电视台的莫宣导演和我所在的北京京剧院的徐玉川导演。她们同我一起到上海京剧院借言兴朋和请顾问。言兴朋带我们拜见了居住上海的著名戏剧家杨村彬，他编创的电影《清宫外史》曾红极一时。杨老师仔细地、反复地看了当时的一些电视戏曲片，认为我们这部《曹雪芹》参照黄梅戏《西厢记》的手法为宜，与顾问马少波为本戏表演风格提出的“去形留韵”的原则正相吻合。也就是以电视为载体，结合戏曲的韵味，不是将戏曲的一招一式直截了当地搬过来。我们这长达十集的戏曲剧本，具有丰富的情节和多场面，提供了以电视剧为载体的基础。莫宣导演一向是拍舞台戏曲片，不习惯这种以电视剧为载体的手法，因此只好另请电视界的导演。
没想到的是电视界的导演不仅在报酬、待遇上胃口比戏曲界导演高得多，而且男导演多是风流小生。有次请了位得奖导演，一来就要找个女场记，女场记来后第三天的下午，我去招待所看他们的工作准备情况。推开导演的门，一下楞住了：导演躺在床上，女场记坐在他身边，我忙把迈进去的那只脚抽了回来。后来听司机小张说：她（指女场记）曾问他，为了学技术，是否要有所牺牲？对此导演的作风我很讨厌，我并非老古董，但这位导演精力不在研究剧本上，工作进展很慢还提出要将自己的妻子、儿子都带到剧组来。我一狠心不客气地对他说：“我们剧组经费紧张，恐怕满足不了您的要求。”立即和他结帐、请他走人，如此也解放了我介绍的女场记，她也不必为了跨入电视界牺牲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最后，在主演言兴朋的协助下，请了上海电影界的岑范导演担任总导演。岑范与电影界名导演崔巍合作导演过电影京剧《林冲夜奔》，他对电视、京剧都是内行。他六十开外，高个，白皙，温文尔雅，单身汉。他与其他男导演迥然不同的是：他只要男场记，而且身边总带着从家乡找来的男管家，他为什么那样洁身自好，不近女色？他曾拿出他在香港的恋人——名演员夏梦的照片给我们看。北京解放了，他要回来，可她不愿离开她在香港的影坛。离别日久，思念愈深，他用艺术填充了他的寂寞，他为《曹雪芹》精雕细刻，他是我选中的第八个导演，他是电视界的一块白玉。
（五）“你居然敢闯大上海”
大上海的确是五光十色，过去被称为十里洋场，我持一颗赤子之心，听从卓琳同志的安排来依靠上海为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树碑立传，得到了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电视台、上海京剧院的支持，但在具体操作中，却碰得鼻青脸肿。
上海人素有“亲兄弟明算账”之风俗，这当然无可非议，只要讲好了条件，一般来说办事是认真的。让我难堪的是有次遇到了包围和恐吓。我们剧组的制片主任对我说主演演员言兴朋所属团的某领导叫我去一趟。原来是逼我再交借用言兴朋的钱。在那个办公室里，除了言兴朋所属单位某领导人外，还有作曲的，乐队的共四、五人，该领导人说：“剧快拍完了，你还欠我们两万演员借调费呢！”我说：“我已给了你们三万元，现在经费都交制片主任了。”他说：“制片主任说他那里没有钱了。我只能问你要！”我说：“其实言兴朋只是在你们排戏和演出的空挡里挤点时间为我们拍摄《曹雪芹》电视剧的，三万元实在不算少了。”他闻之，竟然猛地一跃跳坐书桌，瞪圆眼睛对我说：“你今天不给就不行！”，其余的四、五人也围拢过来。我说：“怎么着？你们摆开阵势还准备打人吗？”该人说：“你居然敢闯‘大上海’胆子真大！”“哼！”我冷笑一声说：“‘大上海’有什么了不起？”我从小随母亲逃难闯南走北，又经历了20年在地狱中挣扎的生活，现在正义得以伸张，为了正义的事业我有什么可怕的。在这尴尬之时制片主任出现了，他说：“经费确实没有了，钟老师如果还有钱，也不会不住宾馆而住在招待所里。”他打了个圆场，那位吓唬我的人，看我软硬不吃，也只好跳下桌子说：“那今天先谈到这里，等我和院领导汇报了再说。”我板着脸走出了京剧院，可是那几位演员和作曲的和却跟着我出来，对我说：“钟老师，咱们一块吃中饭去吧！”我说：“好！”在饭桌上，他们纷纷说：“我们的报酬总得给吧！”我爽快地说：“放心吧！不会少你们的。”直到现在我还难忘那一幕。
（六）、女演员出走
饰演曹雪芹表妹的女演员雷某，是天津青年京剧团的台柱子。雷某参加曹剧组刚拍了部分戏，就突然离剧组返天津，使拍摄不得进展，正在我们焦急之时，她忽然来电话给我，她说她想继续参加，但某领导不同意，说是男主演作风不好，我说：“这和你有什么关系？说男主演作风不好其表现又在何处？”她让我去天津与市里一位主管文艺的领导谈谈。我马不停蹄地赶赴天津，见到该市有关领导，我讲明雷某本人愿意演出，她在剧组并未受到任何人的欺负，如果她不继续参加，中途另换演员，就会使现在拍摄的部分作废，这种损失剧组很难承担，而且现在剧组因她而停拍，每耽搁一天，近百人每天要消耗几千元，希望部长向领导请示，请支持剧组把《曹雪芹》拍摄下去。部长答应再向某领导请示。经过一天时间，居然同意我将雷某带回剧组。
1990年初曹剧拍摄阶段结束，进入制作阶段，制片主任兼摄像又兼副导演的那位重要人物却不露面了，后期制作被迫搁浅。急得我和主演言兴朋一直找到上海宣传部部长陈至立那里告状，陈部长帮我们催上海电视台赶快进行后期制作，分管此剧的副台长郑礼滨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制片主任被雷某请走为她去香港参加徽班200周年记念赶录节目去了。”我和言兴朋问道：“雷某怎么有这个权利使我们剧组停顿？”郑台长说：“上面有批件，立即为她录制她个人拿手的戏曲选段，参加香港的徽班记念活动。我们也就无可奈何了。”不得已我只得亲自上阵干制片主任的活，组织导演和音响开始后期制作。岑范老导演亲自出马剪接。经过几个月艰苦地日夜制作，片子终于于1991年3月完成，3月25日在上海电视台首播。接着在上海召开了文学、戏剧、电影一系列座谈会，广受好评。
为座谈会到处奔走的是上海文艺界的一位热心人，也是一位奇人，一位可敬的人，名魏绍昌。他曾是鸳鸯蝴蝶派的文人，由于身体有病，中年开始腰就弯了，可这并没有使他消沉，当我在沪拍摄《曹雪芹》认识他时，他已是六十余岁的老人。他弯着90度的腰到处奔跑，找饭店资助召开曹剧座谈会。他从不忌讳别人对他的形象有何看法，从来都是不卑不亢的为人，其实人们也是很尊敬他的。1997年我因办杂志《中国电视戏曲》去上海办事时，还专门拜访了他，可是没有过几年，他去世了，但他热心助人的精神却永远留在我脑海里。
就在我们完成后期制作时，又出蹊跷。
传说我们片中的女主演之一——雷某，在去香港参加京剧徽班200周年记念活动的第一个晚上就失踪了。下飞机、入宾馆时她都随团而行，到宾馆她还参加了记者招待会。可是到晚上要演出时却寻不见她，以为她到朋友家去，一时被滞留了。带团的文化部领导人，只好请舞台负责人临时派其他女演员顶替该她演出的角色。到第三天依然不见她的踪影，带队领导这才开始生疑，给机场打电话查问。机场查后回答：“此人三天前黄昏时已乘飞机去了巴西。”啊！原来是不辞而别。她的同伴想起了：开完座谈会，她没有乘电梯回房间，可能会后从楼梯溜了，看来接应之人早已做好护照和机票的一切准备。很快，香港报纸花边消息纷纷出笼，什么“如此美人难再得到”等等。不久国内传闻：某领导已发言：雷某的形象不能再在媒体上出现，雷某辜负了领导的关爱。那我们的《曹雪芹》有雷某的形象又该如何办？我和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