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廊煌献挪〔兄巫尾痪氲匦床黄椒驳幕匾渎迹Ｍ笕四茏⒁饫方萄担Ｍ酚啦辉俚叩埂�
市委宣传部另一位被错划的梁湘汉，当时他刚23岁，改正后也到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因工作优异，由办公室主任提升到市记委常委。后来中纪委又调他到《人民日报》任中纪委驻《人民日报》小组副组长，他的才干得以发挥。
原北京青年报主编张永经，划为右派后，历经折磨。80年代又重新崛起。成为北京电视剧中心的艺术总监，还参加了许多电视剧的演出。
我，不过是个普通人，但也在1978年后极力做些事，我创作和拍摄的电视京剧《曹雪芹》，不但在祖国各城市都播放过，也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播发，获得好评。闻名全国的北京市京剧昆曲振兴协会由我打开局面。为一个新的艺术品种创办了《北京电视戏曲研究会》和《中国电视戏曲》杂志。
这些成就，从深谷中拾起了我曾被蹂躏过的人格。
重拾我们这些人的人格，不能依靠上帝的赐予，而是经过了无数次碱水、血水的浸泡；而且决定于有条件翱翔时，决不爬行的性格和思想。
对我来说，翱翔更为艰难。
1957年的一声宣判，判我精神入狱无期徒刑。20余年后，曙光重现，才得以提前释放。可晚年又经历了人生的许多生离死别，但命运没有整死我，有些朋友戏呼我为“死不了”。于是我为自己写照：
死不了
你是最低贱的小草
远不如牡丹富贵
更难比玫瑰风骚
你心呈五彩
人们却任意将你踩倒
可你从踩倒的地方抬起头来
从掐折的断痕长出根来
依然对世间报以善良的微笑。＇
经历沧海桑田、生离死别，仍能坚持“身闲不属人”和不媚俗的“性僻”，依然顽强地活着，不断战胜失败与不幸，终于为祖国尽可能多的做出各种贡献，也正因为“生正逢时”造就了我们呀！
亦如从维熙在送我《走向混沌》一书的扉页上、写的两句话：“苦难是追随人类的背影，更是人类先行的导师。”
第二十章广厦终于建成
小房子破碎了，梦还在
大房子坍塌了，梦还在
从苦难中寻梦，从屈辱里寻梦
像蚕吐丝一样，梦织成了
但不是狭小的茧，是广厦
住着我和女儿和众多的亲友
拥有精神上的广厦胜过拥有一幢别墅
一、我的小春歌
__上帝赐给我小棉袄
湖南有句俗话：“好吃的是心肺汤，暖心的是满姑娘（小女儿）。”
1974年2月21日傍晚，在北京友谊医院的产房里，我的女儿春歌在我受着酷刑般的痛苦中懵懵懂懂地来到了这个多彩的人间。接生医生倒提着红彤彤的小婴儿的双脚，拍着她的小屁股，她哇哇地哭叫起来，护士为她搽洗、过磅、包裹，她在承受人生的第一个洗礼。医生问我：“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我说：“女孩。”医生说：“你如意了。”
1961年在白家疃西郊农场果树队劳动时，有时也到队里幼儿园去看管孩子。那些活泼可爱的小女孩总亲昵地喊我阿姨，要我给她们讲故事、唱歌，她们一个个像春天的花朵，只要和她们在一起，我就忘记了忧愁。当时我就想我要有个女孩多好。1973年与曲艺家赵其昌婚后不久怀孕，就想是个女孩吧，名字早就起好了，就叫春歌。果然来了，我春天的歌啊！
三天后，就把春歌抱回天坛东里我们的家。她外婆贺澹江这些日子住在我家，早为春歌用细软的旧绸布做好了棉袄棉裤。小小的绿绸袄是中式开襟的，俗称和尚服，没有一个硌肉的钮扣，全是用小稠带系扎。棉袄虽小，但套在她身上，还盖住了她的屁股。我托着她的头，她的小脑袋和我的手掌一般大小，她就像个尺半长的洋娃娃。小棉袄的下半截经常被尿湿，久而久之下半截由绿变黄了。如今我还为她保留着，作为纪念。希望她不忘记外婆对她的关爱，别忘记妈妈为她作出的一切牺牲。
她两岁时，我还是摘帽右派，不断被下放劳动。1976年春末，我被派到清河制呢厂劳动两个月，由于每天吸入过多的毛灰，突然引起急性喉炎，发高烧39度，医院给注射了一针磺胺，立即过敏，温度陡升至40度，马上改服中药，一个月逐渐好转，可全身脱了一层黑皮，双手仿佛脱下两只黑手套。当时我怕这病有传染性，就把小春歌送到邻居王老太太家寄养，没有得到很好的照料，逐步体弱多病。
从此我常抱着她跑医院，努力调养她的身体，慢慢地她健康起来。
春歌读小学三、四年级时，曾师从齐白石的四子齐良迟习画，她敢于挥毫，下笔颇有神韵，深得齐师喜爱。在她的一张画上，齐良迟提字道：“春歌贤侄女画牵牛花，良迟补蜂并题字丙辰十四日”。现在她绘的虾已有相当水平。小学毕业就让她考入工艺美术中学，随后又上北京服装学院设计系。
我每次出门开会或去外地拍摄电视剧，每天都要打电话给她，只要听到她那银铃般的声音，我就非常快乐，仿佛春日温暖的小河流入我的心田。
小春歌也非常爱我。有次我的老病——坐骨神经痛犯了，请了个大夫到家按摩，春歌看见大夫握拳死劲捶打我的背部、腰板，她急得哇哇大哭，还去拽大夫，想制止对我的锤打。我对她说：“乖乖别怕，这是给妈妈治病呢。”她也非常爱她爸爸。虽然每次她爸发脾气时，不顾她在一旁地乱砸杯碗，可她仍希望自己有个完整的家庭，所以每当我提出要和她脾气怪异的父亲离婚时，她总求我等她小学毕业后再说；小学毕业后，又要求等她中学毕业后再说；中学毕业了又提出等她大学毕业再说。我理解她，怜惜她，就这样我为她默默忍受了20余年终日吵架的家庭生活。
1995年11月1日，春歌21岁大学毕业了，我才和春歌的父亲离婚，女儿也懂事了。她不仅同意，还说，你们早就不是夫妻，解除了好，她劝了她父亲。我为了照顾她的情绪，我和她父亲离婚后依然保持了邻居的关系。曾经发现她在一篇习文中写道：“妈妈虽然和爸爸离开了，但为了我照顾父母双方方便，妈妈购新房时，协助我在同一社区另买了一套，让爸爸居住。妈妈多善良，应理解妈妈的苦衷，应给妈妈一个自由的空间。”每当她周六晚上去陪她父亲时，她就请邻居梁阿姨来陪我。
小春歌单纯、幼稚，缺乏社会经验，在工作中，逐步磨练得相当干练了。在我主办的《中国电视戏曲》杂志社，经费极度紧缺的情况下，编辑部的行政、编务、美术编排，跑印刷厂、一遍一遍地校对她都包了，经常连夜加班。工作起来也属于不要命的，干活麻利、责任心强。每次出门开会，她尽量帮助岁数大的评委，一手拉个大箱子，一手提个大行李包，背上还驮个背包。
2000年底杂志因经费困难停刊，她失业了。原来学习的专业一直没有实践过。1995年她从服装学院毕业后，就在杂志社工作，在我羽翼下生活，一晃就是六年，使她没有得到独闯社会的锻炼。看来，留她在我办的杂志内工作是失策了，只好鼓励她重新去闯社会，李白不早说过吗？“天生我才必有用”，才有大小，有多种，不能做栋梁，总可以做窗棂。其实她是有用的人才，在闯社会的同时，又学了平面设计、英语、物业管理、会计。现在在中央农工民主党派主办的《医药养生保健报》工作，在办公室工作兼美术编辑，工作踏实、麻利，总能受到好评。这期间她又考下了会计证。
春歌心地善良。她建一哥发病后，开始一直是她和我为建一东奔西跑，建一在天坛医院住院时，离家近，她一天要跑两三次来回爬四楼去看护或送食物。建一不能开汽车了，要送给她，她说：“卖了，给哥治病吧！”建一转院到海淀区玉泉路部队医院后，她几乎隔一天就去看望护理，主动为建一刮胡子，协助护理扶建一出恭等。建一哥感动了，但他说话功能已不行了，以手势从护理他的阿姨手中要了一百元，当护理人员不在病房时，塞给春歌，春歌不要，她哥哥硬要给她，她也就收下，领了他的心意。第二天护理人员替建一换衣服时，追问建一那一百元哪里去了？建一笑而不答，春歌怕两个护理互相猜忌，说是哥哥给了她。建一病危期的最后几天，她没有离开他哥。
小春歌长成大人了，可在我眼中还是我的小宝贝。圆圆的脸，小翘鼻子，浓黑的两道弯眉，一双清澈诚挚的不大不小的眼睛，27岁了，还像个中学生，可能是那张娃娃脸闹的，1996年她21岁时随其父去东南亚旅游，澳门赌场的门卫说她不够年龄，不许她进去参观，看了护照上的出世年月才放她进去。
女儿只顾照料父母，不积极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一拖就是29岁了，做妈妈的怎能不焦急呢？可她总说：“没合适的，一辈子陪着妈妈。”但妈妈是陪不了你一辈子的啊！妈妈愿在辞世前看到你有个幸福的家庭。
女儿是我心中大厦最有力的支柱，她的幸福能弥补我的不幸。
书还未写完，女儿的缘分突然来到，二人一见倾心，性格相投，真是天作之合。这是我晚年最大的快乐之一。我祝福他们天长地久；希望他们平时互相多沟通，彼此促进步，建立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
二、他们都是参与大厦的建设者
“世界上没有比友谊更美好、更令人愉快的东西了，没有友谊世界仿佛失去了太阳”——西赛罗
“友谊应当是不朽的”蒂特。——李维
在我心中建起的大厦不能没有他们————我的众多亲友。
从那个时侯，我就知道友情的可贵：1957年10月初，在等待处理时，先随单位的一个工作组去昌平下念头村参加“大辩论”。组长张道一是我们部里的时事宣传处长，他是北京大学西语系的研究生，水平高，待人温和，对我毫无歧视，他也没有向组里外单位的同志介绍我是等待处理的“右派”，大家对我都很好。有天我着凉得了急性肠胃炎，房东大妈急得流泪，直说要出了事如何是好？还有两个孩子呢，于是给我揪背，说揪出绿毛就好了。组内一位同事，南口铁路工厂材料科科长工人出身的康景全同志，连夜将我送回北京医院治疗。一个多月后返回机关，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工作组，离开了下念头村：
别了，那紫色的山峦，那如水墨画的山影，
别了，那袅娜的白杨，婆娑的柳叶青青。
别了，那弯曲的小溪，那无际的原野，
那刚冒头的冬小麦，那等待收获的棉花。
别了，亲爱的朋友，那热情的话语，
那勤劳的接待，那留连的目光。
别了，亲爱的土地，亲爱的人民。
不过我还会回来的，
像怀念家乡一样的回到咱们的小村。
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友谊的可贵：1958年夏来到了朝阳门外豆各庄劳动，一位大嫂要和我结拜干姐妹，我虽然没有正面回答她，但她友好的情意驱散了我一时的孤寂。在夜战的高粱地里，一位乡亲让我别傻干了，并递过来一个香瓜，夜不那么寒了。
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友谊的可贵：在西山一担石沟，厨房的李师傅总是把米汤留给我喂猪，先舀一大碗让我喝，好浓好香。一位年轻的山民张师傅，每天晚上必来厨房听我教文化课，有一天他知道我将离开一担石沟，课后捧给我一大把核桃，他说：“这是我家留种的最好的核桃。是从我爷爷种的那株树上摘的”20多年后，我曾写诗追忆：
我捧着一枚枚核桃，
好象捧着温暖的手炉，
我留下了这枚核桃，
它坚实的褶皱，
将冬暖的回忆深深镌雕。
有次我从城里返回一担石沟，进了山区，走累了，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一位上了年纪的山民走过来问我：“有病啦？”我说：“没有。”于是他问我到深山干什么，我如实地告诉他我在山里劳动改造，他叹息道：“唉！多好的闺女，可怜啊！”同情的话语差点催出了我的热泪。
忘不了在我被踢倒在“文化大革命”的黑九类中时，那些偷偷送来的和善的眼神。剧团的同事美工傅学斌、写字幕的王德枢不畏人言，和我结成一个战斗组，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地批驳那些侮辱我的大字报。他们小我十几岁，像对亲姐姐一样不断地给我同情和鼓励，希望我生活快乐。有次德枢说：“你写的文章怎么老是泪啊泪的，不会多笑一笑吗？”我永远记住他的话。但哪知苦难总是一个接一个地袭击我，忍不住的眼泪是我情感的宣泄，但眼泪并没有淹死我，我也在不断地寻笑。对生活我从来是个“完美主义”者，但现实不断破坏我的梦，我只得经常从苦中寻乐、寻美、寻情。在友情亲情的大厦里，我充满了快乐，洋溢着笑容。现在傅学斌是全国知名的脸谱画家，王德枢是著名书法家了，我们一直保持很好的友谊。
忘不了我原来的副处长江雪，她不仅在我被批斗情绪低落时，用一朵小白兰花安慰了我；在我摘帽后又帮我安排了剧团任编剧的工作，使我终于能一生从事喜爱的写作事业。我终身忘不了她的仁慈关爱。
更深的友谊，在共同改造中建成。北京市委机关里被揪出的右派，在改革开放时代，大多做出了新的贡献，来往较多的有白祖诚、梁湘汉、张敦礼等
白祖诚，这位顽强的生活者，他用多病的身体每天写作十来个小时，每写完几章，就请我们这些老友去给他提意见，他出国去女儿家期间，也不断给我们发来电子邮件问候和交流彼此的情况。
梁湘汉，从来都是以助人为乐，对我更是帮助不少，他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表达了他友谊的诚挚。他帮我解决了最大的困难，就是帮我女儿春歌找了一份有意义的工作。
张敦礼于改正后任北京市纪委办公室主任，他为人、工作皆如其名，敦厚、谦恭，我有时找他谈谈心，他总是耐心地开导我。
善良的人总能重新对待我。改正了，原来宣传部不敢亲近我的同事，如今热情地和我握手言谈，嘘寒问暖，有事热情帮忙。
彭静云、王金鲁、赵树枫在我拍摄《曹雪芹》和办《中国电视戏曲》时都帮我介绍过企业支持我拉赞助款。
王恩荣，金铮到医学界工作了，都是有求必应。
柳晓明后来是律师，在我办杂志遇到法律问题时，他总是无私地协助。
陈瑞美惦记着邀我一同去参加杨述、韦君宜合葬的仪式。在这仪式会上，我听见了当年宣传部副部长张大中对杨述的悼词中，自省了他在1957年抓宣传部右派的事。这怎能怪他，不能怪宣传部任何一个人，但他的悼词使我感动。他是能自省执行错误路线的少数人之一，在1982年我创作了歌颂地下党的现代京剧《雪映古城》演出时，他就在《北京日报》上发了肯定此剧的文章，并对我说：“其实你那时的一些言论只是在党内会上的发言。”我理解他话的内涵就是当时划我为右派是不对的。
邓可因是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的女儿，北大毕业后，来宣传部工作，为人宽厚，我和她及住得离她较近的余梓林常聚餐聊天，余梓林也是宣传部同事，比我们小一点，为人热情、诚恳。后来又加入了老同事何庆余，友谊的火花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李光远是我们宣传部的理论家，从宣传部到了原《前线》和《求实》杂志。他每有新作都寄我一本，比如他翻译的《论个人主义》；《真理、学习、方法、人生》他书中有许多新观点，给我以启发。
吕祖荫曾是宣传部工矿宣传处处长，平时就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反右时他是支部委员，就因为认为我不够右派而被取消支委职位下放劳动，那个时候是有理不能讲的啊！他和我一样爱好诗歌，聚会时，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他对诗词的许多新的见解。
老同学李筠、张慧雯夫妇在我改正后，一直在拉帮我参加他们发起的北京市京剧昆曲振兴协会的活动，使我有机会广泛地接触社会，放手工作。帮我从扭曲的性格中解放出来。
老同学董平，是我在校最好的朋友，她身体弱，我去颐和园党校她家看过她几次，我们一起唱着过去的歌：“太阳下山明朝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地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的哪样哟，别的哪哟哟，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们的歌声里没有悲哀，只有对青春的回忆。现在我们经常通电话，每听到她那依然清脆的声音，倍感亲切。
在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