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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半支莲 作者:钟鸿-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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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舅舅的大儿子我们的表哥贺克美,此时在西安空军的一个汽车修理厂工作,他曾带我和姨表弟妹学习开吉普车,好开心啊!我学了一天就上街,撞倒了路边的挑筐,幸好是个空挑,没出大事,但表哥也不敢再让我开车了,从此以后我常在梦中开车,也很开心。

    西安较安定,不像在四川铜梁那样整天躲警报逃避日本的空袭,因为美国空军进驻西安,日本的飞机不敢贸然侵袭,我们可以比较安静地学习了。

    (一)原来是“飞虎队”来了

    后来才明白“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席宋美龄就从美国请来了陈纳德帮助中国训练空军。1941年日寇偷袭珍珠港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陈纳德受命于罗斯福总统,统帅一支美国空军与中国空军联合对日作战。其中一部分就驻扎在西安,直接给入侵的日寇飞机以有力的打击,并攻击日寇地面部队。由于他们作战英勇,战果累累,被我国人民称颂为“飞虎队”。

    过了半个世纪,形势大变,祖国门户向全世界开放,学习各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文化。报纸、电视也开始比较实事求是,全面地谈论历史了。最近中央电视台10频道连续播放的大型记录片《世纪战争》中详细地介绍了同盟国美、英、苏参战共同打击德、日、意法西斯的艰巨经历;介绍了宋美龄在抗日中的重大贡献;也说了最后美国向日本本土发射了两颗原子弹,逼使疯狂的日本侵略者投降。使人们对抗日胜利的历史,能有个比较全面客观的了解。

    当然中国国共双方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中国人民从“九一八”开始的十四年坚持抗战,把日军兵力牵制在中国土地上,也有力地支援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战争。应丘吉尔的请求,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解救过六千被围困的英军,而且中美联军阻止了日军入侵印度,进而把日军赶出缅甸。这也说明正义终会把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战胜少数侵略狂。

    (二)当了20世纪的山顶洞人

    在西安,小学毕业后我考入西安尊德女中。第二学期,姨妈将我转入郊区的陕西省立兴国中学。距西安三十多华里始建于唐代的兴国寺的地址,所以命名兴国中学。在这里,12岁的我开始了一种新生活,一种接近自然也是迈入社会门槛的独立生活。兴国中学校址建筑在少陵塬的西侧坡上。教室是由灰色砖瓦砌成的平房,学生宿舍是窑洞。在斜坡上挖了五层一排排的窑洞。每个窑洞约20几米长,4、5米宽,三米高,拱型顶,拱型门。洞内用木板搭成通铺,可睡16个人,通铺对面砌条可放置什物用的土台。每个窑洞横向还挖条小道与邻洞相通。我就住在这黄土窑洞里,当了20世纪的山顶洞人。

    在窑洞宿舍里,在通铺上,我们每人枕旁有一盏油灯。有带罩的小马灯,有如蜡烛形的玻璃小油灯,开始我用的就是后一种。为了装饰它,我们在油灯的下面灌上染进蓝墨水或红墨水的水,上面一半才是浅黄色的煤油。有个晚上,我看小说睡着了,手碰翻了油灯,烧着了被子,有同学喊起来了,我才醒来,忙扑火擦油,好险啦!我再也不敢用这种漂亮的小油灯了,换了能挡风能变光焰大小的有密封灯罩的小马灯。十几年后我被划成右派,下放豆各庄和一担石沟时,我还一直保留这个小马灯近50年。如今几番搬家,再也找不见了,但它时常在我的眼前出现,那荧荧的灯光啊!曾经照亮过我调皮的童年,也照亮过我挣扎在“改造”中崎岖的山道。

    课余,常和同学爬到塬顶去玩,那里山花红似火,麦浪绿如海。有次我和同学将已成熟的麦粒摘下来,用手搓掉皮,吃起来还很筋刀。正在我们淘气时,农民大喊起来:“不准糟蹋麦子!”吓得我们撒开脚丫子就跑。在山坡上还拾到过一根孔雀毛,这是我有的第一根漂亮的羽毛。在塬上了望四周,还能看到远处秦岭逶迤雄伟的轮廓。少陵塬西部十华里左右为神禾塬。两塬之间是樊川,是西汉开国功臣樊哙的封地,故名樊川。唐代诗人杜牧就是樊川人,他有本诗集名《樊川集》。附近还有纪念杜甫旅居长安的杜公祠。樊川流水清澈,同学们到这里来洗澡、洗衣服。樊川有几个唐代的大寺院:香积寺、华严寺、兴教寺等,它们保留了祖国的文化。

    在兴国中学我第一次吃到了“粗粮”。有个月我把伙食费花亏了,怎么办?不好意思再向姨妈要钱,同学告诉我,可以去吃收钱少的粗粮食堂。于是我在这个二等食堂里第一次吃到了玉米面做的团子,没有想到还真香,本身自来的甜味特别适合我的口味,不知为什么人们将它降格为“粗粮”。劳动改造中也是以食玉米面窝头为主,但感觉已非当年,反而因为天天吃它,又使人们怀念起白面馒头和大米饭了。在我们劳改队中,悄悄传唱出这么一首歌:“窝窝头呀!窝窝头,见了你就发愁……”1958年大跃进时,“马上要进入共产主义了”的论调大肆张扬,于是舆论又奢谈起“高粱、

    玉米只做饲料和工业用料,人民天天吃细粮。”高调未喑,全国人民已陷入饥饿。直到改革开放后,将以“阶级斗争为纲”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生活才真正好转,粮食年年丰产,玉米面窝头没有被贬为下等食物,反而挖掘出它珍贵的价值,成为人民喜食的点心。

    (三)也曾“温泉水滑洗凝脂”

    母亲在西安时,带我和姐姐去过几次离西安五十华里的临潼华

    清池沐浴。华清池院内有一尊汉白玉的丰腴的杨贵妃立体塑像,浴池有单间也有公用大池。池水清澈,温暖适度,滑腻腻的,真体会到“温泉水暖洗凝脂”了。每次来沐浴,如临其境地体会到杨贵妃传奇的故事。

    华清池后山是有名的骊山,半山中有块大石壁,传说当时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臣追捕时,他藏在这块大石壁后,免遭枪杀。于是人们说是骊山老母掩护了蒋介石,在此立了个碑亭,名“蒙难亭”。解放后改名为“捉蒋亭”,现在称为“兵谏亭”。这个碑亭亭名的变化,也折射出历史的演变。

    (四)、回望长安

    长安啊!你这座古城滋润了我人生的少年时期。

    长安。从纪元前一千多年西周开始,周武王在此建都,此后历经12个王朝,在此建都。留下了许多名扬千古的遗迹,有的存在于诗文中,如杜牧的《阿房宫赋》,白居易的《长恨歌》;如今仍能供游人凭吊的有名噪全球的秦始皇的《兵马俑》;唐朝的《大雁塔》、《小雁塔》,尤其是流传千古的唐代绝色佳人杨贵妃沐浴过的《华清池》。现在保留完好的厚厚的城墙是明朝的。这些遗迹都成为脍炙人口的旅游胜地。2002年我曾故地重游,瞻仰这些古迹,比儿时更多地了解了长安,也更多的了解了祖国悠久的文化。

    长安城内外还有许多唐代留下的寺庙,它们都是祖国古文化的历史见证。文革中遭到破坏,现大部分修葺。

    长安有许多风味小吃:羊肉泡馍享誉全国;老厚老厚的发面锅盔饼纯香而有嚼头(做这种饼合面时,不断地加干面粉);脍炙人口的酸辣凉河漏,以及独一无二的“稠酒”。唐代的大诗人李白的《将进酒》一诗中,吟哦的“会须一饮三百杯”“斗酒十千恣欢谑”,大概喝的就是这种稠酒。

    长安!你给了我欢乐的中小学时代!古老的城墙上又留下了我们小姐妹多少嬉戏追逐的足迹。兴国中学清新的风里飘荡着我奔跑在高原上的笑声。长安啊!愿你悠古的文化源远流长。

    (五)、留下了关于父亲的疑问

    在西安我们家附近有个莲湖公园,我和表弟妹常去玩。公园门外地摊上的各种剑侠小人书,我几乎读遍了,丰富了我的想象力。一进公园大门口,就是汪精卫、陈璧君这对汉奸夫妇的跪像,凡进门的人都向他们吐唾沫。可就在1942年左右,全家从广播中听到钟健魂当上了南京日伪警备司令部警卫三师的师长,“钟健魂”,这不是我父亲名字吗?这消息磨灭了我对父亲的怀念,激起了姐姐要去大义灭亲的念头。姐姐说:“父亲曾经说我长到十二岁就接她去他身边上学,我已十四岁了,我要去南京看父亲。”妈妈不同意她去,她执意要去。正好姨妈有位来往后方和沦陷区做买卖的好朋友梁伯伯,就托梁伯伯带她去了南京父亲那里。而我则一直跟着母亲,直到全国解放后,我才明白真相。

    第五章 父亲的传奇

    一、姐姐南京之行

    1983年我问过姐姐她1942年去南京后的情况,…

    她说:“1942年我14岁,跑单帮的梁伯伯带我去南京找父亲。

    “我曾在陕西城固师大附中看过一个话剧《大义灭亲》,我听说父亲在南京伪政府做事,我想他如果真是汉奸,我要大义灭亲,我胆子大,我是想把父亲的部队拉去抗战。抱着这个爱国的天真的想法去的。父亲和梁伯伯约好,在进入敌区交界处浦镇来接我。守浦镇的伪军军官姓魏。梁伯伯带我找到魏军长。我跨进敌占区看见汪精卫的旗(国民党旗加一黄条,上面有‘和平救国’四字)我一方面觉得耻辱,一方面觉得大义灭亲的理想将要实现了。我穿着蓝布旗袍、短发。我走过伪军跟前,心里喊骂‘汉奸!’梁伯伯把我安排在一个小旅馆里,魏把我接到司令部,请吃饭后,给了通行证。

    过长江后坐大车去南京水西门外。梁伯伯把我安排在一个小旅店等着,他去打电话,他还没回来,父亲就来了。父亲找我,我们互不认识,他穿西装。梁伯伯回来给我们介绍。父亲说:‘啊呀!长得那么高了。’他接我到南京最大的饭店,找了一间最好的房子,还有洗澡间。他派人去通知继母朱霞真和大弟呐天来看我,给我举行洗尘宴会。

    有天父亲一人来看我,我问他:‘你怎么不去抗日?为什么不把军队拉到大后方?’父亲说:‘你还来做我的工作,共产党的工作很厉害,国民党有什么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对国民党的深刻批判。’我一听,父亲讲得也有道理,国统区确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首先想到在成都有次看电影《云霓仙子》,在成都市闹区看了一下商店,高筒丝袜……满是阔太太、阔小姐的用品。可喇叭里还放着“八百壮士”的歌曲。真是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一面是醉生梦死,一面是浴血奋战。

    去敌占区时,经过黄河到洛阳,一路上见到老百姓很苦,大佛爷脚下可见‘冻死骨’。晚上不敢走,有吃人的。国民党战士骨瘦如柴。

    父亲的一些言谈动摇了我对国民党的信念,有点茫然了。

    我想学日文,刺探情报,实际上还是想为国民党效劳。

    听了父亲的话,我想他也不一定是汉奸,也许还是地下工作者,是哪一方,不知究竟。

    接我回家,与大弟睡一张床。我们住的是小洋房、竹篱笆,种扁豆。恻院种了花,小后院有平房厨房、下房。继母的表妹、奶妈住这里。

    父亲对家里炊事员很平等,有次《五一》,他给厨师放假,领我去做饭,他说:‘劳动神圣’‘平等待人’。每逢星期天上午,必须让我做点家务劳动,才能出去。在院中种扁豆,他带着我做。他也没有把我打扮得花枝招展,

    父亲对任何人都是很平等的,从无不尊重人的语气。他的态度不像我想象中的汉奸军官,这个父亲,怪啦!

    我有次到营房去找他,营房很简朴。我在父亲营房翻到过解放区的报纸,讲到解放区政权,讲到农民减租减息,我有些奇怪,是研究敌情吧?我很茫然。

    他不在时,警卫对我说:“你父亲很好,对弟兄们不克扣。”这也引起我的疑问,他也从来不教育我滑头,总是正面的好的教育。

   带我上汪精卫家去过一次,可能原来认识,问问好,没有更多的阿谀奉承。到咖啡厅喝咖啡时,见过一个伪军姓张的委员长,听他谈话也没有什么出卖民族的内容。

    在家没有大请过客,没有花天酒地。个别客人来找他,在大会客室说话。

    我看他不像真正的汉奸,没法做工作,我想他准是地下党员。

    后来起义前一个月,继母先到她苏州老家去了,走得好象很仓促,金银首饰没有带走,奇怪,我替她收拾好交给父亲,父亲给了我一个白金戒指,我参加革命后,捐献给革命队伍了。

    奶奶住一间小平房,六十多岁,自己烧饭,很是节约,吃得还好,不抽烟,不喝酒。房内陈设简单,反映出身贫困,始终保持了劳动人民本色。

    继母走了后,父亲让我住在继母表妹的产科医院。父亲临起义前,又让我住到一个钱庄去。

    我住了约一个星期,8月11日我出去玩了一天,晚上钱庄经理告诉我,有人来找过你。明天早上再来。第二天清晨吃过早饭后,父亲的副官,一个姓孙的老头来了,他说:‘找了你一天,你父亲让你跟他一块去,带来一个条你看看。’孙副官又说:‘我去动员奶奶,她不肯一起走,现在已经来不及去找奶奶了。你赶快跟我走吧!’这天正是八月十二,第二天是‘八一三’凇沪纪念日,鬼子很紧张。满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日本宪兵加伪男女警察。我穿着裙子凉鞋,漂亮的上衣,原想从玄武湖门出去,玄武门岗哨密集,出不去了。又回来。副官说:‘我打电话给师部车队派个车来。’,不久持有特别通行证的小汽车来接我。我们走中山陵,这才出了中山门,绕到江边,已是黄昏,坐老百姓的船到六合。准备先到一个副官长家。翌日开始步行,经过拉锯地带,就能到目的地。步行后的路上,第一个晚上,住在一个比较富有的老百姓家,门板放院内睡。一头用石头做枕。有人来了解情况,就说到六合城找亲戚。第二天天一亮,就去六合找父亲。我们还没有到达,有老百姓往这边跑,说:‘那边噼里啪啦打起来了。一个汉奸队和鬼子打起来了。’副官说:‘不能走了,你父亲起义了。’‘到哪去?’‘到共产党那里去。’

    到了六合城附近乡村副官长家暂住,忽闻吵嘈声,副官说:‘伪军搜来了。’我们来不及走了,附近是水田、竹林,我躲在门后,伪军喊:‘有人没有?出来!’他们看了看就走了,好悬!。过了两三天,‘八一五’,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日本人投降了,激动万分,可以看见阿爸(母亲)、江静和西西(小妹)了。隔了一天看到共产党报纸,看到父亲起义向毛主席致电的消息,看了后,真惊讶!‘怎么抗战胜利了,父亲上共产党那里了。’我想我也去了解了解,好,我也参加。

    父亲已经解放了六合城,徐楚光参谋长接待了我,他说:‘钟小姐,欢迎你!’送我钱和罐头,我拒绝了。心想:‘用不着收买我,我会了解你的,你们要好,我就参加;不好,就做你们的工作。’他派轿子抬我到父亲部队驻地,父亲一看:‘啊呀!你还坐轿子来!’

    父亲将我安排在一间房里,说我:‘你这大小姐还坐轿子来,能参加革命吗?你还是上你阿爸(母亲,蒋管区)那里去上学吧!’我说:‘我也留下来。’‘你能留下来吃苦吗?’我回答:‘能,留下来看看。’父亲又说:‘留下来要吃苦呀!要不,你回去当大小姐吧!’第二天送来许多书,马克思、毛主席的著作,再到士兵中去走走,看他们伙食、操练,官兵平等。考察结果,恍然大悟。

    新四军军长陈毅、副军长粟裕将军、政委谭震林都见到了。父亲当了新四军独立第一军军长。后来又担任了一段七纵副司令,粟裕是司令员,和国民党战斗,赢得了七战七捷。

    过了半年继母和弟弟妹妹们,从苏州农村到了淮阴马头镇独立第一军驻地。

    父亲送我到淮阴建设大学读书,从此,我开始了革命的生涯。

    奶奶开始是日本人抓走,跟着是国民党抓走。周总理来南京谈判开会时,派人去找奶奶,从狱中接出来后,根据她的要求安排在江苏昆山,父亲曾在那里农村购置了一块土地,交一位湖南老乡看管,奶奶去昆山不久,病逝。”

    姐姐对父亲从抱着“大义灭亲”的想法,转变为跟随父亲参加共产党的革命。

    而我呢?

    二、父亲由远而近......

    姐姐离开西安去敌占区后,我淡忘了父亲。

    1946年在兰州上中学时,听说我父亲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夕起义到了共区。有次我无意中向同学谈起了这事。没几天,就有不认识的人来家查问我父亲在哪里?我很纳闷。同学帮我分析,说可能是军统特务干的事。这才知道中学情况也很复杂,才知道国民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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