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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这才知道中学情况也很复杂，才知道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作对的。好不容易刚停息了抗日的烽火，怎么就又打起内战呢？对国、共两党，我都不了解，但因父亲和姐姐都去了共区，我在感情上有点自然地倾向共产党。也许这是我一年后到北京师大上学，思想无阻碍地很快投入中共领导的学运的一个潜在原因。
全国解放后，1953年父亲调来北京铁道学院工作，彼此都忙，很少见面，我被打成右派后，就更没时间，没心情，没条件和父亲接触了。直到我被改正，母亲去世后。九十年代了，他要我帮他跑中央组织部申请恢复大革命时期党龄，这时我才从他的口述、自写材料和他当年的部下写的历史资料中，明白父亲原来对打破旧社会、创造一个新中国；对引导他革命的中共党有深厚的感情。所以他在秋收起义中损失了队伍，失散了组织后，一直想返回党的怀抱，终于在几年后拉了一支队伍以起义的方式回到了党里。
他的人生道路是曲折而漫长啊！
（一）、逃出满门抄斩的娃儿
父亲现名钟皿浪，曾用名有钟健魂、钟岳张、钟泡影、钟血浪。1903年12月出生在湖南岳阳县张家村。其父张宝根又名张汉臣，哥老会小头目，参加黄兴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父亲四、三、四岁时，满清官兵进村对反清者及其亲属施行满门抄斩。危急中，祖母带父亲逃离老家，到岳阳找到曾和祖父一起当兵的好友钟继昌，请他照料。钟继昌在平江开了个小杂货铺，收留了他们并叫父亲改姓钟隐蔽下来。钟继昌送他上私塾读书。父亲九岁左右，钟继昌也被满清政府抓走处死。他们生活更不好过了，父亲一边读书，一边上山砍柴、放牛，还到汨罗江吴公市红茶厂当过两年童工。祖母替人洗衣、绣花。
父亲十五岁时，随钟继昌的弟弟到长沙，进入长郡中学上学，取名钟岳张，晚上就在他钟叔叔开的旅馆记帐。
（二）、步入革命
1920年父亲十七岁，参加了当时长沙省长兼湘军司令、老同盟会会员谭延辏ё橹南婢ㄍ嘶崾撬镏猩�1905年在日本组织的，其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拟北伐护法，谭延辏柿煜婢且垢系焦阒葜г盖姿婢胶庋簦缓蟛叫兄凉阒荩找剐芯系焦阒萜较⒘朔磁阉镏猩礁锩谋┞摇�
1922年在广州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谭延辏ПＫ退降峋参涮茫ň傺＃┭啊�
1923年冬毕业，仍回湖南湘军，参加创办湘军讲武堂的工作。父亲说：“当时在湘军讲武堂我由排长升至副连长。讲武堂很正规，穿戴也讲究，呢子大衣，红缎里，长马靴，马鞭，学骑马和学习使用各种武器，神气得很。”他眼中充满青年得志的回忆。
1924年春父亲又随湘军到广州，湘军改为国民革命第二军，鲁涤平为军长，李富春为军政部主任，父亲为二军的一个副连长。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主持，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林泊渠、瞿秋白、李富春等人参加并参与大会的领导。在李富春主办的政训班任队长的父亲，领导政治班学生负责大会的保卫工作，他自己写的回忆中还说：“当时我们还检查了每个代表是否携带危险品”。
大会正式通过了承认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和改组国民党的各种具体办法，发表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这就是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三民主义。
1924年5月黄埔军校成立。
1924年10月参加打击广州反动地主买办的武装组织——“商团”，其首领陈廉伯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他联合陈炯明（曾为广西军阀，广东省长，投机革命参加同盟会，后又拥兵自重，背叛孙中山），图谋里应外合推翻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父亲参加了镇压叛乱的战斗。
1925年2月加入黄埔军校和滇军湘军讲武堂进步学生联合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并任干事此时加入《中共青年团》。
1925年3月初，父亲被调入黄埔第二期，到广州附近海丰县训练自卫队。在黄埔学校当军事教官，参加周恩来、蒋先云领导的血花剧社，此时他又起一新名叫钟血浪，表明自己决心在革命的战斗中，不畏血光火海。
1925年3月12日孙文北上病逝，钟带军士连学生通知广州各店铺停业哀悼。
1925年6月至9月在黄埔军校参加政治班学习，正式成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周恩来任政治班主任，恽代英、萧楚女、蔡畅等为教员。
父亲说：“从此我将钟岳张改名为钟健魂，也就是立志做一个有健康体魄和有革命灵魂的青年。”。
他说：“1925年5月四军独立团团长叶挺东征，我调至该军七十七团任第一营长，参加对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
“1925年6月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内的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企图推翻革命政府，我们击溃陈炯明后，立即回师广州，讨伐杨、刘。
“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胜利，蒋介石、周恩来在汕头升平酒家，请我们吃饭，规模很大，苏联的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也被邀请出席。（陈炯明曾投机革命，曾参加了护法——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军阀破坏《临时约法》的战争，在护国——反袁世凯的云南起义两战役，从而赢得国民政府广东省长职务，后又拥兵自重，背叛孙中山。）
“1926年6月23日，黄埔军校学生和广州学生、工人、农民10万多人，举行了声援‘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五卅运动’为1925年5月30日，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二千余上海学生游行，反对日本资方开枪打死工人，反对帝国主义，结果遭英租界巡捕开枪，当场死数十人，被捕数十人。）当黄埔学生和工农的游行队伍经过广州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街时，英、法军队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当场死亡、重伤200多人，轻伤无数，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沙基惨案’。我冒着枪林弹雨，硬把黄埔的同学吴光远从血流成河的街上拖出敌人的火力网。二人回到内街。我们没直接回黄埔军校，跑到黄花岗，跪在先烈陵墓前，哭得死去活来。哭了一个通宵。凄风惨惨，冤魂啾啾。‘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这样受外国人屠杀呢？帝国主义等着吧！中国人一定要站起来，一定要讨回血账，天亮，我俩才回学校，老师、同学还以为我们被打死了呢。”
（三）、参加北伐
父亲说：“入黄埔到北伐，这是我年轻时最快乐的日子。1926年7月9日，在广州东教场举行出师北伐的宣誓大会。当时群情激奋，老百姓自费印发拥护北伐的传单，北伐战士个个士气高扬。我又回国民革命第二军（原湘军）参加北伐，还上台表演了武术。北伐军分三路出发：湖南、湖北，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我们第二军进军湖南、湖北，10日，军队由广州出发，势如破竹。
“1926年9月我们第二军攻占长沙，当时湖南的地方长官唐生智作内应。进长沙后，黄浦军校党组织派我到长郡中学当军事教员，发动学生参加革命。
“一个月后，我又回第四军，，于1926年双十攻占武昌，敌人守城的刘、陈司令员被俘虏，临时就关在我的营中。
“1927年3月我被调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任军事教员，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三人为常务委员（见1997年3月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昌讲习所纪念馆编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人物传略》）。在这段日子里，我和教务干部张国基常到毛泽东家做客，毛泽东和杨开慧都很平易近人。那时毛泽东既是共产党领导人，又是国民党宣传部长，他家就住在平房宿舍里，他们有两个小孩。武汉夏天很热，小孩都光着屁股。杨开慧也常到政治班听课，我们都相识，常在他们家吃饭，杨开慧总是给我们做湖南人最爱吃的红烧肉、炒辣椒、大钵汤菜。”
1927年初，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关于迁都武汉的主张，他以南昌为中心和武汉对抗。同年4月9日蒋介石到南京，于‘四。一二’发布了严禁罢工，屠杀违抗者的命令。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
父亲说：“1927年5月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中共领导周恩来、朱德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八一’起义，我随四军七十七团去南昌参加起义。我们七十七团的船只，从武昌去南昌，刚到九江，就与薛岳部队进行了遭遇战，敌众我寡打散。团长胡公勉通知我和二营营长利运洁：‘赶快离开，要保存共产党’，我和利运洁脱下军装，沿着河边的芦苇分别逃出包围，我找到一只小船渡河逃往长沙。当时的心情惨淡：‘独驾一舟千里去，心与长天共渺茫。’上岸后，身无分文，只好一路讨饭到长沙。我虽然逃出来了，但部队也损失了，好恼火啊！
到长沙后我到樊西巷一个小纸烟店找组织。纸烟店老板就是组织的联系人，他叫我立即去临近湖南的江西安源煤矿。我向钟叔叔借了二十块银元做路费到了安源。安源的党组织派我到煤矿做杂工，实为宣传和组织矿工参加革命。”
（四）、秋收起义的胜败
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7日在江西九江召开了党的紧急会议，号召组织工农举行秋收起义。首先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
父亲说：〃1927年8月我听从组织安排到了安源煤矿组织了矿工队，9月初就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举行武装秋收起义。我营编入一师二团，团长王兴亚。二团两千多人，有江西安源矿工、萍乡农民和湖南醴陵的农民自卫队。我带领的以安源矿工为主的‘特务营’，又名‘炸弹队’。利用矿上的炸药制造的土炸弹，用锡皮和棉布包裹炸药，塞上雷管，扯出拉线，扔出去就爆炸，工人把自制的这种手榴弹以他们喜食的洋茭头命名（茭头是湖南特产，似蒜又似葱，以糖、盐、醋腌食）。
我们先攻打萍乡，未成。转而乘铁蓬火车闯过敌人的火力网，进攻醴陵县城，得胜。进了醴陵城，我抓紧机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随即奉命攻打浏阳县城，没想到这下中了敌人的埋伏。我带领的第一营，从一个城门洞进去的。把守的兵不多，三下五除二地就把他们解决了。我们的队伍长驱直入，走进街巷。街上没有人，两边店铺也都关了门。正纳闷时，忽然从每个窗口噼里啪啦射出了枪弹。糟了，这才知道中了埋伏，被包围了，进退两难，只有拼命打。一时炸弹和枪声震耳欲聋，短兵相接，白刃见红，喊杀之声惊天动地，其惨烈情景如同古战场一般。战斗进行了约摸两个时辰，可怜我们的土炸弹、大刀、长矛，怎么抵得过敌人的洋枪洋炮，我们的队伍成片成片的倒下了。这些无名英雄，虽然参加革命时间不长，却真是无愧于工农大众啊！没有被打中的战士，有的逃跑，有的卧倒，跑的人又纷纷被打死。我见突围不成，只得趴伏在死尸中间。天黑了，枪声暂停，敌人也顾不上收尸。这时我悄悄地蹭到街边，扒开一个小店铺的楼板，钻了进去，蹿上小楼。怕敌人来搜捕，随手把楼梯抽了上去，从天窗越过屋顶，跳进一个晒台，又跳进一间房子，躲在一个犄角里。很快就被睡在这间房内的一个小徒弟发现，他见我浑身是血，紧张地说：‘你怎么进来的？你是暴徒吧！’我说：‘我是挑夫遇上打仗，不敢走了，趴在死人堆里，所以弄了一身血。’我们矿工队本来穿的是短服便装。他喊了老板上来。原来是个小印刷厂，巧了，店主也姓钟，比较同情革命，没多追问，没有轰我，也没去报告。我说：‘你就让我在这儿呆几天吧！’他对我说：‘天亮了，怕要搜查，你还是赶快走吧！’让我换了黑色的长工衣服，和他的挑水师傅一起到城外去挑水，混出城去。这招还真灵。因为这个城市喝水靠城外的河水。天微亮，钟老板的长工就带我到较远的湖边去。在僻静处，他让我撂下水挑逃走。就这样，我在老百姓的帮助下，逃出浏阳城，悄悄地进了长沙。唉！又被吃掉一个营，我好恨啦！”
（五）、陷入死牢
父亲说：“我怀着满腔悲愤，夜行晓宿，跑地到了长沙，跑到樊西巷纸烟店去找组织，哪知物是人非，没见到代表组织的老板，我买了包香烟赶快离开那里。怕被蹲坑的跟踪，直到天黑才回自己的家。第二天，忽然有三个人闯进家门，两个国民党兵，一个穿便装的，蛮横地把我带走。
“开始关在长沙小武门陆军监狱，严刑拷打追问我，是否农协会员和共产党员，我都不承认，只说是做小买卖的。但当时国民党是‘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共产党员’，因此十一天后，将我带上沉重的脚镣，步行两个小时转至警备司令部，推我进死牢，喀嚓一声铁门关了。
牢房里，到处是屎尿，晚上靠墙坐在地上，这对我已经无所谓了。哪里睡得着啊！满脑子都是枪声、炮声、嘶杀声、血浪滚滚：沙基事件、东征、北伐、南昌起义、秋收暴动……我不怕死，但这样死太屈了，好不容易拉起来的军队，就这样被消灭了，好伤心，好恨啊！只要不死，一定带两个营回到党里，一定要把在南昌和浏阳损失的两个营夺回来。
“天亮，透过铁窗我看见在长郡中学的学生吴仲孚，他穿着国民党军装、戴着金丝边眼镜，夹着皮包，还有马弁（军阀时代军官的护兵）跟着，走过院子。他曾经是我在长郡中学当教官时发展的共产党员。他的叔父吴尚是国民革命八军二师师长。我想通过他，也许有救。我找到牢卒，将身上唯一的一个银元给他，求他给你妈送个纸条，要换洗内衣并暗示你妈马上去找吴仲孚。她与吴仲孚是同学。她忙卖了金戒指，买了点心等礼品去求吴仲孚想办法救我出死牢。吴见过你妈后，就到牢房来看我，我对他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你还不知道？’他明白这是我告诉他我没有暴露身份。
他救我出来后，告诉我，许克祥反水，他几乎被杀，由他叔叔吴尚掩护得救，他现在在唐生智师部任政治部主任，与长沙警备司令部很熟。他说：“我查了你的口供，你确实没有暴露身份，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把这人弄错了，’他们说：‘有人看到他在醴陵做共产党宣传。’我说：‘看错了。’他们说：‘要铺保。’我说：‘以我的人头担保！’看来你必须马上离开长沙，远走高飞。”随即他将我安排在原来广东政治班刘剑虹家住，又通知你妈也来刘家，第二天一早，他和刘带着马弁亲自送我们出长沙去武汉。今生今世都要感谢他呀！”
五十多年后，父亲终于找到恩人的下落，但吴仲孚已病逝，父亲就让我去看望吴仲孚在长沙师范学院工作的女儿吴季谋。
父母逃到武汉，居然在街上遇见了秋收起义时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师长余洒度，但余也说找不到组织，而且他不留地址，匆匆走开。父母又跑到广州、上海去找组织，同样是即使遇到熟人，也找不到与党联系的人，也许都有戒心，谁也不相信谁吧。
（六）、流浪、找党
父亲说：“找不到组织，只好投奔在南京孤儿院工作的妻姐贺定华并到处找事做。1930年3月至6月在南京禁烟委员会当科员，不久被上司怀疑有共党嫌疑裁职。1930年8月至12月由已居住上海做寓公的谭延辏Ы樯芪业胶迸┛筇笨圃保痪糜直徊眉酢�
“1931年初，谭又介绍我找前国民革命军二军军长鲁涤平，鲁派我任江西南丰县县长。上任不到两个月，即被国民党特务贺衷寒注意怀疑，他密告江西省政府调查我，恰值省秘书长吕必筹是我广东政治班同学，叫我及早逃离南丰。
“1931年夏前第四军军长张发奎介绍我到铁道部路警局当科员。曾在路警局参加了反蒋的改组派。不久，改组派被蒋勒令解散。
“1932年后，我遇到在上海铁路警察署任署长的北伐时的一位团长马少屏，马介绍我任警务段长。1933年冬调到上海北站任分段段长。这时段里有几个进步青年（记得有：在全国解放后，于装备部工作的杜屏，在西南政法学院任副书记的苟彬和在民航局工作过的陈绍卿。）他们想在上海火车站做件重要事情，我表示默许，掩护他们。我多次向他门试探组织问题，他们都避而不谈。久而久之，铁路主管对我产生怀疑，撤了我的职，另派一个蒋特顶替我。
“1935年至1936年秋又失业。1936年冬找到与铁路警局有矛盾的上海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