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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迟若岩不停地召开整顿会议，不时地向上级领导汇报检讨，还对有关人员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另一方面为了扭转局面挽回影响，迟若岩极力讨好马向东，求他为自来水总公司说好话，并能在万豪酒店竣工大会上，为自来水总公司重树形象。马向东告诉他，解铃还需系铃人，他必须去找慕绥新，如果慕绥新肯为他正名，那就万事大吉了。没有办法，迟若岩只得硬着头皮去见慕绥新。
6月里炎热的一天，通过慕绥新秘书的安排，迟若岩好不容易走进慕绥新的办公室，当面作了详细解释，并信誓旦旦地做了“认罪”表态。此后，他又到慕绥新家中，恳请市长能在适当场合，给自来水总公司说句好话。迟若岩后来说，这次见面前后不到5分钟，谈话的气氛非常不好，慕市长当时板着脸什么也没说，迟若岩小心的送上两万美元，便非常尴尬的退了出来。事实上，慕绥新以后也没为自来水总公司说过什么好话。
而经过此次挫折，迟若岩深感已无法继续在自来水总公司干下去了，无论如何他都得走人了。
早在“万豪事件”之前，春风得意的迟若岩感到自来水总公司已经搞得不错了，他曾找马向东表示想要换个职位再谋进步。马向东欣然允诺，并向慕绥新推荐迟若岩到沈阳的一个区当区长。当时慕绥新对迟若岩的能力也颇认可，尽管慕绥新私下一直认为迟若岩是马向东圈子里的人。然而“万豪事件”之后，市委没有通过马向东的建议，迟若岩知道“症结”在慕绥新那里。他对马向东说：“马市长，这个事儿你不用再跟老慕谈了，我直接跟他讲吧。”
1998年底，迟若岩听到要调他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的消息，便急切去找马向东。马向东告诉迟若岩已经知道这一任命，但表示爱莫能助，并对他说副秘书长这一职位，会耽误他的发展。迟若岩已经别无选择，为了日后的前途着想，为了取得慕绥新的信任，迟若岩不得不向慕绥新“投资”，迟若岩后来供诉，到1999年5月，得知慕绥新在医院治病，他拿了3万美元去看望慕绥新，前前后后一共给了慕绥新6万美元。1999年6月，迟若岩还是被正式任命为沈阳市政府副秘书长。
这只是马向东与慕绥新实力较量中的一例，还有那个宁先杰，当了很长时间建委副主任，找他想当建委主任，马向东也曾满口答应，结果他与慕绥新一说，慕绥新坚决不同意。还是宁先杰聪明，看出了门道，主动向慕绥新靠拢，主动讨好慕绥新，主动给慕绥新送钱，没出一年，他真的当上建委主任了。
这时候马向东已经看明白了，如果再与慕绥新较劲下去，他不仅没有一点胜算的希望，还会成为血本全无的孤家寡人。其政治命运就更不好说了。于是，当他一听说某直辖市市长要调走时，为了表现出更大的“忠心”和“热心”，带上礼品积极地到北京活动，让慕绥新到那个直辖市当市长。
事实上，与其说是为了慕大哥延长政治生命，倒不如说他也包藏祸心，那就是他打不倒慕绥新，还不如把慕绥新高高抬走，进而实现自己当一把手的愿望。后来尽管他没有活动成功，慕绥新在这件事上心里还是比较感激他的。但这时的慕绥新，已经自持政绩市长的头衔居功自傲，把一切都不看在眼里，自然对于马向东的表现也不会让步，他更加大肆张扬，更加无所顾忌，就像大闹天空的“孙猴子”，早忘了头上那个“金箍咒”，把一个干部起码的“度”抛到脑后。当然，他的危险和危机也逼近了。
“强龙”与“地头蛇”（9）
当慕绥新知道公安局长杨加林打黑，传出刘涌说他受贿；当慕绥新知道马向东在监狱里，亲自指挥“打慕保马”的那一刻，内心复杂极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岂能不知道在这些特殊时期，任何一个举动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阴谋！绝对是个有计划的阴谋！他往北京打了一个电话，没有找到那位应该找到的大领导，更愈益感到自己的判断非常准确。
其实，自打他当上沈阳市市长以来，在“三讲”中，全市上下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已经满天飞了，什么他支持老婆贪赃枉法，贪婪无度；什么纵容子女在沈阳包打天下，搜刮民财；甚至把他过去多少年的“陈谷子烂芝麻”都捡起来……
那时，已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时至今日，如果在这关键时刻，把这两个消息一发布，无疑，等于抛出了一颗很有爆炸力的政治炸弹，还会波及其他，引发连锁反应。
他也知道中央对待自己培养的高级干部，是非常爱护的，是轻易不会“两规”的。而一旦高级干部被“两规”，就没有一个人能逃出法网的。因此，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他非常想知道中纪委对他的看法。
他知道自己肯定有问题，他也知道中央对他有看法，否则，就不会把他弄到这里来了。但是，他也知道中央不希望他这样的干部犯错误，如果要得到上级的保护，那么就必须有一个大前提： 他的问题不能太严重，或者说他被查出来的问题，不足以治罪。为此，他感到大事不好时，已经把能引起不良反映的问题，都处理得一干二净了。他已经与他最贴心的人们订了攻守同盟。是的，他是收了许多钱，也给不少人办过事。但是，收了钱没有办事的，或者没有办成事的，他都通过秘书，把钱清清楚楚地送了回去。一是为了寻求心理平衡，不欠人家人情；二是为了防止对方怨恨，凑热闹在这节骨眼举报他；三是为了平安度过这道人生难关，保住他的乌纱帽。剩下的钱物，他认为都是应该收的，不收怎么能体现出他是市长？不办事要你市长干什么？
尽管如此，他还是沉不住气，心里还是觉得不托底。就像放到天上的风筝突然断了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因此，他在医院急于想知道中纪委究竟掌握他多少情况？是什么态度？有个什么结论？因为这每一道门坎，都决定着他的命运。决定着他是通向天堂，还是通向地狱？
开始时，他还胸有成竹满不在乎。他知道他有三张“挡箭牌”。在他的周围已经筑成了铜墙铁壁，风雨不漏。而且他这三方面都“呱呱叫”： 他是全国有名的政绩市长，上有领导赏识他，下有群众拥护他。
大概也正是这些政绩，才使他平时目中无人，无所顾忌，没有一点防范意识。结果应验了那句老话，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过，他还不害怕，他还可以一推六二五，还可以把他的问题推到社会风气上去，现在社会风气不好，法不责众嘛！所以，现在有人告他，反映他的问题，他并不十分紧张，现在想干事的干部，有几个不触犯人们利益的？有几个不挨告的？只要没有确凿证据，没有特别严重的问题，自己能说清楚也就完了。
无疑，上边的态度明确了，他也左右不了了，下边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要自己坚守住岗位，把问题承认的最少，他坚信还有可能东山再起。
他从来没有被“两规”过，不知道中央掌握多少情况，才对高级干部“两规”？他更闹不清“两规”应该享受什么“待遇”？能不能“治病救人”了？他没有想到刘丽英发下话来：“边办案，边治疗，办案服从治疗。”而且，他被“两规”后，主要是治病，很长时间了没有人急着找他谈话，似乎就是先治疗。这样一来，每天住在高级病房里，专案组为他找来高级的医生看病，高级的护理人员陪护，开出高级的进口西药。其实，久病成良医，他对自己的病情非常了解，他知道现在他的病，已经到了什么阶段，需要吃什么药？他没有想到医护人员对他的病，也比过去更认真了，更没有想到专案组的人员，对他的病也非常清清楚楚，甚至都能说出那些很拗口的外国药名。他反倒有些过意不去了，确切地说有些感动，甚至有点躺不住了，治不下去了。他常常陷入一种“静坐月明中，孤吟破清冷，隔溪老鹤来，踏碎梅花影”的孤独困境中。
“强龙”与“地头蛇”（10）
然而，慕绥新此时的孤独是常人难以猜度的。他的孤独决不是为了家庭琐事，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原因，因为他曾经代表过一座城市，那是一种信仰的结合，他曾为此而自豪，也为此而孤独过。尽管那时也很少有人能理解那种孤独，尽管那种孤独与今天的孤独不能同日而语，有着本质的不同。那种孤独充满了希望，今天的孤独不仅没有希望，甚至连他的对手们也不理解他，说他今天这种难以忍受的孤独，脚上泡是他自己走的。是呀！如果他当初不固执，接过马向东伸过来的“橄榄枝”，主动承担了那12万美元的责任，也许这个震惊中外的腐败事件就掩盖下来了，他照样还可以指点江山。他嘴上也这么说，但是他心里比谁都明白，中纪委决不是仅仅根据马向东的举报，才下决心的。
孤独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痛苦，不管怎样强烈的恐怖，只要和大家在一起就能忍受，但是孤独等于死。忍受孤寂或许比忍受贫困需要更大的毅力，贫困不过是降低人的身份，但是孤寂就会破坏人的性格。他被“两规”以来，就觉得自己像个被陷入沼泽地的老虎，一天比一天更深邃地往冰冷阴暗的漩涡里坠落，找不到它的边缘，看不到它的止境，或许进来了根本就没有终极。他孤独的一个人，眼前没有一根稻草可以借助，他想绝对没有人走过同样黑暗的道路，这里或许就是他的人生。有时，他也模模糊糊地听到一些声音，看见隐隐约约一些人探问病情，也有人主动伸出手来，但是他从来不能准确地判断，那只手为什么伸出来，是不是他所需要的那只手？是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不是又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一直不敢去对接那只手。
他也知道专案组这么做是为了更好的办案，并不是奉了谁的旨意。专案组的人在保护他的生命，当然也包括政治生命，这也是在体验党的“治病救人”的政策。他心里非常清楚，不管怎么说，这种关心是要他付出代价的，决不是放过他，而是要抓住他。那么，首先必须要保护好他的生命。但是他还是不理解，因为对待他这样一个罪人，用不着这么精心照料呀！用不着这么重视呀！尽管他知道这是在打“感情牌”，他还是被感动了。也许他看到这么些人围着他转不容易，尤其是专案组的工作人员，组织医生会诊，参加治疗方案研究，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研究了一套又一套方案，直至所有的人都满意为止。
高傲和屈辱是一对难分难舍的兄弟。如果想形容那一刻慕绥新的真情实感，我看用清朝诗人张骞的诗，是最好的写意“孤楼独坐夜寒天，检点冬裘付使传，若把心肠较寒暖，心肠暖过百重棉”。
他感动了，他一点抵触情绪也没有了，他觉得他的身体状况，完全能应付谈话的需要，做好了随时随地谈话的准备，可以说是翘首以待了。可是专案组还是说，不行！他们说必须请教专家，请示医生，并征得陪护人员的同意。在一切征求完意见后，专案组的人们还是反复推敲，反复研究，并设计出好几种谈话时出现问题的应变办法。他们的这种耐心，都超出了慕绥新的耐心。其实，专案组的人员心里非常清楚，他的病在科学上讲，并不影响谈话，他的身体已经完全适应了谈话，只是谈话什么时候开始，要掌握好火候，掌握好分寸。这样一来才能水到渠成。
其实，此处无声胜有声。专案组围绕慕绥新的一切举动，都是在与慕绥新对阵，在短兵相接，就像蒸包子没到火候不能揭开锅一样，对于他这个主战场的司令官“围而不打”，是没到火候。必须在他的周围加柴加火，围绕他开展了全方位、多角度、多角落的面上斗争。
主战场很重要，他可以影响面上的斗争，或使之削弱，或激起更疯狂的反扑。当然面上的斗争也不能轻视，它可以影响到主战场，或使你无功而返，或使你化干戈为玉帛。
因此，“10·18”专案组负责人韩勇，要求与慕绥新谈话的姜德志、专案组负责全面的侯尚升，必须是钢琴大师，能在一架钢琴上弹出一曲惊天动地的交响乐来。当然，他们从来没有奢望与慕绥新一次谈话便出现“竹筒倒豆子”的神奇效果。
“强龙”与“地头蛇”（11）
果然不出所料，腐败的势力不是孤立的。慕绥新在第一次谈话之前，已经做了很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在充分受到感动之后，不仅感到了党的温暖，也感到了党的强大。按着他的坦率与直来直去的性格，他应该把什么都倒出来。但是，他知道他要真的全都说出来，他就彻底完了。而他的理智又无法接受贪官这个事实。他出任市长时，就知道治理腐败很难，或者说治理不了，现在自己果然腐败了。怎么配合好组织解决这个问题呢？是自己舍得一身剐呢？还是保护好自己闯过这一关呢？他选择了后者。事后他说，他觉得他在沈阳的事情还没有办完，极力地想给自己留条后路，那就是想东山再起，把他头脑中没有展示出来的沈阳形象，再展示出来。无疑，他还是想表明他想做一个好市长，如果给他机会，他会干得更好。
他是这样说的： 短短的几个月揭发出来的事实，使我认清了自己的真面目，我不是个好市长，是一个贪官。是党和人民憎恨的贪官，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希望，特别是辜负了我很心痛的沈阳老百姓的信任。他们怀着单纯、朴素对党热爱的感情，满怀希望地说，遇到了我可能成为一个好市长，可能为他们办很多好的事情、但是半途而废，经济没有搞上去，老百姓很多愿望没有实现，就揪出了我这样一个腐败分子，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但是，这个悲剧的主角还不想谢幕，几个月前，他还在电视上看到他引进的雪佛莱生产线安装好了，第一台雪佛莱汽车在一片鲜花与掌声中下线了！他本应该在那个场面中去剪彩。可是，他却成了一个局外人、旁观者。这时候，他才真切留恋地感到当市长真好！可以干许多许多事情。他也不缺钱，为什么还去捞钱呢？最后捞钱的代价，是他失去了干事业的权力，而他捞的钱呢？却讽刺地成为了一堆废纸，成为了一堆罪证。这值吗？
所以，在失去之前，他还是不想失去的。
2001年3月27日上午，当专案组与他第一次谈话的序幕一拉开，双方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准备，他以为专案组一定火力很猛，一定抓住他的问题步步紧逼。或者抓住了他的性格的弱点，激发他进攻，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他失算了，办案人员只是很程序化地交代了党的政策，几乎什么话也不问了，什么话也不说，言之意外，专案组等着他自己觉醒。
他本来的策略就是进攻，不是防守。以攻为守，这符合他的个性。干什么事情都这样冲锋在前，一马当先。但这么鲜明的个性，不是干什么都好，你就拿眼前来说吧，作为一个受审查的对象，无所顾忌可不能算为优点呀！言多必失嘛！
其实，他还是非常聪明的，他认为专案组给他这么大的空间，让他自由发表言论，让他自由申辩，他必须抓住这个机会，他既然选择了主动出击，那必须有一个好的造型、好的亮相。他哪里知道想要用剑刺伤别人，耻辱的剑就会刺伤他自己。因为你掩饰了一个错误缺点的同时，就会暴露另一个缺点。
于是，他在平淡的开场白之后，立即话锋一转，借此机会先发制人，把心里怨恨的“死狗”马向东抛了出来。他说，我知道有人举报我，有些事情也可能说得非常具体，要不，中纪委也不会对我立案调查。但是要分析举报我的人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是与马向东一伙的，完全是无中生有，疯狂报复。马向东案发之前，他的妻子章亚非找到我，让我承认他们赌博私分的那12万美元，是政府发给他们的奖金，我当然不会给他们出这样的伪证。从此，章亚非就采取“打慕保马”的策略，来挽救马向东，到处串连，写我的举报信。
说到这里时，他当然不知道他的前妻贾桂娥已经交代了受贿和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共1000多万。紧接着，他又借着说话的兴头，显得大义灭亲，把前妻贾桂娥，以及跑到国外的女儿、女婿都抛了出来。
他说，我不是没有问题，我也有问题，马向东这样严重腐败的干部，我没有及时发现，就是问题，是我用人失察。另外，我的前妻和子女经商，违反了中央的规定，这是我管教不严，监督不够。在这些问题上，我应该负责任。其他问题我根本不存在。
“强龙”与“地头蛇”（12）
他果然高明，理直气壮地以攻为守。是火力侦察？还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