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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急，等会我们部队有医生给你治”
“长官唉，我口渴，有水喝么？”
“呸！我今天从早晨到现在都没喝水呢，你还是忍着吧”
………………
这时候，外面突然响起了枪声。有俘虏说“是不是赵支队过来了？”皮皮赶紧喊“都别乱，逃跑了对你们没好处！”
小马弁脱下自己的衣服给皮皮披上，说“穿上衣服，别叫人发现了你”。自己又跑出去看情况。
不一会回来了，说“是你们的队伍在追着人跑”。又叮嘱说“八路，你可要指挥好，不要让你们的人把咱们给打了”。
“皮皮”赶紧骑上马出去喊叫“喂！我是骑兵团的。这里面都是我们团的俘虏”。
二十一团派人帮着“皮皮”把俘虏押送回大索庄。曾玉良团长问“你把情况送到了？”
“我没找到他们的指挥部和参谋长”
“没找到人？那你都干什么去了？”
“报告团长，我带回来一个连！”
回头一指，九十多个俘虏正排着队过来，有的扛枪、有的拎枪栓，走得整整齐齐……曾团长的嘴都合不上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喊“皮皮”这个外号，大家都亲热地称呼这个小战士为——大鹏。
大索庄战斗之后，况玉纯政委赶到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区党委书记黄敬和政治部崔田民主任都在司令部等着。况政委汇报了各方面的情况，首长们开会研究，一致认为这一仗打得好，并且表示：对邵鸿基这种“反共专家”，就是要坚决消灭他。
开会的时候，黄敬书记翻看骑兵团带去的宣传材料，突然指着一篇文章，笑着问“知道么？这篇文章是在把你们比作曹操呢”，这顿时让大家吃了一惊。原来，大索庄住着一个老学究，战斗结束后，地方干部希望当地老百姓写个文字材料，群众就推举了他。于是，这老先生写了篇骈体文，咿咿呀呀的，满是“仁义之兵，吊民伐罪”之类的好话，大家觉得水平挺高，就送上来了。
黄敬说：“这文章是借用了官渡之战，河上老人箪食壶浆的故事，地点差不多，意思也不算坏。只是，我们八路军不是什么真命天子，也不会相信殷馗那样的神仙道士……”。大伙听得目瞪口呆，李庭桂主任更是十分羞愧，“黄敬书记真不愧是才子，要不是他把关，这篇文章登到报纸上，可就出洋相了”。从此以后，骑兵团送交宣传材料，审核得仔细多了。
这里一波未平，那里一波又起。
军区参谋长阎揆要接着给骑兵团做战术指导，平常不爱吱声的作战参谋边乔突然要求发言，反驳他说“军区的打法不对，骑兵团应该自由回旋于内外线，沿交通线进行侧击，主动寻找利害转变点；现在要求骑兵和步兵一样沿中心轴线向外推，只能是短促出击，效果不好”。
阎揆要参谋长是黄埔一期的，边乔是东北讲武堂九期的（他和滨海支队司令员万毅是同学，比骑兵团的顶头上司四分区司令员赵承金还要早一届），两个军校生辩论了一会就吵起来了，西北军东北军互不买帐。阎参谋长说“打持久战就是要稳守渐进”，边参谋说“你的那个不是持久战，是消耗战”；阎参谋长说“十多年前我就带过骑兵了”，边参谋说“你那是骑马开仗，不懂骑兵战术……”。
黄敬书记看这样吵下去不是办法，他和边乔在冀中就认识，因此劝说道“我看军区的思路是可行的，根据地已经明显壮大了嘛”。没想到边参谋吵昏了头，一句话就给黄敬顶回去“现在开辟根据地就象鸡拉屎一样，东一摊西一摊，中看不中用……”。
这句话可就惹祸了。本来先前争论骑兵战术，首长就已经不大耐烦了，但还勉强忍着，现在居然批评到根据地建设上来了！于是立刻就拍了桌子。杨得志气得直嚷“撤职！撤职！你们带回去处理！”边乔也真犟，敬了个礼，就走出了会议室。
大家都奇怪，边乔平时闷头闷脑的，怎么一开口就点这么大的炮仗，把团长和政委都吓得不轻。他俩说：还好是遇到了黄敬书记和杨得志司令员，这要是放在红四方面军，有那句话都够枪毙几回了……要知道，冀鲁豫的根据地建设是刚受到党中央表扬的呀。
不管怎么样，边乔的职务是没有了。当时，作训参谋和供给处长是营级干部，其他参谋（侦察、通讯、管理、团直政指）是连级；干事（组织、宣传、民运、卫生）是排级。于是，五连（徒步大队）连长李华珍（离休前任济南军区作战部长）接替边乔担任作训参谋，而边乔则去背电台、摇发电机，直到44年黄书记和杨司令员去延安了以后，他才复任侦察参谋。
其实，边乔的战术意见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不过他说根据地的分布象“鸡拉屎”，还真有点形象。
当时，日伪在华北地区，以碉堡、据点、道沟、隔离网，建立了密集的封锁线，把广大乡村分割开来。据统计，四二年，冀中地区有炮楼一千七百五十三个，把八千个村庄分成了二千六百七十块，冀鲁豫地区的资料马甲我没有查到，但估计也差不了多少。这些区域，除被日伪占领以外，还分别被国民党军、土顽（国民党的反共地方势力）和土匪（见谁打谁的）控制，共产党的政权也交错建立其中。滨河的一些地方，名义上有我们的政府，实际却只掌握了方圆几公里的地盘，被戏称为“一枪打穿根据地”。这些地方没有防御纵深，部队也呆不住，地方干部出来办事要化装，运送物资要武装护卫，骑兵团就经常当保镖队，来回穿插，各种小摩擦不断。
有一天，新任作训参谋李华珍，带着二连护送“建设干部”过平汉路（那时候，去延安的人无非是讲政权建设、军队建设，所以被称为“建设干部”；反之，留在敌后根据地的人成天喊咬牙坚持、咬牙顶住，也就叫做“咬牙干部”），这任务骑兵们干得多了，以往也就是出动一个班、一个排，这次却格外慎重。到了集合地点一看，整个护送队有便衣有军装，加起来起码有两个营，把刘大爷他们都唬了一跳，心说这一定是个不得了的大干部，跑去问李华珍，他还保密；不肯说，直到任务完成回来，才悄悄告诉二连长张起旺：那是新四军的陈毅军长，要到延安去开会。
刚回到驻地，骑兵团就接到命令，准备出动，截击庞炳勋的伪四十军。
４３年５月，庞炳勋在豫北陵川地区投敌，那汪精卫也有意思，给他的番号与官职保持不变。还是第二十四集团军司令，下辖伪第四十军、伪第二十七军、伪新五军。
6月，蒋介石把胡宗南部调离河防，向陕甘宁根据地进攻，发动了新一轮反共高潮，就在这时，庞炳勋的伪四十军突然离开新乡，向长垣县方向开来，而同时，国民党第十战区也派人来找八路军部队联系，要求放庞部过黄河。为此，骑兵团立刻请示上级，军区的回答是“坚决截击”。
原来，就在这个月初，蒋介石不知怎的，撤了 “苏鲁战区总司令” 于学忠的职，于司令一生气，立刻率部离开防区开拔，搞得接任他的嫡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来不及入鲁接防，这样，连同胡宗南部原来的部分防区，在苏鲁豫就出现了一些空白区域。蒋介石本着宁愿送给伪军，也不让给共产党的意图，一边责令李仙洲第二十八集团军北上，一边暗示庞炳勋伪第二十四集团军南下，抢占地盘。针对国民党的这个阴谋，冀鲁豫和鲁南军区连续发动两个战役：截击庞炳勋、礼送于学忠、顶住李仙洲。
其实这时候，伪四十军只剩下个空架子，只有三十九师还有些人马，却也是兵无斗志。而八路军在战前动员时则再三强调，庞炳勋是历次反共摩擦的急先锋，现在又投靠了日伪，是个双料大坏蛋，战士们顿时群情激愤，个个都想杀敌立功。十六团和二十一团首先伏击了敌先头部队，骑兵团则奔袭东明县沙窝村，截击企图从侧翼迂回的三十九师直属特务营。
特务营是三十九师保存最完好的一支部队，骑兵团到达离沙窝四五里外的狼旺村时，遇到了敌人的前卫连。他们一看见八路军，转身就跑，曾玉良团长立刻命令骑兵超越追击。在平行超越的过程中，骑兵各连队都实施马上侧射，打得敌人不断地趴下躲避，跑乱了套，很快就被接着赶上来的徒步大队分割消灭了。
沙窝的敌人正在村口准备列队出发，完全没有想到骑兵会突然杀到，纷纷往村里撤。于是，冲在前面的四连追着敌人杀进了村里，二连在曾团长的带领下也趁乱跟进去，一连和三连在外面当二梯队。当时村里面混乱极了，骑兵们策马抡着马刀砍，膀子都甩木了，伪军有的往屋里钻，有的就顺着路跑，刘大爷听见连长在不断地提醒“一路杀过去，不要往胡同里追”，从东口杀到西口，正准备再杀回去，发现敌人开始往街上丢手榴弹了，团长喊着“开枪压住房顶，大家都出村去！”大家就退了出来，把村子围住了。
出来了才发现，不知道怎么搞的，村子着火了，6月份，正是干燥的时候，不一会就烧得很大了，还引起了爆炸。八路军守在外面，敌人几次冲出来，都被打了回去。刘大爷他们不停地喊“快缴枪投降就让你们出来”、“快投降，我们帮着救火啊”，“都是中国人，别害了老百姓呀”……就这么喊了好一阵，敌人投降了。
这次战斗，开创了骑兵团乘马攻克村庄的先例，曾玉良团长十分高兴。在八路军打特务营的时候，赵云祥的一个800多人的军训大队就在附近，却始终不敢来救援，因为赵军长吩咐过“骑兵团惹不得”。
把这次战斗的缴获清单照抄如下，以供各位参考。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该部队有投降前砸毁随身武器的习惯。
平射炮一；掷弹筒一；重机枪二；双筒机枪一（这是什么枪？）；轻机枪五；步枪五十四；短枪六；刺刀、戒刀一百二十四；炮弹十六；掷弹筒弹三十六；步机枪弹一万六千六百五十；战马十二；望远镜七；平射炮镜一；钢盔四十二；钟表十；军用尺一；皮鞋、军衣、军帽、雨衣、手套、饭盒、水壶、油布、帆布、擦枪油、皮箱、子弹壳……
在沙窝村，刘大爷负了伤，不过，不是被枪弹打的。
伪军投降后，八路军就冲进村里，分派一些人收缴武器，大部分则去救火。当时，刘大爷他们正在一户人家厢房里忙着泼水，旁边院子里的牲口棚烧起来了，于是，有个二百五就想用手榴弹把火炸灭。“轰隆”一声，牲口棚没什么，厢房却震垮了，把一伙人全埋在里面，刘大爷的肩膀和脚都受了伤，给抬了出来。
伤员都被送到村外空地上，等担架队。刘大爷看见身边躺着一位，熏得黑乎乎的，认不出是谁。就问“你是哪位啊？”。回答：“二连二排长”。
咦？不对啊！刘大爷心说：二连二排长应该是我自己呀，这到底是谁被烧糊涂了？
再仔细一想，明白了，呵呵地笑起来——敢情这位是特务营的二连二排长，当时，四十军三十九师穿的还是原来的军服，被火一熏，看上去就和八路军的打扮差不多。那个“二排长”也是在救火时受的伤，被刘大爷笑毛了，不高兴地说“有啥好笑的，要不是为了救火，你们也打不进村子”，还说当初台儿庄战役时；马法五带着他们在临沂守阵地，三天三夜不睡觉……刘大爷反问道“你这么能打，怎么还当了汉奸？”那家伙就不吭声了。
地方干部带着担架队赶来了，把伤员们往后方抬。可是，过道沟的时候，担架突然垮了，把刘大爷甩到沟底，脑袋也摔破了，卫生员赶紧跑来抢救，勤务队长也气得直骂。原来，这俩担架员为了图轻便，找了根细木棒子当抬杠，加上装运的东西太多、太重，走路一晃悠，担架杠子就断了。
那时侯，八路军打仗清理战场，除了武器弹药和文件资料必须由部队收缴以外，也允许战勤民夫拾拣其它一些战利品（一般是衣物、粮秣之类），这应该算做是物质鼓励吧。说到这事，刘大爷有点个人体会，他说：河北人爱面子，一般不大好意思拣破烂“发洋财”，要先由干部搞个评比，戴朵红花，再把东西领回去，弄得挺复杂；山东老百姓胆子大，部队在前边打，他们就在后面剥衣服翻口袋，搞急了还和八路军一起往上冲；河南的群众会过日子，什么东西都有用，什么东西都想扛，家具、工具、锅碗瓢盆，连门板都敢拆了搬回家。
不过，这也不绝对，哪个地方都有爱贪小便宜的人。南李庄战斗后，李树茂受伤昏迷在担架上，怀表和自来水笔都被人摘走，这就有些过分了。当然，也总有手脚苯的老实人，转悠了半天，什么玩意也没拣到，怪可怜的，八路军也就酌情分给他们一点，安慰情绪。比如大索庄战斗，部队伤亡小，担架队就漫山遍野去拣东西，有个姓付的老头，啥也没找到，很不甘愿，骑兵团就把自己的战利品摆出来让他挑，老付选了个洗脸盆，满意了。没想到过几天，这老头背着二百斤电线；来部队还人情，原来他和家里人跑到几十里外去砍了鬼子的电线杆子，真够亡命的。
因此，骑兵团战报的缴获清单中，被服、布匹、粮油和生活用品的数量一般都不写实了，要留出余额以备战勤（毕竟不是所有战斗都能有战利品的）；手榴弹和子弹也是不报或少报，除作为战斗储备以外，还要留出一部分支援民兵，打仗的时候，这些东西可都是“硬通货”，总不能让别人白帮忙吧。缴获的伪币也不写在战报里，专门有个帐本登记移交，先前打回隆镇时，骑兵团缴了五筐银圆和许多财宝，有根一尺多长的金条，行署还摆出来展览过。
骑兵团沙窝一仗，把三十九师打痛了，他们过不了黄河，就退了回去。后来，王瘦吾（四十军参谋长）到国民政府告状，说伪四十军本来准备南下“反正”投奔他，被八路军挡了路。这完全是造谣吹嘘。当时，连马法五（原四十军军长、三十九师师长）打了无数个电报都喊不动部队，三十九师怎么可能听他王参谋长的。这王瘦吾，原来是豫东专员兼保安司令，曾经摆过“火牛阵”对付鬼子的装甲部队。他学习古人的办法，在牛身上绑炸药和油布、牛屁股上挂鞭炮，再往日军的队伍里赶，思路的确很不错。可是，人家田单的“火牛”是用木棍把脖子连在一起的（这样“牛阵”就不能拐弯，只能直着冲），王司令读书不认真，忘了这一条，结果鞭炮一响，那些单个的牛就到处乱跑，反倒把自己的防线炸得个人仰马翻，“火牛”司令也就出名了。
说王瘦吾造谣，还因为庞炳勋二十四集团军下辖的伪第二十七军（杜淑）、伪新五军（孙殿英）也跟随四十军南下了，他们总不会也是来“反正”的吧。
于是，骑兵团首先参加卫南战役，和四分区部队一起打滑县、攻瓦岗集，歼灭了杜淑的独一旅，把伪军撵了回去。接着，又赶往鲁南，配合五分区反击李仙洲。
两个月里，骑兵们奔袭荷泽、定陶，抢占魏楼黄河大堤，雨夜血战，阻击侯镜如的九十二军。而就在这时候，日军也在山东开始了大扫荡，于是，八路军、日伪军和李仙洲顽军三方在山东相互开打。八路军鲁中军区和滨海军区打日军第5混成旅团（内田旅团）、伪军吴化文、厉文礼以及顽军秦启荣；而李仙洲则应对日军第59师团（细川忠康）和八路军鲁南、冀鲁豫军区，结果，秦启荣被打死，李仙洲的第二十八集团军也差不多快被打光，只好退出陇海路，到皖北去了。这场混战，被称为“鲁西南反顽战役”。
这场战役之后，于（学忠）走、李（仙洲）退，鲁省境内已没有国民党主力部队，八路军占领了山东战略制高点，根据地得到了扩大和巩固，而冀鲁豫中心区也与湖西区（微山湖以西）连成了一片，从此可以专心对付日伪（用罗荣桓的话说就是“了却了我们多年来的心事”），抗日政权建设和后勤供应立刻变得顺利多了。记得有一首歌谣唱：一九四三年，局势大改变……说的就是这个战略分水岭。
这次战役，刘大爷因伤没有参加，在医院，他先是听说冀鲁豫军区7团团长、11团政委先后阵亡，接着，竟又传来噩耗：骑兵团的团长曾玉良也牺牲了。
8月中旬，反顽战役已接近了尾声。曾玉良团长得到个情报：恶霸汉奸孙步月给鬼子送“慰劳品”，正住在曹县后张楼据点。曾团长恨透了这个残害沙区百姓的大坏蛋，立刻主动向上级要求攻打后张楼，除掉孙步月。由于当时部队还有其他作战任务，杨得志司令就答应从骑兵团抽两个连，再调派正在鲁西活动的昆张支队，一起去打后张楼。昆张支队有五个中队四百人左右，并且熟悉地形，两股力量合起来打下一个据点应该没问题。于是曾玉良亲自带领一、三连出动了。
骑兵按时间到达了指定地点，等了好久也不见昆张支队到来，这时候侦察员报告说后张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