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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政治部主任况玉纯升任团政委，骑兵团来了个新团长，叫曾玉良。曾团长是河南人，西路军失败后跟着程世才到新疆，在迪化接受苏联顾问的正规训练（他和新四军的骑兵团长周纯麟是喀什第四十八团骑兵连的正副连长，40年开着苏联卡车一起回延安）。曾玉良团长和况玉纯政委也是老熟人了，在红三十军的时候，他俩一个是作战参谋、一个是军部书记官（况书记是37年讨饭回延安的），再度共事，俩人关系自然十分融洽。
刘大爷说，曾团长对骑兵管理真的很有一套。他一到部队，就派人上德州，连劝带吓唬地把个有名的兽医请来当医官，专门调理战马。骑兵团原来的队列不大整齐，曾团长带着从头练，什么样的情况下战马行进的间距应该是多少，都用木棍比着，不能有差错。骑兵们过去吆喝战马都是随便喊，跟在家里喊牲口没什么两样，有时候部队行军，路上遇到个骑驴的老头，老头冲神仙驴叫一声“驾！”，骑兵团的军马全都跟着跑。曾团长说这样不行，要重新练，于是两个月以后，军马就都服从“前进”、“冲锋”、“立正”的口令了。
曾团长对骑兵武器配备很重视，长短枪、机枪火力布置，讲起来头头是道。打石友三的特务旅，部队缴获了一挺意大利造的高射机枪，他高兴得不得了，连夜改装了一辆“机枪车”，用大骡子拉着上战场。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机枪子弹用完了，侦察员把石友三的军需主任抓来，那家伙交代，这种机枪就只有这么一挺，子弹也没有库存。曾团长气坏了，骂那军需主任工作不负责任，“这么好的枪怎么能不多准备些弹药，你这个军需官是干什么吃的……”。
为报复“百团大战”，41年，日军从华东抽调第17、第37师团到华北，搞“强化治安运动”，敌人采取的作战方针是“囚笼政策”，企图用铁路、公路、封锁沟墙和据点造成囚笼，围困住我抗日军民。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陈再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多次组织了击破敌交通线、破坏封锁沟墙的战斗。
年初的时候，骑兵团夜袭阳谷县郝楼据点，当时连队带上梯子，下马攻坚，战斗打得很激烈，双方伤亡都不小，可打了一晚上也没拿下来。八路军本来想炸掉炮楼的，但地方上的同志却不同意，说是据点里面有我们的内线。天亮以后，由于担心日军增援，骑兵团就撤了。而据点里的残敌也被打怕了，跑回阳谷县城去再也没敢回来。事后，曾团长召集骨干开会谈看法（刘大爷这时已经是副班长，属于骨干了），大家说“打得不错啊，敌人不是被打跑了么？”。团长却认为“打得不理想，没把咱们骑兵的特点显示出来”。
伪军胆小、战斗力也差，但他们中间的骨干（多为旧军阀兵痞）却富有守点待援的经验。夜晚猛攻炮楼，等于是逼着伪军和我们硬干，这是以骑兵之短搏伪军之长，如此拼消耗，实在划不来。
在后来的“破路”战斗中，骑兵团就很少搞强攻了。部队大白天在敌人据点附近运动，单列行进、间距拉大，500匹战马能排出十多里地去，远远望去，尘土飞扬、没头没尾的，敌人不知道咱们到底有多少兵马，吓得根本不敢出门。老百姓于是就趁机破路。有时，如果地形合适，骑兵团就隐蔽，由民兵先把敌人引出来，骑兵部队再截断退路，掩杀一番，把伪军赶回县城去……几个月下来，骑兵团先后配合5万多群众，破坏封锁沟墙120多里，毙伤日伪军200多人，而我几无伤亡。
反“囚笼政策”取得初步胜利后，团首长认为，我们不能仅在鬼子“囚笼”里面折腾，还应该发挥自己快速机动的特点，打到敌人后方去。因此，在上级的支持下，骑兵团实施了向日军所谓“治安模范区”的奔袭。
吴官屯位于山东高唐县城东北30里，是济南至德州铁路的重要警戒哨位。这个据点驻扎有伪军一个中队，中队长李洪儒，他原先是在阳谷县城卖烧饼的商人（嘿嘿，武大的同事哦），这家伙很贪财，当了军官仍惦记着扩大产业，居然在据点里开手工作坊。李队长虽然生意精通，军事上却很外行，因此，排兵布阵就只好请教老街坊王光照，什么都听老王的。
老王原先是教书先生，现在是县城伪军大队的副队长，但他还有个身份——共产党唐北县委统战股长。于是，这事情就好办了。
当天晚上，王光照借故到了吴官屯据点。夜里12点，骑兵二连从寨墙东北角和西南角搭梯子往上爬，三连埋伏在正门口等老王开大门。战士们着急了点，大门还没开，两边就已经上墙，和岗楼里的哨兵打了起来。屋里的王光照一看情况不对，马上掏出枪顶着李洪儒，李队长哪经得住这般吓唬，立刻开寨门投降了。
接着，八路军又赶往20多里外的固河据点，还是由王光照赚开大门，骑兵一涌而入，乒乒乓乓一阵打，拿下。
骑兵团一晚上放火烧了两个据点，日本鬼子急了，出动三路重兵进行合围。可这时，咱们八路军早已西渡卫河，到河北清河县了。
还是在吴官屯烧炮楼的时候，曾玉良团长忽然发现旁边的平房中有个小作坊，他急忙命令战士们把屋子里所有工具和物资都抢运出来，当时大家都还弄不清这是什么目的。等回到清河县，曾团长派人办了个小皮革工厂，专门生产马鞍、刀鞘。大伙这才明白，这李洪儒老板的产业，对骑兵团还挺有用的啊！
有了皮革工厂，曾玉良还觉得不过瘾。军队嘛，总要弄个兵工厂才行啊！说来也巧，没过多久，还真让他打听到了哪里有造手榴弹的设备，于是，骑兵再度出动，抢鬼子汉奸的东西去……
转眼到了40年下半年，有一次，参谋长王永元从军区开会回来，向大家传达介绍各地粉碎“囚笼封锁”的战斗经验（徐国夫于40年8月调新八旅22团任职，由王永元继任参谋长），其中讲到一个民兵队用“石雷”炸鬼子的事。
王参谋长正比比划划地描述石头有多大、怎么掏洞、怎么引爆……曾玉良团长突然插嘴问“那么大的石头可不是一般火药就能崩开的，他们的炸药是从哪弄来的？” 王永元顿时傻眼了，他不知道呵。
恰好一起去开会的参谋万怀臣了解过这事，他说武城县有个伪军的炸药厂，还能造手雷，冀县民兵队就是从那里偷的炸药。曾团长一拍大腿，乐了，“民兵同志太客气，偷炸药不够意思。现在换我们去，干脆把那个工厂抢过来算了”。
于是各路侦察人员纷纷出动，没过几天，情况都清楚了。
那个厂子位于武城县的武官寨，设备是日本货，它原来的主人是军阀韩复榘，韩总司令跑了以后，工厂归汉奸郭金城所有（郭某还是啥“东亚同盟自治军”的中将，这个组织挺怪的，以后再述），又由于郭金城打牌输了钱，把厂子给抵押了，济南的当铺老板就派他侄子来炸药厂当掌柜，守着等郭金城克扣军饷还帐。
武官寨是个比较大的集镇，据点里驻着24名日军，还有郭金城伪军一个营（200多人）。这里扼守着冀南进入鲁西的要道，因此，骑兵团提出拔掉这个据点，军区领导十分支持。
听说要打大集镇，各连队都按照惯例准备攻坚装备，可曾团长况政委却吩咐用不着，说是这回咱们要打个“巧”的。
接到命令，部队连夜出发。第一、二、三连赶到武官寨东南五公里外的地方，把个小村子秘密控制起来，许进不许出。四连则直扑东北方向，袭击三十公里外的郑家庄日军征收所（那地方位于故城县和武城县之间，靠着运河边，有鬼子的物资站）。果然，一大早，故城和武城的鬼子全出动了，武官寨的日军小队也赶往郑家庄，骑兵四连带着鬼子到处兜圈子。
吃罢早饭，一连在村子里守战马，充当预备队。二、三连的战士则溜溜达达地进了武官寨。原来，曾团长早就算好今天是武官寨赶双集的日子，大家化装成老百姓，有的推车、有的挑担，都上大街赶集。
突击组的同志把青菜、粮食、柴火摆在据点大门外，讨价还价，十分热闹。刘大爷也在突击组，他拎着个半空不空的袋子，装成换粮食的，可偏巧有个大婶子非要仔细查验他商品的成色，刘大爷不肯（黄豆下面埋着手榴弹呢），还被她骂了几句。那边的刘金魁更狼狈，有个卖馍的擅自动手去拆他的柴火捆，差点没把机枪抖露出来，刘金魁急了，一把推了人家一跟头，几乎闹得要打架……
寨门外热闹，寨门上更热闹。由于鬼子小队出动扫荡，守寨的伪军按规定不许出门，据点大门关着，八路军也就进不去。于是，曾团长命令两个伪军去把门叫开。这俩伪军本是负责管理炸药厂库房的，因为贪钱，时常监守自盗（冀县民兵的炸药就是这么来的），这当然也就让我地方政府抓住了把柄。头天晚上，他俩就被骗到了骑兵团驻扎的村子里，通过一番思想教育，觉悟得到了很大提高，决心帮助八路、坚决抗日。俩伪军士兵前去叫门，说是昨天晚上喝醉没回来，请守门的放他们进去，免得长官知道了挨罚。可偏巧，那守门的班长是个办事挺认真的家伙，就是不肯开门，门里门外的伪军就吵起来了。
听见吵架，闲得无聊的伪军也跑来凑热闹，围在门边帮腔逗科，说什么的都有。这时候，有个和稀泥的家伙从门缝里探出个脑袋说话，意思是想劝劝外面的俩兄弟来个“换位思考”，大家和气生财。
曾团长本来就挺着急的，他担心集市上的八路军等久了恐怕要露馅，看见门开了个缝，马上发暗号动手。参谋长王永元（装算卦先生）、组织干事李选贤（扮江湖郎中）站在伪军旁边，撞开大门、掏出短枪就打，二连长张起旺（1944年5月牺牲）带突击组冲进去登上了炮楼，接着，其他战士也在曾团长指挥下蜂拥而入。集市上顿时乱套了，人们这才知道是八路军来了。
这时，敌人有的在睡觉，有的在推牌九，根本来不及抵抗。我军迅速占领炮楼，控制了全寨，把伪军压制在几座平房里。几十分钟后，在八路军火力威慑和政治攻势下，百余名伪军投降了。
况玉纯政委带着一连也来到武官寨，经过宣传教育释放了大部分俘虏。接着，骑兵们带着缴获的枪支弹药，满载着军工设备物资，凯旋回家。
这场战斗，得到了军区领导的表扬，宋任穷政委评价说是“创造了一个无一伤亡、全歼敌人一个营的奇迹”（其实，担任牵制任务的四连还是有伤亡的）。
回到清河县，曾团长又开办了手榴弹工厂。他把骑兵团的重要骨干、军区侦察模范王新增派去当厂长，还给他设了个职务——供给处长。当时有些人不理解，团长解释说“搞机器设备容易办，可找原材料就困难了，除了侦察英雄，你们说谁还有这个本事”。
不过，后来，也许是因为王厂长的工作干得太好，厂子名声太大了一点，结果不到一年，上级一道命令下来，两个工厂连人带设备都归了太岳军区。曾团长这回也无计可施了。好在，军区后来用破路缴获的铁轨打了些军刀，发放给骑兵团，这多少也算是做了补偿吧。
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首先是从冀南开始的，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岗村宁次指挥第41师团和三个混成旅，协带着三万多伪军，突然对我抗日根据地实施了大规模合围，企图将我党政军领导机关“一网打尽”。这次突破“铁壁合围”的战斗，是129师骑兵团历史上光荣的一页，也是惨烈的一页。
马甲记得，刘大爷在叙说这场战斗时，常常会停下来，长时间地沉默，象在思索着什么。“那是一场混战啊，真是一场拼意志力的较量……”。
战斗的警报是在一个清晨突然敲响的，当时，骑兵团正驻扎在河北省故城县郑家口附近的兀兰屯。
1942年4月29日清晨，刘大爷在禁闭室门口站岗，禁闭室里面关着王占奎和刘金魁。那段时间，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华北一带战事不多。军区陈再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都到太行山开会去了，政治部刘志坚主任于是组织各部队开展“创造模范俱乐部”的活动，就是各连队每天出几道增长知识的题目让大家讨论，还排演说说唱唱小节目、搞一些室内游戏什么的，反正对消解疲劳、活跃部队有好处。
头天晚上，王占奎和刘金魁打起来了。这王占奎是山西人，最崇拜关云长，排演节目时也是开口闭口不离关公。那刘金魁是有名的“碎嘴”，硬说关老爷比不上他老乡戚继光（事实上刘金魁是四川人，他家和戚继光一点关系也没有，也就是图个捣乱罢了），王占奎嘴笨，说不过人家就动了手。指导员于是把他俩都关了禁闭，派刘大爷睡在禁闭室门口，防着他们再打架。
天刚亮，王占奎和刘金魁睡够了，继续拌嘴。这回刘金魁不夸奖戚继光了，改说关羽肯定打不过岳飞，把王占奎气得没办法。刘大爷在门外“听相声”，嘿嘿地直乐。
外面，骑兵们正准备出早操，几个连长还约着要和指导员比赛马，大家热热闹闹地挺高兴。就在这时候，有斥候巡逻的侦察员跑来报告，说是东北方向听见了坦克声响，曾玉良团长和况玉纯政委还不大相信，爬到房顶上拿望远镜观察，真的发现远处郑家口方向有鬼子坦克和骑兵队。
以往，敌人大规模出动前，八路军都能得到准确预警，而这次合围扫荡，我方事先一点情报也不知道。更糟糕的是，当时，八路军对于反扫荡的方针也不明确。
几年来，在反击敌人多次合围、扫荡的战斗中，各地各部队都积累了相当的斗争经验。而41年以后，日军也在改进作战方法，不断尝试“捕捉奇袭”、“铁磙式三层阵地”等手段，越来越凶恶。针对敌人的战法变化，指挥华北八路军的彭德怀副总司令，要求统一制订对应的作战方针。
陈再道、杨勇等将领认为：敌人的扫荡，总是由外围各路向中心区合击，最后再向据点撤回。因此，我军应该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及时跳出包围圈，向周边地区甚至敌占区行动，打击其相对空虚的后方交通线。待敌人撤退后，主力再转回中心区。针对这种观点，彭总批评是“过分强调正规部队的意义”，是“右倾”。
薄一波、王新亭等边区领导建议，加强根据地建设，广泛采用分散的游击战，先拖后打、边拖边打，坚持腹地斗争，最后实施反攻。结果，被彭总批评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是“左倾”。
彭总主张“倚靠根据地，在运动中阻击或歼敌一路”（这是红军反围剿的办法），可许多人又认为难以做到，一时争议很大。后来。在邓小平政委的协调下，做出一个“妥协”的结论：确定了两个原则“一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积蓄力量、积极反攻；二是坚持基本的游击战、开展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结论看起来有道理，可在战术指导上却很含糊，让部队莫衷一是，以至于出现了各自盲动的情况。
1942年4月29日这一天的清晨，在兀兰屯这个小村庄，129师骑兵团的领导，也面临着下一步该如何行动的困惑。曾团长下令部队集合，准备拔营，士兵们忙着收拾东西，各连长都跑到团部请示行动目标和行进顺序，场面有点乱。
就这么一会功夫，敌人越来越多了，战士们肉眼就能看见鬼子汽车一辆接一辆地由东向西开。起初只是东北方向有敌人，后来西北方也发现情况了，而且后续部队还看不到头。这时，用不着领导说明，大家都知道是遇上日军的大合围，要打硬仗了。
战士们紧张地整理武器，检查战马。刘大爷把口袋里的半个高粱面窝头掰碎了喂“公鸡”，一个劲地说“好伙计，等会你可得机灵点，给我争口气啊”。战马似乎听懂了他的话，脑袋在主人的胸口上蹭来蹭去。
指挥员们还在考虑行动方案。曾团长指出，现在对面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合拢。以骑兵团的机动能力，直接向北穿越，就可以从东北、西北两股日军的结合部冲出合围（后来，驻在附近的冀南军区一个步兵团就是这么冲出去的）。况政委则表示，现在军区总部的情况尚不清楚，应该向总部靠拢，配合总部机关突围，政治部主任徐青山支持政委的意见。于是，大方向就这么确定了。
但是，军区总部正在采取什么行动、将向哪里运动？骑兵团也不知道。曾玉良团长分析了几种可能性，决定由他带一个连沿着卫河西岸向南寻找，况政委则带三个连向南宫县方向前进。部队立即出发了。
刘大爷他们由况政委带领着行进到武城县十二里庄，找到了军区刘志坚主任和范朝利参谋长（陈再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不在部队，到太行山开会去了），大家看到冀南军区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