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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尔达说：“是的。”
接着发生的是，果尔达本人用以下方式告诉我：“我登上一架直升飞机。
我飞往埃及——想象果尔达·梅厄是在埃及——在那儿我镇定地面对沙龙。
我对他说：‘我是你的总理，我命令你不要采取行动反对埃及第三军。’”
那大致就是“十月战争”如何结束的情况。果尔达的鞋子上沾上了一些
埃及的沙粒。被围的埃及第三军得救了，萨达特的面子也保留了。签订了停
火协议，基辛格最终得手。如他一直打算的，“十月战争”确在中东开创了
一个新局面，使得美国国务卿能把他的意志强加在所谓的和平进程上。在以
后的几个月中，他利用广为宣传的穿梭外交，先劝说以色列和埃及，后来又
劝说以色列和叙利亚，签订了所谓的脱离军事接触的协议。萨达特收回了西
奈的很少的一小部分，足以说服他继续同美国人合作是值得的，即使这样做
需要他背叛巴勒斯坦和更广泛的阿拉伯事业。最终他自觉
自愿为了小利出卖他的灵魂——确切地说是向一个名叫吉米·卡特的种
花生的庄园主出卖他的灵魂——而这使他失去了他的生命。
“十月战争”最主要的一件事是为两个人之间进行的一场史诗的、但却
荒谬可笑的不平等斗争设置了舞台。这场斗争是关于他们两人中谁更能影响
中东事件的进程。这两个人，一个是基辛格，另一个是亚西尔·阿拉法特。
为了忠于事件的真实记录，我必须迸而说明，这场斗争在开始时一方是联系
着基辛格，另一方联系着阿拉法特和费萨尔。但是，费萨尔被暗杀了。
这场斗争可以这么说，提供了关于1974～1977 年之间发生的多数事情的
主题背景。当时，吉米·卡特总统和他的国务卿赛路斯·万斯对美国的中东
政策恢复了一些明智和体面。基辛格同万斯的许多差别中的最主要的差别
是，万斯的兴趣在于真正的和平。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万斯比以前或其后任
何一个美国人都较好理解阿拉法特（当美国人需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帮助
使在伊朗的人质获释时，是万斯写了一封“亲爱的阿拉法特”的信给这位巴
解组织主席的）。
基辛格的目标不是要给中东带未和平。他的目的是，为使阿拉伯国家和
以色列之间不能发生另一次战争进行安排。战争之所以必须防止仅仅因为它
对美国和西方在这一地区利益造成威胁。除此之外，基辛格这位全球战略家
并不很关心阿拉伯人的甚至在以色列的他的犹太同类的命运。
按照以上扼要叙述的来龙去脉，如前所说，基辛格的首要目标，是向萨
达特提供他极想得到的同以色列开始进行谈判的机会，以使埃及中立，同时
迫使以色列接受同萨达特谈判的思想。一旦萨达特被卷进所谓的和平进程，
一旦他确信他可从中有所得，这就不可逆转。埃及将置身于战事之外，没有
埃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即使他们想同以色列进行战斗也不可能。如果那种情
况发生，阿拉伯国家将不得不按照以色列和美国的条件媾和。基辛格的结论
是，如果以色列对和平比对领土更感兴趣，阿拉伯国家就可以得到和平，但
是以色列的条件是阿拉伯国家必须抛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也正中美国国
务卿之意。
阿拉法特对基辛格战略的挑战和威胁的反应是迅速的、大胆的和富有勇
气的。“十月战争”结束后四个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
个被称之为“工作文件”的声明。它要求阿拉伯国家和国际上承认巴勒斯坦
人“在从犹太复国主义占领下夺回的任何土地上建立民族权力机构的权利”
①。其中含义是深远的，但在当时没有被很好理解。“民族权力机构”一词是
商定的巴解组织称“小型国家”的代号。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74 年2 月的工作文件，对以色列和全世界是一个清
晰的信号。它表明阿拉法特和领导层中他的多数同事，不仅是为谋求政治解
决而负责工作，而且是为要求巴勒斯坦人接受他们原有故国土地70％的损失
——也许是空前的损失——来换取在西岸和加沙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小型国
家而认真努力。阿拉法特和领导层中他的多数同事们知道，这是他们不得不
作出的让步的实质，但是他们也知道，要说服解放运动中的广大成员接受这
点需要时间。如果在1974 年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公开承认他们准备达成妥协
的真实幅度，他们会轻而易举地受到绝大多数真正从事解放斗争的巴勒斯坦
人的唾弃和拒绝。
阿拉法特对我说：“当时，我们的悲剧是，对这可能性的问题，世界拒
绝理解有两个方面、两边的问题。第一是巴勒斯坦人怎么可能达到目的的实
①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研究中心发表的正式文件。
际条件问题——当时面对的事实是两个超级大国承担了保证以色列存在的义
务，而以色列又是这一地区的军事超级大国。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巴勒斯坦领
导人怎么有可能说服它的人民接受的问题。当一个民族正在要求百分之百地
归还她的领土时，领导说：‘不，你们只能收回30％。’这不是那么容易的。”
阿拉法特停顿了一会儿进而说道：“你对我说，多少年来我们教育我们
的人民关于妥协的必要时，对我们准备要妥协的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模棱
两可的，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我也必须告诉你，我们的真正立场，世界各
国政府包括以色列政府一直是了解的。怎么了解的呢？从1974 年，甚至从
1973 年底开始，我们的某些人就正式受权同以色列人和西方的重要人士保持
秘密联系。他们的责任是把我们当时不能公开讲的活秘密地告诉这些人。你
知道这些人是谁。你可以同他们谈谈。。”我同他们谈了，我在稍后将详细
叙述。
事实上，经过5 年之久，阿拉法特才得到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正式委
任，在建立1977 年原则上得到认可的小型国家妥协方案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如果在1974 年至1979 年之间，他得到以色列同意进行实际的谈判的尝试，
阿拉法特不可能在小型国家方案的某础上提出和平而不分裂巴勒斯坦解放组
织。但是，在1979 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之后，在妥协方案问题上已经
没有分裂的危险。如果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和阿拉法特在1979
年会晤进行谈判，阿拉法特可以充满信心地说，他处于可以提出这一和解方
案的地位。
当我在1979 年下半年第一次会见阿拉法特并且开始我自己的和平倡议
时，他仍然兴高采烈，因为5 年来他终于在为宣传和解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
成就。虽然这是一次私人谈话，我希望他对我引用它不会介意。他说：“我
们使我们的人民转变了立场。把犹太人赶进大海这样的愚蠢说法不再有了。
今天，我们的人民准备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小型国家里以犹太人作为邻居。这
是一个神话！在五年时间内我们走了多么远的路程啊！”
当然，阿拉法特得到了活跃的哈桑兄弟、冷静的阿布·杰哈德、马基雅
维里主义①，的阿布·伊亚德以及他的其他许多法塔赫高级同事们的帮助。阿
布·伊业德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他和阿拉拉法特商议好，针对各种人发
表各种言论。例如，当阿拉法特的演奏家们需要去弹拨一首激昂的曲调以抚
慰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及其他方面的激进分子时，去弹拨的是阿布·伊亚
德——但这通常是与阿拉法特合作，起着异曲同工之效。对局外人来说，包
括当时我本人，似乎阿布·伊亚德有时正在反对阿拉法特。然而，这是法塔
赫领导人采取的策略行动的组成部分，以便在谋略上挫败并以智取胜那些反
对小型国家妥协方案的人。
当我们在1979 年下半年谈话时，阿拉法特告诉我，在1974—1979 年这
关键性的5 年过程，他对每一个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个别地进行了疏
通活动。当时有300 名委员。在环境许可时，他一个一个地把他们从世界各
地召集到贝鲁特，秘密地进行私人和个别谈话。在那几年中，差不多有两年
时间巴解组织遭遇到黎巴嫩的第一次内战，而在黎巴嫩，记者们都不知道，
阿拉法特正在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并正为他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在那段时间
①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1169～1527）是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主张为达到目的，利用一切手段。—
—译注
的其余很多时候，当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进攻升级时，阿拉法特忙于组织巴解
组织的防御。然而，他仍然挤出时间个别接待和游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
每一名成员。“我保存了一份我用于那些谈话的时间的记录，”阿拉法特告
诉我，“在5 年期间，总共花了550 个小时。”他还保存了一份记录，记载
当他要求他们在适当时候投票赞成小型国家妥协方案时，哪些人表示“同
意”，哪些人表示“不问意”。在他结束他的故事时，阿拉法特从他臀部口
袋里抽出一个小记事本。这显然是他记述他同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成员谈话
的许多记事本中最后的一个。“它全在这里，”阿拉法特带着胜利的心情说
道，“让我告诉你数字。。296 票赞成小型国家方案，只有1 票反对。想象
一下，这是奇迹。”
我想要阿拉法特告诉我谁是这4 个反对者。他拒绝了。
我说：“他们当中有一个是乔治·哈巴什。”
停了一会儿以后，阿拉法特仍然带着笑容说：“是的，他们当中有一个
是乔治。”
我说：“他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表决中也许仅是一票，但是，解放巴
勒斯坦人民阵线会给你制造许多麻烦。”
阿拉法特对我的断言感到有趣。“你是这样想的吗？”他说。
“是的，这么说吧，”我答道，“过去他就曾经使你遇到没完没了的麻
烦。或者，譬如，你们不会被压垮并从约旦被驱赶出来，如果哈巴什。。”
阿拉法特打断了我的话，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那是过去，”他说，随
后他停顿了一下，“我正在谈论的是关于今天和未来。”又停了一下说：“你
不要为乔治而担心。他是一个空想家，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行。”
我说：“你的意思是他没有问题。”
“我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阿拉法特回答。
事实上，哈巴什和他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在1979 年巴勒斯坦全国委
员会上真的接受了小型国家方案。哈巴什本人曾告诉我，一旦小型国家成立，
如果以色列人愿意进行对话，他准备采用政治方式为创建一个民主巴勒斯坦
国而努力。他说：“如果我们能够用和平方式同现在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
人解决我们的全部问题——非常好。只有罪人才会拒绝那样做。我不是罪人。
我只是不相信犹太复国主义者会愿意同我们以平等身份在一起生活。”
我不知道阿拉法特同300 名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代表逐人进行谈话时是
如何陈述自己的理由的，但是，我想我能猜到他的获胜点在许多如果不是全
部，一对一的谈话中。在我向阿拉法特告别飞往塞浦路斯并从那儿去以色列
之前，我对他说，还有一些我必须知道但我们尚未讨论的事情。我说：“当
我向我的以色列朋友转达我们谈话的实质内容时，他们会问我三个问题。第
一个会是：“他是认真的吗？”他们的出发点是，你不是认真的，你只是口
头说说你要和平，因为你没有军事上的选择。他们的第二个问题会是：“他
会提出来吗？”他们的第三个问题会是“他为什么真正地愿意达成这样一项
妥协？”这最后一个问题不是我可以回答的。我想很多有赖于你的回答。
阿拉法特在椅子上向后靠靠。他把一只手举到他的肩头，然后让它慢慢
地沿着他的身体往下落。这只手搁在他的手枪皮套内的手枪上。他说：“我
愿告诉你。”他的声音安静而平淡，显然他正努力控制他的感情。“这军装
使我厌恶。我要求停止屠杀。我的眼睛试图微笑。我的心灵在哭泣。”
在“十月战争”以前，甚至法塔赫的主要现实主义者哈拉德·哈桑也反
对这个小型国家概念和妥协方案。他说：“我们巴勒斯坦人要向以色列作出
这样一种让步，我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从来没有！”那么，为什么在几个
星期之内，由于“十月战争”，阿拉法特和领导层中的多数同事，努力寻求
这一小型国家妥协方案，而明知提出这样一种政策他们的前景是被称为叛
徒？
阿拉法特说道：“事实上并不如此复杂。当我们研究了战后出现的新的
形势，我们知道，基辛格是不会放松对以色列的压力的，直到他迫使他们从
西奈作象征性的撤退——不要很多，只要归还一点西奈的沙子，就足以使萨
达特他本人和埃及作出保证投入谈判进程。如你所知，这就是基辛格在谈判
1974 年1 月签订的埃及、以色列脱离军事接触协议时的目的。当然，我们懂
得，一旦萨达特承诺投入谈判进程，所有阿拉伯国家将在以色列愿意从被占
领土撤出时立即同以色列媾和。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
不以现实态度表达我们的要求，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提出一个阿拉伯政
权能够支持的政治纲领，阿拉伯国家将舍弃我们自去言和。。
“所以形势对巴解组织来说是十分危急的。我可以说，这是生命攸关的
问题。为什么？如果以色列很明智地进行撤迟，那么，阿拉伯国家在没有巴
解组织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将是什么样的和平？242 号决议的和平。242 号决议
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了什么？对难民的一点赔偿，也许，我只是说也许，很少
一点难民返回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家园。但是，其他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
我们要完蛋。对我们巴勒斯坦人重新成为一个民族的机会，哪怕是在我们祖
国的某一小部分，都已消失。完了。巴勒斯坦民族不再存在了。故事结束了。”
无疑他们担心巴解组织被阿拉伯国家抛弃，这使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
同事们在巴勒斯坦人所能做出的最大计步的基础上，设计出一个政治纲领。
但是，哈尼·哈桑告诉我，对领导者还有另一个压力。他说：“在西岸和加
沙的我们巴勒斯坦人民处于危难中。他们中的许多人要求有一个政治纲领，
以鼓励以色列人用撇退来换取和平。所以阿拉法特必须告诉他们，‘我答应
你们。’”
如果阿拉法特能够自由地公开说出妥协方案的全部的真实的内容，为这
一妥协方案他和他的法塔赫同事们从1973 年底起就在巴解组织内部开展活
动，那么，以色列人和其他犹太宣传家们将会遇到一个困难时刻。事实上，
在1974～1979 年整个时期，他们向主要不关心和很不了解情况的西方世界说
明，不存在一个“温和的”阿拉法特这样的事。当他们进行这项说服工作时，
他们实际上没有遇到反对。阿拉法特一直是他原来那个样子。一个恐怖分子。
在70 年代，同在60 年代一样，以色列宣传的基调是，断言巴解组织是一个
铁板一块的组织。用这样一种方法，以色列人和其他犹太宣传家们就得以借
用由巴解组织的少数集团和派别所进行的孤立的恐怖分子的行动，来诅咒和
指责阿拉法特、法塔赫和整个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这些少数集团和派别是反
对妥协方案的，他们的领导人因而是阿拉法特的政敌。
在这些年中，阿拉法特几乎没有使用策略的余地。他的选择是：要么把
他的真实方面公之于众，这将导致巴解组织内部的分裂和交战，就会形成一
种他无法在其中宣传妥协方案的气氛和形势；要么保持沉默，推进工作，通
过秘密讨论和争辩，取得对妥协方案的意见一致。阿拉法特对我说：“你认
为那是选择吗？”他选择了后者，即使它意味着他由于害怕动摇巴解组织内
部脆弱的平衡不能对破坏者执行纪律和处罚。他知道后果将使他自己的名声
遭致以色列宣传机器的诋毁。这样，以色列没有进行战斗就赢得了宣传战的
胜利。总的来看，西方公众舆论很容易相信阿拉法特是一个恐怖分子，而实
际上当时他为寻求一个真正的、公正的和平方案所做的工作，比以色列人、
美国人和大多数阿拉伯人加在一起所做的工作还要多。
但是，正如阿拉法特曾经说过的，西方国家政府和以色列不是不了解巴
解组织幕后所发生的真实情况。阿拉法特的使者秘密地把主席不能公开发表
的关于他承诺在小型国家方案基础上协商解决的全部真实含义都告诉以色列
人、美国人和欧洲人。
1974 年初，观众们在为伦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