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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
“只是某种女孩会对我发生感应，那感应反传给我，仅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会那样。所以说，即使我搂抱直子，也几乎无动于衷。大热天里，我俩几乎光着身子住在一起，洗澡也一块儿下去，偶尔还在一个被窝睡觉……但都没有什么，没任何感觉。尽管直子的身子是那样娇美动人，但是，呃——仅此而已。知道吗，我们做过一次同性恋游戏呢，直子和我。这话你不想听吧？”
“请说下去。”
“ 我向直子提议的时候——我俩之间无话不谈——直子试着用各种技巧在我身上抚摸起来。两人都脱得光光的，但就是不行，根本不行。只觉得痒痒的，痒得要死要活，现在想起来都不是滋味。这方面，直子实在笨得可以！怎么样，多少放心了吧。”
“嗯，的确是。”我说。
“诺，大致就是这样。”
玲子边说边用小指尖搔着眼眶：“再说那个女孩。她出门走后，我坐在椅子上发呆发了半天，茫然若失。只听得从体内很深很深的地方传来心脏‘突突’的跳声，手脚沉重得出奇，口中就像吃过飞蛾似的干苦干苦。但想到小孩就要回来，不管怎样得先洗个澡，把身体洗得一千二净，可问题是，无论我怎么打香皂猛劲搓洗，那痕迹硬是赖在身上掉不了。或许是精神作用，反正就是不成。那天夜里让他抱来着，想通过他来清除污秽感。当然我绝口没提那件事，实在羞愧难言——除非鼓很大勇气。我只是说抱一下，让他做了那种事情。我叫他比平时慢些，时间长些。于是他非常耐心，花了相当长时间。我也因此陡然冲到了顶峰，一下子。冲动到那步田地，婚后还是头一回。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女孩手指的感觉还留在体内，就因为这个。咳，……难为情啊，说这种话，汗都出来了，还说什么‘干那’、‘上呀’。”玲子翘起嘴唇笑道，“可是不行，还是不行。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可那女孩儿的感触还是赖在身上。并且她最后那句话也像一种什么回声似的在头脑里嗡嗡不止。”
“下一周的星期六，她没来。那些天我在家一直心惊肉跳，什么也没心思干，生怕她来了弄得我不知所措。但她没来，本来自尊心就强，况且当时又那么狼狈。再下一周，再再下一周也没登门。这样过了一个月。我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淡忘，但偏偏不能痛快忘掉。一个人在家里，总觉得那女孩儿无所不在，心里七上八下。既弹不成钢琴，又想不了事情，干什么都忐忑不安。如此熬过一个月后，一天我突然发觉，我一出门就好像有点蹊跷。附近的人对我分外留神，看我的眼光总有些异样，显得十分陌生。当然寒暄也是寒暄的，但那声调那神态和往常不同。常来我家玩的隔壁太太也一副惟恐躲闪不及的样子。但我尽可能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因为对此斤斤计较，是那种病的初期征兆。”
“一天，和我要好的一位太太前来串门。她和我同岁，是我母亲一位熟人的女儿，两家小孩又同在一个幼儿园，和我相处得不错。这太太突然跑来，问我知不知道正流传着一种关于我的十分不成体统的谣言。我说不知道。”
“‘怎么样的呢？’”
“‘怎么样的？实实在在不好开口。’”
“‘不好开口？既然话已点破，就请和盘托出好了。’”
“尽管她十分不情愿，但我还是一一抠了出来。噢，说不准她本人原本就是为说这事才来的。她什么也没隐瞒。按她的说法，所谓谣言，是说我是住过几次精神病院的不折不扣的同性恋者，把一个来学钢琴的女学生浑身扒光，动手动脚，那女孩不让，便把脸给打肿了。仅仅这番说谎就已编得骇人听闻，但为什么连我住过院的事都抖落出来了呢？两方面都使我吃惊不小。”
“‘我嘛，以前就了解你，告诉大伙说你不是那样的人。’那太太说，‘问题是，那女孩儿的父母确信不疑，对邻近的人统统张扬一遍。说什么由于女儿被你动过手脚，就调查了你，结果知道你有过精神病史。’”
“那太太告诉我：一天——就是发生那件事的当天——那女孩儿练完琴肿着脸回到家里，母亲问她怎么回事。说是脸肿了，嘴唇裂了，出血了，衬衣纽扣掉了，内裤也不完整了。嗯，你能信？不用说，都是那女孩子为了无中生有自己搞的鬼：故意往衬衫上抹点血，扭掉衣扣，撕去胸罩的花边，独自把眼睛呜呜哭红，头发抓得乱七八糟，然后才回家，足足捏造了三大桶谎言。那情景我一闭眼就能浮现出来。”
“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怪罪大伙都相信女孩儿的话。连我都会信的，假如处在那种立场。漂亮得活像个布洋娃娃而扯起谎来如同恶魔附体的女孩儿，一边抽抽嗒嗒地哭一边说‘我不嘛，我什么都不想说，我害羞’——给她这么一说，有谁能不当即信以为真呢！更何况，祸不单行的是我又果真住过精神病院，狠命打那女孩儿一巴掌也确有其事！这一来，有谁肯信我的话呢？肯信的不外乎丈夫一个人。”
“几天来我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心一横，告诉了丈夫。他相信了，当然。我把那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跟他说了一遍，说那女孩儿动手动脚地要搞什么同性恋那样的鬼名堂，所以才打了她。自然我没有把自己的感受也说出来。那毕竟不大合适，不管怎么说。‘这可不是儿戏，我直接找那家摊牌去！’他大为恼火，‘岂有此理！你和我结婚，小孩都有了，居然还被人胡说什么搞同性恋，哪有这样的混账玩笑！’”
“但我拦住了他，让他别去。我说：”算了，那样只能加深我们的创伤。‘是的，这我明白，已经明白了。就是说那女孩患的是心病。这种病人我看得多了，心里有数。她早已烂入骨髓，剥掉那层好看的外皮，里面全是烂肉。这么说也许过于尖刻，但确实如此。可是世上的人还没看透这点，因此我们再怎么挣扎，也是徒劳无益的。那女孩儿原本就善于驾驭大人的感情，何况我们手头又没掌握任何有利的材料。说千道万，有谁能相信一个１３岁的女孩儿会对一个３０多岁的半老徐娘搞什么同性恋呢？任凭怎么解释，世人也只能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越是拼命挣扎，我们的处境越是狼狈。“
“搬家吧，我说，别无他法。再在这里住下去，只能更加紧张，以致脑袋的发条再次飞掉，即使是现在，我都有些神思恍惚。总之我提出搬到没有一个熟人的远地方去。但丈夫不乐意动，他还没有清楚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当时他正在公司干得起劲，而且房子刚刚买到手，尽管是小型商品住宅，再说女儿也习惯了那所幼儿园。他说稍等等，不可能说搬马上就搬。一来工作不易一下子找到，二来又要卖房子，就连小孩的幼儿园都要落实，再怎么急，也要等两个月才行。”
“我说不行，那一来，我就要一蹶不振，再也无法恢复。这不是危言耸听，是真的。我说这我自己清楚。那时就已开始有点耳鸣、幻听和失眠。他说：”那么就先自己一个人到哪里住段时间，我处理完一摊子事就去。‘“
“‘不干。’我说，‘一个人我哪也不想去。现在要是和你离开，我马上就会瘫痪。现在少不得你，千万别剩下我一个人。’”
“他听我这么说，伸手把我搂在怀里，叫我暂时忍耐一下，暂时的，顶多一个月。‘这时间里我把一切安排妥当。工作收尾，房子卖掉，落实孩子的幼儿园，物色新的工作。如果顺利，说不定会在澳大利亚找到一份差事。所以等我一个月，那样一切都会好起来。’被他如此一劝，我不好再说什么了，越说就会越感到孤独。”“
玲子喟然叹息，仰望天花板上的电灯。
“可是没等到一个月。一天，脑袋的发条脱落了——‘砰’！这回严重啊，吃了安眠药，煤气开关也打开了。但没有死，苏醒过来时已躺在了医院病床上。一切都完了！几个月过去后，多少能冷静考虑问题的时候，我对丈夫提出离婚，‘那样不论对你对孩子都有好处。’他说没有离婚的打算。”
“‘再一次从头开始好了，三个人到新的地方重新开始！’”
“‘已经晚了。’我说，‘那时就一切都完结了，在你叫我等一个月的时候。如果你真想重新开始，那时是不该那样说的。现在无论去哪里，也无论搬多远，结果都同样。我只能再次提出要求，同样纠缠你折磨你，而我再也不愿意那样做了。’”
“我们就离婚了，或者说是由我单方面强行离婚的。他两年前才再婚，我至今仍认为那样做是对的，是的。当时我就已察觉出自己恐怕得终身如此，我不愿意拖累任何人，不愿意把自己这种整天为脑袋断弦而心惊胆战的生活强加到任何人头上。”
“他对我好得无可挑剔。他为人真诚，值得信赖，性格坚毅，富有耐性，对我来说是理想的丈夫。为了治愈我的病，他尽了最大努力，为了他和孩子，我也主动地配合，而且我也觉得好利索了。婚后６年，真叫幸福啊！他百分之九十九做得完美无缺，但是百分之一，只有百分之一马虎大意了，于是就‘砰’的一声。就这样，我们精心构筑的一切在那一瞬之间彻底崩溃了，完全化为泡影，整个坏在那女孩儿一个人的手里。”
玲子拾起脚前踩灭的烟头，扔进白铁皮罐。
“太残酷了！那一切是我们千辛万苦、一点一滴倾注心血的结晶啊！而崩溃却在眨眼之间，眨眼间就荡然无存了。”
玲子立起身，两手插进裤袋：“回房间吧，已经晚了。”
天空比刚才阴沉了，布满乌云，月亮早已无影无踪。现在，连我都能感到风雨欲来的气息——那气息里掺杂着手中塑料袋里水灵灵的葡萄的气味。
“所以，我实在不能离开这里。”玲子说，“我害怕走出去同外界发生关系，怕见各种人，怕想各种事。”
“心情很能理解。”我开口了，“不过我认为你是有能力的，有能力到外面适应一切。”
玲子微微漾出笑意，没再做声。
※
直子坐在沙发上看书。她架着腿，边看边用手指按着太阳穴，仿佛在清点进入脑海的词句。雨开始星星点点地飘落下来，灯光宛似细粉末一般点缀在她身体四周。在同玲子交谈过后再看直子，不禁再次意识到她是何等流溢着青春光彩。
“对不起，晚了。”玲子摸了下直子的脑袋。
“两个人挺开心？”直子扬起脸说。
“那还用问。”玲子回答。
“做什么事了，你们俩？”直子问我。
“说不出口的事。”我说。
直子吃吃笑着放下书，接着我们边听雨声边吃葡萄。
“这么一下雨，简直就像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三人。”直子说，“要是一直下雨，三个人一直这样该多好啊！”
“而且你们两人抱在一起，我像个不知趣的黑人女仆似的，拿一把长柄扇子啪哒啪哒扇来扇去，再不然就弹吉他为你们助兴——是吧？我才不干咧！”玲子说。
“哎哟，时不时地借给你好了！”“噢——那还差不多。”玲子说，“雨呀，下吧！”
雨继续下着，不时响起雷声。吃罢葡萄，玲子照例点燃支烟，从床下取出吉他，弹起《并非终曲》和《伊帕内马的少女》，之后弹了伯克拉库，弹了列农、麦卡特尼的曲子。我和玲子喝起葡萄酒，之后又把薄金属筒里剩的白兰地分开喝了。我们谈天说地，其乐融融。我也觉得倘若这雨永远下不完该有多好。
“还会找时间来的吧？”直子问。
“那当然。”我说。
“也写信来？”
“一星期一封。”
“也能给我写几个字？”玲子开口道。
“好的，敢不遵命。”我说。
１１点，玲子放倒沙发，仍像昨天那样为我做了张床。接着我们道过晚安，熄灯就寝。我上不来睡意，从帆布包里掏出电筒和《魔山》，闷头读下去。临近１２点时，卧室门悄然闪开，直子走来钻进我的被窝。和昨晚不同，直子仍是往日的直子。目光不再呆板迟滞，动作灵活快捷。她贴着我耳畔小声说：“不知为什么，总睡不着。”我说我也一样。随即放下书，关掉手电筒，搂过直子吻了一口。黑夜和雨声温柔地拥裹着我们。
“玲子呢？”
“没关系，睡得实实的。那人睡过去一般醒不来。”直子说。
“真的还会来？”
“来。”
“即使什么也不为你做？”
我点点头。黑暗中，胸口处明显感觉出了直子乳房的形状。我隔着睡衣，用手心抚摸她的身体。从肩到背，从背到腰，我反复缓慢移动着，把她身体的曲线和丰腴输人脑海。我们就这样亲亲热热地相抱片刻，直子在我额头轻轻一吻，身子一滑下床离去。夜色里，那淡蓝色的睡衣如同游鱼般一摇一摆。
“再见。”直子低声说。
我听着雨声，进人了静静的梦乡。
翌日清晨，雨仍下个不停。但和昨晚不同，成了毛毛秋雨，四下一片迷蒙。若非一洼洼积雨的水纹和顺檐滴落的雨点声，几乎察觉不出在下雨。睁眼醒来时，窗外笼罩着乳白色的雾霭，随着太阳的升起，雾霭随风飘去，于是杂木林和山脉的棱线一点点显露出来。
三人像昨天那样吃罢早餐，便去打扫鸟舍。直子和玲子穿上带头罩的黄色塑料雨衣。我在毛衣外面加了一件风衣。空气潮乎乎、凉丝丝的。鸟儿都静悄悄地相互挤在鸟舍尽头避雨。
“冷啊，下起雨来。”我对玲子说。
“一场秋雨一场凉，不知不觉就要成雪花了。”她说，“日本海那边飘来的阴云，要在这一带下足雪后才往前去。”
“鸟儿们怎么办呢？”
“当然移入屋内。瞧你，总不至到来年春天把冻硬的鸟儿们从雪下挖出解冻，让它们活过来，说什么‘喂喂都来吃食’吧？”
我用手指捅了捅铁丝网，鹦鹉扑棱一下翅膀，叫道：臭屎蛋、谢谢、神经病。
“真恨不得这家伙一下子冻死。”直子闷闷不乐地说，“每天一大清早就听它说这个，脑袋真快要神经了。”
打扫完鸟舍，我们返回房间。我开始收拾东西，她俩做去农场的准备。我们一起走出楼，在网球场稍前一点分手。她俩往右拐，我一直往前。她俩道了声再见，我也同样说声再见。“还来的。”我说。直子微微一笑，随即拐弯消失了。
去大门口的路上，和好几个人擦肩而过。我发现每人都穿着直子和玲子那种黄色雨衣，脑袋罩得严严实实。由于下雨，所有东西的色调都显得格外鲜明。地面乌黑乌黑，松枝翠绿翠绿，而身裹黄色雨衣的行人看上去仿佛唯一被允许在落雨的早晨在地表面游动的特殊魂灵。他们或拿农具，或背筐篓，或提一种什么袋子，悄无声响地在地面往来移动。
门卫记得我的名字。翻开来访登记簿，在我姓名那里打个记号表示离去。
“从东京来的吧？”老人看着我的住址说，“那儿我只去过一次，是个猪肉香的地方啊。”
“是吗？”我不大清楚，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句。
“在东京吃过的东西，大多都不怎么好吃，独有猪肉够味儿。怕是用什么特殊方法饲养的吧？”
我说我还真不晓得，就连东京猪肉香都是第一次听说。
“是什么时候，你去东京？”我问。
“什么时候来着？”老人歪了歪脖子，“八成是皇太子殿下成婚大典的时候。儿子在东京，叫我去一次看看，就去了。是那时候。”
“呃，肯定是那时候东京猪肉香来着。”我说。
“近来怎么样？”
我说不太清楚，也没怎么听到这方面的议论。他显得有点失望。老人似乎还想唠叨下去，我说还要赶车，截住话头，往道路那边走去。沿河边伸展的山路还断断续续剩有一些雾气，被风一吹，在山坡前彷徨不定。路上，我好几次停住脚回头张望，情不自禁地喟然叹息。我总觉得自己似乎来到了引力略有差异的一颗行星。是的，这的确是另外一个世界——想着，不由生出悲戚的心情。
回到宿舍，已经４点半了。我把东西往房间一扔，赶紧换上衣服，赶到新宿那家我打工的唱片店。６点到１０点半，由我值班卖唱片。这时间里，我怅怅地望着店外穿行不息的男男女女。有全家老小，有对对情侣，有醉鬼，有无赖，有穿超短裙的翩翩少女，有留嬉皮士胡子的男子，有夜总会的女招待，以及其他莫名其妙的各色人等——他们络绎不绝地一路走过。我拿起一张摇摆舞唱片，刚开始播放，几个嬉皮士和打扮怪异的汉子便聚到店前，有的跳舞，有的吸信纳水，有的百无聊赖地坐着不动。而放上多尼。贝内特以后，他们就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