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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件，内有明嘉靖大瓶4、屏风2，嘉靖小瓶6、小盒2……以上各项尽成灰烬”。《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32年4月。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英文专家周越然，时任教育部华侨教育设计委员会的刘士木等的私藏，也在劫难中化为乌有。
抗战八年期间，由于日军抢夺、盗窃，私人文物收藏者和普通居民所保存的文物也蒙受空前的劫难。
1937年11月14日，日军占据江苏太仓县城，“城中金银珠宝，字画古玩，被掠一空”。11月19日，苏州沦陷。日军入城后大肆抢劫、放火，华中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大将在苏州地区抢到一份古物字画目录后便指使爪牙按图索骥，一一加以抢劫，劫夺之余，实施纵火，苏州城内许多文物连同古建筑一起葬身火海。《苏州市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
同年12月，江阴要塞失陷。日军进入城内以后，肆意纵火淫掠，以至城厢夜间到处火光灼天，钱财、字画及文物被掠一空。
1938年4月8日，日军谷国元治郎部一千余人入侵山西襄垣县城后大肆抢劫，“唐代古屏两对和金佛、玉塔、古画”等众多文物被抢夺。政协山西省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办公室：《山西文史资料》第56辑，第94页。
1938年5月11日，日军在厦门地区，“进入民居抢劫财物古玩字画，一见即拿，洗劫一空”。
1938年11月8日，日军侵犯湖南临湘陆城，抢劫并拆毁古建筑观音阁，而城内藏书最多为葛、易、教、丁、吴数家书楼，各有典籍累千册。其中善本书不少，还有海内孤本。名人手迹以及名贵文物，这些在日军铁蹄之下被付之一炬。
1938年6月，日军土肥原贤二所属合井部队在开封查抄冯翰飞住宅，劫走《吴道之山水》立轴一幅、宋画《儿童戏水图》立轴一幅、《王石谷山水》立轴一幅、《戴醇士山水》立轴一幅。《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
1944年1月17日，日军兵分三路冲入广东南雄县城，将广东省银行、南雄县银行、粤光茶楼、丽华金铺、南华旅店、雄华书局、保行钟表店、元亨利布店内的财物及古玩、字画等“尽劫一空”。同年秋，日军侵犯广东怀集，大肆抢劫财物，“图书、古玩损失2210千元”。
南京民间私家收藏被劫不可胜计。如陆禹云先生“半生喜著古钱，精鉴别，所藏不下万金之价值。此钱在仓促间未携出，悉被贼劫”。吴蕴伟损失古物93件，龚启昌损失古物200件、字画300件，肖孝嵘损失字画27件、古物44件。1945年5月，日军中支那派遣军镜字第6806部队楼井信二，从原教育部官员王鲲楚家中，劫走郑板桥书屏4幅、郑板桥中堂花卉1幅及曾国藩所书对联2幅。
杭州王鲲徙收藏甚丰，仅著名文物就有东周长方鼎、梁代观音石造像、秦镜、汉镜、端砚、香炉等多件在日军占领期间被洗劫。
福州左赋才，1944年10月，被劫去宋明古玩、瓷器、花瓶等多件。
桐乡范文治，1937年11月被掠去各式细瓷花瓶、瓷佛、朱红碗、陶器、古钱等四五十种。
至于学者被掠夺的古物，可以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为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顾颉刚前往重庆，而留在北平的书籍、字画、碑帖、金石及信札、手稿等，全部被掠夺。其中，有印章150方，照片1000帧、古钱650枚、古镜3个、石刀2柄、古经2卷。王聿均：《战时日军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台湾《近代史百年集刊》第14辑。中央大学教授金毓黻损失字画60幅、古物112件，金陵大学崔敏俊损失古物85件，赵廷炳损失古物34件，胡小石损失字画206幅（在金大图书馆被损），碑帖3000种、古物900件。
私家文物损失除私人收藏家外，更多的应属普通民众家庭存留的如器皿、家具、钱币、香炉、金银首饰等古物，而这类文物往往作为普通物品使用，申报损失时也仅仅作为一般财产。如日军侵占浙江东阳期间毁坏家具六万五千余件。浙江吉安战时损失家具农具三十五万二千二百余件，广东三水被日军掠夺杂物110019件，山西保德县损失首饰4137件、家具农具271490件，日军盘踞山西柳林期间抢劫金银35447两、贵重器物716件，山西方山有16990件家具被毁，日军在河南辉县掠夺金属101万公斤，山东乐陵县有3360733件家具被毁坏，1624757件金银首饰遭劫掠，山东宁津县损失各类首饰92808件，山西原平县遭日军抢劫的金银珠宝及贵重物品折价2454900银元。全国各地此类损失比比皆是，其中，也会有相当数量的文物。戴雄：《抗战时期中国文物损失概况》，载《民国档案》2003年第2期。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16节 盗掘式考古之破坏
考古发掘是一项非常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需要考古工作者进行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努力，通过科学发掘和对地层学、类型学等进行研究，揭示发掘对象所包含的文化面貌、特征、性质及其经济、文化特点，以及当时社会发展阶段和文明发展历程。在沦陷区，一些日本考古学者无视中国主权，对中国各地墓葬、遗址进行劫掠式考古调查和发掘。
早在日本占领大连时，东亚考古学会、满铁会社、满蒙文化协会等对大连地区的主要历史遗址，进行发掘与掠夺。1927年他们发掘了貔子窝先史遗址。1928年“调查”了汉代牧羊城址。1931年发掘了营城子汉墓，临摹了古坟壁画，收罗了许多文物。［日］春山秀夫：《满洲之文化》，1943年版，第196页。
1933年6月8日，以原田淑人、池内宏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发掘渤海上京龙泉府的宫殿遗址。此次共发掘宫殿址6处、寺庙殿堂址1处、门址2处、陵墓1座，清理了禁苑的两处亭榭址、1处殿址及外城墙垣，获得了大批珍贵的渤海遗物。
1935年和1939年，日本考古队还对我国辽代遗址进行发掘，在辽祖阿保机寝陵等地发掘的珍贵文物，如阿保机夫妇的玉册残简，也被盗运东京。
1937年，鸟山喜一调查了吉林延吉地区的渤海时期城址和其他遗迹，包括北大古城址。同年，日本人发掘吉林珲春的八连城的3处宫殿址。1942年春、1942年7月，鸟山喜一、驹井和爱等又对八连城进行盗掘，这使保存状况不佳的八连城址遭到很大破坏。1943年，又发掘了吉林和龙的西古城。渤海国遗迹，特别是都城址，如东京城（上京）、八连城（东京）、西古城（中京）的宫殿址都被发掘了。朱国忱、朱威：《渤海遗迹》，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1936年起，原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开始对中国南北响堂山、龙门石窟进行调查。结果，他们从中国陆续取回了有关龙门、云冈的石窟资料5600件，石刻资料8000件，数量之巨，实属惊人。这些文物，现在仍保存在该所东洋文献中心。他们曾因此获得1952年日本学士院“恩赐赏”。此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中国甲骨文片3609片，大部分是从罗振玉处购买的。其中一部分是原刘铁云所藏的初期出土品，大部分是1925年与1926年的小屯出土品。《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8页。
1938年，原田淑人等调查了北魏平城遗址。1940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日本东亚文化协会在华北活动，由原田淑人主持发掘了邯郸赵王城遗址。1940至1941年，关野雄调查了齐国故城遗址及滕、薛二国故城遗址。1942年到1943年，原田淑人又发掘了曲阜汉鲁灵光遗址、商都殷墟遗址等。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高井冬二等人则在北平周口店遗址发掘。一些日本人还在大同等地对古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关于山东曲阜县汉灵光殿遗址被盗掘，1949年6月23日，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电告，“关于山东曲阜县附近汉灵光殿遗址被发掘古物案，兹据驻日代表团电陈交涉归还经过情形略以准照盟总复函开，该项古物现存东京大学（即东京帝大）正研拟报告已成百分之八十，得明年12月可成。为文化事业计，拟请暂由东京帝大学保管，待报告完毕即应归还等语，查该项古物原系攫得资料理应令日方立即归还，惟鉴于各方面现实情形拟准许日方展现至明年一月归还，届时并缴纳报告50份，以备我学术界参考等情相应电请查照核复等由。”《关于日人在山东曲阜县汉灵光殿遗址盗掘之古物即应归还之文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1。
这些考古发掘，是在别国土地上掠夺历史文化财富，他们只注重搜寻文物精品，对发掘工作的严肃性与科学性、文物的安全性及发掘对象（遗址）的完整性等完全不予重视，也不会严格采用国际考古发掘惯用的探方或探沟法。这些盗掘考古，不仅掠夺了中国的文物，而且也严重地破坏了遗迹。
从战后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调查所作的《战时文物损失登记分类目录（古物类）》（副本一）的部分统计，便可窥日本劫掠式考古所致损失之一斑。《战时文物损失登记分类目录（古物类）》，1939年3月13日制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910。
物主名称著者及其年代（版本）件数被掠经过、备考国有徐宁周妻张氏墓表延昌4年郭恩子妻解氏墓表延昌20年贾买苟妻索氏墓表延昌22年贾买苟墓表延昌26年4月郭恩子墓表延昌29年11月记崇庆墓表延昌32年闰正月残墓表延昌32年2月鞠孝嵩妻张氏墓表延昌40年闰3月续表物主名称著者及其年代（版本）件数被掠经过、备考侯庆伯墓表延寿11年5月侯君夫人张氏墓志仪凤□年12月17日张君夫人毛氏墓志龙翔2年11月鞠孝嵩墓表延和9年正月孙仁德等残造像年月缺康居士缮经记残石中有武后制字上14种皆太谷光瑞在高昌故址盗掘之品白鹤观残碑（行书）成残石六太谷氏在济木萨北四十里盗掘所得房山刻经残石贞观8年□月乙卯朔15日巳□太谷氏自河北省盗走居雍关刻经残字4行，存全字8，半字3太谷氏自河北省盗走司马温公告身1件民18年日本古物商人江藤涛雄盗买，现存日本侯爵细川立友汉熹平石经残石1件（400余字）由某氏盗买，现存日本国有铜盉壶商代3件，2件兽把参考日本商会中国历代太医院物铜人俞穴像宋代额题“天圣5年10月制”庚子之役被掠去，现藏日本帝室博物馆辽宁海城县三觉寺石狮1对，高丈数尺甲午之役被掠去，现立于东京博物馆前热和省文庙周铜彝器10件民24年被驻热和行宫日本司令官盗运日本清雍和宫人面蟠龙雷纹鼓（铜器）1件庚子之役后被掠去，现藏京都佳友二成氏家屋续表物主名称著者及其年代（版本）件数被掠经过、备考国有羊头洼先史居住址调查（民22年5月）资料现存日本京都帝大文学部考古学教室顾乡屯旧石文化遗址调查（民22年6月）资料现存日本，岩波书店出有“满蒙学术调查团报告书”6册热河省新石器文化调查（民26年8月）同上红山后石铜过渡期古墓住址调查（民23年6月）部分资料在日本京都帝大考古学教室，东考古学会曾刊“红山后”一书间岛古迹调查（民26年）石器时代资料在京都帝大文学部，伪文教部古迹“间岛省古迹调查报告书”一册热河省滦平附近古迹调查（民26年6月）主要新石器时代同上，刊“热河滦平县附近遗迹”一书延吉小营子新石古墓调查（民27年）部分资料存朝鲜京城帝大法文学部，伪满文教部古迹保存协会曾刊“延吉小营子遗迹调查报告书”一册辽永庆陵调查（民27年7月）资料在京都帝大文学部考古学教室，请与四村实造接洽收回吉林市附近古迹调查（民29年）主要渤海国物资料存京城帝大法文学部抚顺县高句丽新城调查（民29年9月）资料存京城帝大法文学部考古学教室辽阳市汉墓调查（民32年9月）资料存京城帝大法文学部考古学教室，请与负责人驹井和爱收回旅顺营城子积石古
墓调查（民33年8月）黑陶时代部分资料存京城帝大藤田亮策处续表物主名称著者及其年代（版本）件数被掠经过、备考辽阳市壁画古墓调查（民31年）资料存东京帝大法文学部考古学教室，报告书原稿请驹井和爱交还珲春半拉城（渤海东京龙泉府址）调查（民31年3月）辽阳市林产化学会社附近壁画汉墓调查（民32年3月）资料明器部分存东京帝大文学部考古学教室，请与驹井和爱交涉辽阳州城址调查（民32年5月）资料存东方文化学院岛田正郎所，又报告书原稿一并收回和龙县西古城子（渤海中京显德府址）（民34年4月）资料存京城帝大，请与岛山熹一交涉追回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17节 文化珍宝大迁徙
1筹备南迁，首迁京沪
1931年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三省以后，又虎视华北，北京已处在侵略者的炮口之下。为了不让文物沦入日本人手中，当时的国民政府制定了周密的抢运文物计划，决定转移故宫及北平文化珍宝的决定。北平故宫博物院决定先将最珍贵的古物、文物装箱，准备南迁。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及时买来木箱、棉花、稻草、纸张、绳子、钉子等用品。经过一段装箱实践，采取以棉花垫底、隔离，用纸包好，包与包之间再用稻草、棉花隔开，四周塞严，上下垫满，最后钉好箱子加封。古物馆除留下陈列室的文物供游者参观，其余从库房内的文物装起。北平的文物、古物的挑选，历时一年多。
1933年初，长城抗战开始，日军攻占热河，平津地区面临直接威胁。2月6日，这一天揭开了人类艺术史上罕见的艺术大迁徙的序幕。深夜，首批文物装上两列火车南行，由故宫博物院秘书处秘书吴瀛为押运总负责。3月15日，故宫博物院又开始装运第二批箱子。同时帮助颐和园鉴定并代运文物。至5月15日共装运五批。故宫博物院三馆一处共计13491箱。其他各机关文物装箱数：古物陈列所5415箱，颐和园640箱，国子监（石鼓）11箱，共计6066箱。总计19557箱。这些箱子里装有242592件中国古代艺术品。其中包括自秦朝以来的6411幅书法和绘画作品，商代的4402件青铜器和3894件玉器，23780件南宋时期的瓷器。这是一批价值无法估量的稀世之宝，是中华悠久文化的精粹，是中国古代艺术的代表作。当这精选的24万多件国宝离开北京的时候，无论是计划的制订者，还是组织者、执行者都未曾料到，此一去竟是天涯海角，何止千万里，许多艺术珍品60余年仍不还。
鉴于南京没有库房，国民政府决定将南迁文物暂存上海，在南京选定地点修建库房。1934年12月，王世杰理事在故宫博物院第四次常务理事会议上，提议把南京朝天宫一地全部划归故宫博物院，作为成立南京分院及建筑仓库地点。朝天宫库房建筑延至1936年3月开工，8月竣工。
满载国宝的6列火车离开北京后，经平汉、陇海、津浦、京沪铁路运往上海，将国宝存放在上海的英、法租界里。1935年6月，曾从中精选出80箱，赴英国举办了一次中国艺术展览。1936年底，由于中日关系更趋紧张，故宫博物院遂将上海的文物珍宝陆续运存南京朝天宫地库的新库房。
2为避战祸，再迁西南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八一三上海烽烟又起，南京的机场和军工厂连遭日军飞机的轰炸，南京危在旦夕，转移国宝又迫在眉睫。于是，来自北京的国宝，连同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馆的收藏一起，除二千九百余箱仍留南京外，其他文物分为三批，又踏上漫漫西迁路。从南京运出的文物计16699箱，其中内政部古物陈列所占5303箱，其余均属北平故宫博物院藏品。《内政部关于战区内古物文献移转情况的报告》，1940年7月。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00页。
西迁文物分水陆三路运往西南大后方。
北平故宫博物院决定，将曾于1936年参加赴伦敦展览的一批文物，加上一些重要文物，共80铁皮箱运往西南。1937年8月14日，首批西迁文物80余箱由招商局“建国轮”运达汉口，此行的目的地是长沙。船先到武昌，然后转汽车抵长沙。押运人员与湖南大学商定，将文物贮存在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马衡院长曾计划在湖南大学图书馆附近的山边，开一个山洞来贮存文物。但不久长沙即遭空袭。国民政府认为文物不能在长沙存放，有必要再向后方迁运，故宫博物院准备将文物迁至贵阳。文物离开长沙一个月后，日军飞机便轰炸长沙，炸毁了湖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