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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是，咸丰跟他的父祖们一样，拥有很多后宫嫔妃和在他喜爱的宫苑里寻欢作乐，而这样做并没有不合规矩或是特别放纵。圆明园就是为清帝享乐而建造，但由于咸丰统治一个弊病丛生的帝国，因而被严厉地指责在园内寻欢作乐。在一个凄惨的时代里，即使是皇帝的享乐，看来也是不合时宜而应该受到谴责的。
不过，咸丰所面对的危难的确是相当严峻，他不仅要应付在沿海地区来自西方之威胁，而且在中国的西南碰上要颠覆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咸丰采取了几个积极的步骤，包括重新起用在道光年间被无理撤职的能臣林则徐（1785—1850），并信赖地方领袖曾国藩（1811—1872）、袁甲三（1806—1863）和胜保（1798—1863）去处理这个乱局。咸丰在他的圆明园里，有无数个深夜，为国事操劳，是毋庸置疑的。曾在一个安排好去天坛祭拜的前夕，他痛哭失声，这一切都看在大内侍从的眼里。135
咸丰的感伤可以从晚清天才诗人杨云史（1875—1941）的诗句中表达出来：
建康杀气下江东，
百二关河战火红。
猿鹤山中啼夜月，
渔樵江上哭秋风。
军书旁午入青锁，
从此先皇近醇酒。
在这种情况之下，圆明园的扩展也就到此结束。急速增加的军费使得中国的经济处于崩溃当中，任何在园工上的花费不仅在道德上说不过去，而且在财政上也无法筹措。事实上，圆明园于1858年2月从山东方面只获得1212两白银的小钱，并在同一年的4月急向广储司借调银两，要求赶快调度现银，这正显示圆明园里财务的恶化。137这座帝王宫苑已难以维持，更不用说扩展了。
咸丰如同他的父祖们一样，亦把圆明园当做处理政务的地方，而他却是最后一个可以这样做的清朝皇帝。当学者兼外交家郭嵩焘（1818—1890）接受委派到天津协助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帮办海防之后，138就在圆明园内获得觐见。郭嵩焘于1859年2月18日第一次来到圆明园的正门。当天中午，他见到了穿着毛皮大衣的咸丰皇帝，咸丰坐在大轿上，在众亲王的簇拥之下抵达，后面还跟随着一班军机大臣、帝师和内务府大臣，各自走进圆明园的二宫门。139看来这次咸丰并未召见郭嵩焘。
郭嵩焘于八天之后，又再度来到圆明园。他到附近歇脚休息之前，在凌晨2点先向大宫门的侍卫报到，然后在清晨6点返回大宫门。当天咸丰下御旨由太监宣召七人觐见，郭嵩焘排在第四位。最后在早上9点钟，他被“叫起”，由太监带领走往勤政殿（乾隆以来皇帝常在此召见臣工）里的东暖阁。根据郭嵩焘的观察，这个阁由几扇屏风划分为前后两个部分，而那个温暖的书房连接着北边一间朴素的厢房。咸丰从屏风的后面走进室内，并坐在朝向南面的椅子上。根据清代学者姚元之（1776—1852）的说法，在这东暖阁里，除了南边大门的前面有门廊和御座的左边摆放一个暖炉之外，在1837年之后，御座的背后有一扇很大的玻璃窗。140郭嵩焘从南面的门口进入室内，并立即面向坐在龙椅上的咸丰皇帝下跪。
第三部分：历史圆明园的黄昏岁月（4）
在书房里的对谈显示，咸丰皇帝有相当的准备，他首先告诉郭嵩焘到天津出勤的目的。在回话当中，郭嵩焘指出建造西式战船的重要性，因为它是加强海防的手段。咸丰认为在当时财政困乏的情况下，这是十分冒进的做法，虽然郭嵩焘勉强同意这个说法，但还是坚持西人既然从海上来，中国就要面对海上的挑战。当咸丰要求直陈有关国内的问题时，郭嵩焘强调要清楚知道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因为以他的看法，大部分政府官员所知不多，故未能解决问题。他希望咸丰在关注国事上树立一个榜样，来提高士气，去除腐败和堕落的风气，只有这样做，才能召集能干的文官武将到政府里任事。咸丰点头称是，然后开始闲话家常，问及郭嵩焘要带多少家人，陪同他到天津。又问到郭嵩焘是否留宿在圆明园里供翰林编修居住的宅院。咸丰知道郭嵩焘出身翰林，故有此问，但事实上郭嵩焘因园舍无空位而留宿在朋友家里。最后，咸丰从他的龙椅上慢慢地站起来，示意这次会面就此结束。郭嵩焘立即起身，往后退了几步，再次跪下，然后一边呼喊愿吾皇吉祥，一边慢慢地退出房间。
咸丰和郭嵩焘在圆明园内结束这次会面之后不到两年，这个宫苑就因为入侵的外国军队而沦丧。不过，海防上的失败并非郭嵩焘的错。事实上，郭嵩焘在字里行间抱怨，尽管获得皇帝的信任，但无法让亲王僧格林沁听从他的建议。他觉得中英之间的问题仍然可以透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但这位蒙古亲王对于反对他向英国挑起军事冲突的忠告，却充耳不闻，而且这位鹰派的亲王还公开辱骂郭嵩焘懦弱和毫无爱国心。142结果，郭嵩焘在他到天津就任后没多久，就离职而去，因此他没有亲眼目睹僧格林沁在大沽炮台所挑起的灾难，造成了北京遭到劫掠和火烧圆明园等恶果。
当郭嵩焘于1860年从天津返回北京奏请开缺回乡的时候，他在一个四月天与几位友人一起到圆明园的别苑清漪园，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游历。郭嵩焘在他的日记里描述他们一行人，首先走过园里的左侧门到勤政殿，然后沿着殿后的石山走到玉澜堂，他跟友人们还看到殿里的龙座。
他们在玉澜堂后面散步，然后抵达东暖室去欣赏一尊大佛像。当他们登上夕佳楼时，饱览了昆明湖的景色，楼阁相照耀，气象万千。然后他们泛舟至以万寿山做背景的大报恩延寿寺。他们从这里爬上了独一无二、全部以铜铸成的铜殿，跟着就到山上一座凉亭，俯瞰整个园林。在山的另一边，他们找到了一座壮丽的庙宇和饶有趣味的买卖街。这条刻意造出来的市集，包含了街道和店铺，以及小桥流水及凉亭，“颇有江南景致”。
之后，他们再次坐着舟艇到鱼藻亭，然后回到勤政殿的后方，他们在那里发现两部进贡来的脚踏车，“制法极精巧”。他们在勤政殿附近的东朝房用午膳。到了下午他们驻足在三层高的文昌阁，郭嵩焘在第二层楼见到一座自鸣钟。接着他们游览灵雨寺，远望瓮山（即万寿山）楼阁，“掩映烟树间”，认为从来没有见过此等奇景。他们从寺左的云香阁，以及寺右的月波楼，可以欣赏到种满松树的山腰，以及园里的亭台楼阁。可是，由于风大，他们不再登舟继续游览，在廊如亭短暂休息之后，他们就离开这座宫苑回家了。他们差不多只游览了园景的一半，而郭嵩焘对此从未见过的、极其精妙的美景，已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座清漪园跟圆明园一样，在英法联军入侵期间，遭到严重的破坏。不过，此园后来由慈禧太后重建，并改名为颐和园。这座颐和园成为今日北京近郊唯一保存良好的帝王宫苑。郭嵩焘在日记里记载，他是于1860年4月到此游览，距离英法联军烧毁之前，仅仅六个月而已。在清漪园遭遇到破坏和修复之前，郭嵩焘在日记里留下惊鸿一瞥。他在起程回家之后，应该会后悔没有去细看壮观的圆明园。当他在湖南老家听到圆明园被毁，以及咸丰皇帝在热河驾崩的消息时，震惊不已。
第三部分：历史园政及其运作（1）
我们在前几章已经详细描述了圆明园的外观和演变的历史。这一章将检视圆明园的内部运作，诸如这座御园是如何管理的？谁负责日常事务？如何维护园里的安全？当园里的秩序遭到破坏或发生罪行的时候，将怎么处置？由于清宫档案的开放，园内的人文景观至少有一部分能够重现，就让我们利用这些资料来检视这一百五十年间，圆明园到底是怎样运作的。
在行政管理上，圆明园直属内务府管辖。1清代的内务府源自满洲的旗营传统。在满洲人夺得天下之后，此一机关就被重整为清朝皇帝的私人账房。张德昌指出，内务府在乾隆时已经定型。
乾隆于1796年禅位的时候，内务府的人员编制已经有1623人之多。他们的主要职责只是“照顾皇帝的私人生活”3。内务府最后确立的编制有三个具有特色的部门，分别是上驷院、武备院和奉宸院，圆明园就是归奉宸院管理。
掌管内务府的是总管大臣，由皇帝从一批满洲高官里面挑选出来。后来显然可以任命不止一个总管大臣，乾隆皇帝于1749年任命的总管大臣具有显赫的正二品官衔。一般来说，辅助总管大臣的两名副手各自负责诠选和传令，而副手又各自有36个笔帖式相助，其中有一半笔帖式可以是汉人。笔帖式是一个早就建立的满洲制度，最早可追溯至1631年。4 在笔帖式监督之下，一群助手负责各种职责，诸如后勤供应管理、会计、守卫、刑狱、营造和修缮、管理牛羊畜牧作为牺牲和祭祀之用、绣织生产、安排仪节，以及处理皇帝日常的私人事务，包括生活起居在内。
内务府的收入来自皇家的领地，包括圆明园附近所得的地租，也接受来自各省的进贡，包括当地的名产和特产，以及藩属的贡品。亦从专卖特别是人参和毛皮中获利，从关税中取得剩余配额，以及从其他各种途径取得的罚金和充公之物品。内务府在盐课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陶博（Preston M。 Torbert）指出，“内务府的各种牟利的活动保证有持续而稳定的钱财流入皇帝私人的金库里”6。总之，内务府的财库是巨大而充裕的，直到19世纪中叶整个帝国财政枯竭为止。
圆明园在内务府奉宸院的管属之下，有它自己的管理组织。早在1723年雍正登基时，就正式使圆明园成为最重要的帝王宫苑，并设立了总管机构。在接下来的一年，随着编制扩大，园内的行政管理部门就有了六个总领和十二个副总领。在1730年，这些总领享有六品的官衔，而副总领的官衔则为七品或者八品。乾隆年间圆明园大面积扩展，总领和副总领的人数也随着急速增加。到了1741年，也就是乾隆在位的第六年，又增编了两名新的委署副总领，十年之后增加至七名之多，到1767年数目已上升至十六名。
园政的主要任命，通常由特旨颁布，凸显出圆明园对清帝的重要性。主管被任命之后，他们可以推荐自己的副手，不过还是需要得到皇帝的御批；相对低阶的干部通常是从内务府的正式人员之中挑选出来。圆明园里的升迁和降级等人事变动，全由内务府负责，然须得到皇帝的认可。在圆明园范围内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日日尽全力让皇帝感到满意，而工作的表现有经常而严格的考核，定期提出考绩报告，任何人若被断定为工作不力，将立即被赶出御园。
圆明园银库是于1749年成立的，由乾隆皇帝任命一名地位可跟总领相当的库掌、一名委署库掌和六名库守。他们主要的职责是处理各方面的出纳，以及使日常的供给无虞。这些职位的任用全都要符合严格的条件，例如具备很好的学识和富裕家庭背景之人，才合乎任用的资格。乾隆很明显要可信任和忠诚的人来管理财源充沛的圆明园银库。
1750年新创立的官署器皿库，乃是圆明园银库的一个扩充机构。新官署人员的任命与其他人员一样，从一班声誉良好的官员中挑选出来，不过他们的任期只有三年，作为防止滥权的保证。从1763年开始，又推行一套新措施来防止出轨的行为，其中一项政策，就是库守要轮流值夜班，并配置十名守卫跟值班的库守在一起。再者，乾隆皇帝为了让圆明园的财务健全，要求每一年清点账册，每五年给银库做一次彻底的复核，督察员会谨慎地审阅呈报的账目、申请补贴、归还未消耗的物资和报销手续等程序。如果在既定的期限之内无法厘清账目的话，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各个位阶管理人员的数目随着圆明园的扩建，不断地在增加。每当一座殿堂、庙宇或楼阁完工时，就立即需要一批新的工人和主管去维护和守卫这个新的地方。御园行政管理部门的成长，迟早需要更多的高阶层行政人员。到了1742年的夏天，内务府就给圆明园各委任了两名新增的副使和笔帖式。两年之后，也就是四十景完成之际，乾隆又增置了新的职位：六品的主事、七品郎中和八品员外郎。
内务府在乾隆的同意之下，于1749年又任命了新的六品库掌，专门监管圆明园内的大量白银、丝绸和器皿的库藏。这位新库掌从干部中挑选一名副手和任命六名库守来帮助他。当长春园于1751年完工时，又任命了另一组管理人员，包括一名六品的主事、两名七品郎中和两名八品员外郎。在1759年，分别把主事与郎中改称为苑丞，员外郎则改称为苑副。当绮春园于1774年被并入圆明园之后，就需要委任一名新的六品苑丞、一名七品苑副，一名八品苑副，以及一名笔帖式。
第三部分：历史园政及其运作（2）
当道光皇帝于1821年继承大统之时，圆明园行政管理体系已经固定下来。人员包括两名郎中、1名员外郎、1名主事、1名委署主事、1名六品库掌、8名六品苑丞、1名七品库掌、1名七品苑丞、8名八品苑副、15名委署苑副、14名笔帖式、18名库守、2名学习笔帖式、6名效力柏唐阿、35名园户头目、615名园户、53名园隶、148名匠役、54名水门侍卫和3名水手蛮子等。12这些数字显示，圆明园从18世纪之初建园以后，人员的编制已经增加了三倍。
圆明园内太监的总数在乾隆禅位的时候已达到502人，他们由内务府委派、调动和奖惩。他们是园内最大的族群之一，并且不断在增加；他们的人数于1805年已经增加至620人，其中包括88名太监主管和532名一般太监。
太监是皇帝御用的忠仆，负责必要的杂务诸如清理房间、侍桌、守门和植树种花。大部分的太监必须随时听候差遣，以满足皇帝的需求。他们负责卑微而且吃重的工作，但所得月俸相对微薄，以1754年为例，他们的月俸按照资历计算，大约是在0。66到1。3两白银之间。当时1两白银的价值差不多是1。5美元。例外只见于极少数获得皇帝特别宠信的资深太监，像在皇帝书房养心殿侍候的太监头目，每个月的俸钱最多可得到7两白银外加7石米。14如果我们以1000文钱兑换1两白银的话，按照乾隆晚期的物价，7两白银可以买到14只鹅或70只家禽。不过，一个普通太监的所得，只相当于一个中国农民的收入。
除了太监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佛僧和道士在圆明园内生活和工作，他们的人数也随着园内扩建庙宇和道观而增加。许多僧侣和道士看来都很年轻，例如在1753年，乾隆意外地发现有二十名男童在道观里当道士；这个意外的发现使乾隆觉得园里的僧侣和道士可能过多，因此要求大幅削减。16然而，由于圆明园里特别是新建的长春园内有各式各样的宗教建筑和祭典，新落成的庙宇和道观更需要新进僧侣和道士在那里供职，结果是佛道人数不仅未削减，反而持续上升。
雍正皇帝于1729年第一次引进园户到圆明园，所有园户的成员都属于满洲一个旗营。他们是可靠的工人，提供各方面的劳务，例如有些人被安排在北远山村充当蚕户，他们于1762年与位于万寿山脚下的织染局发展出工作关系。
在园内的汉人仆役被划分为匠役，根据工作的性质分为花匠、工匠、木工、水手蛮子、瓦匠、搭材匠、僧道及兵丁。在圆明园内工作的满汉仆役人数，随着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都在同步增加。长春园于1760年完成多座大型喷水池之前，就立即聘用了30名以上的花匠和工匠。园户的人数于1770年有600人之多；17年之后，亦即是1787年，又增加了67家园户住在园里面。这些园户都由园户头目监管，而头目的人数也在同一段时间里增加了18到20人。不久之后，园方由于园户人数的快速增加，再多委任了15个头目。
圆明园的日常维护既繁重又复杂。理论上，圆明园是依赖内务府的支援，但实际上圆明园有它自己独立的财源以应付不断增加的开支，其中一个财源就是征收圆明园附近土地的地租。18据报这些地租在18世纪期间，至少可以支付园内的维修之需，这个时候的圆明园财政是相当健全的。圆明园的行政部门也接受有钱人像富裕的两淮盐商之现银捐献。商人黄源德于1757年向圆明园孝敬了100万两白银。19有些钱显然是园方从盐商获利甚丰的生意中所得到的利息。
当乾隆在18世纪末龙御归天的时候，圆明园的财政仍未有吃紧的迹象。事实上，刚登基不久的嘉庆皇帝于1799年的2月，发现圆明园的账册里尚有693 290两白银的盈余，这个数目还没有把铜钱算进去。当时1两白银相当于1。388美元，所以圆明园的结余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