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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区别就是感情，所以对于管理者而言，带着情感的管理是不可避免的，谁都愿意与有感情的下属协作交流，所以“粘乎领导”或者说和领导发展工作内外的全方位私密友情是必须的，是工作的合理部分，换了你是领导，你也一样有这个需要，我相信，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在外企还是国企，都会是同一个道理……
瞧我在一边愣着，阿石的眼睛里掠过世故的神色，他问我：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个现象，那些鬼马精怪的“坏上司”，其手下的爱将倒大多是一些厚道实在的“好人”；而那种憨厚内向的“好好先生式上司”，他旁边围着的宠臣却大都是人品不怎么地道的“坏小子”。你想想，你们单位是不是这样？
我张大了嘴，说，妈的，还真是的。
阿石说，那些精明的“坏上司”正因为他自己诡，所以他洞悉人性，就无法容忍周围人诡，所以他对憨厚者才放心。而那些憨厚内向的“好好先生式上司”为什么喜欢“坏小子”呢？一方面是因为性格互补或者好人易骗，一方面是因为 “坏小子”善于钻营缝隙，对“好好先生式的领导”进行情感开发较为容易（只要你主动畅开一点，憨厚内向的“好好先生”就往往会觉得你在乎他，甚至觉得你越主动对他就越哥们），再一方面就是“好好先生”管理上的功利需要，因为“好好先生”也未必都是笨蛋，他也有他的直觉，他为什么爱用“坏小子”，因为“坏小子”会帮他去咬人，他自己那种性格做不到这一点（但从管理上看，他有时也需要咬人的猛招），于是他就借力“坏小子”，而最后由他自己进行协调，这是题外话啦。
我听得目瞪口呆，我说，我靠，阿石你成人精了。
阿石脸上有得意之色。
他说，我也只是说说而已，总之，我观察过那些善于粘乎领导的单位宠臣，发现他们的方式虽千差万别，但百变不离其宗，即，与谈恋爱差不了多少。这可能是其唯一的诀窍。也可能涉及感情的事在发生模式上本来就大同小异，只是发生的理由、领域不同而已，有时与婚恋有关，有时与管理有关，有时是对女人，有时是对上司，有时是对部下……
我骂了一句，奶奶的，这么说我得拿出谈恋爱的劲头去上位了？ 我得像泡女人一样去泡头儿了？
他也笑晕了。他告诉我这年头他正学着从正面去看待事儿和人儿。他说，现在流行的价值观是你想做好人，那你得比坏人更坏，这才可能保存了自己并在最后做成了好人，否则在你成为好人前早已被坏人踩得稀烂；同理，如果你想清高，那你得比谄媚更媚，这才可能保留你的清高。
我说，你这些是从哪里看来的？又晕菜，又精辟。
阿石笑道，也可能只有我们这代人才这么东想西想的，那些老家伙觉得这傻纯；而那些新人觉得这琐烦，他们想上位的话，早就凭直觉一声不吭地上了。
10
星期三下午，局里召开业务交流会。在会上，我突然发现，与丁宁的生猛相比，老同学阿石的“恋爱说”还是段位太低。
这个业务交流会，主要是总结前一阶段关于“新乡村教育资源调研”的成绩，我有幸目睹丁宁当众狂拍虞大头的功力。
当时与会者围坐在圆型的大会议桌前，虞大头坐主位，因为这次调研由他亲自带队，到了不少山村小镇。
开始的发言者大多说得平实，无非感触很深，教育很大，一些套话，轮到丁宁开说时，立马不同凡响，他说的全是细节——
“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看到了农家真苦，带队领导摸着孩子单薄的衣服，托起他们的小碗，他的眼泪都下来了，此情此景让我们很受震动，我们更明白了这次下乡的用意：要了解真实素材，一定要下去，下去，下去。”
“我们从马鸣镇出来的时候，已快是中午了，天上下着大雨，前往溪湾村要走山路，山陡地滑，带队领导扭伤了脚，脚背都肿起来了，不少同志的肚子里都唱起了空城记，要不要继续奔赴溪湾村？我们在心里打起了退堂鼓，这时候带队领导一挥手，说，走。在雨中大步流星地迈开了脚步。我们就跟着走。后来证实，我们在溪湾村发现了一个新农村环保建设的典型。”
……
我看见许多人都在下面吃吃地笑。开始我倒没觉得有什么好笑，因为我们小时候写好人好事就是这种腔调，只是后来我一眼瞥见虞大头有些害羞地低着头，我就差点笑歪。我赶紧装作上卫生间，出去了。
我回来的时候，虞大头已经开始作最后总结了。作为带队领导，他顺着刚才发言者的座位一个个表扬过来，谁谁谁这次调研深入，谁谁谁作风朴素……他一个个表扬过去，我留意着他该如何夸讲丁宁。但轮到丁宁座次的时候，他突然跳了过去，表扬下一个，再下一个，他表扬了好些人。
我有些纳闷又有些兴灾乐祸。
但我没想到，在虞大头快讲完了的时候，他好像实在忍不住了，他回转过来狂表扬丁宁。一直表扬了20分钟。
11
那天散会以后，“愤青”林伟新和我同路回家，他说，看见了吧，拍马屁，一定要当众拍，这才灵！
他说，过去的马屁精大都是在背地里玩，现在这招不灵了，现在一定要当众拍。
他说，这样才有效，这样领导在众人面前才爽歪歪，你自己恶心点和周围人看着你恶心点都不要紧，领导爽歪歪才是硬道理，领导为什么爽，这是因为领导觉得自己在场面上有人挺，领导坐在那儿，他说出一个想法，心里想着的就是快有人来挺啊，快有人来挺啊……
我想，是啊是啊，刚才开会的时候，与虞大头一直不和的蔡副局长从会议开始就一声不吭地在埋头看报，浑身散着对立的气息，现在突然冒出了个丁宁当众狂拍虞大头的马屁，虞怎会不温暖呢。虽然虞大头未必真的喜欢把木麻当有趣，但他需要温暖。
我对“愤青”林伟新说，那些高手干得真像周星驰一样，真猛。
12
我见识了高手的能力。
我想，如果丁宁是我，估计他早就粘翻陈方明了。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具备丁宁这种挑战极限的能力，我还是试一下老同学阿石的“恋爱说”吧。
“恋爱说”，虽荒诞不经，却开始在我心里萌芽。让我惊讶的是它并没带给我太多不适和畏难的感觉。我想，这可能与粘乎的对象是陈方明，而不是钟处或虞大头有关。
13
接下来的日子，我隔三差五地往陈方明的办公室里走，要么拿着新到的期刊，要么拿几本资料室新购的图书。陈方明是一个温和内敛的人。主动向他走近点，好像不是一件太使自己难受的事。
我告诉他，这期《财经》有几篇报道很猛，另外这本俄罗斯的译著《寡头》，最近在读书界挺火的。我说，陈处啊，转型过程中有些东西相似得让人吃惊，是不是都得经历这样的过程？
陈方明说，对啊，你平时是该向我们推荐推荐的，现在书多得都不知道读什么了。
开始我还顾虑自己这样老是去他那儿窜门别人看见了会怎么想，慢慢地我也就无所谓了。这首先是因为我有点急了，还因为他是个比较和气的人，仿佛可以让人随便走近，近了以后，你就不再觉得敲开他办公室的那道门有多不自在了，人一旦没了不自在的感觉，逛领导的办公室就真的像逛超市了。有时候我坐在办公室里，想着想着，脚步就自然地往他那里去了。
而且逛着逛着，我还发现，阿石说的一点都没错，领导每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其实是孤独的，他需要有人有事没事地找他谈天，这是他把握这幢楼里那些人头的信息、情绪的重要渠道。
所以，上班的时候，领导们一般不会厌烦你有时没事地去向他汇报点什么（事实上，我后来发现，当你为屁大的事儿去请示他时，他往往不会厌烦；而等到你真有大事需要他挑担子的时候，他往往会很烦。我发现，这是找头儿而又让他愉悦的秘诀），所以，你如果没事尽可以去找他，如果你实在没什么事好谈的，那就谈谈自己的心情吧，这样谈着谈着你会发现自己和头儿越来越挺亲，谈着谈着你会敞开自己，你也会感觉到他觉得你把他当作了可依赖的人，接着你还会发现他挺喜欢这种感觉……接着办公室里衍生了人情产品。
所以，我明白了有些人为什么喜欢打小报告，它简直更出效果，因为它以告密的方式制造了酷似 “忠诚”、“依赖”的产品，从而为彼此营造了一种“从部下→准密友”的氛围。
有些事物，如果你“经营”了，你甚至可能发现它的乐趣；有些拘谨，一旦习惯了，就可能被消化成自在，即使要你喊他娘舅，都没太大的心理障碍。
或许真的是我悟得太晚，进单位10年了，还以为找领导唠嗑是多大的事儿。当然，这也不能全怨自己，人与人从来就有差异，有的人天生自来熟，比如丁宁毛亚亚，他们能将自己最好的一面以最快的速度、最直接的方式呈现给别人尤其是头儿；有的人成长背景复杂阅历丰富，比如在社会上混过的张富贵，他们一上场，就知道经营关系的重要性，所以与头儿沟通没问题；而有的人书生气较重，所以只有等着吃亏的份，比如我、林伟新这些从校园直接进入这幢大楼里的学生……
由此，我回头返顾自己当初在综合处时的状态，我发现自己那时真是啥都不懂。那时我觉得没事老粘着钟处干吗，更何况作为小科员，找头儿唠唠好像不太自在。而现在我明白了钟处可能不这么看，以他的角度，可能会觉得我这小子不是头大，就是不懂事理，不冷不热，恃才傲物。他哪会想到你作为一个青涩者内心的腼腆和局促。因为他身边有的是簇拥着的人，他首先觉得的是你没把他放在眼里。
14
从现在开始，我有事没事就去找陈方明聊天，他对我挺客气，但对我想调动的事，他却只字不提。
我的苦恼在于，这么不咸不淡地谈书本、谈报纸上的国事，何时才能把话题引向情感的共鸣，从而引向深入？
如果说恋爱是需要培养的，那么这事也得慢慢来？
当我和陈方明走近了以后，林娜显然也听到了风声。
我可以感觉到她对我的情绪。没过多久，我就听到单位里在传，林娜说她舅妈的姐姐是H市的市长夫人。
我想，屁，她能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的人才到处放出风声说自己有关系，而真有关系的人，是不会说的，不仅不说，还生怕被别人知道自己有关系。
接着，我又听说，蔡副局长在推荐信访科的苗杰宏来社研处。他是我的竞争对手吗？
苗杰宏比我大五岁，刚进单位的时候他是司机，慢慢地混进了地方科打杂，然后到信访科处理群众来信， 现在，他在打社研处的主意了。从他的履历看，一步步下来，你看不出什么，但反过头去看，你会惊叹，短短8年，他一点点往前挪，以他的起点，真有他的本事。所以，他肯定是我的对手。
15
我没想到，我和陈方明交流的真正契入口，居然是钟处。
是关于“钟处”的话题让我找到了陈方明的情绪阀，以此稍微靠近了他的内心。
我发现这一点，是因为我发现他有时会下意识地套我对钟处的看法。当我体会到这点时，我就慢慢放开了我的顾忌。当我越表达对钟处管理价值观的不认同时，我越能感觉到他潜伏着的共鸣。很显然，当两个原本无关的人共同议论另一个人时，他们会显得很近。
但他的话语姿态是含蓄的。他在温和地听着，偶尔他会顺着话题引出另一个层次的东西，比如，那边的人（综合处）一方面觉得他（钟处）霸道，一方面又跟他跟得那么很紧，他们是怎么想的？
16
有一天，我到综合处去收明年的报刊征订书目，进门的时候，被钟处看见了。
他说，哎，小贺啊，好久没见了，你在忙什么啊？
我说，呵，是好久没见了，资料室哪里会忙啊，我来收报刊征订书目。
他对办公室里的人大声说，我和小贺一个部门做了10年哪，一旦不在一起了，现在就连面都不太碰得上了。
接着他对我说，你哪，也不能人一走就忘了我们，眼里就尽是陈处啊蔡局啊什么的。
我就有些过敏，乱了些手脚，说，哪里啊。
他掐了一把我的后颈，说，那边怎么样？
我说，挺好挺好。我听见他嘴边掠过一句“好好好，有得吃”。我不太懂他的意思，但直觉不是滋味。
17
我可以感觉自己在一天天走近社研处处长陈方明。
我在琢磨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当然，我也能察觉他在镜片后面对我不动声色的揣摩。
我发现，当他带着微笑略微有些走神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不太看得懂他。我还发现，他好像是一个很在意别人眼光的人，他考虑问题的前提是“摆不摆得平”、自己是不是显得公正，别人会不会多想
所以，随着我越走近他，我就越明白他不会真正出手帮我。
不知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头儿，他在乎的只是他自己，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看得太多，在这楼里的诸多争锋中，他悟透了些什么，所以对眼前的繁琐他习惯了琢磨和揣测，而就他的内心来说，他是打不起精神的，也是不想多事的，他习惯性地回避着各类问题，当他实在避不开时，他就和把稀泥。
我知道在今天自己没有理由要求别人。所以，我认同这楼里多数人对陈方明的评价，即，他不是一条害虫，甚至还可以算得上是一条益虫，因为他温和，了悟人心，与人为善，不像钟处那样有攻击性。
当然，也有人认为他为人处世太“圆”，比如，钟处就在外面公开议论陈“其实不太做事，他每天来上班做的最主要的事就是树立让人无话可说的口碑”。
这楼里谁都知道钟处和陈方明是老对手。所以钟处的话里当然包含了他惯有的蔑视。其实，没突出业绩又怎么？这楼里又有多少人有业绩了？再说，业绩好坏本来就见仁见智，更何况，你没见他每天也在忙着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
所以，换一个视角看，钟处对陈方明的讥讽，也可以被视作是对钟处自己的反讽。这楼里的人就说过：“你想，钟处事无巨细亲历亲为，做得很累却得罪了不少人，而陈方明没见他做啥，他用无为就收获了好人缘，所以，从“投入产出”看，钟处真该去郁闷死，虽然他能力强，但那又怎么了呢？”
17
所以，陈方明与钟处这两位老对手，就与这个时代的众多暧昧一样，如要客观地评价他俩，还真是个棘手的话题。
比如，以陈方明看重的“摆不摆得平”为例。仔细想一下，其中的暧昧是非，同样也让人找不到北：一方面它代表你想顾及方方面面的情绪和利益，但另一方面即使你想破脑袋，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开心，更何况，如果什么事都想一碗水端平，那还真的就什么也别干了。
而对钟处来说，就算他从不顾及“摆不摆得平”问题，就算他习惯强势地表达个人好恶——这种主观性虽让我厌恶，但我不得不承认，他玩的这套“亲疏把戏”在办公室日常运作中有它古怪的生产力，因为它能制造不平衡，从而形成下属间的作用力，比如，钟处会豁出去帮人（当然，前提是那得是他的人），他这种着力相助“自己人”的风格，会让下属们产生趋附跟风，所以他就会形成一个跟班人群，就会有人尽心地帮他做事，就会构成一个无形的团队，于是他就有了做事的效率，他就有在一个涣散的大环境下依然能办成事、做出业绩的能力。
当然，不是他的人，不属于他团队的人，也会因此嫉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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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这年头的是非？什么是这个时代的判断？
在这楼里，一天天下来，我越来越晕乎了。 在这楼里，一天天下来，我不可能不揣摩、猜疑和犯晕；在这楼里，一天天下来，谁都不可能与小鸡肚肠绝缘；在这楼里，一天天下来，谁都不可能不是俗人。
我不觉得自己这么东猜西想有多么俗气，我也不觉得自己是俗人有什么羞于启齿。
我的问题只是在于多数时间我不太开心。
小鞋 飞舞（1）
1
我觉得自己去社研处没戏了。我停止了活动。我找不到路子了，我想，我不是这块料，就算了吧。
但我没想到，人事处突然通知我下周一去社研处上班。
这只从天而降的大号陷饼，使我拼命遏制住心里的惊诧和狂喜。我连忙跑去找处长陈方明，我说，陈处谢谢你了，人事处通知我到你们这儿来上班了。
陈方明正要出去开会，他一边拿桌上的笔记本和材料，一边对我说，那就好，那就好，我也是刚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