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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往楼梯上走。我感觉着自己的郁闷。
我听到后面有人在叫我。我回头一看，是钟处。
钟处脸上含笑，对我说，小贺小贺，有好消息。
他平时脸上很少有这种明亮的笑容。现在他笑吟吟地告诉我：你写的两篇调查报告都获奖了，大楼里总共三篇获奖，而你占了两篇呢，厅里的头儿都在打听这小伙子是谁呢。
站在楼梯上，他笑着从上向下、从下向上打量了我好几个来回，好像是在夸张地表示重新认识我的姿态。
我不由自主地看了丁宁一眼，我听见自己身体里有突然松懈的声音。我还看到钟处也瞥了丁宁一眼，他说，小丁啊，我们对小贺有点有眼无珠，人家这是厚积薄发啊。
站在楼梯上，这突如其来的夸奖多少给了我一点舒气的余地。我对钟处说：这算啥呀，不就是码了几个字吗？
3
没想到，楼梯上的这一刻，向我展示了一个意外的开端——钟处对我突然器重起来。
两篇得奖的调查报告，或许使钟处觉得我为综合处挣了些面子，或许使他发现了一个能够给他写发言稿和总结的人，或许使他觉得抬我可以敲打一下部门里其他人……总之，他开始对我器重起来。
他越来越多地在部门会议上表扬我，他去外面开会总是把我带进带出，他越来越习惯把一堆资料放在我的桌上，他说：周五要在厅里发言，最好能写出点时尚的感觉，不要老三篇。
他甚至还让我代他去开了两个无关紧要的会。
这给了我一些受重视的感觉，我还真的把它化为了动力，我由此投入公文的汪洋大海，我开始琢磨 “一个层面，两个阶段、四个提升”等等官文逻辑，我发现这里面其实也有一套令人入迷的学问，它的最高境界不是独特和优美，而是合适，即，把一句话说得合适而不一定是准确，只要你肯花心思修改，总有更合适的说法等着你去调整，我钻在这一学问中甚至钻出了乐趣，但没想到许多人这个时候突然向我扑了过来。
4
我发现他们在背后送给了我一个绰号——“小拎包”。
我迅速咀嚼到了其中的嘲讽。
我想这至于吗，我怎么就成了“小拎包”，不就是钟处让我给他写了几只发言稿，进进出出他的办公室修改了几回吗？钟处是多精明的一个人哪，要成他的小跟班，要给他拎包，我还远远没门呢。 你们紧张什么呀？
虽然我明白他们的情绪，但我承认这个绰号肯定对我产生了暗示，它让我怀疑这阵子我在别人眼里是不是有些投机和可笑。我想，我在哪里惹人不快了？
于是，当我憋着气坐在桌前敲打钟处的二季度计划时，我满脑子推算着这绰号可能是丁宁起的（因为他过去总说张富贵是“小拎包的”），我听见我敲打电脑键盘发出的声音都是：可笑，谁是小拎包？你才是，你才是。
丁宁在那一头突然说，才子，你打稿子像弹琴，十个指头岔开，手势太大劲，劈劈啪啪，满房间都是你的声音了，满屋子的人脑子就堵塞了。
汤丽娟笑起来，她说，我觉得你像打机关枪，你以前练五笔可能用的是打字机吧，电脑不用这么大的劲的。她咯咯咯地笑个不停，她说，不过你那架势，真的很有派头。
我理解丁宁的不快，但我诧异汤丽娟的情绪。
隔了两天，我就洞悉了她的不快。处长钟处让我写总结，我怎么可以不向她讨教，而让她这个副科长有游离在外的感觉呢？换言之，钟处给了你一个脸，你就真的以为自己长脸了，在汤丽娟眼里，这难保不是与赵金直攀虞局长犯了一样的忌……
在情境中，没人会来及时点拔你这其中的逻辑。于是，向我涌过来的首先就是各种情绪，以及等着看你手忙脚乱的眼睛，所以，一点点琐事都让我陷入了泥潭。
5
当我被视作 “钟处的小拎包”的时候，我遭到了 “一号种子”丁宁的阻击。
单位派我和丁宁去马岭镇作一个关于乡镇医疗的调研。
到了马岭镇，我们跑了当地的医院和几家诊所。晚上在镇招待所，我问丁宁明天是不是还可以去下面的几个村调查驻村医生，这可能是个亮点。
他吱唔着说，再说吧，明天去那里还得找车，要开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呢，再说吧。
丁宁打开电视机，调着频道，我去楼下买一包烟。
我买了烟，买了几包方便面，上楼来，到门口，听到丁宁在房间里打电话。
我听到他在说，我明天还想去一下前潜村，了解一下驻村医生，这是制度创新方面的东西，小贺好像有点不想去，小贺说那里太远……
我站在门口，差点气炸，我知道他在给钟处打电话，妈的，趁我不在，把我说成什么了。
我的方便面掉在地上了。我没去捡，我往楼下去。我想，妈妈的，你要给自己脸上贴金你贴就是了，但无中生有把我说成了落后的对立面，奶奶个熊。
我气愤地站在楼下的街道上。我想，你想给人拎包你去拎好了，我又不来和你抢那顶“副科”的小乌纱帽，你对我发什么力啊？！奶奶个熊，不就是给领导拎个包吗，还要搞得这般竞争上岗？！
呸，我往马岭镇的街道上吐了口水。我掏出手机，也给钟处打过去。我发现自己的手机没电了。
于是我就在马岭镇的街道上找公用电话，这个镇经济不太发达，许多店早早地打烊了。我在夜色中空旷的街道上焦急地找电话机。后来，在一家正在拉卷闸门的小卖部找到了，我对看店的老头说，给我打一个电话，很急很急。他打了一个呵欠，点点头，然后就好奇地看着我这个外地人在打电话。我拔通了钟处的电话，我说，钟处，我是小贺，今天我们在马岭镇收获还是有的，明天我想去下面几个村跑一下驻村医生制，这个素材我关注好久了，这次想调查得细点……
我听到钟处在那头说，好的好的。
我说，丁宁在担心明天没有车，我叫他别担心，我想如果明天镇政府派不出车，我们就坐农民车进去……
我拿着电话，我看着镇上夜空清晰的星光，我想象电话那头的他耳畔鸡毛飘飞，一会儿你来这么说一会儿他又来那么说，如果我是他，会疯的。
但他却呵呵地笑着。他乐呵呵的声音在电话里远远地传来，他说，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们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他说，在外面你们要培养自己的协调能力。
镇上的夜晚清寂，我舒了一口气，我给了那位一直好奇地看着我的老头两块钱电话费。
他说，你们上班人真忙，这么晚了还要讲工作。
我说，忙或者不忙都是自找的。
我回到招待所，推开房门，丁宁在看电视，他笑着问我：这么久，你在下面逛？
我笑着说，我在看风景。
7
丁宁把我当作了竞争者，所以他发力了。他一发力，我就发现办公室里的那些人的注意力就都从我的身上转到了他那边去了。
我听见“愤青”林伟新他们在打趣丁宁，他们说：丁宁，下班了，你还不走啊。噢，丁宁，你还要上夜班啊？
丁宁吱吱唔唔。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阵子轮到钟处执夜班，丁宁每天也都在单位里磨蹭到半夜。
有一天上午，局里通知开会，我们发现丁宁没来。林伟新说，他还不是昨天熬夜给熬的，这两天他自己在给自己加夜班。
副科长李瑞说，他加什么夜班啊？
林伟新、张富贵和我都笑起来。林伟新说，他上的夜班就是教老钟打字呗，老钟不会打字，丁宁每天晚上在手把手地教他五笔呢。
毛亚亚尖声笑起来，说，我还以为他们在下棋呢，原来是打字教练啊。
林伟新说，下棋、打字小菜一碟，讲个段子给你们听，我有个同学在建设厅，他们厅长喜欢弹古琴，结果一帮年轻人都抢着风雅，都学起了古琴，只有我同学最灵光，他学吹箫，走偏门，多绝啊，你想想，学古琴又怎么了，你学得不好，厅长嫌你笨，学得好，难道要盖过厅长不成，吹箫有多好啊，不仅说明你与厅长都是雅人，而且还能在单位联欢会上与他配一曲。
听得一屋人都静穆了两秒钟，毛亚亚指着林伟新笑得直不起身，她尖声说，太绝了太损了。
言语的水花此刻都涌向了丁宁的那张桌子，大家脸上都有快乐的光泽。
复员军人张富贵在一边忍了半天，好像实在忍不住了，他终于说出来了，他说，现在的小孩真是能干啊，我上星期在单位浴室洗澡，看到丁宁在给钟处搓背……
张富贵站在办公室中央做着搓背的动作，一屋子人格格格都笑得很欢。毛亚亚说，农村来的小孩都是这样的，看到目标学不会掩饰，就精神抖擞地直奔过去了。
这时林伟新一指窗外，说，嘘。我们看见丁宁和汤丽娟正走进门来，大家都闭了嘴。
我闭了嘴，心里兴灾乐祸。
我看着丁宁进门的架式觉得他确实有精神抖擞的那个味儿。群众的语言真的具有可怕的洞察力。
8
当丁宁成了“打字教员”一马当先以后，毛亚亚、林伟新和我就突然走得很近了。
毛亚亚对我说，不就是个副科长的位置吗，值得这样豁出去吗，我看丁宁也未必有戏。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你豁出去了，就树敌了，你树敌了，就容易被别人撬掉。
林伟新告诉我，复员军人张富贵就是一个撬边的人。
林伟新说，我早就觉得张富贵和丁宁不对劲了，你知道吗，每天晚上我们下班后，他俩天天在办公室里“对劈”。
结果当天晚上，我就目睹了一场他俩的“对劈”。
起因是我想把手头的那份调查报告赶完了再回家，结果我发现丁宁一直在办公室煲电话粥，等到8点多，钟处来上夜班了，他刚好搁下电话。8点半他逛到隔壁钟处办公室去聊聊，拿回来些什么，在电脑上打起来，他一边打一边对我说，你看不出吗，钟处业余时间还在研究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呢，他在写这样一篇论文，我帮他打出来。
到9点，我看张富贵进来了，他向我打了个招呼，说这么晚了还不回去？我说，家里电脑这两天坏了，就把文章写写完再走。我说，你这么晚了还来？他说，我开车过来，挺方便的，转一圈。
这阵子他从战友那儿借了辆奥迪。平时开进开出的。
到10点左右，我看见他出去了，他拿着车钥匙，抱了两只保温饭盒，说，买夜宵去。
到10点半，他又回来了，他说，吃宵夜啊，我从东方酒楼买的。一边就向我抛过来一包热呼呼的煎饺，他说，鸭脖要不要？他说，这一盒送给老钟了。他就转身去了隔壁。
他进去后，我就看见丁宁出来了。丁宁看见我在啃鸭脖，就说，你沾了钟处的光。
丁宁在我身边转了两圈，看着我屏幕上的字，看了一会儿，他说，张富贵真是好玩，每天晚上来这里转一圈，好像就是为了给钟处买夜宵，然后等到11点，开车送他回家。
我的眼神里肯定传递出了某种好奇的信息，所以他接着说下去，他说，我们这些学生仔和他们这些当过兵的比，还是嫩了，这个老张，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干什么的，是领导的司机，还是保镖，还是保姆？
他说，你发现没有，在这幢楼里啊，他们这些社会上混过的人比我们大学生混得牛多了，他们在领导面前比我们跌得倒，而在我们面前他们又能利索而不露痕迹地踩你。
在晚上10点日光灯照耀的办公室里，他手拿一根烟，幽幽地说着这些，让我突然间对张富贵生出了些肃杀的感觉。我承认他的说法是到位的。
9
我发现上夜班的人悄悄多起来。
有一天，钟处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以为他又要给我派什么任务了，没想到他却说，你让我失望。
我傻眼了，他指着我说了一通，我才明白过来，原来是有人告状了，说钟处让我负责牵头做的“新农村农家乐产业调研”，我派活时全派给了毛亚亚、朱瑛倩这几个女人了。
我有些吱唔，钟处脸上掠过一丝挖苦的笑意，他说，你这是想做洪常青呢，还是对别人不够大气？
我摸不着北了，我想，我最初是派给丁宁和林伟新的呀。 记得当时林伟新一边往手机里输电话号码，一边告诉我这阵他正在攻职称英语考试，可能没空去山区调研啦。而丁宁好像有些不高兴，他告诉我，最好别拉上他，现在大家相处好好的，而在一起做一桩事就有可能翻脸。他这么说得出口，我都傻眼了，记得我当时这样回答他：如果真要翻脸，你千万别对我翻脸噢，要翻脸就对综合处翻吧，这活可不是我想出来的。
我对钟处说，我找过他们的。
钟处说，当然我也不会全听他的，但问题是这么点小事，让你牵个头，把几个年轻人组成个工作室，这么点小事，你都弄得七零八落的。
在钟处的强势面前，我发现自己常说不出完整的句子。我一声不吭地郁闷着。
是谁告的状？估计林伟新不太可能，可能是丁宁吧。
我从钟处办公室出来，坐在位置上发愣，我突然看见一顶小乌纱帽在空中晃荡起来，忽然飘到了天花板上，我想，你们谁想戴就戴去吧，你们谁想拎包就去拎吧，我求求你们别来烦我，呸。
我从周围一张张脸看过去，发现它们都非常平静，看不出谁对我不爽。
一个下午，我都有些心不在焉。到下班的时候，许多人都走了，我坐在位子上一动不动，我觉得腿脚发麻，好像没力气站起来回家。
我看见副科长李瑞正在收拾资料准备离开。 李瑞发现我在看着他发呆，问我稿子写得不顺吗？
我一下子没回过神来，我说：单位是不是都是很复杂的？
他瞥了我一眼，目光里没有一丝觉得突兀的感觉，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脱口而出：如果不复杂，就不叫单位了。
做“女上司杀手”的必要条件（1）
1
到10月中旬的时候，我注意到汤丽娟一天比一天兴奋起来，她叽叽呱呱的声音灌满了整个办公室。
她对我们越来越客气了。她甚至给我打了一双手套。她说，在家没事时就喜欢织这些，你骑车东奔西跑的，用得上。我戴着手套回家时，都没好意思告诉我老婆这是我们女领导给我织的。
与汤丽娟叽叽呱呱的声音相映衬的，是整幢楼里都在传播的一个消息：中层干部竞聘11月上旬举行，这一次哪些人会上啊？
2
综合处目前的两个副科长，这次竞聘肯定有一个将被“扶正”为正科长，以填补以前的空缺。不知李瑞和汤丽娟谁有戏？
憋在一屋子人心里的另一个悬念是：无论他俩谁上了，都将空出一个副科位置，这就意味着，还得从办公室这堆人里再提拔一个副科，那又会是谁呢？是“一号种子”丁宁还是当过兵的张富贵？
3
早晨来上班，比我晚一年分进单位的“愤青”林伟新，看着汤丽娟提着热水壶去开水房打水的背影，对我狂挤眼睛，他说：最好每天都有竞聘，我们当小兵的就会有主人翁一样的感觉，而当领导的就真是人民的勤务兵了。
我心想，民主投票虽好，但最终还得取决于集中制，汤丽娟对我们这些手下小卒都客气得让我们觉得欠了她什么，那么她对上面领导又有多少细活要做？
看着她扑进扑出的，我就断定有些本事自己怕是一辈子也学不会的。 我也顺便留意了一下李瑞。我看不出他有太多波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拉倒了。
4
汤丽娟对我们笑脸相迎，但“愤青”林伟新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与她吵了一架。
那天，我从外面参加了一个会议回来，刚进办公室，就看见汤丽娟脸涨得通红，正冲着林伟新尖叫，我哪里偏心了？哪里就偏心了？
林伟新声音很冲，他说，你还不偏心，你还不偏心？！
她说，我让你做会务，让他做记录总结，这点安排就是偏心？我看你的心眼比针还细了。
林伟新说，我是比针眼还细！我是比针眼还细！这屋子里的人没有谁比针眼粗的！偏不偏心，你自己有数！
林伟新把一本记录本摔在桌子上，把汤丽娟的尖声摔在背后，气鼓鼓地冲出了办公室。
汤丽娟冲着他的背影对我们摊手说，这年头小伙子的心怎么比女的还细？
办公室里的人都埋头于电脑前，没有人对她吱声。
中午我在食堂里遇到林伟新，他头发竖着过来对我说，妈拉巴子的，这娘们真的太过分了，我忍了多少天了，实在忍不住了，她把所有的杂活都堆给我，她觉得丁宁那么能干，她干吗不堆到他那边去，我上月做的一个独立调研都快有结果了，她居然要丁宁现在介入进来，妈拉巴子的。
他声音那么大，我赶紧劝他小声点。我劝他，算了算了，办公室里的人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