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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礼貌，谢苗略显犹豫，然后才在桌边落座。那里已经没有了荫凉，所以他那张皱纹纵横的褐色面孔不久便蒙上了一层细小的汗珠。他没有擦拭，依旧耐着性子坐在太阳地里。
“那么说，是来探望父亲？这好哇，当父亲的总是高兴的……”他开口说道，一边打量餐桌，视线一下子便停留在酒瓶上了。
“给客人满上一杯，”阿盖耶夫说，“你大概不会象我一样拒绝吧？”
谢苗装模作样，皱皱眉头。
“我们这更习惯的是喝烧酒。”
“为什么偏爱喝烧酒呢？”小阿盖耶夫边斟酒边问，“是不是是因为价钱便宜些？”
“不—不，为了能多喝些，”谢苗微微一笑。
“太明智了！”阿尔卡季赞许说，“好，请喝。”
“您呢？”
“我已经喝够量了，喝够了，我就不再喝。”
“独自喝有点不好意思……‘
谢苗用右手的粗糙手指从垫纸上笨拙地拿起一小块胸排，把它放在一片面包上，呼哧几声。只见他严肃庄重，不慌不忙，准备享用这场款待中最美味的东西，用眼测试着杯中美酒，长吁一口气。阿盖耶夫几手是在欣赏他这—套神圣仪式，欣赏反映在堆满笑容的面孔上的兴奋神色。在他那晒得黝黑的额头上，刺眼地显现出经过一夏褪了色的两弯白眉，谢苗终于一仰脖，不紧不慢地喝干了杯中洒。他的脖颈很长，布满皱纹，尖瘦的喉结从下往上，然后从上往下地移动了一周。
“真好啊！”
“请吃菜下酒，随便吃点吧。”
“谢谢。”
“只有喝汽水，才用’谢谢‘当下酒菜，”阿尔卡季略带教训口吻说。父亲从他的腔调里觉察到一种令人不快的冷冰冰的优越感。儿子性格中的这种气质早已不止一次使他感到气恼。
“谢苗诺夫是战争中真正吃过苦的人，”他对儿子说，“当过侦察兵，请你注意这一点。”
“侦察员——如今正吃香。人人尊敬侦察员。是暗探嘛，以及诸如此类的……”
“不是什么暗探！”阿盖耶夫提高了声调，“是军事侦察员！请你相信，这并不比……”
儿子灵巧地一拍，便把卡普纶瓶塞拍进了瓶颈。
“当然，当然……”
“是老兵，残废军人，”阿盖耶夫被儿子的话刺伤了，不禁气冲冲地说道。“他不象某些人那样藏奸取巧。那种人或者躲在家里闲呆，或者马上跑去当了警察。”
谢苗平静地听着阿盖耶夫父子这场有些紧张的谈话，慢条斯理地咀嚼下酒莱，只见金属假牙一闪一闪。他找到一个合适时机，审慎地插嘴说：“当警察的并不都是出于自愿。那儿也有被迫去干的。有些人是被逼，还有的人是由于愚蠢。”
“怎么能由于愚蠢？干这种事？”阿尔卡季惊异地问。
“有过这种情况，比方说，我就是。”
“怎么，你也当过警察？”小阿盖耶夫吃惊道。老阿盖耶夫也诧异地盯视谢苗，可是谢苗却若无其事地安然嚼着下酒菜。
“当过，我什么没干过啊！当过警察，当过游击队员，还当过俘虏。在军队里也服过役。一直打到维什拉河，瞧……”他笨拙地晃了晃残肢，“你可以把我看成死过一回的人。我曾经讲过……”
阿尔卡季惶惑莫解地把目光移向父亲，可是父亲佯作没有察觉他的目光，面色阴沉地坐在那里．话题的这种转折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我全都可以讲出来。怎么？你以为这是秘密？！你再给我倒点。不然的话……稍稍倒一点。”
“请吧。”
阿尔卡李心甘情愿地拨开瓶塞，倒了满满一杯。这次谢苗把酒一饮而尽，没再吃菜，随手从衣兜里掏出一盒揉搓成一团的主角牌香烟。
“这大概是在开始的时侯？在４１年？”阿盖耶夫问。
“在42年春天。”
“在43年人们多半去当了游击队。开春以后大批人参加了队伍。沿着秘密小道去的。”
“对，沿着秘密小道。我和维契卡·别克什也这么想过。在炕炉上猫了一冬天，开春时明白了：必须进林子去。尤其是人们谈论起了游击队。当然，游击队出没的地方离我们远点儿，在西尼亚夫斯克森林。我对维契卡说，你先等等，让我把菜园种上，然后一起去。他说：不行，耽误不得，会让自己倒霉，每一天都是宝贵的。当然，我们吵了一架，他一清早就独自一人走了。你们知道，我本来也想同他一道走，可是，我可怜妈妈：若没有菜园，老太太靠什么活呀？奶牛冬天里就给赶走了，马也没从集体农庄牵回来，因为我当俘虏遭罪时错过了机会。我当俘虏是在白波德里亚什卡，也许你们听说过那个地方，那儿有一个挺大的集中营。我就是秋天从那儿跑出来的。逃跑出很多人，可是活下来的很少，德国人放狗咬，开枪打，都给杀了。我走运：总算拖到了家。肚子饿的咕咕叫，身上长满了虱子，冻得浑身到处是疗子，祸不单行，我又得了痢疾。家里的情况怎样呢？老妈妈住在冷屋子里，没有吃的，也没有烧的，连土豆也没有。勉勉强强支撑到开春，病刚刚好，就又该去打敌人了。打敌人——我自然不能推出不管，我恨他们都恨得牙根直痒痒，可是舍不得妈妈呀。”
“怎么，家里再没有别人了？”阿盖耶夫问。这个故事他已经开始听得动心了。
“除了我，妈妈本来还有个女儿。是我的姐姐。她嫁到邻区去了。可是姐姐有四个孩子，撤退刚开始那几天姐夫又被打死了，现在她和公公住在一起。怎么能让妈妈到她那儿去呢？所以老太大就只好呆在自己家里。
再接着说，这个别克什打好背包，离开了村子。我留下了，在菜园子里又翻又刨，栽上了土豆。过了三四天，我这个伙伴回来了——游击队把他打发回来，说是必须带武器才行！没有武器他们不收。可是，上哪儿去弄武器呢？只有在打过仗的地方才有，在战场上丢下的武器要多少有多少，可是，我们这里什么仗也没打过，战线很快就推过去了，所以无论在哪儿也找不到。带着什么去投奔游击队？
应该告诉你们，这时又发生了另一桩倒霉事——卫戌司令部决定在地方招募警察。当然喽，有志愿者，这都是些刻骨仇恨苏维埃政权的人。这类人都招募去了——还不够。于是开始招收各种人。或者发来通知，命令报到，编入队伍；或者干脆派人来，闯进家门，抓去入伍。若是有人被拒绝接受入伍，那就算他走运，他们都是些残废人、病人，不过得有证明。我也有医生开的证明，身患痢疾。但是，这份证明已经开了半年了。不错，我涂改了一次，两次，写日期的地方几乎磨出洞来，所以第三次已经不能再用了。事情糟透了！这时，有一天傍黑，我和别克什在澡塘后边凑到一起，商量怎么办。应该说，这个别克什是有文化的小伙子，念完了九年级，可是年轻气盛，因为没能加入游击队心情非常难受。这时，他就说：’咱们去当警察，怎么样？一领到步抢，就进西尼亚夫斯克森林去。‘我寻思，这也许是对的！不然的话。只能等着人家用武力抓去，或者更坏些——被人家枪毙。心里害怕，当然也觉得这么做有点儿讨厌，可是，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情况大概不会比白波德里亚斯卡附近的集中营更坏。我们当然不会给他们效力，我们需要的只是得到步抢。
这样，等我耕完了菜园，栽上了土豆，我想，这—回就是我被打死，妈妈也能支撑一阵子了。我向老人吐露了想法，她一听就大哭起来，说：‘去年夏天打仗时你牺牲了，也比现在去当警察强啊。’我说，‘没什么，好妈妈。我给他们效点力，然后就跑去投奔游击队，我只指望弄到武器。’总算把老太大安慰住了，第二天早晨我和别克什就到了地区。
我已经说过，那儿有熟人，有两个是从我们村子去的，同地区的也有几个。我告诉你们，人跟人不同。有的是畜牲。有的却没什么，就是吓破了胆，尤其是那些拖家带口的人。他们还能有什么法子？稍有违抗，德国人就抓走他们的孩子、老婆，残酷地报复。我和别克什改编入第三营，开始了操练：象在正规军队一样教给我们队列、敬礼等项目。制服还没发，各人穿各人的衣装。我穿的是军便服，灰色军大衣，厚油布长靴。步枪暂时也没发。大家都故意折磨我们这些没有武器的人。警察局驻守在学校里，是一层的砖房，在镇中心，紧挨着大桥。局长纯粹是个野兽，全身披挂，腰上挎一支毛瑟枪，凶狠残暴——可真厉害。稍稍有什么可疑，或者违反了什么，就狠狠地打，不然就送到车站上的保安处，德国卫成司令部就驻扎在站上。已经武装起来的两个营常常听到警报出动。有时是去抓人，大搜捕，有时是去打游击队。这样，有一次——这事发生在5月，树木已经开花吐叶了——半夜里响起了警报。全体人员跑出去，集合站队。我当时正执行值班勤务。这次把所有的人都赶了出去，有的坐大车，有的骑马：听说什么地方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就是说要起去救援自己人。连第三营也被赶出去，剩下的只有两个病号和我们三个值勤的人。全体出动之后，我扫了扫营房，在走廊上的小柜旁站岗，另一个值勤的人刚刚下岗
在床铺上盖着大衣蜷着身子蒙头大睡。值班长苏尔维拉警士手持步枪在大门外踱步。我们三人之中只有他佩带武器。我心想，他若是躺下休息的话，我就能利用他的这条步枪了。可是，这个鬼没有躺下。快到早晨时，天刚蒙蒙亮，听见森林那边工人村附近响起一片枪声，双方对射相当密集激烈，持续了大约一个钟头。这个苏尔维拉坐立不安——忽而走进大门来，忽而又走出屋去，这个畜牲害怕游击队会进攻到这儿来。这是个最坏的下流坯，从前管理想区文化宫，脸蛋子有这么大，肩膀有这么宽，浑身是劲，可是这条狗却胆小怕死；我一看，他被吓得心神不定，象掉了魂似的，我暗暗幸灾乐祸，可是外表上没露出来，仍旧在走廊站岗；我腰上别着一把刺刀，就是咱们骑兵用的那种普通三棱刺刀。当然，这不能算武器，带着它游击队是不肯收的。可是到哪儿去弄更好些的？我一直在想，真是绞尽了脑汁。
天色刚一大亮，夜间行动的人回来了，先是骑马的，接着是坐大车的。运回了伤员，有五六个人。还有两个打死的，用担架拾进了营房。我一看，太突然了，我差点儿没喊出声来，原来是别克什！他的头斜在一边，额头惨白，头发上沾着血。血倒是不多，是颗小子弹，可是人报销了。是致命伤。瞧，弄武器弄到了这个下场！他手都没挨着，一直赶车，看守马匹。当兵的命运是没有眼睛的，黑白不分。碰到谁就杀谁，更经常的是杀好人，对那些畜牲，子弹连碰都不碰。
这样，死人抬下了车，伤员安置到床铺上，有两个警察还搀扶着一个人。这也是个受伤的，伤在腿上，伤口草草地包扎着，没穿靴子，只用一条腿跳着走。我一看，这好象不是我们的人，警察局里没有这样的。我向切尔尼亚夫斯基——他是镇上的警察，我们曾经在中学同学——打听了一下，他说，是个俘虏的游击队员，受了伤，被抓了回来。是个年轻人，戴着黑色平顶羊皮帽，看上去象森林里的一个指挥官。
他被拉进办公室里受审。办公室恰好在我对面，只离两步远。我站在小柜旁，屋里怎么审讯他，我听得一清二楚。挎毛瑟枪的局长，从保安处来的一个穿黄皮靴的打手，还有几个警察。先是对他好言相劝，可是游击队员显然不愿开口，于是开始大喊大叫起来。拷打得非常凶。他也大喊大叫，破口大骂，可是终究还是说出了些什么。我听见，他说出了自己的姓名，那些人一直追问西尼亚夫斯克森林的事；开始更凶狠地拷打。他已经昏了过去。有人跑出来取水，又泼又浇。然后，又是拷打。后来，暂停了一会儿。接着，又开始了。这场刑讯大概持续了三四个钟头。我已经下岗离开了小柜旁，刚刚躺下打盹，苏尔维拉就把我叫醒。他说：’套上大车，咱们去执行任务。‘上哪儿去？’我问。‘上车站，把俘虏的土匪送去，德国人要他呢。’我非常不喜欢这个任务——首先，不愿把游击队员送交德国人，要知道，这明明是让他去送死，第二，我仍旧得不到武器。我说：‘发给我一条步枪吧，空着手，我怎么去？’苏尔维拉说：‘别胆怯，我带着武器。他若是逃跑……况且他也跑不了——眼看要断气了。’
我套好马，把游击队员抬上车，放在麦草上。我一看，果然半死不活的了，被揍得满身是伤。‘你们把我拉到哪儿去？’他问。苏尔维拉对他说：‘到哪儿，对你还不都一样，你这个土匪。等到了桥上，把你扔进水去！‘游击队员开口痛骂，娘三爹四地大骂，既骂警察，又骂希特勘。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暗想，难道我要插手把他害死？可是，怎么办呢？又不能推却。夜里接到警报出去干事的人现在获准休息，要睡到午饭时间，就是说，这趟差事正该轮到我们头上……
我们离开镇子，沿着大路走。俘虏尽管挂了彩，又被打得遍体鳞伤，但还是被捆住双手，绳头系在那条好腿上。我坐在前座上，手持缰绳。苏尔维拉坐在左边，睁大两眼，观察周围动静。大道上迎面走过两辆马车，还有几个婆娘挎着篮子走路。除此以外，空旷无人。这时，我脑袋里翻腾起—个又一个念头。我开始观察周围地势。到车站要走四五俄里，一路上都是田野，可是过了小桥，从一个地方开始出现了灌木丛。在灌木丛处大道分成了两岔。岔路口很不显眼。大道通向车站，旁关的小路穿过一个小水洼，直通松林附近的斯摩里亚纳村。我想，若能拐到那儿去嘛……但是有这个剥皮的恶鬼坐在身后，手持步枪，怎么拐呢？若是让他一察觉，就会冷不防给你后背射进一颗子弹。
不管如何，我还是下了决心。一走进这个小树林，我就对苏尔维拉说：‘喂，你先替我拿着缰绳，我去解个手。肚子有点儿不好受……’他想了想，往四下打量一下，他还是爬下了车，走到前边来，抓起了缰绳。这样一来，步枪自然背在了背后，我计划的正是这样。我从腰上拔出刺刀，一下予捅进了他的后心，就象杀一头野猪。他象骟猪一样，只哼了一声，就躺倒在我的脚下了。我抓过步枪，背在肩后，抓着他的脚拖到壕沟里去。然后，跳上马车，狠命地打马跑去！几匹马都不坏，我一抽打，它们就箭似的跑过了水洼。游击队员先是痛得尖声叫嚷，后来大概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止住了叫声。再往后他就指点我往哪儿去。他说：‘到卡查纳去找铁匠。到那儿会告诉你……’我把他飞快拉到卡查纳。在那里，我们被掩护起来，在干草棚里度过一夜，第二天队伍上就派了人来。来了四个骑马的，我救出了的人对他们说：‘就是他救了我，同志们。谢谢你，警察。’原来，这个人不是普通游击队员，竟是游击队的参谋长。我心想，闹了半天，还是个大人物啊！从此，我也走了运。只是，可惜别克什……
我暂时被编入了预备队。我观察这里都是些什么人。原来，这儿也有许多熟人。有的人来自区里，他们对我不十分熟悉，——战前我一直在作业队干活，年纪又轻。后来我在远东地区的正规军服役。然而，我却记得他们。我们的扎夫拉伊佐是民警局长。有一天，我在伙房看见了镇中学老师巴吉洛夫，他在四年级教过我们。只是见老了，头发几乎全都白了。现在是队伍的政委。
我的游击队经历就这样开始了，看来开始得还不坏。尽管认识我的人不多，但是我立即受到了敬重——自然喽，我把参谋长从死亡线救出来了嘛！不错，也有些人斜眼瞅我，心里说，从警察局来，别再是暗探吧。”
“你真的是挺有运气，”阿尔卡季说，“碰上了参谋长。就象电影上讲的。假使，比方说，碰到的是个普通战士？或者，半路上他死了……”
“我最怕的也就是这个，”谢苗开朗地笑了，完全象个孩子那样天真。
“在路上，后来夜里在干草棚，我都担心过。参谋长情况非常不好，常常昏迷过去。我心想，他要是一命呜呼，我可怎么办？投奔谁？游击队员会说：是你杀害的。回警察局也不成，不会相信我。况且他们会找到苏尔维拉，他背上还插着我的刺刀哪。参谋长有两三个月没有在队伍里，他被安置到某个隐蔽地方去养伤了。在这个期间我已经完全熟悉了环境；参加过几次伏击，也弄到了武器。以前我只梦想有一支步枪，可现在我连巴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