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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略略举高，不十分明亮地照着凌乱地铺有稻草的地板。
“你们在那边等着，”走在前面的人对同伴说了一句。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这是科维什科。他举起灯，照亮贴墙坐在地板上的阿盖耶夫。
“唉呀—呀……他们把您折磨成这个样子，”他说罢叹了口气，好象由衷地同情。
阿盖耶夫瘫软无力地僵坐，背靠硬梆梆的石墙。科维什科的同情腔调已经不再能欺骗他，因为他早己知道这个人可能要他于什么。但是，他们枉费心机。他没有屈服于德罗兹坚科，也不会向科维什科屈服，不管他怎样表示同情。他早就熟知这种同情的真正价值。
科维什科似乎并不急于一语道破自己来地下室的用意，仍然照例远远地谈起：“我告诉您，人都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情——以他人的痛苦为乐趣。这种感情人人都有，有的程度重些，有的轻些。这可是谁也没办法改变的——自然天性嘛！在战争或者革命年代尤其如此。您自我感觉怎样？”他突如其来地问。
“好极了！”阿盖耶夫强挤出一句。但是接着同他此时心情不合拍节地喊道：“水！给点儿水喝！”
喊罢，他立即想到，他白白地控制不住自己，向这个人要水未必值得。可是，令他惊奇的是，科维什科却举着灯转身朝门喊道：
“喂，外边的人！拿些水来……”
他重又把灯提回，把光线射向室内，照到阿盖耶夫身上。但是，阿盖耶夫一声不吭，他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愿望同这位爱好理性的同乡攀谈，何况谈的又是这么抽象的话题。而科维什科对他却也似乎别无他求。
“瞧，事情弄到了这种地步！不幸的民族啊。白俄罗斯人在整个历史上一直在不是他们撰写的剧里扮演他人的角色。为别人的利益火中取栗。为立陶宛人，为波兰人，自然还有为俄国人。这就是错过了自己的时间，耽误了自己的列车。”
“什么列车？”阿盖耶夫听了不懂，嘶哑着问，微微睁开唯一能看见东西的眼睛。
“历史列车。亲爱的，咱们把它马虎过去，而列车，众所周知，是不回来的。历史没有回头路……喂，你们喂他点水。”
阿盖耶夫张开一只眼睛，在暗影中看见伸给他的饭盒，急忙把打裂的嘴唇贪婪地贴了上去。他嘴不离饭盒，一口气喝干了所有的水，然后无力地垂下手臂。
科绍什科问：“还要吗？”
“再给些，”他说。他心想，趁着这个机会，应该喝个饱，以备贮存。以后会不给的。
“再拿来些，”科维什科吩咐道。他摇晃着提灯，在室内踱了几步。
阿盖耶夫用一只眼睛跟踪照在黑墙上的暗淡光柱。这里似乎一根钉子也没有，也不见有窗子。只是通往地下室的阴暗通道的门上有一个不大的瞭望孔。
“而现在他们利用了您，”科维什科从墙边转过身来继续道，“让您为他们从欧洲战火里取栗。白俄罗斯人要这些无用的果实干什么？”
阿盖耶夫恍然大悟，明白了他想些什么。他有些惊愕地瞅瞅这个头戴礼帽的阴暗人物。科维什科的影子斜斜地映在地下室的墙壁上。
“那么，您是为谁取呢？取这些栗子呢？”他吃力地活动疼痛的下额问道。
科维什科在回答之前心事重重地沉默片刻，接替叹息一声。
“是啊，您说得对。我也是在取栗，”他竟忽然同意道。“有什么办法，历史规律如此啊。但是我们有—个区别：我得到的奖赏是生，而你得到的是——死亡。就是这样！”他语气缓和地结束道，“难道明智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智。”
“瞧，坏就坏在这里。在历史的生死关头，应该善于让自己的理智服从历史进程的逻辑。”
“换而言之，就是服从德国人？”阿盖耶夫用手捂着被打烂的面额，厌恶地问。
“在目前情况下——对，是服从德国人。要知道，事情已经经明朗，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我们呢？”
“什么？我没听懂？”
“属于我们的是什么？一个大坟墓？”阿盖耶夫问。
“我们应该适应，也许，甚至应该同化，溶合到日尔曼的元素中去。只要我们不愿肉体上消失，就得如此。我们没有别的出路，”科维什科热烈地说，显然他在努力使阿盖耶夫在什么问题上回心转意。
但是，继续这场谈话在各方面都使阿盖耶夫厌恶已极，无可容忍。于是，他狠狠地一口气说出：“这样的出路，让它见鬼去吧。倒不如坟墓好些……”
科维什科沉默了，手提着灯在地下室里踱了几步，接着重又转向他：“至于坟墓嘛，不要过急．因为……因为历史倾向于偶然事件。有时历史的作法违反自己的逻辑，会提供已经错过的机会。”
阿盖耶夫暗想。去你的吧！这个人想要得到什么？他是什么人？神甫？天主教教士？警察？还是狡猾的盖世太保呢？”
“事情是这样的……区长马上就到这儿来。他想看看您，您知道，德国人之间曾经谈论过：抓住一个人，罪证俱在，可是抵赖顽抗，不肯求饶。您知道，这给多愁善感的日尔曼心灵留下了印象。这种事，他们觉得新颖。”
“就是说，已经移交给德国人，这个畜生！”阿盖耶夫心中咒骂德罗兹坚科。口头上说还有时间，可是还没有抓住就先报告给保安处，巡功请赏去了。取出了自己的栗子。不过，德罗兹坚科也是出于个人恩怨在向他报复，因为阿盖耶夫瞒哄了他，办事不凭良心。就象这些人还懂什么良心似的。仅仅刑架他还觉得不解恨，于是就急快转交给了德国人。
现在他当然是彻底完了……
科维什科举灯照看从衣兜掏出的怀表，不安地说：“唉呀，已经10点了。您知道，对待他得有礼貌。什图巴赫博士是位静明强干的人，有学问。他曾在帝国文化管理局任职。所以……”
“他要干什么？具体说是什么？”
“好象没什么。谈谈话，认识一下。”
“和一个死囚认识一下？刺激刺激神经？”
“谁知道呢，谁知道呢，”科维什科含含糊糊应答着。“您若是举止得当……或者，假如说，您求求他。他握有很大权力。也许能够……开恩赦免！”
阿盖耶夫心想，这下子全都清楚了，我应该抱有希望。希望出现机会！希望区长开恩。当然举止行为必须得体适当。悔过，招供，出卖同志们和玛丽亚。但是，要知道，他们仍旧不会开恩的！
“怎么，对我已经判决了？”阿盖耶夫沉思片刻问。
“嗯，您知道，现在法庭审判简化了，因为是战争时期，”科继什科几乎亲切友好地向他解释，把烟熏火燎的提灯举在他面前，暗红的火光稍稍驱散了笼罩在这间宽大牢房的黑暗。可是，科维什科忽然惊慌忙乱起来，急快向房门转过身去，显然他的听觉己捕捉到了走廊里的定动声。
他打开门，用灯照着门槛。然而，他的灯光与被走廊里射进的一股雪亮耀眼的光柱比，显得黯然失色了。
一阵响声过后，牢房内走进几个人。走在前面的人手持电筒，耀眼的光柱在光秃秃的墙上探索一阵，最后停在阿盖耶夫身上，刺得他睁不开眼睛。
科维什科急忙说起德语，来人注意地默默听着。在此期间刺目的光线毫不客气地在他身上扫来扫去，在他的皮靴上略略悸了一会儿，接着又审视了他的军官马裤，最后又折回来直射他的眼睛。
阿盖耶夫被照得有目若盲，看不清用灯光照他的人，只觉得较高处，在黑暗的天棚上隐隐约约映托出这个人的高军帽的轮廓。
德国人声音不高地说了几句，科维什科马上转向阿盖耶夫：“区长先生问，是谁强迫您危害德国军队？”
“谁也没强迫，”阿盖耶夫嘟哝了一句。德国人重又发音不清地说了一长串话。
“俄国军官，当您看到反抗已徒劳无益，战争已经输定了的时候，为什么不投降，当俘虏？”科维什科用一种陌生的、生硬的声调翻译道。
阿盖耶夫一边似听非听，一边暗暗想到，他的老乡已经开始火中取栗了。
“谁输谁赢，还说不一定呢，”他说。
德国人听了，轻声问了一句：“瓦卢姆？”
“为什么您认为还说不一定？”
“因为你们的希特勒的肠子太细。”
科维什科长篇大套地翻译了这句话。德国人沉吟半晌，哼了一声，重又说了一长串话。
科维什科听后，连称’是、是”，然后翻译道：“区长先生说，愚蠢的倔强从来不会给文明人增添什么光采。至于斯拉夫人，尽管这种品质已溶化在血液里，却对他只能有很大损害。更为理智的是，清醒地深思熟虑这—切，从中作出自己的选择。”
“自己的选择，我早就作出了。”
“您选择错了，”科维什科说。
“这是我的事情。”
德国人再次音调平稳地说了些什么。
“如果您是位爱国者，”科维什科开始翻译道，“在目前情况下这可以解释的，那么您就应当感谢我们。我们防止了你们实现强盗意图，只处死了几个有罪的人。否则，就可能枪毙一百个人质。”
“贡岱尔特，齐维利曼什！”区长意味深长地重复一句。
“这种事你们是办得出的。”阿盖耶夫低声说。接着，他提高些嗓门问道：“你们什么时候枪毙我？”
他们用德语商谈着什么，接着科维什科冷冷地解释道：
“这将安排在对我们方便的时间，由保安处和保安警察局酌定。”
“模模糊糊，模棱两可，”阿盖耶夫说，“不过，这也得谢谢……”
但是，科维什科对他的话置若图闻，末予理睬，全部注意力都移在德国人身上。
一直刺着阿盖耶夫眼睛的电筒光柱滑向一边，拐向脚下、门槛，皮靴也转向出口了。
第六节
阿盖耶夫一下子瘫软下来，长叹一声。直到现在他才发现，当时他有多么紧张，整个内心象绷紧的琴弦一样微颤，他腰痛得蜷曲着身子，静候着意外的事发生。不过，事已至此，他还有什么可等待，或者可担心，可提防的呢？他已遭摧残，被毒打得遍体鳞伤，正等待可能发生的最后结局；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任什么都既不能使他高兴，也不能令他担忧。科维什科费尽了唇舌，他的希望丝毫也末见增添。他确切地知道，所剩的时间已屈指可数了。自然，他们不会活着放他出去。即使他们肯于放他，他又能跑到哪儿去？要知道，他们跟着就会散布谣言：诬称他是他们的奸细，于是别人就会避之惟恐不及，远远躲开。那个莫洛科维奇头一个就会要求惩处他，而且这一要求理所应当。处在他的地位，大概阿盖耶夫也会这样做。不过，这样也许更好些——他不能再活下去，现在他唯一的出路——就是牺牲，并且越早越好。他掉进了无情的战争磨盘，这架磨盘将把他磨成 粉。他在某些地方犯了错误，干得疏忽，在战争的血腥道路上拐错了方向——就得出了这样的结果，这结果——等于零。
阿盖耶夫这样思索着，但是嗜血的战争命运之神显然还为他准备下了另外一些意料之外的礼物。
区长走后，他全身松软下来，忍着浑身上下的剧痛，再一次昏迷过去。他不知昏迷了多久，惊醒他的是囚室里的嘈杂声音，这里来了些新人。他抬起头，门已经从外面锁上。
室内仍同从前一样黑暗，可是身旁却有人呻吟不已，翻来复去。
另一个人声音比较振作，正在安慰他：“轻些，轻些……对，就这样，侧身躺下……侧着身躺下，对，就这样……”
这个声音，阿盖耶夫感到陌生，所以他重又躺倒在潮湿的稻草上，不知怎样才能让头放得舒适些——左脸从太阳穴到下颚疼痛难忍，口里舌头肿胀，受伤的下颚妨碍它的活动。
“水！”对面的人突然呻吟说，声音很熟。随他在一起的另一个人轻声劝说他：
“这儿没有水呀。你懂吗，没有水……忍耐点儿吧，孩子。忍耐点儿……”
“哪个孩子？为什么是孩子？”阿盖耶夫头脑里倏地闪过这个想法。
“怎么，这是父子两个？……”
这呻吟中有种阿盖耶夫熟悉的东西，所以他加倍小心起来。不过，他沉默着，没有暴露自己。现在谁也不需要他，他想独自一人呆在一旁，忍耐那不曾停止的疼痛。但是这两个新囚徒打扰了他的平静，也许比疼痛更加烦人。
“同志，您就是……还活着吗？”其守的一个人轻声朝他问道。
阿盖耶夫不禁苦笑了一下，答说：“还有口气……”说着，猛地捂住疼得扭歪了的下颚。
“这里有一个小伙子情况不好．若是能要来点儿水……”
“谁也听不见，”他忍着疼痛说。心想：“这是谁呢？这么黑，活见鬼，在这个地下室里什么也看不见！”
“我们明天就要被枪毙了，您知道吗？”陌生人信任地告诉说。
“您们？”阿盖耶夫脱口说出。
“也包括您在内，”那个人叹道，“您就是那位住在巴拉诺夫斯卡亚家的军人吧？”
阿盖耶夫语塞了，不知如何作答。
“您从哪儿知道的？德国人说的？”
“有一个熟悉的警察。”
不管阿盖耶夫对死刑如何早有准备，也不管他如何认定死刑已不可避免，这几句话仍打击得他晕头转向，几乎又昏迷过去。但他终究振作起来，聚集起所余无几的力量，努力说服自己：任何意外的事也没发生，一切都末出所料。也许这样倒好些。对一个士兵来说，总是宁肯挨枪毙，也不愿受绞刑——可以不必吊在那里供敌人取乐，一下子躺到地上就完了，死——是眨眼之间的事。
“瞧，您知道，我是偶然被抓的，我什么也没干过，现在却要挨枪毙．他们办事真怪……把人杀死，可是为了什么？”那个人在黑影中抱怨说。
阿盖耶夫心想，总的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里，大概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无奈受害。如果能碰到个可以向之诉苦的人，他或许也会这样做的。
“您是什么人？本地的？”阿盖耶夫问。
“您知道，我是车站上的，叫兹利，是挂车员。也是命里该遭，我到镇里市集上去买盐，在过道口碰上了这个挎筐篮的小丫头。警察冲她喊：站住！检查！我也在跟前。于是把我们两个都抓住了。”
听到这些话，阿盖耶夫惊讶得好象坠进了深渊，旋即又浮上了水面。这些话的含意令他震惊。
“什么小丫头？”他嘶哑地问。
“谁知道她是什么人。不认识。我从来没见过她。可是他们硬说，我们有联系。我可是同任何人都没有什么联系。”
“玛丽亚！这是玛丽亚！”这个想法掠过阿盖耶夫头脑。原来她是这样被捕的！可拎的、不幸的小姑娘！……挂车员的这个消息把他惊呆了，可是挂车员甚至没有想到自己这段话会使对方如此激动不安。但是，阿盖耶夫没有作声，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行事，也不知这个兹利是何许人。他不是警察派来卧底的吧？与此同肘，他却非常想向挂车员打听得更详细些，说不定他能说出更多的有关玛丽亚的情况。
“喝水……舅舅，向他们要点水，”第二个人在暗处呻吟着。
从他那可怜的话语里，阿盖耶夫又感到了熟悉的语调。他猜测到了什么，过了一会儿便小心翼翼地问道：“跟你在一起的是什么人？”
“这是彼佳，基斯利亚科夫的大儿子，是我外甥。他们把他也……在这里折磨两个礼拜了。”
“我的天哪！这是基斯利亚科夫呀！我还千方百计地想同他取得联系，每夜都在等待他。原来基斯利亚科夫在这里！已经两个星期了。”
阿盖耶夫微微欠起身子，手脚并用，拖着不能弯曲的左腿，缓缓爬向那个方向，两手摸索到了一个—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的身体。
“基斯利亚科夫，是你吗？……是我呀，阿盖耶夫，住在巴拉诺夫斯卡亚家的……”
“我知道……只是……我感觉非常不好，”勉强听得到基斯利亚科夫在呻吟。
于是兹利解释说：“他们把他折磨坏了……浑身上下没一处好地方。”
“是警察，还是德国人？”
“先是警察，后来是德国人，”基斯利亚科夫呻吟道，“一直逼问……”
“逼问些什么？”阿盖耶夫警觉起来。
“各种各样的事，都问……还问起过您……”
“嗯，那么你挺住了吗？没说吧？”
“怎么能挺得住呢？若是一下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