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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毕竟比何先生多一点。而何先生就说我第一“用第三者口吻讲出了舒芜在《回归“五四”后序》中要说的话”，（笔者按：这句话我认为大致是对的。）“以吹捧法张扬了舒芜……‘学术’上的丑表功”；第二“开脱舒芜1955年的那场献信告密助成冤案的道德责任”。第一、本人平生从不吹捧人，也不懂得什么江湖上的“吹捧法”。但是我明白了，如果我不认为舒芜先生是“走错了房间”的“小政客”（何满子先生原话。至于舒先生是不是学者或政客，是不是学术成就比何先生高或低，我想不在本文中讨论或判断，读者自有公论。）那在何先生，我就等于是吹捧舒某人了。第二、如果我对舒芜先生过去的处境和遭遇有所同情或理解，在何先生，我就必是为舒先生“开脱道德责任”了，只有像何先生那样“革命”得可爱，将舒芜这号“理应分尝罪恶的苦果”的人永钉耻辱柱上，那才是不为其开脱罪责。于是何先生得出总体看法：我和舒芜这个“罪恶的”“小政客”“呼应得如此默契，姑不论灵犀相通的原由，至少可以证明世上也真有吃舒芜那一套的人；因而唱和吹打之间，旧闻便被炒成了新闻。”我在文中曾说了一句“写此文的动机，与舒芜本人没有关系”，何先生为我批注曰：“奇怪，何必要特地作撇清关系的表白呢？有关系也不妨呀！”请问何先生这样编派我，究竟有何根据呢？
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7）
二、《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一文写作及发表经过我在《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一文中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我仍然觉得何先生语失分寸的癫狂状态是一种精神方面的毛病。我对他同情、怜悯多于反感。我更不愿意跟尊敬的何先生卷入笔墨官司。但是事情的原样怎样；究竟谁在炒旧闻为新闻，不是依何先生的主观编派为转移的。所以关于那篇拙文写作情形，也可稍讲几句。在我主编文化部主管的《传记文学》杂志9年期间，应编辑同事之约，曾在杂志上设了“蔷薇花瓣”专栏，以伍宇笔名，较系统地写了过去几十年我亲见亲历的文坛往事和逸闻，陆续于刊物连载。在1994年至1995年，香港乐府文化出版社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先后编辑成书出了海外版（书名叫《中国文坛写真》）和国内版（书名叫《中国三代作家纪实》）。《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一文是我经过多年材料收集、积累和酝酿，1995年准备写出放在“蔷薇花瓣”专栏的一篇文稿。因为这个题材一直是个空白，没人写。我也知道这是个敏感的题材和人，尤其舒芜先生这个人在一些人中名声“臭”，一般爱惜自己名誉和想过安宁日子的人，是不会去跟这个题材沾边的，况且写作上难度也不小。尽管如此，为填补文坛史料空白，我必须写出此稿。所以其后拙作写出，我特意在文稿中声明“写此文的动机与舒芜先生没有关系”，这是实话实说。与何满子先生臆想的相反，我不是要摘除我和舒先生的关系，而是要如实地讲清舒先生和我写这篇文稿的关系：这篇文章是我主动要写的，倘若出了什么毛病，文责完全由我自负，当然跟舒先生无关。除非想把水搅浑的人，才将事情颠倒过来说。1995年8月1日，我走访了当事人舒芜先生。在这之前发表于1989年和1990年《新文学史料》杂志上林默涵先生写的《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舒芜先生的答客问《第一批胡风材料发表前后》等有关资料我都看过，访当事人舒芜先生，主要是想直接了解一下当事人在这件事情上的真实心态。促使我写这篇文稿还有两个动机，就是想为五十年前舒芜的《论主观》（舒芜《论主观》于1945年1月在胡风先生创办的《希望》丛刊上发出，距1995年正好是50年，所以我那篇文章的第一个小标题是“舒芜的‘论主观’———五十年前一大公案”，这“五十年”可不是随便写的，从这里也可以侧证我的文章不是像何先生主观臆想的，像某些人将文章当“热点”商品那样“炒卖”出来的。）这一公案和其后挨批的冤案，作一清理，这在我头脑里已经酝酿好久了。再是读了聂绀弩老人论“总督”和“犹大”的那封信给我的触发。尽管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但我至今觉得绀弩先生的论断非常精辟，带有一定的真理性，并不因为何满子先生哪年哪月同绀弩谈了而绀弩表示收回，就丧失了其客观的真理性，所以我也不必非去寻满子先生的大著《虫草文辑》看看不可。这是人类估量事物的一般常识。1995年年底前我草就了该文初稿，但这时突然通知我下岗离休，好些杂事需要处理，没时间将文章修改定稿，直至1996年2月5日才定稿。当然随着杂志主编易人，《传记文学》“蔷薇花瓣”专栏也停办了。这时又正逢我即将出发赴美探亲，匆促之间我于3月初将稿送至发行量还可以的我认识的北京一家纪实杂志的执行主编。临登机前我与她通了一回电话，她让我放心，说该文她已阅过，会争取用的。可是等到我1997年1月份自美探亲归来，仍未见拙文刊出，时间已过去快一年。我于是再询问那位主编，她的回答仍然是他们准备用，请我再等等。我失去耐心了，决定将稿件取回，另投它处。2月5日临近春节，我去该杂志社将稿件取回。2月5日是个什么日子呢？正是头年我那篇稿子定稿日。我不由苦笑了一下。在一家杂志社坐冷板凳将近一年，这就是这篇小稿最初的命运。在中国尝第一口螃蟹的人，遭遇往往不会很好。个中滋味我已领略多回了，不算什么。我遂将稿件投向经常发表文化评论一类文稿的山西《黄河》杂志。负责此栏目的谢泳先生很快赐信于我，说该文即将刊登。不过该刊是季刊，最快也得第二期刊出。但刊物因故延至第三期，方将拙文刊出来。这时我已听说舒芜先生写有一篇关于自己的长文将刊于《新文学史料》第三期，两文面世时间如此巧合，这是没奈何的事。听闻舒稿即将刊出，我曾写信拙文发稿编辑，请他方便的话勿删篇末我注明的1996年2月5日完稿那个日期，结果也没有做到。
三、何先生为中国千年封建专制之影响减罪我曾在拙文《中国“作协”反胡风运动一瞥》（见《传记文学》1990年第5期及上文提过的我写中国文坛的两本拙著）中说：“把私人来往信件寻章摘句加以编排公之于众，并且作为给人定罪、惩办的材料，这在当今世界也是极为罕见的……最高领导人带头开了无视国家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言论、通信自由权利的先例，自此以后，凡开展政治运动，对那些斗争对象，便没有任何界限、禁例了。被整对象的日记、书信、手稿等等一切皆在收缴之列，‘文化大革命’中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本来在中国公民没有隐私权，历来如此；抄家流行了几千年。”这一论断，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但是何满子先生呢？他将舒芜先生“分封”为他的“误导构成建国后第一起冤案”。这不用说舒芜担当不起，就是中国任何普通干部也担当不起。我不否认舒芜交信有罪过，但任何事物都有其恰当的分量，过或不及都不客观。何先生的论断显然站不住脚。试问建国后多起大冤案，如潘汉年冤案、彭德怀元帅冤案，没有任何人“误导”，还不照样构成了吗？至于“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这样，只要江青、康生之流“国戚皇亲”一句话，不是即刻构成“某某人是特务”“某某人是叛徒”吗？何先生还说“由于舒芜始作俑的告密，导致了士风堕败，知识分子和全民道德大滑坡”。这固然“嘉奖”了舒先生有如此大神通。但何先生此类宏论，妙就妙在不仅仅开脱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一贯鼓动人“检举、揭发、告密”，导致那班投机钻营、图“名”图利之徒道德沦丧及士风、世风日趋堕落之罪责；也掩盖了近现代提倡斗争哲学的人们的过错。
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8）
四、浅说“何满子现象”封建社会在中国已经寿终正寝，“文化大革命”已过去了好些年，但还是不乏个别人用封建社会刀笔吏“过于执”那一套主观推断、深文周纳，置人于死地和“文化大革命”中那一套姚文元式的无限上纲扣帽子、打棍子等等打人、整人的方式来说话、做事、写文章，动不动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整你个“你死我活”。他们没有尊重人、平等待人，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等现代人起码的平等、民主观念。他们语言粗暴，糟污，浑不讲理。语言的粗鲁，蛮横，不文明，反映了他们心灵的蛮野和黑暗，说穿了仍是“文化大革命”细菌在他们心灵里作怪。虽说有的人是过去政治运动及“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但他们却被“文化大革命”病毒感染了，从在压力下的自虐，到压力解除后反过来虐待他人。这真是悲剧。那么照此恶性循环，那自虐和他虐的“文化大革命”现象，“斗争哲学”的实行，还有完没完呢？所以“何满子现象”虽是个别人的现象，也具一定典型性。
五、给何满子先生送两副良药何满子先生攻击舒芜先生愿意回归“五四精神”。但我以为不可以人废言，“五四精神”不能攻击。谁都知道当年“五四运动”提倡的最主要精神是科学和民主，而何满子先生较缺乏的就是这种精神（我以为民主的最主要精神是人人平等的观念和尊重他人。而科学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就是理性精神）。五四将至，故特奉赠。
1998年4月28日完稿
记路翎（1）
假使不是当初胡乔木同志（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发了话（包括作家路翎到朝鲜前线去体验生活也是乔木指示安排的），又假使不是1953年下半年《人民文学》杂志的领导班子改组，很难设想从1953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季，这份权威的全国文学刊物会顺利地拿出那样多版面，以相当显著位置连续发表路翎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的优秀短篇小说。
1953年7月，《人民文学》改组领导，老资格的文学理论家、作协新任党组书记邵荃麟兼任主编，作家严文井任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葛洛任编辑部副主任，胡风被吸收参加了编委会。
这时乔木发话了，要《人民文学》广泛团结作家，包括发表胡风、路翎等人的作品。
《人民文学》因而制定了新的编辑方针，强调广泛团结作家，题材的广阔和风格的多样性（那时还没有提出文艺的“双百”方针），这样来提高刊物的质量。
因此改版后的《人民文学》发表了一批老作家的作品，其中有些是佳作，如巴金的《黄文元同志》，艾芜的短篇《新的家》，骆宾基的短篇《年假》和《夜走黄泥岗》，舒群的《崔毅》等等。
但是发表胡风和“胡风派”最主要的小说家路翎的作品，要是没有主管文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胡乔木发话，那是谁也不敢做主，谁也没有这样大的勇气的。个中原因说来话长，老一点的文艺工作者都明白，主要文艺领导人之一周扬和胡风从30年代起就有讲不清楚的宿怨，那就宁愿和胡风及胡风派作家保持着一点距离。
许多人也知道，邵荃麟是1948年在香港主编《大众文艺丛刊》，主持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人之一；而在50年代初期舒芜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后，又是周恩来指定的在小范围内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核心成员之一。然而邵公和他的副手严文井站在执行党的政策的立场，不抱任何门户之见，没有丝毫褊狭情绪，接纳从四面八方走到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来的中国作家们的新作佳作。有的还通过版面给以强调。这样做的结果，改版后的《人民文学》立即听到了不同的议论。有位作家愤愤不平地说：“为什么对来自‘国统区’的那位名家的作品用大号字排，我的用小号字排呢？”刊物出了几期，嘁嘁喳喳的议论就吓人了：“邵荃麟原是在‘国统区’工作的，他重视来自‘国统区’的作家，不重视解放区的作家。”但是邵荃麟等人不为所动，因为这不是事实，也不合乎逻辑嘛。难道邵荃麟的副手严文井、葛洛不是来自解放区吗？难道《人民文学》对来自解放区作家的作品，不是该突出的也突出了，该强调的也强调了吗？发这种议论的人，是不是“派”感，“派”情太强了点？
当乔木指示了向胡风、路翎约稿，处在第一线的严文井、葛洛亲自出马组稿。胡风写了采访志愿军伤员的特写《肉体残废了，心没有残废》、诗歌《睡了的村庄这样说》。路翎甫从朝鲜归来，写出一篇又一篇小说新作。这些作品都循着编辑部三级审稿程序走。路翎的小说稿，从小说编辑唐祈（他原是“九叶”派诗人之一）到葛洛、严文井顺利通过了，最后拍板的是邵荃麟。在1953年下半年陆续发出路翎写抗美援朝战争的两个短篇《记李家福同志》和《战士的心》。
编辑部同志的印象是路翎的小说一篇比一篇写得好，而年前交来、1954年1月号发出的《初雪》，那更是让人刮目相看了。
《初雪》通过志愿军汽车兵刘强和他的助手王德贵闯过敌人重重封锁线往安全地带运送一车朝鲜妇女、儿童的故事，真实、细致地写出了两位志愿军战士不同的性格个性和美好、动人的精神面貌以及他们和朝鲜人民水乳交融的深厚情谊。从思想内容讲，作品可以说是一曲国际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的深情颂歌。从作品的艺术构思艺术描写看，它是对真实生活的重新锻铸、提炼，达到了诗化和美的境界，完全符合毛泽东主席讲的艺术的美应有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境界。作家并没有着意编排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而是在真实境界的创造、人物心灵的深入、环境气氛的渲染、细节的精心选择等等方面下功夫，“红妆素裹”，织成一幅清新纯美的图画。论作品思想艺术的完美统一，论其艺术水平，应该说，这是建国以来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也是当时和后来描写抗美援朝战争最好的小说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建国以来优秀短篇小说选未将其收入是很可惜的。
《初雪》发表后，老作家、文学评论家巴人立刻在《文艺报》1954年第2号（1月30日出版）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了它。说它“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了“生活的最高真实”，而这“就是诗”，是“真正的艺术”。巴人还有针对性地讲到当时某些创作现状：“艺术成为‘习以为常’的事物的素朴的记录，其中没有‘提炼’，也没有‘发现’。这就是我所说的‘表面价值’。在今天，批评家应该肯定这‘表面价值’……然而读者也有权利要求：创造具有生活的更高真实的作品吧，创造那种使我们能更深切地了解生活意义的作品吧。”巴人对《初雪》的评论，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然而不久即在《文艺报》上出现了不同意见。《文艺报》1954年第7号（4月15日出版）发表一篇“读者中来”，从助理司机执行“极其紧张极其危险的任务”，不宜在驾驶室里怀抱一个小孩这一细节以及司机和司助在执行紧张任务时不宜有“纠缠不清的想法”这两点来根本否定《初雪》。这位“读者”还说：“在朝鲜，这样的汽车，在司机座上，本来就可以坐三个人。常常也是让女同志或体弱的人和司机坐在一起的。自然如果真是这样，让母亲抱着孩子坐在司机座上，那么这篇小说的全部细节，也就落了空。”这样对作品挑剔式的“意见”，在当时也有一位到过朝鲜的作家发表过。他说“《初雪》不真实！”问他为什么不真实，他说：“一个司机斗里怎么能挤进去三个人？那个人还抱着个小孩！”这类“意见”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自然是十分可笑的。“鸡蛋里头挑骨头”仍然可以挑出几“块”来，并且无穷无尽。你说司机斗里可以坐三个人，他说司机斗里怎么容得下三个人？真要写司机斗里两个司机还带一个抱小孩的妇人，那么挑剔的意见会更方便地来了，“这样紧张的战斗，难道能容忍抱小孩的妇人坐在司机旁吗？难道生活真实是这样的吗？……”至于说在紧张战斗里不能容忍人们有“纠缠不清的想法”，那就根本否定了人们有心理活动存在，根本否定了有必要描写人们“纠缠不清”的心理活动，那还有文学艺术存在吗！但在当时，这样的“读者中来”可有“分量”呢！几句挑剔的话，不到1000字的“意见”，便轻而易举地得出路翎的创作倾向“不健康”，巴人的评论“完全是不恰当的”的结论。听这口气，哪里像个普通读者的！
记路翎（2）
尽管推出了像《初雪》这样的佳作，而在“来者不善”的“批评”出现的情况下，编辑部的同志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安。虽则，对这样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