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咝闯沙醺澹窃谒娲缶辖恼魍局校磺掖映醺宓蕉ǜ澹肽谴握秸奔洳辉叮遗宸髡咝醋魉俣群褪鞯哪丁⒏爬芰Α４哟耍壹窍铝耸撕髡飧雒帧Ｆ浜�50年代初，我来北京工作，又购得他1954年出版的《七月的战争》和《大进军》两部长诗的合集，扉页上有刘伯承将军亲笔题词。此时我也知道胡征已调北京，在《解放军文艺》工作，并读过他写革命老区生活的《红土乡纪事》和《盐》两个短篇。
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有件事情让我觉得至为奇怪，愈是有才华的作家愈遭整而且是一抹到底，这是为什么呢？一个是路翎，从他的小说来看，旧时代，他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新时代到来，他热情投入生活，而且是去到准备要付出生命代价的抗美援朝前线，很快又写出多篇佳作，怀着虔敬、炽热感情来塑造志愿军指战员形象，作品使许多从战争中走过来的读者也深受感动。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反革命，而将其投入监狱，长期监禁呢？如果这样的人真是反革命，那被人称为神圣的文学写作就变成一文不值的可以作假玩魔术似的变戏法儿了。再一个就是胡征。诗人胡征本来是《解放军文艺》小说组的主要编辑，又当编辑又写作。听说比胡征小几岁，当年还是无名作者的杜鹏程，他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在发表前，作为此稿编辑者的胡征，就曾给过他帮助。因之谦虚的杜鹏程曾将胡征当做老师看待。论胡征作品的影响，那部刘伯承将军亲笔为其题词的战争长诗，在1953年出版后，曾连印3次，短时期内，累计印数接近8万册。我的印象，当年没有任何一个名诗人出的诗集，能达到如此创记录的发行量。
记得1954年某天在我们编辑部主任葛洛办公室，我曾同来访的诗人胡征匆匆见过一面，那年他30多岁，显得非常精神。葛洛介绍，胡征是他在延安鲁艺同学，后来又同在第二野战军当随军记者。可是没过多久，胡征突然脱下军装去陕西省作协了，可能是专业创作吧？1955年反胡风运动一来，胡征很快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从此下落不明。这也是使我非常纳闷的。胡征不是周扬的学生吗？他离周扬近，跟周的对立面胡风远；建国后，周扬在“鲁艺”的学生，哪个不神气？不是地方文艺官，就是专业作家，他怎么是胡风分子呢？我想他顶多是抗战时在胡风编的刊物上发过作品。而据说，当时由于邮寄不便，解放区作家的稿件是经周恩来带出去，交给胡风选登的，这怎么能算在作家个人账上呢？难道跟胡风沾一点儿边，就是反革命吗？周扬是文艺界拥有实权的人，他为什么不保他这个学生呢？再则，胡征当年是在打蒋介石军队的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而按照毛主席定性，胡风是蒋介石国民党。胡征不仅在战场上打国民党，他写的作品，也是赞颂解放军打国民党，而且受到解放军最有名望的将领刘伯承将军充分肯定（据说刘帅曾逐字审阅胡征的战争长诗）。这更不合逻辑了，怎么打蒋介石的革命分子，一转眼，就跟蒋营垒站到一起去了呢？这些个疑团，我难以解开。
1960年，我去陕西出差，住在作协西安分会。有一次到《延河》编辑部去。在一间办公室里，陪同我去的一位编辑指着坐在一角侧着身对着我的中年人，低声对我说，那就是胡征，胡风分子，刑满出来后，放在我们这里做做一般工作。啊，胡征在这里。我心里暗自吃了一惊。但是不好吭声，也不便同他招呼，遂退了出来 。我知道这样人的处境，尽管是很好的人，处在此种境地，就如同印度的贱民，是“不可接触的人”。
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我重见胡征，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我喜欢他的文章和作品，更敬佩他的人品、人格力量。我在心里发出一声呼喊：啊，苦难养育出来的作家，你比你的某些同辈作家更加强而有力，更富有活力，更有后劲儿。你是生活中的勇士，也是笔阵中的佼佼者。
要详细叙说胡征的苦难遭遇，不是我这篇文章的任务。但我可以讲讲我印象深的那些地方。
胡征，1917年生，湖北大悟人，学徒出身，不到20岁，在他的家乡办过诗歌刊物。21岁赴延安，同年入党。他是全然的诗人气质，热情似火，好学不倦。可是他的大半生生涯，除了在刘、邓大军当随军记者，没过上几天安生、惬意的日子；也没有几年时间，从事他最钟情的文学创作。到80年代初，为他落实政策，他已近70高龄。1939年他在延安“鲁艺”时，书刊甚少，大家处于文化饥渴状态，因之从国统区进来的进步文艺刊物很抢手，胡风主编的《七月》更是“热门”，不易借到。看了几期《七月》，胡征对胡风的文艺主张和他编的杂志比较能接受、欣赏。对比之下，他觉得周扬院长上的大课，并不是没有缺点的；然而这一家之言，教师、学生，却是洗耳恭听，绝少听见异议。他有时就发点微词、异议。但是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领导者———首长有权利，而普通人的“异端”、“异议”，几乎没有存在和被容忍的权利，即使是延安这样相对平等、民主的社会，也在所难免。胡征的异议，只能被看成是“异端”的萌生，是不会受欢迎的。两年后的整风，很快变为“抢救失足者”运动，胡征遭抢救，日记、笔记被查抄一空，要他“交代问题”。后来他虽未被打成“国特”、“日特”，得到解脱；然而笔记本上对胡风文艺理论欣赏的段落，十多年后却成为他亲胡风、远周扬（也就是远文艺界党的领导人），跟胡风脱不开干系的“罪证”。而1944年，文学系主任陈荒煤向他要的诗稿，由周恩来带去重庆交给胡风，被登在《希望》杂志较显著地位的他的“诗集”（虽则刊发后，他也没机会见到），十多年后，将他塑造成一个插翅难逃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
诗人胡征的遭遇（2）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他放下“抢救运动”遭整的包袱，毅然奔赴解放战争前线。他以极大热情投入战争，作为随军记者和文学有心人，他亲临火线，不怕牺牲，与战士打成一片。他全面深入地采访，从部队首脑机关、刘、邓首长，到各级指挥员，战斗英雄，普通战士，他广泛接近，勤记笔记，脑勤、手勤、腿也勤。他这样跟作战部队同甘苦共命运，自然深受部队欢迎。他写作勤奋，除写通信报告，长诗也在酝酿、起草。像胡征这样深入工农兵，作风又好的新闻、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奖励。事实上，他所在部队也奖励过他。1953年，他的《七月的战争》获西南军区文艺创作一等奖。然而在1948年1月，胡征遇见一件自己事先难以预料的非常倒霉的事。其实这事儿在战争这个激烈较量、瞬息万变的事态中，随时可能发生。这年1月在大别山王家店战斗中他不幸被俘。这个被俘地点，离他家乡不远。在乡亲、父亲掩护下，他巧妙地同敌人周旋，坚决不暴露自己共产党员身份，终于成功地从敌方俘虏营逃出，回到解放区。当然共产党员逃出归队后，接受组织审查，理所当然，也是心甘情愿的。问题是对待被俘逃回来的人，在共产党组织的态度、做法上，我认为存在一些问题。说来有趣，共产党对待俘虏过来的敌人，往往能够做到宽大为怀，既往不咎。但对待自己人被俘归来的呢，则往往严得过头，处置过分，甚至从此不再信任。这就叫：“为了不放过一个坏人，甚至不惜冤枉了好人”。这种事情曾屡见不鲜。特别在具体做这个工作的人，往往越“左”越好，生怕别人说自己右。这样一来就造成对被处置的，明明是自己同志的不公正。胡征的情况也是这样。一方面，在1953年，部队领导给他作品颁奖；另方面，审查他的人对他毫不放松。他这个“案件”，审查时间长达7年。令我万分惊奇又佩服的是，他那激情充沛，文字力透纸背的两部赞颂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挺进大别山的长诗，正是宣布要审查他之后，在压力很大、处境严峻中完成的。这真是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明证，不也是矢志不移的真正革命作家，方能做到的吗？难道还不能证明他是真真实实的革命者吗？但是对人的命运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审查者不这样看。在拖拖拉拉的漫长七年之后，审查者以无证据的“派遣嫌疑”、“变节行为”，将这样一位忠诚者，部队名作家开除党籍。我猜测，大约也是在这样背景下，他才身不由己地离开工作得好端端的部队文艺工作岗位而去地方部门。
然而祸不单行。在他向北京申诉对自己的错误处置、上边回信表示将受理此案不过十天之后，新的更大的灾难突然降临，他工作的陕西当地宣传部负责人找他谈话，要他讲清楚和胡风“是什么关系？”从这一天起，他失去了自由。他被隔离在单位里一间密室，有人看管，家中妻儿、老人近在咫尺，却无法见面。在他竹筒倒豆子似的将他和胡风的关系书写出来，等待他的却是更大惩罚，公安部门一纸通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驻会作家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胡征，隔离反省以来，拒不认罪，交代不老实，决定逮捕关押”。其实正因为他如实交代，但不可能承认是“反革命罪”；他真实的交代，反而提供了他们并不完全掌握的，他和胡风“关系”的材料，真可谓正中整人者下怀。关押五百多个日夜，他被释放回原单位，但从此“胡风反革命分子”罪名，25年背在身上，行政降6级处分。也就是说，他不仅被剥夺了老党员、老干部的权利 ，还从人民队伍中出列。他更被剥夺了一个作家写作、发表的权利。1960年，我看见他时，他正是这样一个处境。
90年代初期，我去胡征所在的陕西社会科学院看望他。他的住房甚简朴，他已年过七旬，而创作心劲儿甚高，其精神状态，非那些长期生活较优越、而创作疲软、这十多年没写出有社会影响作品的，他的某些同辈专业作家可以比拟。说起他在延安时期那些比他年小一些而其待遇、地位又同他相等（他告诉我，他长期背在身上的、被开除党籍的“派遣”嫌疑、“变节”嫌疑，是在1980年才彻底解决，随即才恢复他的党籍、级别、待遇的，这一冤案延伸的长度，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人生有几个四分之一世纪？但毕竟解决了，还是应当庆幸。）的同辈文友，他给我讲了个笑话。他说，“80年代在某宾馆第一次开会同他们面对面坐在一起，他们突然看见我，似不大适应，那看我的眼神似看一个怪物。我揣摩，有人可能心里在说‘他怎么也在这里？’”胡征继续说，“这不怪他们。因为他们已经长期适应了与我的不平等。记得当我坐在编辑部一角处境很不好时，他们中有的人也挺同情、关心处在这种贱民地位的我。‘你很可怜，赐你一根烟抽吧！’他们有好烟享受，有时就不言声地悄悄扔给我两包。我这个‘反革命’犯，也领他们的情，默默地收下。而今世事沧桑，我不但没被整死，反而恢复了与他们平起平坐，这多少让他们感觉有点不习惯。所以祝贺我的，礼貌的话，一时也忘记说了。”
胡征对我说他有一部写刘邓大军当年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高超、绝妙的战略战术，快速突破蒋介石黄河防线，胜利进军鲁西南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已经写完初稿，正在找出路，他也希望我帮他找找出路。我说，正好，我编的《传记文学》杂志，可以给你发一些，求之不得呀！他还告诉我自从80年代对他落实政策以来近十年间，他以争分夺秒的精神，写作新著和整理编辑以往旧作多种，近百万字，有诗学、美学论著，诗作评论鉴赏，中国古代小说鉴赏等，还有小说、散文创作，等等。只是出书艰难，有的出版社出书，向作者索要很高的费用，我们穷文人，如何出得起？他的三、四部定稿书稿，那时，只有《诗的美学》和《胡征诗选》于1984年由“陕西人民”出版。但是他坚信，有价值的书，总是社会需要的，而某些文化垃圾，虽可藉金钱、权势而出书并被炒热，但终究是过眼云烟，长不了。因之，他将继续联系自己著作的出版，决不泄气。
诗人胡征的遭遇（3）
我返回北京，他即赐寄从《鲁西南会战》那部写战争的大著中抽取的精彩篇章多篇。像《刘邓大军司令部见闻》、《中国军神》（写刘伯承将军）、《王克勤排长的牺牲》等。我读后，觉得是刘、邓神奇的战争指挥艺术和玄妙的战争风云际会的现场写真，是难得的表现战争的杰作。因之我以“战争奇观”作栏题，率先将《强渡黄河前夕的刘邓司令部》发在1992年《传记文学》第三期最显著位置上。此后，胡征成为这本杂志经常的撰稿人，除了战争题材作品，他还写了些忆往的作品，如《我在延安鲁艺的时候》等。这是一种友谊的合作。此后，凡写了新作，他都寄给我一观。
近数年，胡征的多部大著如《诗情录及其他》、《创作拾穗》等均已由西北的出版社出书。另外，陕西学术、文化界和出版界有识之士越来越重视胡征的创作和学术成果，90年代中期，西北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当地学者张克勤、魏碧雯、廉文澂、张鸿才、蒋潇等主编的胡征研究论文集两册共64万言。
今年秋末，我最高兴的是胡征写战争的大著《鲁西南会战》终于面世，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他赐我一本。虽说其中不少篇章，我早已阅过。但从头至尾读一遍，仍感觉非常欣喜畅快。像“解放战争第一枪”，“中国军神”，“战地黄花”，“战争意识流”，“羊山决战”等，真是精彩纷呈。写刘伯承将军甚传神，写敌方将领如郭汝瑰、宋瑞珂之辈，也决不简单化。至于对真刀实弹战争（无论是战争场面，细节穿插，战争的严酷性和浪漫性等）的描写，也相当出神入化。特别是一个写作时已年过七旬，出版时已年逾八旬的老人的新作，我觉得真是了不起。你看他写自己青春时代所经历的，仍然新鲜如昨。这不是这位作家青春不老，最好的象征吗？
1998年12月20日写完
（载《炎黄春秋》杂志）
严望——一个角色（1）
原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50年代初期叫“创委会”）的干部严望并非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他的名字曾在1955年中国一本发行量最大的书上连续出现了三次。这本书就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该书第59页对胡风给路翎的信有一条注解说：［谢、徐、阎］指谢韬、徐放、阎有太（即严望），都是胡风集团分子。第65页再次注解说：［太兄］指阎有太（即严望）。最后在该书第99页芦甸给胡风的信中还有一条注解［宁、徐、严诸兄］指胡风分子路翎、徐放、严望。当时胡风还在上海，在北京的一些胡风分子们集议，让胡风到北京来，以便统率他的党羽们向中国共产党进攻，并为他谋划向党进攻的战略和策略。就因为其名字三次上了经典，并派定他充当一个角色，也就决定了他一生充当的角色。
我同严望相识，是我1953年初到北京来工作之时。那时我们同处在东总布胡同22号中国作协（当时叫文协）机关大院里，虽不同在一具体部门工作，一天早、中、晚，也准得见三回，同在一个食堂用餐嘛。加上那阵子都是单身汉，工余还常同娱乐呢！严望好打乒乓球，抽得一手好球；我打的是短、平、快，好左右调角，我们两人时常较量，他抽球不算狠，我也有得手的时候，逼得他左右摇晃应接不暇。他实际年龄比我大十来岁，但人很随和，爱开玩笑，脾气又好（从未见他生气），我总把他当作平等相待的伙伴甚至管他叫“阎王爷”，他也不在乎。所以我同严望算是有交情的，青年时代的玩伴。至于我们那时的工作情况，彼此从不过问。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工作，他从未向我打听过《人民文学》的情况。我对他的印象，他是创联部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做些一般的组织联络工作，不是什么重要角色。他也从不在我面前摆什么“兄长”架子，我看不出来他这人有什么深的城府，甚至连“油滑”也够不上，更不用说“狡诈”之类。只觉得他是个平易、平常、很好相处的人。当然，后来他的名字上了经典著作，我就像小时候读一本童话，脑子里一下子膨胀起来，他变成一个比厉鬼还厉鬼的妖魔鬼怪，面目狰狞！我吓坏了。这是我不认识、从未见过的一个严望。好在单位里并不了解我同严望是下班后球台上的玩伴，并未要我交待严望如何。而严望这个人，在“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公布后，也从作协大院里消失了，似乎永远消失了。直到25年后，我们再见面的1980年初，他已是个老态龙钟、步履维艰的老人了。
这四分之一世纪，严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