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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作家写了一本小说叫《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作者初到解放军部队生活，时间不久，熟悉不够，写出的作品难免有些缺点，可以批评。但作者歌颂革命部队的一片诚心和热情总是应该给予肯定才好。可是当时某篇文章的标题就叫做《无敌的力量从何而来？》，连人家歌颂你无敌，也给否定了，一瓢凉水从头到脚浇下来，叫人家如何受用？当然我举的这个例子，最初的“版权”不一定归《文艺报》所有。但类似的逻辑、文章，在当时《文艺报》的版面上也是所在多有。所以，1954年批评《文艺报》还是必要的。但后来形成决议，说《文艺报》似乎整个儿地是“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甚至其后说它的主编“反党”，这却不实了，过头了。就像《文艺报》的某些简单、粗暴的批评文章那样，不能服人。所以作为主编的陈企霞自然有些不服。但他晚年，还是冷静地反思了他早年的缺点。他在1979年作的《自写传略》中写道：
这是一本粗糙的集子（指他50年代初期结集出版的论文集子《光荣的任务》），如果现在有人问我，那里边是否也有粗暴批评？也就是说，有棍子这类东西吗？我应该如实地回答，有的。当后来自己也挨了几个猛棍，身受其痛的时候，往往会想到，自己其实也并不高明。
陈企霞这人还是有很强的行政、组织工作能力的。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华北联合大学的文学系主任。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他担任副秘书长，兼秘书处主任，协助沙可夫同志料理了诸多会务，接着又参加筹办文联和文协。作为《文艺报》的头儿，他将《文艺报》编辑部的工作组织得井然有序，各司其责，各得其所。我最突出的一个印象是，他颇下工夫，培养《文艺报》内部理论批评的新生力量。那时他的部下多是些20来岁、不到30岁的年轻小伙子。这些人一般具备大学或中专以上学历，有的又曾到革命大学学习过，本身素质比较好。而陈企霞培养他们的方法，便是放手使用他们，让他们在工作中锻炼学习，尤其鼓励他们研究问题写文章，在工作和写作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水平。他自己则谆谆善诱，给他们多谈多讲，给以具体指导帮助。他本是个好学勤思，博学多闻的人，时常议论风生。有时在饭桌上也是这样。（那时文协有食堂，在地下室餐厅开饭，吃饭的人不算多。有段时间我曾与他同席吃饭。）这本身也是一种身教。当时他手下的编辑，后来以写文章知名的有一大批人，如唐因（于晴）、唐达成（唐挚）、杨犁、侯民泽（敏泽）、沈季平（闻山）、杨志一（陈 ）、陈泊萍（写美术方面的评论）、刘剑青（宋爽）等等。我觉得这跟丁玲（刊物始创之时）、陈企霞对他们的培养、帮助、放手使用分不开。这难道不是陈企霞培养造就新生力量的一份成绩吗？后来，批评他时，客观地看，顶多只能说，他有“压制”新生力量的一面，也有培养新生力量的一面，而不能说他一概“压制”新生力量，给以全盘否定。后来批评他还有一条大罪状是说他在《文艺报》编辑部搞“独立王国”，“抗拒党的领导监督”，“拉拢腐蚀青年”，这就不够实事求是了。陈企霞自己说过，他对部属向来很好，很宽厚，而他有“抗上”的毛病，这倒比较符合实际。所谓“抗上”，也就是其人个性强，锋芒毕露，对上级领导人也好直言陈事，不大讲究方式方法的柔和婉转。这虽说是个缺点，也多属方式方法上的，即使在个别问题上，他陈述了不同意见，这也是党内民主所允许的。不存在整个儿地“抗拒”方针、路线。至于《文艺报》的青年编辑们如何看他呢？对他一直是尊重的。不久前我跟曾是《文艺报》编辑的一位老友闲聊，偶然地，他脱口而出：那时整陈企霞说他在《文艺报》编辑部搞“独立王国”，说一个青年编辑说过“我感觉在陈企霞领导下工作是幸福的”，这也成了陈企霞的一条罪状。其实说这话的人就是我。这有什么呀！“我感觉”就是我的感觉。这就成了“吹捧”陈企霞！这就成了陈企霞“拉拢”年轻人“闹独立王国”的“证据”。早知如此，我还不如多说几个“我感觉”，再提供一点“证据”。
陈企霞其人（2）
我在《“丁、陈”一案小窥》一文中说过，反丁玲、陈企霞所谓“反党小集团”的导火线是由一封匿名写给中共中央对批评《文艺报》有意见的信引起的。对这封信，一开始便定调很高，说要追查“反革命匿名信”。这封信自然是上级机关发下来，要作协处理的。但信的问题，一是它匿名，为什么要匿名呢？二是它对全国文联、全国作协检查和批评《文艺报》有不同看法。而批评《文艺报》，中央领导人说过话，这岂不是“抗拒”中央的批评吗？是的，估计得重了，就是这样。“抗拒中央”当然不对。但话又说回来，允不允许讲不同意见呢？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级对上级有意见可以保留，而且在一定的组织范围内还可以陈述自己的看法，直至向中央领导机关陈述。这封信不是写给中共中央的吗？并没有向社会宣泄。匿名写信自然不大好，不必提倡。但也要分析。有的人就是怕打击报复才写了匿名信，但怎么分析，也不能骤下结论，说这封信和写这封信的人是“反革命”呀！唯一的巧合是当时正在进行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紧接着又开展“肃反”运动，也许在这样的气氛下，人们的神经易于过敏吧？陈企霞学徒出身，十几岁时离家独自出去闯荡世界，受过很多苦。因为爱好文学，在30年代与叶紫一起组织“无名文艺社”，编辑出版《无名文艺》旬刊和月刊。《无名文艺》创刊号上发表叶紫的长篇小说《丰收》，而使其一举成名，成为受到鲁迅先生重视的著名左翼作家。这至少也有他的好友陈企霞的一份编辑劳作在内。尽管陈企霞早期的文化活动，属于进步性质，1955年因怀疑匿名信是他写的，由追查“反革命”匿名信，又进而怀疑其历史。而“混入”进步营垒的“反革命”，最宜考察的是看其有无托派背景。这是在延安斗争王实味得出来的经验。于是在1955年下半年有关领导断然将陈企霞秘密隔离审查，囚禁于东总布胡同22号院内一个隐秘的角落，现实和历史“问题”一起追查。同时被软禁的还有散文家李又然，亦是疑其为托派（在法国参加进步活动时）。于是两人的思想问题（如果有的话）一下子升格为政治问题。
记得在1956年下半年开的作协肃反总结会上，陈企霞、李又然两个人都发了言。虽说已从隔离中解脱了，陈企霞想着自己被囚9个月的遭遇，内心仍觉激愤难平。他不大同意作协领导人对肃反成绩的估计。他的发言很简短，他以嘲讽的口吻尖刻地说：“作协肃反的成绩是什么？好比将一根根好端端的木头烧光了，指着剩下的一小堆木炭说，看，这就是我的成绩！”这话说得很偏激。这就是陈企霞。我当时感觉，他像一头公牛，毫不含糊地亮出他的犄角。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尽管陈企霞有千条万条缺点，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我觉得他这人底气足，活得精神。
但再有精神的人———尽管他在敌人监牢里曾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受到自己人错整时，曾面对压力而据理力争；如果压力过大过猛，升温过高，即便像陈企霞这样的硬汉子，也是难以承受的。何况他这种刚性子的人因其缺少点柔韧性而更易被摧折。就像他自己说的木头也会烧焦。1957年夏季的情形便是这样。连他私人生活中的问题也进行有组织的公开“揭发”，以期获得所谓的“爆炸”效应。还要他坦白交代，还要他揭发丁玲。他被迫做了“坦白交代”并揭发他人。这个时候人们感觉他几乎被摧垮了。是的，作为一个对组织怀有深厚情感的人，陈企霞不能不谴责自己，揭发自己一向尊敬的上级兼同事，不这样做是不行的。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坦白”和“揭发”中，他的灵魂被扭曲了。他的精神气儿大大地减损了。他一定意识到这些，而陷入更加深重的痛苦甚至自我谴责、自我悔恨之中。
其后几十年，尽管他在老家的教学岗位上，仍然勤勤恳恳地传道授业，尽职尽责，仍然难以舒舒展展地做人。委屈、屈辱、压抑感不能不像影子一样伴着这个自尊心强，很“爱自己羽毛”的人。“文化大革命”劫难，则更超出1957年和其后若干年的受难。
1979年，为他平反了冤案，落实政策，全家重返北京，他也回到文学工作岗位上。这时的他，已是个垂暮老人。我见到他是在第四次文代会上，他身体瘦弱，步履蹒跚，寡言少语，见了人表情漠然。就像一块行将熄火的木炭。当年那身体健旺、精神抖擞的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是的，长期精神折磨，摧残了他的身体，也彻底蚀去了他的精神。
人的精神没有了，活着不是更加痛苦吗？他只有靠烟酒消闷，陈企霞终于在1988年初辞世。
陈企霞前后判若两人的命运、性格悲剧，使我难受了好久，也思考好久。
舒群的“寓言小说”（1）
我跟东北籍作家舒群原来不认识，即使他早期的名篇《没有祖国的孩子》，也是很久以后才读到的。但在1953年春我来全国文协（作协的前身）后，就知道了这位文协的秘书长。不久他从抗美援朝前线归来，《人民文学》杂志邀请他去编辑部谈谈前线见闻，我才有机会目睹“东北作家群”中这位重要作家的风采。那天，舒群上身穿翻领皮夹克，宽肩，方脸，重眉，一双不大的眼睛看人时灼灼闪亮，时常面露微笑。这不同一般的穿着和显示的作家的“帅”气，不能不给我留下一个特殊的印象。舒群坐在中间一张椅子上，说话声音不高，嗓子稍微有点沙哑，他从容不迫，娓娓而谈，时时伴以手势，有时站起来做些比划，有时走几步陷入停顿沉思，舒缓一下气氛接着再讲。我这才发觉，围在他身边的听众无一例外地被他吸引了，全都屏神息气在听他讲说，全都跟他一道进入他用语言的媒介重现、再造的人物、环境之中。舒群的谈话，竟有这样大的魔力、神力，这是我没有料到的。我想这跟他对生活（抗美援朝前线的生活）抱有的深入了解、认真探索、思索、追索的态度大有关系；实际上，他在大家面前的讲述，也是一个对生活和感兴趣的人物继续探索、追思、追问的过程，他那助以手势、绘声绘色的模拟式表达和有时伴之以叹息、沉思，不仅带他的听众身历其境，还领着他们跟他一起分析、思索、探索，在这含有内在逻辑的思索、追思过程中，不免时时出现悬念……我想这正是他的讲述扣人心弦的魅力所在。因为在这些看似散漫的讲叙中，饱含着一个热爱生活的作家对生活敏锐、丰富、独具慧眼的观察、感受、体验在内。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朝鲜见闻别具一格，是那样吸引人、令人感兴趣、印象深刻。记得他那天讲述的是一位普通志愿军轻伤员，在需要的时刻，挺身而出，卸美机投掷下来的定时炸弹，终于制服了这些凶恶的灾星的故事。大约半年后，他交给《人民文学》一篇小说《崔毅》，这就是他根据志愿军拆卸炸弹的英雄们的真实事迹久经酝酿，精心写成的一篇著名的小说，发表于1954年第6期《人民文学》，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建国以来优秀短篇小说选中。其后，舒群还来《人民文学》编辑部讲了一回，那是他赴鞍山体验生活（那时他已离开工作岗位，专门从事创作），1954年回京休假之时，他给我们讲鞍山的厂长们，讲老孟泰，同样富有吸引力。小说家有的会写不会讲，舒群属于会写又会讲的人。
1955年，随着作协党内开展的反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舒群忽然地变成一个被揭发、批评的对象。在揭批丁、陈的同时，在支部的范围内揭批“舒（群）、罗（烽）、白（朗）”。我作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因为不了解情况，只能做个百分之百的听众。在这之前，我对这些来自延安、经过战争长期严峻考验的作家们是非常尊重的。女作家白朗当时兼任作协机关党总支书记，作家罗烽正在收集材料准备写关于黄河的作品，而舒群在鞍钢深入生活，长篇小说《这一代人》行将脱稿。听会上那些同样来自延安或来自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作家们的“揭发”，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惊人的印象。印象深刻的倒是从他们的发言中，我才知晓，罗烽、白朗夫妇是在周恩来同志亲自关怀下（派人护送）去延安的；舒群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曾身负重任领导东北文教战线；萧军、罗烽、舒群三位作家，在延安时期曾被戏称为“三剑客”，舒、罗和萧军的关系密切。（而萧军因对苏联红军在东北的行为发表直率意见被扣上“反苏”帽子遭严厉批判，全国解放后出版的作品如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等亦屡遭批评，这时候在文艺界已近乎销声匿迹。）舒群和丁玲历史上关系较密切，抗战初期曾在武汉共同主持过《战地》刊物的编辑工作。但听来听去都是些过往之事，有的与错误无涉；更实在听不出他们有什么现实的“问题”、现实的“罪行”。此外被当众“曝光”的还有他们历史上一些“隐私”材料，例如男作家在生活作风上曾有过的错误，有的甚至连“错误”也说不上———如一位作家曾往观刚解放后某大城市妓院的遗址，这到底算什么错呢？……尽管如此，这样的与当事人面对面展开“揭发批判”的会曾没完没了地开过多次。我设身处地想过，这样的会对这几位当事人作家，真叫“倒胃口”呀！揭发的被揭发的不都是以写作为业的作家吗！与其将精力耗在这上边，何不做点于社会于人民有益的事情呢？会上我颇留心作家舒群的表情，只见他眼睛定定地瞅着发言人，嘴唇抿得紧紧的，绝对地沉默无语。但一脸的苦楚掩藏不住。以往那眯着眼睛的微笑，那翩翩潇洒的风度，完全不见了。这几位作家当时都正处盛年，舒群明显处于创作的兴旺期，经过这一番“揭批”，我想他的创作情绪，恐怕要被破坏得所剩无几了。这样一位从30年代起就从事创作活动、几十年同革命事业共着命运，建国后仍然努力深入生活、勤奋地创作的作家，他的创作情绪，难道全是该被“破坏”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吗？
1957年，罗、白终于被划为“右派”，留着舒，像是体现“区别对待”，体现“宽大”，但仍给以党纪处分，长期下放某工业城市。但在舒，据我从旁观察，他对处分是难以接受，不服气的。
舒群的“寓言小说”（2）
1962年8月，邵荃麟主持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周扬前往讲话，散会后我看见久未见面的舒群访晤周扬，大约是申诉自己的处境。
不久，周扬指示《人民文学》杂志，可以向舒群约稿。
很快，舒群自本溪寄来短篇《在厂史以外》，这是一篇构思精巧，对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充满着热爱，也颇合时宜的小说。赞颂的是在工厂一次抗洪抢险战斗中一位忘我地献出了年轻生命的普通工人。这篇小说，今天读来仍然使人受到感动。（注：小说已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建国以来优秀短篇小说选中）作家舒群这时对于广大读者已是久违了（自他1954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崔毅》后，已有七八年没发表作品），《在厂史以外》发表后，读者反响是热烈的，尤其工厂里的读者，给编辑部投书写读后感的人不少。
文学界一位领导同志读了舒群的《在厂史以外》后，曾发表高见说“这篇小说是不是有一点儿‘弦外之音’？”而在60年代中期，《文艺报》一篇批评文章径直说它是“反党”毒草。
我觉得，以我所了解的舒群在50年代中后期的遭遇，《在厂史以外》可以当作一篇寓言小说读，或许曲折地宣泄了舒群这些年某些内心的波澜。但怎么能说是反党呢？
小说有个重要的情节“眼线”：小说里的“我”曾经见过可爱的主人公（后来牺牲了的年轻电工）和他的未婚妻。他帮“我”义务修电灯时，有位年轻姑娘来找他。但“我”对两人关系的判断，起初，是判断对了，“我”猜那女孩是青年电工的未婚妻，却又自以为错了；后来，青年电工牺牲了，这女孩又来了，“我”以为她不是他的未婚妻，这当然更错了。
舒群《在厂史以外》的结尾写道：“在这上，当初，我本来没有错；后来，我反而错了；现在，我当然又错了。但这让我对谁说呢？”
这几句话可不可以理解成舒群对这些年他自身遭遇的一番诉说、一段内心独白呢？
文学界近年有人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