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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做派的女子。在她的策划、推动下，《新观察》半月刊成为发行数十万份，颇受读者欢迎的杂志。在1957年鸣放高潮中，戈扬不甘落后，在刊物上发表了以《中国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名扬全国的费孝通教授的新作《重访江村》，并以《蓓蕾满园乍开时》的通讯，报道了费孝通与其他教授们的发言及鸣放活动。而费教授又是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的重要领导成员，不久即与章伯钧、罗隆基一起被划为右派。戈扬的行为被认为是对党的叛卖，拱手将阵地让给了资产阶级右派阴谋集团，使刊物成了“配合右派势力向党进攻的工具”。戈扬成为中国作家协会诸家刊物主编中唯一被划成右派的人（其他刊物被划的最高是副主编，或常务副主编）。 主编划右，刊物自然稀里哗啦，那些活跃一时的记者、编辑，被划右者不在少数，较著名的有黄沙。黄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又是费孝通教授的学生，他主张《新观察》应该效仿老《观察》，组织全国知名的教授、学者们写文章，他本人身体力行，在他的组稿名单中除了费教授，还有储安平等人。他还主张刊物应该关心、了解全国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状况，“为他们说话”。黄沙被划右的罪名是“跟费孝通里应外合”，企图“篡夺”《新观察》的领导权，改变刊物的方向。《新观察》领导班子大换班后，维持了两三年，60年代初期作协决定该刊停刊，部分编辑人员并入《人民文学》或调至其他单位。
《文艺学习》黄秋耘、杨觉案：黄秋耘是全国知名的文艺评论家、杂文家，《文艺学习》杂志主编韦君宜的副手。他早年参加清华大学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共产党。他是学外语的，曾翻译过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思想上深受西方人道主义思潮影响，悲天悯人，同情弱者。但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又是个严肃的工作者，抗日战争开始，他曾先后打进日本人的情报部门和国民党军队，做着危险的地下工作，可以说直接参加了打击日寇和推翻旧政权的实践斗争，这点上还不同于一般的文化人。在《文艺学习》副主编岗位上，他是个勤恳认真的人。1957年春天，更是不遗余力地贯彻双百方针，推动学术争鸣。如组织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讨论，引起了毛泽东主席注意，刊物销数也大增。秋耘平时爱写点短论、杂文，这却引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如1956年9月发表在《人民文学》的短文《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1957年的整风、鸣放高潮中写的《刺在哪里？》批评了文艺领导人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措词比较尖刻。1957年5月18日夜晚，当他在党组书记邵荃麟那儿偶然得知风向要“转”的消息，想抽回《刺在哪里？》那篇文稿已经来不及，刊物付印了，他后悔莫及。紧接着中央宣传部下发了10个准备批判的人的言论集，黄秋耘榜上有名，和吴祖光、姚雪垠、刘绍棠等人并列，他知道自己怕是在劫难逃了。1957年8月4日出版的《文艺报》第18期，头题发表刘白羽同志《论文学上的右派寒流》的长文，文中着重点了两个人的名，一个是发表《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的黄秋耘，一个是主张干预生活的刘宾雁（刘宾雁其时已在《中国青年报》被划右）。刘白羽写道：“这一批人的社会观，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充满苦痛的一片黑暗；他们的艺术观，就是只有描写黑暗的作品才能是真实的”，“这些人不曾用他们自己的鲜血与生命创造这个新社会……他们带着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虚无思想，他们对一切不合乎他们心愿的东西，都看成一片黑暗，并且怨天尤人”。刘白羽最后写道：“真正冷的是你们的心，真正黑暗的是你们的灵魂，你们是为旧时代唱葬歌的人，你们当然不会礼赞新时代的光辉，你们是在黑暗中活惯了的，你们经不住光明的照耀，你们怕这种劳动人民的胜利的红色光辉，你们便闭起两眼硬说这是一片黑暗，你们灰色的情调已经蚀烂了你们整个的心。”叫人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的人，自己变成了“黑暗”，变成了“闭起两眼”硬说光明是黑暗的人，这是写作这篇短文的黄秋耘始料不及的。他只好等待被作为“右派”处置。最后是他在香港时期的老上司、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保了他，谓之思想批评从严，不戴帽子，下放劳动锻炼。杨觉是《文艺学习》的一个编辑，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他的划右颇为蹊跷。他回了老岳母家一次，岳母所在生产队原是个富队，跟一个穷队合并了，他们感觉吃了亏，要求重新分队。这本来是合理的，因为是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调嘛。生产队干部写了两封向上反映情况、提出请求的信，一封给河北省委，一封给《人民日报》。他们请回乡的亲戚杨觉替他们送出这两封信。杨觉做了这件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的事，却招来意想不到的罪名，“反对农业合作化”。于是杨觉被划右，开除党籍。夫妇俩一再申诉，要求甄别改正。后来下来中央文件，所有右派案件不准再甄别复议。杨觉白戴了22年右派帽子，直至1979年才平反改正。
中国“作协”反右扫描（4）
《文艺学习》除了黄秋耘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主编韦君宜的情况也岌岌可危，她被作为犯“右倾”错误的人，内部批判，下放劳动。1957年下半年，作协领导决定《文艺学习》停刊（《文艺学习》当时的发行份数也有几十万份）。部分编辑人员合并到《人民文学》去。
徐懋庸案：徐懋庸本来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人员，不归作协管理。但在1957年11月间，却由该部和中国作协联合开了6次批判右派分子徐懋庸的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二百多人。徐懋庸因30年代鲁迅先生答他的那封信而名闻天下。1949年5月，我的家乡武汉解放后，徐懋庸是接管武汉大学的军代表，在学校的任职是副校长兼秘书长，实权在握，掌管一所名牌大学。一度还兼任中南教育部副部长。在武汉工作时，我曾听过徐懋庸一次时事报告，觉得他对国际问题分析透彻、深入，讲话逻辑性强，对他油然升起敬意，感觉他不再是30年代那个徐懋庸了。1953年我调中国作协《人民文学》杂志，在评论组工作。大约1954年下半年，开始批判胡风时，评论组曾收到徐懋庸一篇来稿，稿中涉及了30年代文艺界纷争的一些往事，编委何其芳建议送周扬同志一阅。不久周扬退回原稿，上有一句批语：“此人毫无进步”。这事给我印象很深，觉得30年代老人们的关系真是复杂难测。评论组退还徐稿后从此再也不敢轻易向其约稿。徐懋庸在武汉大学“走红”的日子没有多久，1953年即被撤职。1954年调第五中级党校工作，不久再次受到整治。主持整治他的那位领导同志我也有幸拜访过，1959年在安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受批判，这是后话。徐懋庸调北京中科院“学部”后，时间不长，没做几天研究工作，即遇见了1957年春天的首次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那个大气候及随之而来的整风、鸣放。徐懋庸重又活跃起来。短短两三个月时间，他在全国有影响的近20家报刊，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文艺报》、《人民文学》等，用本名或笔名发表数十万字的长、短文章，主要是杂文，也还有散文，这是徐懋庸前所未有的，也是最后的创作高潮期。他的这些杂文新作或许可以叫做“徐懋庸旋风”，在当时的学术、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自然也有不同的看法。最著名的篇章有发表在《人民日报》八版的《小品文的新危机》、《对于百家争鸣的逆风》、《不要怕民主》等，以及发在《人民文学》的《“蝉噪居”漫笔》，还有纪念母亲和亡女的《冷却了的悲痛》，则是一篇散文佳作。徐懋庸的这些新作杂文，论据充足、文笔犀利、解剖深刻，确实是一个作家成熟时期的作品。他的有些杂文，锋芒所向，是指向了某些领导者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作风的弊端，而这些正是党发动整风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无可否认，徐懋庸在某些杂文中也掺杂了某些个人的牢骚、情绪。1957年11月的批判大会，目的是“剥去徐懋庸革命哲学家和革命文学家的画皮”，指责他是“混进党内近20年，积累了丰富的反党经验”，“手段比有些右派分子更狡猾、更毒辣”的右派分子。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发言中指出：“为什么一些人———甚至是老的左翼，会跑到右边去呢？这是因为革命队伍混进了一些个人主义严重的人，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这些人到了一定的历史关头，就经不起考验暴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徐懋庸就是这样的人”。张光年在其批判长文《文艺界右派是怎样反对教条主义的》（载《文艺报》1957年第37号）则着重批判徐懋庸未发表的一篇哲学论文《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被收入供批判用的《徐懋庸言论》中下述一段话：“近40年和近10年来，特别是最近一年来（重点为光年所加，下同）人类的历史，经历了许多次急剧的巨大的转变，而且正在迎接着新的转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都面临着包罗万象而充满矛盾的实践任务。这种形势与任务，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它能够创造性地，正确有效地解决新问题……”普通读者难以判断这段话的意思与光年自己执笔写的《文艺报》1957年第7期社论《新的革命的洗礼》中的意思，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但在徐懋庸则是大谬了，说他是配合“国际范围内掀起的一阵反共高潮”“利令智昏”，以“反教条主义”为名，向马列主义，向党和社会主义展开了“大进攻”。
普通编辑划右者
作协各刊物普通编辑之划右者，也占一个相当的数目，如《文艺报》的侯民泽（敏泽）、罗斗（仙洲），《人民文学》的诗歌组长、诗人吕剑，小说组长、九叶派诗人之一的唐祈，评论编辑杜黎均、高光起（已调学部文学所），《文艺学习》的评论组长李兴华（李凤），《新观察》的龚之方、李今，《诗刊》的吴视。他们好些是业务骨干。有的人是因为肃反中受审查，整风鸣放发言兼带宣泄胸中的郁闷之气，被认为“攻击党”、“攻击肃反”而划右。有的人则因其采访写作或组织的稿件，被认为起到了为右派煽风点火的作用。
右派之外的“中右”
这些被视为在整风、鸣放中犯了右倾错误的人，有党员，也有非党员，有一些是领导干部，如前面说的韦君宜，也有中层领导和普通干部。这些人在作协，也是个不小的数字。如果统计起来在各部门也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些人都要在各自的单位进行思想批判，并登作协内部的简报。后来大多首批下放农村劳动锻炼。从乡下归来后，有些人被调离作协，去外省外地工作。
中国“作协”反右扫描（5）
“鱼”的丰收从1957年6、7月间到年底，反右斗争在作协，可以说取得了“鱼”的大丰收。丁玲、冯雪峰、艾青等，这些自然是大“鱼”，不管上钩不上钩，都要捕获的。（丁玲主持的文学讲习所也随即停办。）此外，也还有一批文化、学术和文学、艺术界的大“鱼”，因参加作协或《文艺报》组织的鸣放座谈会或发言或写文章或接受采访而被“钓”上来。这些人中较著名的有黄药眠、钟敬文等教授，翻译家张友松，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杂文家、评论家舒芜。而在《文艺报》上点名或批判的全国文艺界知名人士，粗粗列举一下，则有施蛰存、徐仲年、许杰、徐中玉、穆木天、程千帆、陆侃如等教授，评论家陈涌、李蕤、鲍昌，翻译家黄源、冯亦代，浙江文联主席、学者宋云彬，杂文家曾彦修，诗人、作家公刘、王希坚、唐湜、柳溪、张明权、刘绍棠、孙大雨、苏金伞、流沙河、李白凤、汪馥泉、蒋锡金、刘盛亚、石天河，漫画家沈同衡、李滨声，相声作家何迟，美术家江丰、徐燕荪、王雪涛，戏剧界人士吴祖光、杜高、汪明，电影界著名导演、演员吴永刚、石挥、吕班、郭维、沙蒙。
1958年补划的右派1958年夏天补划的右派有秦兆阳、黎辛（原作协党总支书记，从湖北省文化局长的岗位上揪回来补划）、诗人公木（从吉林长春请回来补划）。其实诗人公木向来革命性强，在1957年夏、秋季，发表了不少批判右派的诗歌和文章，尽管这样仍然因其参加了丁玲、陈企霞专案组工作时“企图为丁陈翻案”而将其补划为右派。
余 波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1957年5月间曾去浙江出差，同浙江文艺界的作家们开座谈会，传达中央精神，鼓励他们鸣放。结果浙江参加座谈会的人士，很快几乎全部被划右，著名的如宋云彬、黄源、陈学昭等。反右后，邵荃麟被认为是去浙江煽风点火，检举材料送至北京。但邵荃麟仍然被“保护过关”，参加领导了作协的反右派斗争。1964年，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传达后，作协重点批判邵荃麟，认为他的“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这时他不再被保护，1957年浙江“放火”的材料被端了出来。有人径直批评说，邵荃麟是“漏网右派”。
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协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以“漏网右派”罪名而被揪出的，那就更加不可胜数了。
求索的苦果（1）
——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出世前后
秦兆阳，出生于湖北黄冈县一个教师家庭。1936—1937年即在武汉的报纸上发表过不少诗歌和散文。1938年投身革命，长期做美术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又开始从事文学写作，逐渐成为华北解放区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全国解放不久，他即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幸福》。这本书以其如诗如画的意境、传奇色彩的故事而独具魅力，显示了作者的创造才能。1949年，秦兆阳担任了刚创刊不久的《人民文学》的小说编辑，直到1952年底。在此期间，经他之手不知挑选（包括修改加工）了多少无名作者的作品，有些作者因此一举成名，跃入了著名作家的行列。可以举出一大串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成名作品，如白桦、孙峻青、玛拉沁夫……秦兆阳是个思考型的编辑，他每天面对来稿，除了选发佳作还不断研究、思考当时初学写作者创作中的问题。于是从来稿实例出发，用“策”或“秦策”的笔名写出一篇又一篇针对青年作者创作中概念化公式化的毛病，阐述小说创作规律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这些文章分析具体、深入浅出，深受青年业余作者和全国各地一大批文学刊物的编辑欢迎。据我所知，这些文章一出来就被转载，被文艺杂志编者印成小册子，广泛向青年投稿者们散发。这些文章直到50年代中期才被编辑成书，题名《论公式化、概念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52年底，秦兆阳离开《人民文学》，请创作假，下到他熟悉的华北农村去体验生活。很快他写出了一篇篇精美的农村新生活画卷，总题为《农村散记》，发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上，一时成为文艺界谈论的热门作品。正当他开始经营一部长篇小说时，反胡风运动开始，《文艺报》改组，他被调去《文艺报》担任常务编委。一年以后，这位能创作又常写理论文章的人，受到主持作家协会常务、被称为“少壮派”的党组副书记刘白羽的青睐，刘白羽满心希望作协和它下属的刊物能出现活跃的新面貌。1955年12月，秦兆阳受命重返《人民文学》，任副主编，主持该刊编政。《人民文学》杂志的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秦兆阳以自己的编辑思想，统一全编辑部的思想。他在编辑部内宣布，要将《人民文学》办成像俄国19世纪《现代人》那样有影响的第一流刊物，要有自己的理论主张，要不断推出新人新作。他在刊物上设立了“创作谈”等新栏目，刊出一些作者研究著名作家创作特性的“作家论”，这在全国是首次；他亲自撰写编后记，阐明自己的主张。他身体力行，亲自看稿、选稿、编稿、改稿，接待作者。在他主持编刊期间，《人民文学》佳作迭出、新人不断涌现（包括写理论文章的新人，如写红楼梦人物论的蒋和森，写作家论的曾华鹏、范伯群等人），《人民文学》的版面明显加强了党组领导人所期望的群众性、战斗性，刊物的发行份数一年内由十余万份跃至近二十万份。秦兆阳也被吸收进作协党组，成为新成员。历史地看，秦兆阳主持编务的1956—1957年，是《人民文学》最好的时期之一，这也是读者公认的。后来说秦兆阳在文学编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