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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底，林希翎得知老父癌症恶化，须动第三次大手术，她才下决心去台湾国民党政府驻巴黎办事处提出赴台探亲的申请。她径直告诉国民党官员，希望台北基于人道主义批准她的申请，不要刁难她，更不要提什么政治条件，搞什么名堂。一周以后，该办事处转达了台北方面的答复，可以不当“反共义士”，但必须领取另一本为期三个月的中华民国护照，以在入境居留期间使用。林希翎考虑了一下，觉得这个条件是可以接受的。她告诉那官员，1949年以前，我本来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只是你们很快逃跑了，这国民才当不成。现在再当几个月也无所谓。于是她同他们达成一个君子协定：我同意入境时使用台湾护照，出境时还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我在台湾期间不要对我搞什么“反共义士”、“反共学人”、“反共作家”之类的政治宣传。她本来计划1985年1月入台，但因台湾搞了个江南命案使她大为震惊，拟改变计划，请父亲赴美相会。而父亲手术后却行动不便，到了9月她只好仍按原来的安排，赴台探亲。她先到香港，决定9月23日入台。
自巴黎动身的前三天，林希翎忽接在美国定居的弟弟电话转告：他接到台北老父电话，前几天国民党“救总”已派人到家中作安排。林希翎为此亲到国民党驻巴黎办事处表示抗议。她说：“‘大陆灾胞救济总署’，据我所知，是专门接待‘反共义士’的机构。我们已达成过协议，我不是‘反共义士’，也决不会当，为什么要‘救总’接待和安排？过去我在大陆坐牢时，‘救总’怎么不来救我？而你们明明知道我现在的身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旅居法国的华侨，是在法国高等研究院做研究工作的学人，根本不是什么‘灾胞’或‘反共义士’，这次又是自费赴台探亲旅游的，你们为什么要对我搞这一套？如果不遵守协议为难我的话，我还要不断抗议的！”为了防止抵台后国民党继续捣鬼，林希翎立即将她赴台探亲旅游的事，向有关的机构———法国外交部、法国新闻界的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使馆等，分别通知和打招呼。途经新加坡接受《联合早报》记者采访时，也公布了访台的原因。途经香港，又接受台湾《联合报》记者采访。她明确说明，这次赴台会亲，完全是一次自费的私人旅行。她是独立的海外学人，想以客观超然的立场来观察台湾社会生活，希望有机会多接触台湾民众和文化界人士。访问记于她抵台北当天（9月23日）在《联合报》发表。这就打乱了“救总”原来想将她和她父亲送到台北郊区某宾馆“密藏”起来，先不接见新闻界的部署。“救总”怕她拒绝他们的接待，竟迫使她父亲写了亲笔条子让她接受接待。下了飞机，他们不让父亲和弟弟接她（不准进机场），却安排从大陆跑出去的无名氏（卜乃夫）和“救总”人员来“迎接”。但在9月25日“救总”礼堂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曾在前一天一厢情愿地在报纸上预告，说林希翎要在这个记者会上“控诉共产党的暴政”），林希翎的讲话立即拆穿了他们的鬼把戏。她说：“由于我三十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大陆，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这两年来又是生活在法兰西这样的自由世界，我的思想和说话向来是自由惯了的。如果我说的话同你们这里的什么国策和惯例相违背的话，但愿你们不要将我送到火烧岛（按：国民党关反对派的地方）去。我既不是共产党的‘统战工具’，也决不作国民党的‘反共义士’……我关心的是海峡两岸的人民之间，特别是分离的亲人骨肉之间，应当准许自由往来。在这方面我认为共产党的三通政策是得人心的，开明的。我认为这不是什么‘统战阴谋’，而是客观事实。但国民党方面的‘三不主义’则是太僵化了，是很不得人心的，我希望能改正。”由于林希翎这些直率大胆的讲话和持平的公论都是这帮御用记者们毫无精神准备也从未听过的，弄得他们不知怎样发稿才好。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只好将她批评国民党错误政策的话统统“贪污”掉了。
中国最后一个右派（6）
“救总”本来安排她住到他们的“自由之家”去，被她拒绝了，又安排她住进豪华饭店，并派一小姐相陪，说是为了“照顾她的生活”。仅住了两夜，她就溜回家中。她突破“救总”的“看护”，会见台湾的非党人士和一些报刊的记者。她在一位党外人士的餐会上发表演讲：我在大陆批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反共立场本质上是不同的东西。然而国民党要我发表“反共宣言”，我当然是不答应的。我觉得这是对我人格最大的污辱，莫此为甚！因此我向国民党表示，如果要我发表反共声明作为我在台湾探亲停留的条件的话，我情愿回大陆去坐牢！（见1985年10月16日台湾《前进世界》）当回答台湾某杂志记者问她有无到台湾定居的想法时，她直率地说：“台湾这个地方太小了，憋死啦！受不了。而且在这里听你们唱一个调子‘反攻大陆’等反共八股，实在让我讨厌死了。这里的新闻封锁，也把我脑袋都憋死了，气喘病都上来了。我有自知之明，我的政治气喘病在你们这样的政治空气下一定又要发作的。你们实在太缺氧了。”（见1985年10月台湾《八十年代》）她这样谈论问题，时常使满座皆惊。因为那时国民党还没有“解严”（解除反共的戒严令）。她道人所未道，说人所不敢说。有的文化界人士说，你突破“禁区”，使台湾的言论开放提前到来几十年！
最让人可笑的是，“救总”为她安排会见国民党“海工会”（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郑某。郑送她的礼品是一只里边刻有国民党党徽和“海工会赠”字样的高级女用手表。林希翎说：“我既不是‘反共义士’，又不是国民党员，送我这个‘宝贝’干什么！退回罢，又不太礼貌。天赐良机，我总算找到机会恰当地将它处理掉了。”一天有朋友邀她去参加为一个党外人士竞选筹款的义卖茶会。她在会上说：“‘海工会’送我这样一只刻有国民党党徽的表，我没法送人，也没法扔掉，所以我决定将它卖掉，将钱捐给你们。”全场听众哄堂大笑。这表经林希翎一转手，居然“身价百倍”，当场被一位太太以5万元新台币买下。后来她听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1982年从大陆逃出去的作家无名氏对她说：“你怎么会做出这样荒诞的事？你若不喜欢，可以送给别人么！你谁都可以送也决不可以送给党外人士，你这不是等于给国民党脸上打了一记耳光吗？”林希翎说：“谁叫他们送这个破玩意给我，让我难堪呢？既然是送给我的东西，我就有权处理。我高兴送给谁捐给谁，那是我的事，用不着你来过问！”而她在台湾新结识的一见如故的朋友柏杨先生对她说：“国民党真笨，怎么会想起给你送这样的东西，活该！”
林希翎原计划10月底离台（老父已于9月 27日赴美治病），但台湾官方和民间人士都表示希望她多住几天，看看台湾11月份要举行的地方公职人员民主选举，说这是难逢的“民主假期”。于是林希翎暂时留下来，应各方面人士的邀请，讲演或发言。她的讲话内容，涉及两岸关系这些敏感的话题。她主张中国统一，反对台湾“独立”；她希望台湾人民打破狭隘的地域、省籍、种族观念，着眼于全体中国人的团结；她客观地介绍大陆人民的生活及经济发展状况；也少不了批评国民党的“反共主义”。这些演讲，参加者少则数千人，多至两三万人。有的台湾同胞举着大幅标语并高呼：“林女士，留下来罢！”“台湾人民需要你！”这些不能不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关注。国民党控制的大众传播媒介，用封锁、阉割、歪曲的办法对待她的讲演，从未如实报道。10月28日，发生了“调虎离山”的事。台湾国民党方面的名人邵玉铭（时任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找她去谈话，请她11月4日去香港，帮他完成“香港问题和一国两制”的一份研究课题，并代购有关的参考书。12日返回台湾再看选举。她答应了。她去到香港，一边忙着为研究课题收集资料，又抽出时间于11月7日开了小型记者招待会，如实介绍她访台的情况。但在11月10日忽接台北弟弟打来的电话。他说邵玉铭先生昨天找了他，要他转告：你姐姐11月12日不要回台湾了。另一个是负责出版她的《林希翎自选集》的杨先生打来的，说已印出的书，在印刷厂中全部被警总查禁了。过了一会，又接邵玉铭先生亲自从韩国打来的电话，说安全局找了他，“由于您在香港记者招待会上讲的话是不能忍受的（指国民党当局不能忍受），所以通知我，您不准入境了。我表示遗憾和歉意！希望您继续完成我们商定的课题，但最好不要向新闻界公布”。云云。林希翎宁愿相信邵的诚意，“调虎离山”未必是他的主意。她丝毫没有责怪他，反而安慰他一番。11月11日中午，又有一位自称是受台湾出入境管理局马局长委托的某旅行社负责人来找林希翎，向林转达了两句话：一、12日不要去台湾了；二、希望对这事淡化处理。林希翎当即请他向国民党当局转达四点要求，其中一条是说：我12日再入台的出入境证，是出入境局亲自办的，自是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失效的话，应有新的书面通知，列出不准入境的理由。11月17日，那位台湾的代理人先生将台湾出入境管理局的书面通知交给了林希翎。函中写道：“台端前申请由法国来台探父亲病，爰予准许入境，已与父相聚。兹查令尊业经离台赴美，自无再度入境之必要。”这真是一篇妙文杰作，只有脸皮颇厚、内心发虚的台湾某些衮衮诸公才写得出来。林希翎读后不禁哈哈大笑。她的台湾之行竟以国民党之变相驱逐而结束。
中国最后一个右派（7）
归去来兮游子情
林希翎在海外十多年，走过许多地区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美国，欧洲文化中心的法国），接触过许多人，她的阅历、见闻更加丰富了。她告诉我当时选择定居法国，决不是为追求物质生活的丰裕和享受，她历来不是这样的人；而是读历史书和文学书，知道法国是个酷爱精神自由和热爱艺术的民族，这也是她终身追求和喜爱的。她从小就喜欢文学，也爱好思考问题，或许选择文学创作（在人民大学学习期间，业余她曾写有数十万字的自传体小说，后来自己将它销毁了），或学术研究，对于她是适宜的。她之卷入政治漩涡，完全带有偶然性，某种时候也可以说是身不由己，这影响了她大半生的命运。现在考虑，她完全不适合弄政治，而且愿意彻底远离它。刚出国不久，不少外国的出版社以高额稿酬相许，要她写在大陆的回忆录。她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她也亲眼看见从国内出去的一些小骗子、小痞子，为了弄钱、出名，也写出了某些被外国人哄炒得很“热”，其实是过眼云烟、一钱不值的书。当然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出卖自己的灵魂和所有不该卖的东西），都被她婉拒了。她宁愿过清贫而心境平静、安宁的生活。自1990年以来，她已与一切海外的政治活动切断了关系，在巴黎深居简出，除了照看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未成年）和高龄的老母，承担负担不轻的家务事，便是读书、练笔（她称此为练笔，因为并没有认真地去写作）。
但她常常牵系的仍是大陆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地和人民，这里有她许多的亲人、朋友，既有受难、痛苦的经历，也不乏美好往事的回忆。她所信奉的仍然是民主、人道、自由、和平和民族兴盛，她可能做不成什么事，但无论在任何时间、地点，不做损害它的事。
她觉得如果撰写她愿写的文学性回忆录或小说，那么较理想的居住地，仍然是她熟悉的、也便于收集资料、素材的中国故土。
我祝愿林希翎早日归来，哪怕是暂时的客居也好。我想这也正是她的许多朋友们期望的。
写于1994年9月初
（载《传记文学》杂志1994年第10期）
“干预生活”口号的来龙去脉（1）
“干预生活”曾是1956—1957年流行的一个创作口号，反右后被一些批评家指为修正主义理论，变成“揭露生活阴暗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义语。并且认为这股理论，创作“逆流”的肇始者是《人民文学》编者秦兆阳等人。（请参看《中国青年报》1957年9月17日第三版李希凡文章、《人民文学》1957年第11期姚文元文章、1958年第9期刘白羽等人批判文稿。（注））然而历史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得从苏联几位作家的作品说起。一是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1954年发表后，我国发行量很大的《中国青年》杂志很快翻译连载并向广大青年读者推荐，要他们学习娜斯嘉敢于同官僚主义者作斗争的精神。而娜斯嘉形象本身就象征着要积极关心、参与正在进行的事业，要同妨碍事业发展的不良现象作斗争。这恐怕就是其后风行一时的干预生活的本意。再就是苏联另一位作家奥维奇金，1952年起，他在苏联《真理报》和《新世界》杂志一连发表几个近似小说的特写作品，这就是使他后来名声远播的《区里的日常生活》、《在前方》、《在同一区里》及《亲自动手》（1954年）。作品首次深入地涉及了基层政权领导者思想工作作风及管理体制等方面的严重问题，突破了当时苏联某些作品颇为盛行的粉饰太平现象；同时，作品也展开描写了正面人物的第二书记马尔丁诺夫与官僚主义的第一书记包尔卓夫的矛盾冲突，塑造了难忘的形象。这样直接面对真实生活的作品不能不给人留下耳目一新的印象。1955年10月，奥维奇金随苏联新闻代表团来华访问，刘宾雁任陪同翻译。刘白羽在中国作协机关的一次讲话中首次介绍了奥维奇金这个特写作家的特色。作协的外国文学杂志《译文》译载了奥氏的《区里的日常生活》等作品。1956年1月21日下午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小说组开会讨论《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区里的日常生活》和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三篇作品。2月15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了会上部分发言，醒目的标题是《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编者说：为什么讨论上述作品呢？“为了帮助我国读者了解这些作品和学习苏联作家勇敢干预生活的精神。”这是我国刊物首次用了“干预生活”这个提法。作协负责人刘白羽的发言再次强调“奥维奇金的特写为什么这两年在苏联这么突出，也是因为大胆地揭示了生活中真实的东西，反对了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奥维奇金在艺术上的成功，当然还不仅仅因为他写了官僚主义者，而在于他接触到了官僚主义者的灵魂深处……奥维奇金像一个侦察兵一样，从侧面袭击了包尔卓夫，从他的家庭生活和夫妇关系上全部地揭露了包尔卓夫自私的灵魂。”作为体现文艺政策和文艺导向的《文艺报》，在1956年上半年，又陆续发表了多篇提倡干预生活的文章，如3月25日一期的《勇敢地干预生活的激情》、4月30日一期和5月15日一期载文高度评价《人民文学》新出四月号上刊登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洛人文章的题目是《重要的是必须干预生活》。苏平指出：该作“一方面满腔热情地支持着生活中的先进力量，另一方面愤怒地鞭斥那隐蔽在生活的角落里的落后事物，作品里洋溢着不可抑止的激情。我以为，特写这种文学的战斗体裁，只有在这种时候，它才真正起到作为生活中勇敢的侦察兵的作用。”直至1957年5月，当有人对干预生活的口号提出质疑的时候，（参看《人民日报》1957年1月27日马铁丁文章《何谓“干预生活”？》）《文艺报》第五期仍然发表署名晨风的文章《要不要“干预生活”？》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它已经给我们的创作“带来若干成绩”，而作家们也并没有忘记“赞扬生活中的光明面，”而专门去“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像有些人所顾虑的那样。因之，“我们所应当做的，就不是‘到此为止’，而是满怀信心地坚持这方面的努力”。
任何一种思潮、一个创作口号、一种创作倾向的出现、存在，只要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就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偶然孤立的现象，而必然有其现实的依据。1956年、1957年之际，一些作者写出，《人民文学》这本“潮头”刊物带头发表一批“干预生活”的作品，这固然跟作协领导人的提倡、苏联奥维奇金等作家作品的影响、《文艺报》的导向不无关系，然而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现实生活的发展向文学提出了问题。毛主席曾多次讲到执政党需警惕脱离群众，要反对官僚主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