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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8）
张春桥身着浅灰色中山装、长长的接地的裤子，志得意满、睥睨一切地坐在台前。接着他阴森森地宣布道：“1。 姚文元《评‘三家村’》的文章，所有的报刊明天都要转载，不准少一个字，错一个标点。多了个字、错了个标点，由那个单位的党委负责。《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社论，把内容作了重要的删节，不准删。除了北京的报刊、新华社，今天也通知全国的报刊，注意不要删节。2。《人民日报》明天要重新刊登《解放军报》社论《永远不要忘掉阶级斗争》，把删去的地方用黑体字排出来，做自我批评。《中国青年报》也删了，今天重新登了，没用黑体字，要再登一次，也应该进行自我批评。”（按：张春桥的通知，《人民日报》第二天并没有照办。可见张贼“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令”并不是处处得手的。———笔者。）
这大约是张春桥跻身于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后，在北京第一次公开露脸。《评“三家村”》当时是通过轰击邓拓、吴晗、廖沫沙而轰击彭真同志和北京市委的一颗重磅炸弹。此文通知各报刊全文转载，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炮声在全国范围内打响了。
张春桥、姚文元两人，文艺界熟知他们的人很多。
张春桥1958年在上海市，是分工管文艺的市委宣传部负责人之一。我作为刊物的编辑到上海组稿自然要去看望他并约稿。他约我到他办公室谈了近两个小时。这是我头一回见张春桥。他那时可没像现在这样板着一张阴森森的铁脸，而是热情过人，满面生春，侃侃而谈，表示了他对上海市文学创作力量的全力支持。他说，“例如老作家巴金要创作《家》、《春》、《秋》的续篇《群》，我们上海市为他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包括关在监牢里的人，他只要提出来，也可以让他去见、去访问……”他给《人民文学》写了篇《决心大变颂》的短文，发在该刊1958年第6期。可是曾几何时，张春桥的调子完全变了，他也“决心大变”。他们抛出“大写13年”以对抗全面贯彻双百方针；1962年，上海市开作家代表大会，巴金同志发言，他们向巴金大打棍子。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整巴金，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张春桥把在读者中极有声望的进步作家巴金打成“反共老手”，他像是“忘记了”，几年前你不也在为“反共老手”，“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吗？
姚文元因家庭出身不好（乃父姚蓬子是鲁迅先生批评的有名的“转向”人物。60年代初期曾在上海文艺界的一些会上露面，我因之得见尊容），一向以“左”的姿态出现，有时“左”得出奇。我记得他曾写文章批评四川作家榴红的短篇小说《新校长》。《新校长》的一个情节是写这个年轻的校长跳进水中去抢救溺水的儿童。姚文元批评这篇小说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按照他文章的逻辑，这位校长只有见死不救，才算是“无产阶级”了。这是多么荒谬的逻辑，可是却还要披一身“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所以文艺界许多作家视姚文元为一根打人的棍子。但是姚文元当时为谋求在文艺界站住脚，混得一点名声，也曾写过一些赞扬文学作家和作品的文章，如赞扬郭小川的诗，王汶石、浩然等的小说。他也可以在短时期内，随气候的变化，而前后判若两人。1956年下半年，秦兆阳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在《人民文学》发表后，某天，姚文元对与他同住上海一家招待所改稿子的王贤才（现任全国政协委员）说：秦兆阳的文章写得好，他很欣赏。可是到了1957年反右，姚文元成了批判秦兆阳“修正主义逆流”的先锋。
像张、姚这样的“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在社会上已谋得一官半职的刀笔吏，本来是无足轻重的宵小之徒，对社会虽有危害，影响是有限的。可是一旦投靠了江青，便得以加倍地破格重用宠信，“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成为“重臣”。这样的人参与国事，一篇又一篇“重头文章”以中央名义批准抛向社会，策划于密室，点火于上层、基层……只能误国、害国，成为窃国之人了。1974年曾有件怪事，张、姚通知全国的图书馆、书店，不准出借、出售他们“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作品，要通统收罗“封存”。这也是一种小人心理，生怕别人知道他们过去的底细，其中包括以前他们曾吹捧过、现在被他们打翻在地，巴不得再踏上两三脚的那些“黑线人物”和他们的作品。
“文化大革命”初期，最令许多人忧心的事情之一，便是张、姚二人，被推上了中国显赫的政治舞台。
2。 作协的第一张大字报
江青的《纪要》出笼，等于否定了除鲁迅以外的整个30年代进步文艺和建国以来的文艺路线。随后毛主席又点名批评了中央宣传部；批准解散中央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五人小组。毛主席亲自修改定稿的“五·一六通知”和林彪5月18日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在党内传达，使人感觉“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反对党内上层的赫鲁晓夫式人物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实践问题。对文艺问题的看法可以有些想不通或将自己的想法保留在心底，而参加不参加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反对国内修正主义的政治大斗争，对于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和一切革命者来说就是个立场、态度问题。我那时就是这种心态。一到1966年6月1日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我心里再也不能够宁静了。中国作家协会内对作协领导的第一张大字报《可疑的作协党组》，就是我1966年6月2日牵头贴出的（我写了之后，有一些人签名，多是《人民文学》社的党外群众）。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说：“党组同志自己不站出来批判自己并且发动群众一起揭露中宣部的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向这些牛鬼蛇神开火”。这样一来，立刻得罪一向信任、提拔我的党组诸位领导。党组领导立即调来一位同志去《人民文学》坐镇。另一位领导立即下令收集我在西南组稿中的“材料”（我的缺点多矣，例如在组稿中求成心切，对地方同志不够尊重。外单位已有同行“揭发”我）。而在后来那些起来造反的人眼中，我又是“走资派的红人”、“修正主义接班人”，所以在“先扫外围、后攻堡垒”（这口号最先似乎是从“北大”传出来的）声中，于1966年8月首先就扫了我，随后在1966年年底将我关进“牛棚”之中。这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也算是“咎由自取”吧。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9）
3。 造反派对作协领导人的“遭遇战”
1966年8月初，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升任第二号人物。8月8日公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指出斗争的重点是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所有的工作组都要撤出。“作协”才来了一个月的工作组正在准备撤离。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大规模地接见红卫兵。林彪讲话支持造反精神，首次提出要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也就在这一天，作协的造反派对刘白羽为首的党组成员，打了一场面对面的遭遇战。先是《文艺报》的造反者贴出了一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扯下刘白羽的大红袍”，在东总布胡同22号第二进院中贴满了半边墙。这时参加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刘白羽刚从外地回来，（亚非作家会议是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亲自关怀下召开的。巴金任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刘白羽任副团长。）这张大字报可以说是对刘白羽的“迎接”和宣战。对刘白羽的看法，作协的人是存在不同意见的，因为不论在作协的历次政治运动或写作实践中刘白羽的革命色彩都很强，为何会是“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为何只是披了一件“大红袍”？但造反派“擒贼先擒王”的策略是高妙的。因为原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五人小组彭真等人，原中央宣传部陆定一、周扬等人已被点名打倒。论同他们的联系和积极执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刘白羽自然是作协第一个该受冲击的人。这天的“遭遇战”出席受审（在“某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中接受诘问）的除刘白羽，还有邵荃麟、严文井、张光年、李季、冯牧、侯金镜、张天翼、张僖，即作协党组和书记处的领导成员。但刘白羽显然处在中心的位置。上午在炎热的太阳底下，造反派要刘白羽先念那张“扯下大红袍”的大字报。刘白羽先是显示一种从容的气度，后来头上不禁有点冒汗了。“遭遇战”下午改在作协的一间会议室继续进行。这时有人高喊：“刘白羽低头！”同时诘问到哪个当权派就高喊“某某某站起来！”而此时即将撤离的工作组成员，只能充当观“战”的角色了。
4。 体面的领导人变成屈辱的阶下囚
1966年8月29日下午4时，我正在东总布胡同46号办公室，忽听一声吆喝：“快去看啦，在22号院里斗争刘白羽！”走进22号前院，只见一批人已经围上去了，喊起了口号。这些人有一些据说是从外边进来的红卫兵，有人手上拿着威慑性的皮带。被围在中间的刘白羽、严文井、韩北屏（他们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回来还不到10天）、张光年、邵荃麟已戴上了“周扬黑帮大将”或“干将”的牌子，跪在地上。在他们后边站着暂未戴黑牌子的侯金镜、冯牧（本来穿着一件军上衣，造反派命其脱去）、李季、葛洛（《诗刊》负责人）、张僖（作协秘书长）、陈默（《文艺报》编辑部主任）。邵荃麟有病，颤巍巍地跪在地上交代自己的“罪行”。接着是跪在地上的刘白羽双手举着“黑帮大将”的牌子，低头交代自己的“罪行”，因为说话有点吭吭哧哧，一再被咒骂为“浑蛋”、“不老实”、“狗崽子”。其他跪着的站着的，也一一介绍自己的家庭出身、交代自己的“罪行”。
这之后，这些被冲击的人一律挨抄家，并被宣布集中于顶银胡同作协宿舍的一间大屋子里，有专人看管，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5。 作协扫“四旧”一瞥
作协在1966年“8·18”后，也组织了机关“红卫兵”，全是出身、成分好的人参加，有一些是机关工人。后来这组织被认为偏“保守”。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原机关“文革领导小组”和红卫兵在其后陆续解体，取代他们的是各部门成立的造反队。前去抄这些作协领导人———中国最富盛名的作家、文艺理论家的家的人，正是由这些造反的工人（原小车司机一类人）打冲锋。他们中有的人态度极为粗野，开口骂人，动手打人。这且不说。最为惨不忍睹的是，在东总布胡同22号原会议室举办的抄家物资展览。在西面墙上，邵荃麟珍藏的郑板桥的一幅很大的画和手迹被打上了大黑叉。张光年珍藏的黄宾虹的画和齐白石赠他的鲜艳的花卉图也遭受同样命运。这不是什么“破四旧”而是公开赤裸裸地毁灭文化。“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化部曾通知张光年夫妇去一间地下室领回部分抄家物资，因为在那儿发现有他们的东西。光年夫妇去了。光年期望找见他最珍视的齐白石赠他的那幅画。夫人黄叶绿好不容易找到一件破旧的卷轴，打开一看正是那幅画，已经被彻底糟践了。光年心痛地不忍再要。后来有朋友建议他，你为何不拾起来呢？这是见证呀！
《人民文学》的劫难。《人民文学》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刊的文学刊物之一。从1949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一直保存着历年的作家手稿、手书（给编辑部的信），编辑部的会议记录等，尤其一批名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老舍、曹禺、曹靖华、巴金、冰心、何其芳、张天翼、臧克家、艾青、沙汀、艾芜等人的手稿、手书，是极有价值的文物资料。仅以何其芳为例，他1952年至1957年任《人民文学》编委时，就给《人民文学》评论组的同志写过许多封谈论文学问题和就中国古典文学表达他的见解，小楷字写得工工整整的长信。这些手稿、书信、会议记录一直在编辑部的文件柜内保存完好。可是1976年《人民文学》复刊时，这些珍贵的资料已经荡然无存，不知去向。《人民文学》这个有着多年历史的刊物，历史资料变成了一片空白。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10）
6。 斯文扫地作协的“牛鬼蛇神”开始在顶银胡同集中时是刘白羽、严文井、张光年、张天翼、侯金镜、冯牧、张僖、葛洛、韩北屏、李季、陈默加上从南京揪回的陈白尘、从广州揪回的黄秋耘共13个人，后来揪进去了刘剑青和我（我于1966年12月29日被揪进“牛棚”，家也随即被抄，书籍全部封存，几十册日记和笔记本全部被收走）共15个人。除了挨批斗，写交代材料，就是干体力活儿。像葛洛、李季、黄秋耘、陈默和我，那时候算是壮劳力，我们常被派去倒腾作协各个库房的那些沉重的旧家具，搬上搬下的。有时也派严文井（儿童文学作家，原作协党组副书记、分管外事的）、韩北屏（作协外委会负责人，诗人、散文家）等人同去。我们很快成为搬运家具的能手。尤其诗人李季，为了干活，老是穿一身劳动服，显得很洒脱，也很卖劲。作协有些平房院和文联大院办公楼烧锅炉，冬天用的煤，放在顶银胡同院里。每当汽车运煤来，我们全体出动，帮忙卸煤。1966年冬季，王府大街36号文联大楼的部分房屋，包括作协办公的四楼，被外地来京的造反者占据了。作协的人，只好到对面黄图岗胡同一处平房院里“办公”———那时作协停止了一切业务，只有一件事，就是“文化大革命”。平房院靠烧煤取暖。那么将顶银胡同的储煤，运送到黄图岗院里，供造反派和群众取暖，这个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我、陈默这些较年轻的“牛鬼”头上。我那时刚被揪出来，挨批斗的时候不算多，身体又还壮实，学会了蹬三轮车。于是在北风呼啸的上午，从西南往东北，蹬着三轮车，每车拉三四百斤煤，一个上午至少两趟来回。往往是外边顶着寒风而内衣早已汗湿。我们作为运煤工人，干活的效率，决不低于一个普通三轮车工人。当然干完活饭也吃得香。
后来外地的造反派走了，作协的人又搬回文联大楼。为便于监管、批斗，顶银胡同的“牛鬼蛇神”也搬回大楼。这时“牛鬼”的队伍中又增添了党外的名作家谢冰心、臧克家，从《人民日报》揪回来的诗人郭小川和《人民文学》的胡海珠、杜麦青（原编辑部正、副主任）等人。
《人民文学》的全体“牛鬼蛇神”，张天翼、陈白尘、李季、胡海珠、杜麦青、涂光群加上谢冰心被安排在原《人民文学》的一间办公室里（文联大楼四楼），每人一张办公桌。除了接受批斗、写交代材料、读毛著，整个四楼的清洁卫生（包括清扫两个厕所）、打开水，全部交给他们。至于五楼，则由《文艺报》的“牛鬼蛇神”负责。规定每天清早6点钟以前这些人必须赶到机关。谢冰心那年已经66岁，她的家在西郊民族学院，是离机关最远的，她却总是提前赶到，因为她要负责清扫两个女厕所。我们男的则清扫男厕所。那时厕所极脏，因为在白天里来文联大楼看热闹、瞧大字报的人很多，随便进出。又是从四面八方来的人。厕所本已超常运转，好些人又不讲卫生，常常造成茅坑和小便池堵塞。干这种活自然又脏又费劲。可是谢冰心总是不声不响地将女厕所清扫得干干净净。这样一位中外闻名、学富五车的女作家，没有人再需要她，需要的是这个年高、体弱的老人，去干清洁工人的活儿！文艺评论家、肺部动过手术、常年气喘的冯牧则参加清扫五楼的男厕所。在遇见茅坑严重堵塞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清洁工人来干这活儿，也找不见任何掏粪工具，冯牧只好怀着极大忍耐力、付出极大的体力用手去掏粪，疏通厕所。一些人往往以革命甚或工农兵的名义动辄将这些为人民、为国家竭诚服务的文化人打成“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干脆打成“反革命”、“黑帮分子”。可是我想起“文化大革命”前的1964年，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作家、艺术家代表团去大庆油田访问，却得到石油工业领导人和工人们极高的评价，称他们为“国宝”。可见，有许多工农兵和他们的代表是珍视文化和文化人的。可惜这些有求实精神的领导干部和劳动者们难以左右“文化大革命”的局势。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也受到冲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