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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揪。如谢永旺（他曾为《文艺报》写有“鼓吹”中间人物的短文）早期参加过造反团，后来被“劝退”。但在江青、陈伯达他们提出“横扫小爬虫”风声中，他还是被造反团的人揪出了。层层剥笋，多数人成了笋衣被剥掉。最后剥得笋心所剩无几了。几乎顾不上“斗黑帮”。被揪进“牛棚”人愈来愈多，“黑帮”的队伍愈来愈扩大，“黑帮”不再感觉孤立，参加打扫厕所的人，也一天天增多了。1969年初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作协前夕，作协总共有员工约118人，而被揪进“牛棚”的竟达52人之多，几占全体人员二分之一，如果再加上两个造反组织内部掌握的审查对象，真正的“革命群众”，就只占三分之一的人了。这成了少数人向多数人的专政。如此局面，如何了结？
11。 工、军宣队进驻“作协”
1969年初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作协受到两派群众热烈欢迎。我们被关在“牛棚”的人，自然没有资格出面欢迎，但我们更是翘首盼望着的。
工、军宣队随即接管了作协的权力。两个宣传队自然是以军宣队为主体。这些军队干部来自张家口地区一个野战军部队，以营、连干部为主。如两位负总责的政委，一位是营教导员，一位是连长，他们有基层政治工作的经验。军宣队在这一阶段的作用，相当于党的领导。有了他们来体现党的领导，方能逐渐解决两派联合问题，同时开始做解放干部、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没有他们进驻，这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工、军宣队的进驻，其功不可没。正是他们解放了作协遭受冲击的绝大部分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才为1969下半年作协全体人员下放干校创造了条件。当然处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干校有干校的花样，留待下文再说。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下）（1）
中国“作协”“文化大革命”的历程（下）“文化大革命”后期1。 幻想与现实自1969年春天工、军宣队进驻，至1969年9月，全体人员奔赴“五七干校”前夕，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干部、著名作家，除两位（邵荃麟、刘白羽）在卫戍区监管，一位（诗人萧三）归公安部门审理，两位（张光年、陈白尘）属中央专案组审理，两位（侯金镜、冯牧）仍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其他大部分人都已解放。解放是值得庆幸的，因为毕竟将你从受监管的“牛棚”里放了出来，澄清你问题的性质，是犯了错误的干部而不是人民的敌人。这都是些有影响的作家、诗人，是摇笔杆儿的，这是他们从事的专业，也是社会和读者早就承认了的。作家最大的愿望就是写作。但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极“左”路线为虐时期，作家要想提笔依照自己的愿望写作，编辑想要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停办的刊物，按照自己的意愿编辑出版，那简直是幻想。诗人李季和郭小川都是在1969年6月份宣布解放的。我们同处王府大街36号文联大楼的401室。记得将要宣布解放时，小川情绪高昂地对我们说：“我想马上回《人民日报》然后去到中苏边境。叶夫图申科不是写了《乌苏里江上的红雪》吗，我可以写一篇与他针锋相对的诗。”但是小川的愿望完全落空了。“四人帮”亲信把持的《人民日报》竟将他的档案材料退回作家协会。小川去干校后，虽说体力劳动繁重，身体又不好，仍没忘记他的作家公民义务，采访当地劳动模范，应邀赴部队农场，写诗作文，忙至深夜。数年后他又被借调到国家体委，写了一篇《笨鸟先飞》的文章发在《新体育》杂志，引起香港报刊评论，说是“久违了郭小川！”谁知这一切却招来了江青、姚文元的忌恨。江青说：“是谁让郭小川满天飞？”姚文元也作批要查一查是谁让郭小川到体委来的。他们不仅加重了对郭小川的迫害，要他重返干校“接受审查”，连路过丰台都不让回北京。他们还通过整小川整体委的领导并企图整某些老革命家。1973年李季被调回经周总理批准恢复了部分出版业务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他成立期刊筹备组，准备复刊《人民文学》杂志。杂志还没恢复，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李季却作为“文艺黑线回潮”的人物横遭批判。他只好暂时离开了文艺出版界。
2。“原 罪”基督教教义有一条说，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偷吃了树上的禁果，他们便有罪，被逐出伊甸乐园；他们的子孙后代也有罪，所以人是与生俱来就有罪，这就叫“原罪”。上帝曾对那男子亚当说：“你必终身劳苦，终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终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是的，作协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干部都是有罪的。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协这样的单位便被定了性，是“黑线专政单位”，是“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因之当军、工宣队宣布解放“作协”那些受冲击的每一个干部，不论是领导，名作家，还是普通干部，其结论中都有共同的一条：“执行文艺黑线，犯了错误（或严重错误）。”这就叫“原罪”，就是说，不论你是领导，是干部，是群众，只要你在文艺单位，只要你工作，你就是执行了“文艺黑线”，你就有罪。江青不是说过吗，从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这条黑线“又粗又长”。你的文艺工龄有多长能超过37年吗？所以你的罪是与生俱来的！记得宣布作协全体人员（老、弱、病、残也无例外）下放五七干校时，军宣队一位政委讲话说：“你们要明白，作协是砸烂单位。你们去的干校———文化部干校属于安置性质。你们就在那儿劳动，改造，安置，不要再幻想回北京。能去的人，包括老、弱、病、残、家属、小孩都去。当然不愿去的，也可以找个地方投亲靠友，我们放行。”作协果然是这样做的。先是身体没病的干部们（包括审查对象）带着他们轻装后的“家当”去了，全体工勤人员（包括在北戴河管理果树的技术工人），炊事班的锅、瓢、碗、盏也跟着去了，那真是和平时期很壮观的一次大迁徙。几个月后，老、弱、病、残，家属、小孩也来了。老、弱、病、残，像沈从文先生（随其夫人）、谢冰心、张天翼、臧克家等都来了。好些家庭是彻底搬家，丧失劳动力的老人，还没进小学的幼儿等，也全都来了。按“原罪”说，“为文艺黑线服务”，那些工勤人员也有“罪”；家属，小孩不能不受牵连，所以也跟着下放。再加上还有林彪发布的一号通令（不宜留在北京的人应迅速疏散）的执行，不想去也得去。但“作协”的作家们和干部们还是满怀热情地对待这件事，因为这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五七”道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尽管我们有“罪”，但是我们还是要改造自己，要革命嘛！有这个想头管着，对于未来的前途，人们似乎考虑得不多。就拿我来说，全家6口人（我们夫妇二人、一个年过70的老人、三个幼小的孩子）全部去干校。我的想法很简单，回湖北农村无异回老家，长期安家落户也未尝不可。作为想搞写作的人，总愿意多体验一点不同往昔的生活，再困难也不怕，只是老人、孩子跟着受些委屈。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下）（2）
下干校后的生活自然是很艰苦的，住房自己盖，在荒湖里面开荒种田，起早贪黑，顶着风雨日晒，劳动强度决不亚于一个普通农民。而伙食呢，就只有咸菜疙瘩、酱豆腐（还是从北京带去的），就大米饭了。湖北虽是鱼米之乡，但在极“左”路线折腾的年月，连食用油也很困难，只发给北京下放干部每人每月一两糠油。这对餐桌上近几年油水还算丰富的作家、文人们，实在是生活水平大降落，一时不大好适应。所以一到大休息天，几乎没有人不走三十里远路进城去，在小餐馆稍事改善生活或买点小点心带回去。对于作协的干部，食用油问题的解决，是在次年收获了油菜籽之后。还有一件事应该永志不忘，文化部和文联、作协的干部、家属、小孩大迁徙至湖北咸宁后，是周总理亲自指示，干部下放只转粮食关系，不转户口。这样才为70年代中后期干部上调回京创造了条件。
说到干部上调，在干校开头的两三年，那也是极其艰难的，正像军代表事先打过招呼的“不用幻想回北京”。拿作协的干部来说，那几年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或知名作家上调回京。郭小川曾在干校本连的黑板报上发表一首短诗，结尾一句，表达了他同北京“心连心”的感情，被解释成他想回北京。汇报上去后立即遭军宣队一位领导批评：“郭小川他想回北京吗？”似乎这是一种非分之想。我们的邻居14连（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干校的建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部分恢复业务工作后，原社一级领导干部严文井、韦君宜、楼适夷、许觉民等，却没有一个人上调回去。据说，那时在京掌权的人正忙着大“掺沙子”，从其他非文艺部门调人。而原来社一级领导干部却被认为是“黑线人物”或至少是长期执行了“黑线”的。要上调，首先在新搭班子成员中阻力就很大。
3。“左”的政策一瞥
那时湖北农村政策是“左”的，在种植上强调“以粮为纲”，多样化的经济作物（如油料）及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却遭忽视。千湖之省，湖中的鱼、莲藕等收益都不要了，到处在围湖造田，不惜破坏自然生态平衡。而在怎样种植上也存在着主观主义瞎指挥。如咸宁地区中稻是稳产高产的，上级领导却提出了“消灭中稻”的口号，要一律改种早、晚两季稻。具体到我们干校，军宣队提出“不插5月秧”，限定在5月1日之前要犁完田、整完田、突击抢插完早稻。1970年的阳历5月1日前，阴历才是3月下旬，阴雨连绵、稻田里的水寒冷彻骨，而作协（在干校的建制序列为5连）的男女老少要跳进齐膝深的带着冰碴儿的水田里修整水田，然后插秧。我那11岁的二女儿作为小五七战士也被干校办的中学领来了，在中学生的队伍里插秧。她性格倔强，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震天价响的口号声里，瘦小的个子半个身子浸泡在冰凉的水里簌簌地发抖也不叫一声苦、不肯上来，结果受了风寒重病一场，还落下慢性鼻炎顽症。初来干校，我们全家6口人暂时挤住在老乡一间6平米的房里。不久两个上学的孩子去学校住宿，我和爱人分别住进了一排和二排的集体宿舍，起早贪黑参加集体劳动。但家中还有老母和一个不到上学年龄的小孩，她们仍住老乡家里，只好自己开伙做饭。那时连里上城采购一点新鲜蔬菜也极不容易，作为家属怎好意思上连买菜呢？承房东老乡热心，在后山给了巴掌大一块荒地。老母便自告奋勇地开荒种菜。这既是为减轻连队负担，也为祖、孙二人的小小伙食单位，提供一点新鲜菜蔬。可是那时正值农村开展消灭老乡的小片自留地运动，叫做“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我家老母开小片荒的事不知怎地被5连军宣队知道了。军宣队的政委遂在连队每天例行讲话中不点名地点了我：“有人身为干部，却在家里开了小片荒。这是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毫无疑问，我被认为走了“资本主义的邪道”。
4。“深挖‘五·一六’”奇观
1970年春末夏初，作协全体人员刚忙完盖房安家、修田插秧等繁重活计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而新的政治运动开始了。1970年3月27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了一个《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关、戚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在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军宣队立即闻风而动，总政委亲自开大会传达文件精神和江青等人有关讲话，并说文化部是个挖的重点单位。时隔不久，在干校校部召开了声势浩大的超过千人的大会批斗文化部机关的所谓“五·一六”头目陈野等人。于是深挖“五·一六”在各个连队迅速开展。这时各连都由军宣队第一把手（政委）亲自抓运动，组成清查“五·一六”小组，日夜作战，而将劳动生产摆在了第二位，由一位副手抓。“五·一六”究竟是个什么？一宣讲文件就带上了神秘色彩，而对它的“挖”和“清查”一开始也显得很神秘。人们不久终于发现，原作协两派造反组织的头头，忽然失踪，不知去向。而其中一派的头头恰好关在我母亲居住的那个小湾子（村庄）里。我回家看母亲，房东大嫂悄悄对我说：某某天天晚上挨打，痛得直叫喊。你们连的某某和军代表在这里审他。你跟他们讲，打人不好，不要打人。我这才知道，原来如此。又过了一个多月，人们忽又发现失踪的派头头和新挖出来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原两派造反组织中的小头头或普通成员）被单位的原工勤人员押解着在田头的另一侧劳动。收工或上工时，一个“分子”后边跟着一个押解人员。这情景立刻使我想起土改中，农民押着地主在田间走动。或许那种日夜车轮战的方式加体罚，对某个人有了效果，于是在某天，军宣队召开全连大会，宣布某某坦白加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经过。某某煞有介事地一讲，某年某月加入，介绍人是×××、×××（神秘地不讲出名字）。军宣队接着就讲对某人落实“坦白从宽”的政策，即刻将他从监管中解脱，回到原来炊事班的工作岗位。军宣队又警告说，已经掌握了某某人、某某人参加“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确凿材料，“你不用再充假正经了，再不坦白，等待你的就没有好果子吃！”军宣队的话刚讲完，在炊事班工作的一个被军宣队警告过的“五·一六”嫌疑分子，忽然大声念他的例行天气预报：“今晚的天气，多云转阴”，军宣队负责人欲待发作又无理由，只好匆匆宣布散会。这样的逼、供—破绽百出，有时只能产生让人哭笑不得的效果。如他们突然要一个人在田头休息时当众交待自己的“五·一六”问题。那人只好说：“以前我坚信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五·一六’组织，现在我坚信我是参加了的！”那人后来对我说，他们的威吓令我恐怖，只好顺着他们的意思兜圈子。挖出的“五·一六”分子和嫌疑犯、被警告的人愈来愈多，人们不知道一个百十来口人的5连究竟暗藏多少“五·一六”分子，只知道，那两个造反派组织中不挨整不被怀疑的青年大学生（他们毕业分配来作协不久，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很少很少了。有的人军宣队进驻作协后一直受信任被吸收参加专案组工作。忽地有一天军宣队通知他“下午你来专案组”。下午他去了，军宣队负责人对他说：“你当是办谁的专案，今天就办你的！”他被留下“交代问题”，立即失去了行动自由。军宣队接着在连队召开大会，动员别人揭发他的问题。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下）（3）
在“五·一六”分子越挖越多，军宣队一再宣布“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的森严政治气氛中，1970年夏秋之交，这来自北京军区驻张家口野战部队的军宣队忽然宣布撤离，而由来自湖北军区地方部队的干部战士“接防”。
我在作协作为被造反冲击的对象关在“牛棚”里两年多，直至工、军宣队进驻后，才得以解放。但平心而论，我从不怨恨那些造我反、有时斗我斗得很“凶”的人们，尤其那些涉世不深的青年大学生们。他们一腔热情，响应毛主席号召，关心国家大事，为了“反修防修”，发生错误，个人能承担多大责任？即使有某些过火行为，只能说是一时的迷误，总的说多数人还是个认识问题。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说过“子教三娘”，“子”的冲击，对“三娘”也有所帮助，至少可以促使“三娘”反省自己。为何便是“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为何便是反革命？我被宣布解放后，很快同这些造反青年处得很融洽，彼此加深了解。到干校后，朝夕相处，劳动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更增添了友谊和个人交往。而今，他们一个个被作为“五·一六”反革命揪出来，我觉得实在过头了，哪有这样多的反革命？再加上老乡向我说的那种逼供打人情况，因之，我曾当着军宣队和我们排领导（她是挖“五·一六”积极分子）的面以婉转的方式谈了我的看法，着重谈的是“反革命哪有那样多？”“打人不好”这两点。孰料，在紧接着而来的1971年的整党和恢复党员组织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