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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女编辑向前在城市西区一幢幢两层楼的铁道部普通老式楼群（可能是50年代初建的）中找见了李国文两室一厅的住室。主人刚刚出去，接待我们的他的孩子，要我们稍等一会儿。李国文的客厅兼书房非常简朴，没有看见很多的书，书桌上放着几本内部印的小开本译文丛刊以及笔墨稿纸，这可以说是任何一个普通铁路职工的住处。国文来了。如果在大街上见面，我不会认识他了，他的体型发胖，脸也似乎变得宽了点，身体显得结实，气色很佳，两鬓已略略染霜，是几十年坎坷经历留下的痕迹吧？我问国文你几多岁？他说我属马的，今年50整。可不，那年他往编辑部送稿时不过是27岁的青年人，接下来的二十几年就是二十几年的苦难。说起往事，我说我们编辑部同仁感觉内疚，可一直没有机会同你面说，你为那篇小说付的代价太大了，不如当初不发的好。国文笑笑说，我一直记得李清泉，还有崔道怡，感谢他们对我的扶助。李清泉不是跟我一样倒霉了吗？这没法说。现在他主持《北京文艺》的编政，魄力不减当年啊，发了好些新作家的好作品……国文说话使人感觉他有一种持重感。回想当年他那几篇小说，包括《改选》不也是慎思后的产物吗？只不过稍露点锋芒而已。假若不是当时那样一种气氛，那样极其错误的对“敌情”的估计，他这位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忠贞卫国之士，不会被错误地处置。而今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株岁寒后的松柏，他是坚挺的、沉稳的，不改苍翠之色。国文慢条斯理地谈，像是拉家常，讲了他这几十年的经历：与劳改犯人一起“苦力的干活”，修铁路、修公路，参加农业劳动，先是在太行山区，后来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从湖南到东北，从东北到大西北，大体是沿着铁路线跑。最艰难的日子是60年代在柴达木盆地，活儿重，又闹饥荒，熬过来就算不错了……不过收获也是大大的，积累了许多素材，也没有完全放弃写作，有时还练练笔，60年代后期也在地方刊物上发过作品，不过是用化名。从来不敢设想向大刊物投稿……看来国文并没丢弃他的笔；加上那浸染着血汗、情愫的丰富阅历，这枝笔肯定会再次“生花”的。我们自然也诉说了“找你找得好苦”，向他索要“第二个春天”的第一个短篇。国文说他刚刚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可能还需做些修改。他满口答应：“第一个短篇一定给你们。”
从他家告辞出来，我想着中国古人的一句话“伏久者飞必高”。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国文的稿件。
大约二十多天后，国文的电话来了，说短篇已完稿，于是我和向前第二次出访他家。这次呆的时间不长，因为我们急于回编辑部“先睹为快”。
国文的第一个短篇，就是《月食》，他“一炮打响”，可以说当年那个写《改选》的作者而今又重振雄威，名满全国（那年———1980年，《人民文学》的发行量达到创纪录的高峰），以致惹得东北有个家伙一再给编辑部写信冒充他就是写《月食》的那个李国文。《月食》在这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光荣获奖，名列前茅。“长老”们，所有评委和评论家们均无异议。一位喝过延河水的老作家问：李国文是不是小鬼出身？是不是写他亲身的经历？他对太行山老区那样熟悉那样有感情！我想说而没有说出来：李国文他是上海人，学生出身，他那时在太行山受苦受难。正是在苦难中，人民援助了他，他和人民建立了浓厚的情谊。这是闲话、后话。再略说说小说面世前的情形。作为第一个读者的女编辑向前充分肯定了小说。面对国文一丝不苟写得工工整整的小楷字，我不知不觉被小说的人物、情景吸引住了，几十页的一大摞16开的大稿纸，不知怎的，很快掀到了最后一页。说实话，我忘记了小说的结构、技巧、作者的某些意识流手法等等，而是被他的人物、感情深深地打动了。无论是子弟兵的母亲、还是小八路出身的报社记者和他那分隔了22年的农村妻子还有他们的女儿，我宁愿相信这些都是真实的。崇高、美好的感情，作者的深意，借助那生动的形象、细节（如妞妞的22年等待、22双新鞋），居然征服了我这个编辑的心，我相信也会征服读者的心。我情不自禁地在小说稿签上写了几句话：人美、心美、情更美。我也明白了，国文没有给我们讲的他积累了二十几年的那些内心深处的话。通过小说的形象一下子倾吐出来了。国文还是1957年那个国文，他惦记着人民的命运，关心着执政党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在底层的二十多年，他同人民结合得更紧了。在执行副主编葛洛拍板下，这篇小说立即发在《人民文学》1980年3月号的头条。
张有德小说《辣椒》的辣味儿
张有德当过长时间乡村小学教员，他是个本色的、外表有些腼腆、性格内向的人。也正是这样的人，弄起写作来，往往钻得深。他在青年时期写得较多、较有影响的是儿童文学作品，代表作有《月光下》等。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他给《人民文学》寄来短篇小说《辣椒》，这篇小说当之无愧地发在当年第4期小说的头条，后来又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那时拨乱反正，敏感的中青年作家写的短篇小说，可以说全是政治方面的主题。有些作品今天再读已无甚意趣，成为“过眼云烟”。而有的作品如果是得自作家对生活独到、深刻的观察体验，又凝成匠心独运的艺术，那么它就经得起咀嚼和时间的检验。张有德的《辣椒》便属于这类作品。这篇小说没有什么曲折的情节，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他叙述表达的似乎全是一些很平淡的日常生活。两个通讯员出身的土改干部和农民宋大伯结下了深谊。以后尽管他们当了县里的农林局长、水利局长，宋大伯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难以接近的官儿看待，照例每年给他们送两回他们爱吃的宋岗村的特产红辣椒。可是“四人帮”倒台以后，尽管两人已官复原职，其中一个农林局长的王双合却再也吃不上宋大伯送给他的红辣椒了。这其间的缘故，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而今他的心情是沉重、痛苦的。他和他的朋友、水利局长李冠一的区别就在于：“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走资派”，宋大伯被诬为“黑参谋”，他因怕“沾包”，不敢得罪造反派，竟当面拒绝了宋大伯这个普通群众送给他的红辣椒……这一来，可就深深伤害了宋大伯这个对他怀有深情厚谊并抱有殷切期望的普通农民的心。相反，在同样受冲击的情况下，李冠一的骨头却比他硬得多，他不仅不接受造反派强加给他的罪名为此而吃了许多苦头，他也没有拒绝苦难中宋大伯送给他的关爱，那意味深长的红辣椒。宋大伯继续给李冠一送红辣椒，却不给自己，这已成了王双合难以启齿、说不出口的一块心病。肉体上的创伤弥合需要时间，心灵创伤的平复更不是件容易事。宋大伯对王双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有看法，那心灵上的“情结”并非那样容易解开……尽管两个朋友，再次一同下乡去找宋大伯，李冠一也为自己的朋友说情，宋大伯在他们告别前的最后一分钟为王双合补送了一串红辣椒。但王双合心里明白，李冠一、宋大伯也都明白，而今这红辣椒怕是只有它自身那点辣味儿了！人情不能勉强。王双合失去的最宝贵的东西，怕是只有靠他今后自身的行动来找回了。我欣赏作者于看似自然、平淡、平静生活的流泻之中，有节制地、“不动声色”地写了人物内心深层的波涛（矛盾、痛苦）。这波涛、痛苦可以说是十分政治性的，而这政治方面的痛苦、反思（因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软弱、动摇而造成的后果），不是通过直露的表白、忏悔，而是通过极富生活味儿，人情味儿的情节、细节，极深沉、含蓄地表达出来了，给人以无穷的回味。不管写什么主题（政治主题、人生主题、爱情主题等等），我以为小说家要做的，是从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掘、提炼，再“还原”成生活原样儿，自自然然展现人们的行动、心理。只有在生活中观察深、感受深、发掘深，方能表达得自然、表达得深。张有德《辣椒》正是这样一篇作品，它完全不是主题先行式的概念化的说教、肤浅的表达，而是生活中他那些准确、深刻的观察（包括对人物内心深层的揣摩）的自然重现，所以，它经得起琢磨、咀嚼。
唱赞歌的张承志
提起发表过《黑骏马》、《北方的河》等佳作而名噪一时的作家张承志，我管他叫做“红卫兵”出身的作家。因为在他成为作家之前，我就听熟知他的人说起过他，他是著名的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红卫兵，老三届，下农村、去边疆插队……这的确代表了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从这里边，涌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家、学者，或学者型的作家，张承志就是其中一个。至于他们的“心路历程”呢？张承志曾在小说《北方的河》的题记中说：“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从最好的意义上说，这些“红卫兵”出身的人中的佼佼者，他们是些理想主义者，虽说经受了许多的挫折、失败、幻灭……但他们仍然是理想主义者，因而有不断的追求、奋斗、思索、选择。张承志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在听说他曾是“红卫兵”的同时（那是1978年），恰好我们这里调来一位女编辑王扶，她说她认识张承志，他近来正在考著名蒙古史专家翁独健先生的研究生，他同时也在写小说。那时北京有一些年轻人的集会，讨论他们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王扶说她去听过这样的集会，恰好那天张承志在发言。张承志绝不讳言他是红卫兵出身，为一些正面的理想热烈地辩护……我没有见过张承志，听了这位女编辑的介绍，我对张承志这个人感兴趣了。我对她说，我赞成你向张承志约稿。数月后张承志已考取翁独健的研究生并且交给王扶他写就的一篇小说稿，这就是《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在当时是颇为独特的一篇小说稿。那阵子正处在评论家们说的“反思文学”阶段，编辑部收到的小说稿描写“四人帮”肆虐时期的生活时多是采取揭露或批评的态势，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题材更是不例外地多是写极“左”路线对青年的迫害以及他们不幸的遭遇和忍受的苦难等等，这当然是真实的。但张承志这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题材的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却是以抒情散文的笔法，以“知青”在内蒙古草原插队为背景，热情洋溢、无限深情地赞颂草原上那些淳朴的牧民，赞颂蒙古族的牧民母亲；这样一番和劳动牧民们艰苦环境里同呼吸、共命运的难忘经历，甚至启迪了一个人眼睛向下、永远同人民结合一起的人生之路。这同样是真实的，而且具备一种净化心灵的力量。我读张承志的手稿就有这样的感受。尤其他又是采取第一人称的写法，那真挚的激情力透纸背。他在作品结尾，直接呼喊道：“骑手究竟为什么歌唱母亲？我想你也找到了答案吧。母亲，养育了我们的母亲———亲爱的人民，是我们代代歌颂的永恒的主题……”你可以说，这是作者最初的一篇作品，这样直接的呼喊，可能表现了作品艺术上有欠成熟。是的，他后来的一些力作如《北方的河》等等，比这篇艺术上圆熟多了。但无可否认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毕竟在当时众多知青题材的小说中与众不同。这种独特自有它的价值，正也表现了张承志这位新作家个人的思考、选择轨迹和他个人的风格。话又说回来，《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所表现的这种人民和土地的主题，你也可以说是古老的，“老一套”的，从这点上说，你也可以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从而不太看重这篇作品。我不这样看。我认为关于人民和土地的主题是既古老而又万古常新的，正像张承志所说，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被发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10期的显著地位；在1978年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经过该刊郑重推荐，终于获奖。
后来的事实表明，张承志是一位执著追求理想而在学术上、小说艺术上辛勤探索、卓有成效的作家；他是一个坚持走自己路的国土与人民派作家，他有众多的追随者。
刘富道风趣的《眼镜》
刘富道曾是军人，规规矩矩，领章帽徽佩戴整齐、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的。他第一次往《人民文学》编辑部送稿，是在1976年，代表他的部队送一篇悼念毛泽东主席的文章。那时大伙儿都被他“蒙”住了，都说他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其实不然，这是个外表看去严肃（尤其当着陌生人的面），而内里一肚子风趣的人。一年后，他给《人民文学》投寄了一篇小说，这或许是他最初试笔的小说，这就是《眼镜》。但是《眼镜》被刊用，委实经过了一番周折。《眼镜》于1978年初收到，实际写作时期是1977年11月，初审一关顺利通过。我复审时颇为欣赏他那湖北地方风味。湖北人请客吃饭不说吃饭而是说“去我家‘喝汤’”，排骨汤、蹄膀汤呀，请女婿喝鸡汤，丈母娘要将鸡腿挟到女婿碗里。刘富道小说里就穿插了几处喝汤的话题以及生动、暗示的细节。或许因为我是湖北人的缘故，读来觉得很亲切。再就是他对“文化大革命”和造反派那些嘲讽的语气，有时读来令人忍俊不禁。我觉得刘富道为文、刻画人物心理、行为不仅富有幽默风趣，且有嘲讽的才能（对反面人物和反面现象），这在作者中是不多见的。例如他嘲讽造反派“跳得高”在评法批儒会上点知识分子陈昆的名：“十七年培养的知识分子，个个是满脑袋修正主义的儒生。陈昆不知道陈昆在哪里，岂有此理。值班严重失职，打仗怎么办？（足见“跳得高”是一位地道的忧国之士。）”……这真是一些妙文。至于小说的艺术是否达到很高的水平呢？还不能这样说。尤其今天重读的感觉。而两年后，作者发表在《人民文学》1980年7月号的头条小说《南湖月》（该小说获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无论短篇小说的语言艺术或剪裁艺术都堪称一篇杰作，从而奠定了作者在全国小说界的稳固地位。《眼镜》和《南湖月》中的男女主角以及党的基层书记有某种类似，读者如果有兴趣对比起来读，一定会发现后者在小说艺术上有惊人的进步。这些都是后话。还是回到《眼镜》。《眼镜》写成于1977年末，敢拿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充当正面的主角大做文章，并且写一个青年女工对他朝思暮想，堕入情网；而又大胆地嘲讽“文化大革命”和造反派，这在当时可谓惊人之举。表现了作家（何况还是一位军人作家）刘富道政治上的胆识和看准了便往前冲的锐敏之气。这本身便是一种拨乱反正。读着这篇手稿，我立即想起“文化大革命”前许多电影、戏剧作品中的那些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或工程师或医生之类），他们通常是代表保守派、阻挠技术革新的人，这已成为例行脸谱；“四人帮”更是变本加厉，如在电影《火红的年代》等作品中，知识分子（工程师）竟变成了搞破坏活动的特务一流！《眼镜》的作者难道不是同这类恣意贬低知识分子，轻视知识、轻视人才的流行病唱了对台戏吗？更何况它并非一篇枯燥乏味的说教之作而是从生活中取材，生动地表现了工厂里的各种人物，青年女工魏云的心理刻画，地方风情的描写，尤见作者的艺术才力。这作品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是当之无愧的。但在1978年初，当小说稿呈送给编辑部领导人时，它曾被否决。这位领导人认为小说的“思想艺术均无可取”，否定是比较彻底的。好在他具有一定的民主作风，有事好商量。能够听得进不同意见，作品才得以发在《人民文学》1978年2月号小说的三条。当然小说要是发不出来，评奖也就无望了。对于任何一个初涉笔阵的人，作品被发表或被评奖，无疑是个极大的鼓励。
蒋子龙
——“乔厂长上任”
蒋子龙的名字出现并发生全国影响，是1976年，他在《人民文学》复刊号上发表了他的力作《机电局长的一天》。那时，“四人帮”还没有倒台，但他没有跟“四人帮”唱同调，而是写了一位大刀阔斧地兴利除害，同“四人帮”破坏生产的极“左”谬论斗争，为中国工业的现代化而奋发努力的机电局长霍大道，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因而受到读者热烈喝彩。当然“四人帮”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