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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小憩蓄精力，借得茅檐一尺阴。
〓———《工地午休》好像随口吟来，自然亲切、充满生活情趣。颇有古风的味道，但又不拘守旧形式的成规，语言新，情感新，意境新。
《忆向阳》诗集在“四人帮”粉碎后，公开发表出版了，但不久却受到一位作家的批评，其基本意思是说，干部下放劳动，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产物，歌颂干部的劳动生活，岂不是美化“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吗？因而是要不得的。相反，应当写出干部、知识分子在这种境况下的压抑和痛苦，批评直至控诉这个错误路线，这才是正确的，也才有可能写得深刻。我觉得这些意见有正确的成分，但也有片面和简单化之处。
十年浩劫期间的干部下放劳动，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产物，这是毫无疑问的。要求有些作品，能够反映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在这条错误路线下，生活上遭受的迫害，精神上感受的压抑和痛苦，从而批评或控诉错误路线，这也是正确的。
但是，在错误路线下，是不是一片黑暗，没有美好的、光明的，值得赞扬的事物呢？是不是表现了光明、美好的事物，就是“歌颂错误路线”呢？这是可以讨论的，因为这牵涉到基本的美学观点问题。我认为光明和黑暗、善和恶、美和丑，从来不是孤立的、单一的存在，而是伴生的、成对的出现。在黑暗的旧社会，尚且有光明、美好、善的东西存在；在光明的新社会，这种光明、美好的东西，善的东西，更是大量存在。“十年浩劫”期间，有一条“左”倾错误路线，这条路线制造了罪恶，制造了丑恶黑暗的东西，广大人民受了害。但是另一方面，人民并没有完全屈服于这条“左”倾路线，是非真理还在人们心里。光明、美好的东西还在，善的东西还在，它们是同这些黑暗的、丑恶的、错误的东西相对立，相斗争的，并且在斗争中曲折地生长、发展。否则人民怎么取得了胜利呢？“四人帮”这类反党反人民的丑类，怎么终于覆灭了呢？所以，应当将错误路线和人民（包括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严格区分开来；尽管是在错误路线下，也应当审慎地、仔细地区分正确和错误，美和丑，善和恶，光明和黑暗。只应该否定那些应当否定的东西，而不该否定那些不该否定的东西，还要肯定那些值得肯定的东西。绝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锅煮”、“一刀切”，绝不能在泼脏水时，连孩子也一同泼掉了。至于肯定错误路线下，人民中间本来就存在的光明美好的事物（它正是对付错误路线的抗毒剂），这和歌颂错误路线，则完全是两回事，不可等同起来；正如不能将错误路线同共产党等同起来，是同样的道理。那种认为在错误路线下，只能写丑恶、黑暗的东西，而没有光明、美好的东西可写；或者认为有光明、美好的东西，但不敢写，不能写（怕被指责为“歌颂”错误路线）；或者又认为只能揭露（揭露错误路线，这是应该的）而不能歌颂（歌颂人民中间的美好事物有何不对）；只能写压抑沉郁的感情，而不能写明朗向上的感情……这都是形而上学、绝对化、片面性的观点，于创作并不利。因为它不符合生活的辩证发展和辩证地反映生活的要求。我绝不反对、并且赞成写一些揭露十年浩劫中的“左”倾错误路线，暴露它制造的丑恶、黑暗和罪恶的作品，包括揭露五七干校中广大干部、知识分子所受到的迫害，描写他们内心感受的深沉痛苦，这有助于汲取经验教训，提高对错误路线的认识。但这绝不是唯一的题材。同样也可以写在错误路线下存在的光明美好事物和美好、向上的感情以及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不能简单地、轻率地认为这样写就是歌颂错误路线，或者，即使不是歌颂错误路线也被指责为“轻飘”、“不深沉”。比如诗人臧克家以六十多岁的高龄还要下干校去，这确实是“左”倾错误路线对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迫害；但是诗人并没有屈服。他在逆境中，在劳动中，却发现了另一个广阔的新天地，这就是人民、同志、集体；这就是祖国美丽的田园风光及创造物质财富的体力劳动的诗意和美。请问，这种“歌颂”，与错误路线有什么关系呢？这又为何“不深沉”呢？……由此我想起一个比喻：奉行极“左”路线的人把人投入水中是为了溺死他，（他们确实溺死了不少人！）谁知他在水中反而学会了游泳，如鱼儿一般自得，这恐怕大出溺人者的意外，也不是他们的初衷吧？那么，学会了游泳的人，表现如鱼得水的愉快，难道和溺人者有什么关系吗？难道这是赞美溺人者吗？
诗人臧克家剪影（2）
表现与黑暗对立的光明，与丑恶对立的美和善，与痛苦对立的欣悦、快乐的感情等等，即使是在黑暗的环境，即使在逆境中，我甚至觉得这比直接表现黑暗，描写丑恶，要重要得多，可贵得多，美学价值也高得多。同样是写封建社会，揭露它的黑暗、罪恶的作品，为什么《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美学价值要比《金瓶梅》高呢？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是《红楼梦》的作者在写黑暗、丑恶的同时还写了与之相对立的美和善；用极大的热情写了美好的人，美好的感情；写了美好的事物怎样被毁灭，从中也就表现了对黑暗事物的强烈憎恶，对美好事物的热烈追求。而《金瓶梅》，它展览黑暗、丑恶的事物，却没有站在美和善的方面去有力地鞭挞它们。尽管它在揭露黑暗、丑恶方面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但美学价值不高，甚至还有副作用。16世纪初叶，在罗马发掘出一座雕像，这就是著名的《拉奥孔》雕像群。雕像表现一位老人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被两条大蛇绞住时苦痛挣扎的情形。但雕像并没有尽情地展现老人和儿子那难以言状的肉体痛苦的惨相；相反地只表现出轻微的叹息，细看他们的面部表情，在儿子脸上，甚至仿佛还有一丝微笑呢！18世纪享有盛名的德国文艺批评家莱辛在论述这幅作品时，认为这恰恰表现了雕塑家的高明和伟大，因为他从痛苦中表现了人类精神的美和伟大。那个被蛇缠住的老人和他的儿子，他们肉体上是很痛苦的，但是他们精神上对痛苦的蔑视，大大超出了他们肉体上的痛苦。假设艺术家只是一味地追求表现老人和他的儿子肉体上的痛苦，那他决不会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不会给人以鼓舞和力量。我觉得《拉奥孔》这幅雕塑，对我们如何从生活中汲取美，汲取善，汲取诗和画———纵然是表现黑暗势力猖獗的旧社会，抑或错误路线肆虐的时刻———也是有启发的。这样，我们也会正确理解臧克家表现干校劳动生活的美，描写田园风光的诗，而不会对他吹毛求疵了。
第二次青春
北京东城区赵堂子胡同的孩子们很熟悉他们的臧爷爷。只要他一出现在胡同口，就有不少小孩围着他。有的说：“爷爷，我要邮票！”有的说：“爷爷，我要烟盒！”……他一出门，衣兜里就带着烟盒，用过的邮票，还有糖块，以满足孩子们的要求。遇有过路的小孩哭了，他就往他们嘴里塞糖块，并安慰说：“别哭，听妈妈的话！”诗人臧克家就是这样：77岁高龄，还保持着天真的童心，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这是多么可贵啊！
他每天接待着本市、外地的来访者，有的是文学青年，报刊、出版社的编辑、记者，大专院校的教师、学者，有的则是老同行、老朋友，或其他战线的熟人、朋友，还有普通的工人、战士……一天数起，最多达十数起。
他不倦地回复着各地读者的来信。
他关心和注意的方面很多，很广泛，创作很旺盛。他天天写作，天天笔耕。仅去年一年，他写作的散文、杂文近30万字。是的，他仍然处在创作的亢奋期，高潮期，可以说，始自写“忆向阳”诗歌，而至今没有衰竭。去年，他为人题字，末尾的署名：“庚辛隆冬，76岁青年。”他在一首“抒怀”诗中写道：
自沐朝晖意蓊茏，
休凭白发便呼翁。
狂来欲碎玻璃镜，
还我青春火样红。
确实，不能光凭白发便呼翁。有的人满头白发，但是他的精神状态像青年；有的人满头黑发，但是精神状态已“老态龙钟”。这首短诗曾得到茅盾同志的一再称道。
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思索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一到老年，创作力就衰竭了，再也写不出什么作品来了？有的人甚至不到老年，只在青年时期发表了几篇好一点的作品，其后就再也写不出新的像样的作品？而有的人，创作力一直不衰竭，到了老年，创作的思维还是那样活跃，对生活仍然保持着敏感，不断地写出新作，在艺术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这是在文艺界令人深思的问题。
从诗人臧克家的创作中分析，他为什么有创作的第二次青春，是不是可以概括出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他在青年时期就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接受了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洗礼。这个经历，对他是太深刻了。正像他自己所说：“一幕又一幕的时代风云从我心的荧光屏上卷过”，“真是雷鸣电击，石破天惊！朝霞万道，不足以喻新的信念的光辉；大海翻腾，不足以喻斗争的浪潮；血流成河，不足以喻牺牲的壮烈”……（见《臧克家诗选》序）后来大革命失败，他虽说离开了革命洪流，但革命思想的火星，青春的烈火，在心上并没熄灭，而是潜藏着，隐伏着，期待着第二次爆发。
第二，他很长时期经历了旧社会的苦难生活，亲眼看见了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经受的苦难和痛苦，那时他的思想是压抑的、沉郁的。他写的一系列诗歌名篇，像《难民》、《烙印》、《洋车夫》、《老马》、《老哥哥》、《罪恶的黑手》、《贩鱼郎》、《炭鬼》等等，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记述城乡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讴歌了他们美好的品德。当一个人经历了革命的高潮期和低潮期，经历了黑暗的旧社会又走到阳光明媚的新社会时，他心上的对比一定是非常强烈的吧！作为一个诗人，这就激发了他强烈的诗情，必然酝酿、准备了他创作的第二次青春期、高潮期。
诗人臧克家剪影（3）
第三，贵在精神常青。对于一个作家、诗人来说，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会使他的身体渐渐老去，他的活动范围不能不受到限制，不可能再到群众中去；但他的精神却可以保持常青：他继续关心着国家、人民的命运；这种关心使他的创作思维仍可能进入亢奋的状态，“宝刀不老”。臧克家就是这样的诗人、作家。正像诗人自己所说，他是“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因而精神常青，诗句也常青。
勤 奋
勤奋，对于事业的成功，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至关重要的条件。对于一个从事笔耕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古人有句话：“勤能补拙。”就是说勤学、勤练，能弥补才能不足；至于有才能的人，假如他再勤奋，那就是给才能添上了翅膀；相反，假如他恃才而疏懒，我看不会有多大的出息。
诗人臧克家，写作了一辈子，勤奋了一辈子。他阅读前人的各种作品，阅读古人诗词，是极勤奋，极肯下功夫的。他幼年、少年时，就能背下多篇古文、古诗词。而到了老年，他学习古文、诗词的热情，丝毫没有倦怠。有一次，我去他家中，他拿出一册古人著作给我看，只见上边画满了密密麻麻的圈点，写满了读后心得。这说明他读书极认真，治学态度严谨。古人有云：“梅花香自苦寒来。”诗人的新诗，旧体诗为什么写得那样凝练娴熟，意境深远，这跟他读书多，对古典诗词有很深的造诣是分不开的。
诗人以77岁的高龄“只计前程不计年”，现在还经常是清晨三四时就起床写作或读书，这种精神是极其可贵的。
诗人1976年写给一位作家的诗，正好也是他自己的写照：
一年无暇日，
五更作黎明。
白发映墨迹，
孤灯是良朋。
思绪千万缕，
心血似潮倾。
大著何时竟？
寸阴共天争！
与人异苦乐，
佳节少闲情。
这种“孤灯是良友”、“佳节少闲情”，终年勤奋，寸阴必争的精神，正是任何一个有为作家，创作上屡结硕果的必要条件。
写于1981年
（载山东《柳泉》杂志）
萧乾一句话
今年开春，萧乾和冰心两位受人尊敬的作家，先后走完了他们漫长的人生旅程，辞别了这个令他们留恋又充满忧患和变数的世界。我认识萧乾很早，有几年在同一单位工作。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我亲睹了他被人算计，遭围攻，挨批斗的惨景。他本来是很礼遇地被请来工作的，身兼一权威大报的文艺顾问和一文艺杂志副总编，可是短短几个月“蜜月期”过去，他被扔了出去，遭痛整一阵后，发送到底层劳改。数年后，他从劳改地返回，到另一单位做外国文学翻译和编辑工作。没过上几天舒心日子，又逢“文化大革命”台风席卷神州大地。仲夏天，他被逼服安眠药自杀，幸被好人救活，拣回宝贵的生命。1969年，下放干校劳动，恰好我们又变为同学、邻居。他也是全家都去了，子女在干校办的中学上学，是我伴侣的学生。我常见到萧乾，这样一位在欧洲大陆亲自现场采访过“二战”，见过大世面的中、外名记者，著名作家、翻译家、文学编辑，而今常穿一身灰扑扑的旧棉袄，显得十足的土气。见了熟人，总是客气地面带笑容。没事则孤寂沉默地蜷缩一边。那年月，这个温厚、善良，才气十足，阅历丰富，一肚子学问文章的人，只能“苟全性命于乱世”。幸而他进入老年逢上了改革开放年代。在这最后二十年，他深知时间紧迫，虽说身体渐趋虚弱，有好些慢性病，有时也突发急病，濒临危险，但他不惧怕，从容对付。他深知不惧死，方能活得更清醒，有朝着目标前进的动力。这相对平静的二十年，他做了许多事，写、译了许多好文章和书，为他心爱的国土和乡亲，献出自己最大限度的、最后的奉献，如每天他有规律地争分夺秒地工作，与夫人合译世界现代文学名著、极难翻译的长篇《尤利西斯》。他终于做完自己计划做的事，像一只终生劳碌的工蜂，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知道他不愿有太多外界的打扰，这些年很少去看望他。只是在我主编《传记文学》杂志时，有一两次去打扰他。虽说接触时间不很长，但印象甚深。那是1995年夏日某天，我坐在他家小客厅里，不记得怎么谈起了他的冰心大姐和巴金兄长。冰心大姐长他十岁，巴金大他六岁，他是他们最爱的秉乾小弟。萧乾是北京一个贫苦蒙族子弟，青年时期，他就结识了住在北京的冰心，她成为他亲近的长姐。几十年，他们一直以姐弟相称。在冰心面前，他什么话都可以倾吐；冰心也以一个最知心的大姐善待小弟，形成他们长期心的投契，深深的姐弟情。在三四十年代，巴金是青年作家萧乾作品（如《梦之谷》、《人生采访》等）的主要支持者、编辑、出版者，某种程度，也是他写作生活的指点者、出主意者，这是友情的写作与友情的出版的关系，是多么难得而可贵啊！所以巴金和萧乾的关系，也是心的投契，情同手足。这样的友谊，不会因时移世易，气候变化而改变。特别是共同经受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民族大劫难，这友情的分量，更见凝重了。而今他们都到了老耄之年，还是常常互相牵挂。那天在他的客厅里，萧乾对我说：“冰心、巴金，他们是人民的良心！”
这话讲得多好啊。回去以后，我思索良久。在“左”的路线结束，拨乱反正年月，巴金一篇又一篇“随想录”，通过对亲人、朋友、往事的怀想，揭橥极“左”路线的罪恶，同时真诚地反省自己，启示人们分辨美丑、善恶、邪正，不要忘了“文化大革命”悲剧，呼唤人性和理性时代的到来。巴金表达的正是人民的心声，因之他在读者中享有非一般作家可比的崇高的声誉。
冰心也是一样，她是非、憎爱分明，邪正分明，弱而强，柔而刚。很久以来就是这样。这是她的特性。外界读者，对她印象深的是她的清新、优美的散文和儿童文学作品，对爱和美的倾吐。而了解她的人，知道她强烈的正义感和刚性。鲜为人知的是，她在二战以后，随夫君流寓日本，就为将要诞生的新中国做了不少工作，随后于1951年与夫君携儿带女，回归她热爱的祖国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拼命想整他们，周总理传了话，作家协会好些人才知道冰心老人真实的过去。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