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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3月5日写
1999年3月19日改定
（载《文艺报》1999年4月第31期）
回忆邵荃麟（1）
人到了一定年纪，经历的事情多了，许多事情就会淡忘。对接触过的人，也是如此。但是有些人和事，却顽强地在你脑子里萦回着，想忘也忘不了；越想忘记，反而更会牵动你的心，使你越发苦恼。我对宽厚善良的长者、以前文学界的杰出领导人之一———邵荃麟同志的记忆就是这样。我在他面前是个晚辈，只因为工作关系，在建国后的若干年里有机会接近过他，亲身受到他的熏陶。我对他是很尊敬的。后来他遭受不公正的批判与劫难，我也参与了所谓“揭发”、“批判”。多少年来，我一直为此而深感愧疚与痛苦。前天晚上，我梦见了他，仿佛是我就一些文学上的问题去请教他，得到了他非常亲切、中肯的指点。醒来我对自己说，我要写一篇关于这位长者的回忆，现在是时候了。
我是1953年初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的。下半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以后，文协改称作协，邵荃麟同志来担任党组书记兼《人民文学》主编。荃麟，我早闻大名，他在香港主编的《大众文艺丛刊》及撰写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等重要论文，解放前后在内地有广泛的影响。我知道他是一位老资格的文艺理论家、翻译家，但接触之后，出乎意料地觉得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那时，我在《人民文学》兼做发稿和美术工作，每月至少有一次去东总布胡同22号楼上荃麟同志家里送、取清样。每一次去，荃麟夫妇总是热情地接待我。他的夫人葛琴同志每次都给我沏上一杯碧螺春。一开始，我发现荃麟有一种非常严谨、周到的工作作风。他对编辑部已经层层传阅过的清样，依然认真看待，对作品的语言文字甚至标点符号，都要求很严格，总是反复推敲，亲自删改。有一回送去的是位名家的小说。我发现荃麟把作品的后半部删掉了几十行，心想这样大动，会影响页码版面，又得去印刷厂费一番口舌。但话未出口，他就指着清样对我说：“这些地方都是该删的，编辑部为什么不删？这位作家我了解，不要紧，我向他解释一下就行了。”每次发觉清样上有错误，他就这样严肃地、不留情面地指出来，并且批评编辑部，好像编辑部的听众都在场似的。
但更多的时候，我从他身上体味到的是那种宽厚的长者风度。对待作品和作家，他的善意和爱才之心是一贯的。
他到职之后，在改组了的《人民文学》编委会里，胡风任编委。每次开会，荃麟总要关照编辑部的人去请胡风，并让他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不要使他感觉到对他有什么不同对待（那时报纸上已有文章批评他的文艺思想了）。胡风写了歌颂志愿军的文章《肉体残废了，心没有残废》，又写了歌颂祖国的诗《睡了的村庄这样说》，荃麟均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还有胡风派的有才华的作家路翎，到抗美援朝前线深入生活，接连写出了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从歌声和鲜花想起的》、《初雪》、《记李家福同志》、《洼地上的“战役”》、《战士的心》等等。荃麟把这些作品安排在《人民文学》较显著的地位上，有时是头条。从1953年至1954年上半年几乎是连续发表的，引起了各方面强烈的反响。这当儿，编辑部经受了不小的压力。有人指责编辑部“倾向上”有问题，“重视国统区来的作家，不重视解放区的作家”云云。荃麟坚定地执行党的鼓励创作、广泛团结作家的政策，不为这些舆论、压力所左右。大家都知道他是抗战后期、解放战争时期最早写文章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评论家之一，但他在编辑部反复地对大家说：胡风和其他一些人的文艺思想，错误归错误，但他们写了好的作品还是应该受到鼓励，还是应该发表，这应该区别开来。不应该排斥他们，相反地，应当团结他们，鼓励他们像路翎一样，深入抗美援朝前线，为人民写出好的作品来。时间过去了30年，荃麟同志这些鼓励创作、爱护作家，实事求是地评价作品的话，仍然清晰地萦绕在我耳边。
全国第二次文代会的召开和作协成立，正是在荃麟主持工作期间。这之后，作协成立了创作委员会及下属的理论批评、小说、诗歌、儿童文学等各个小组，学术讨论变得活跃起来，经常起来。记得那时讨论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古典和民间文学研究中的问题，还讨论过苏联作家安东诺夫和波列伏依的作品。对杨朔同志的长篇新作《三千里江山》，开了三次讨论会，展开了不同意见的热烈争论，荃麟亲自做小结发言，充分肯定了作品的长处，并就作品在结构、语言等方面的缺点进行了详尽中肯的分析。大家感觉这样的讨论会，对创作和评论确实都有帮助。正像荃麟说的：“我们在这里不是消极地来批评作品；而是应该以热情的、积极的、严肃认真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作品，使作者在讨论会上得到亲切有益的帮助。”讨论中有人提到对《三千里江山》应该肯定或否定的问题，他说：“我想最好不要这样简单地来提。我们讨论，应该是具体地分析作品，指出哪些地方写得好，哪些地方还不够，哪些地方有缺点，而这些缺点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说，“讨论不是简单地、笼统地来表示肯定或否定就行了，因为给作品来打分数是不可能的。”多么民主、平等的工作作风啊！多么严肃、认真而又切实、友善的批评态度和方法啊！荃麟带了个好头！可惜好景不长，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锣鼓一阵紧似一阵，以后好多年作协便再没有这样正常的学术讨论活动了。
回忆邵荃麟（2）
1957年是不平静的一年。在风云急骤变幻之中，在狂风暴雨之中，更可以看出这位正直的共产党人，善良的长者———一颗老树，是怎样让自己承受着风雨的袭击，而在那里苦心孤诣，劳心劳力地保护着文学的幼树和嫩苗的，尽管这有时是不可能的，非他力所能及。
5月初，要发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帮助党整风，大力贯彻双百方针，还是阻力重重的。我相信这时荃麟是真诚地相信，“新的革命的洗礼”到来了，共产党人要满腔热忱地学会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虚心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作协及编辑部召开了各种“鸣放”会，听取专家、学者、党内外人士提出的各样的批评意见。这样的会，荃麟及作协其他领导同志是组织者、推动者。这期间，荃麟日夜操心的，似乎就是如何贯彻好党的整风、鸣放的方针。有天晚上，我有事到他家里去（他已经搬家到大雅宝胡同）。王蒙同志也在座，荃麟跟他热烈地讨论着是大鸣大放好，中鸣中放好，还是小鸣小放好？又讨论对苏联文学所谓“前二十年，后三十年”的看法。见我去了，他也拿这些问题问我，还说：“刊物当然不能再‘关门’了，是把门开小一点好呢，还是开大一点好？或则采取‘迎风户半开’的姿态？”我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聆听着荃麟的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的谈话。他从容不迫而又滔滔不绝地谈着，就好像他面对的不是一两个听众，而是一大群人。他的议论，反映了他紧张、专注的，不倦的思考……我一看表，已经快十点了。他身体那样瘦弱又那样劳累，该让他休息了。我起身告辞，王蒙也一同出来。那天晚上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新又那样深，荃麟真是文学事业的真诚、热心的朋友啊！
不久，他去浙江杭州参加几次文艺界的鸣放会，无非还是真诚、热心地宣传贯彻党的整风、鸣放的方针。然而热心反而招来灾祸，真诚未必能适应政治气候的变化。6月初，风云骤变。在杭州文艺界的会上参加过鸣放的人，随后受到扩大化的处理，几乎无一不遭厄运。荃麟的“材料”也有人上送了。他被认为是去“煽风点火”的，处境岌岌可危。幸好对他还是“保护过关”。但在1964年批判他时，他的这段往事又被重提，说是杭州开的是“点火”会，“煽动牛鬼蛇神向党进攻”。这是后话。
在大风浪中，我印象深的是，他保护了好些人：
他极力保护在过去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一位老党员、文学批评家，他成功了。
他力图保护作家、文学批评家、出色的文学编辑秦兆阳。秦兆阳因为众所周知的关于现实主义的文章，而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那时他是《人民文学》副主编，已离职。他身体不好，荃麟批准他到北戴河去休养。荃麟对《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人一再地说：秦兆阳是学术思想问题，要给他时间思考、检讨，将来在一定范围内批评帮助，要和反右派斗争严格区分开来……当然，后来不可能按照荃麟设想的那样进行。1958年夏天，秦兆阳还是被错划了，不久下放到广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荃麟还是令人感动地，设想细致周到地把秦兆阳安排进工厂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要不然便可能让秦兆阳下放到经过穷折腾的生活更差、劳动条件更差的农村环境，何况又戴着右派帽子，以他那患有严重神经衰弱和胃病的身子，怕是支持不下去了。
他想保护有才华的青年作家王蒙，但是力不能及。1962年王蒙摘帽后，他又把他请去家中。他说，这些年我和一些同志谈过你的作品，对你被划为右派，我们觉得很惋惜。以后又关怀他小说的出版问题，就是在荃麟的亲自关照下，1963年《人民文学》向王蒙约了稿，并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夜雨》。
1959年初，我在《人民文学》评论组工作。荃麟和《人民文学》主编张天翼等同志，有感于文艺工作和创作中“左”的思想和浮夸不实之风比较严重，提议评论组召开几次“神仙会”、务虚会，邀请作家、评论家三五个到六七个人，大家谈谈，针对文艺界的时弊，写一点短文，在刊物上发表。座谈会在北海和天坛公园的僻静场所举行。那儿风景宜人，有利于与会者心情舒畅，各抒己见。记得参加会的有邵荃麟、张天翼、张光年、林默涵、郭小川、严文井、王朝闻、华君武、陈白尘、唐彛韧尽；岷竽⑻茝｜等同志都写出了短文，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自己也写了一篇，这便是《从一篇散文想起的》，发表于《人民文学》1959年7月号。这是一篇感情真挚，论点精辟，用散文笔法写的创作谈。在这篇不到四千字的短文里，他深刻地论述了赵树理的创作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提出了每个作家都应有自己的“南院门口”，自己熟悉和了解的一批人物这样一个著名的、有普遍意义的论点。针对当时某些人把“过去的生活”和“新的生活”，“旧题材”和“新题材”截然分开来的形而上学观点，荃麟辩证地、深刻地论述了“新”与“旧”的内在联系和历史发展：“任何时候，作家必须不断地去熟悉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是作者头等重要的责任，但绝无理由把过去的生活和新的生活隔断开来。生活总是历史地发展过来的，新生活与旧生活之间并没有一座万里长城，而且一个作家对过去的生活愈熟悉，他对新生活的理解也会更深刻……认为过去的生活已经过时了，在创作上已经没有价值了，或者不值得去描写，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而另外一种更幼稚的理解，以为只有直接描写当前发生的事情，写新人新事，乃至真人真事，才叫做现实主义，才叫做反映现代生活，这是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庸俗化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作家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从革命发展中去描写现实。并不排斥现代生活以外的题材，而即使反映现代生活也决不能那么简单地局限于当前事物的描写。现代生活的范围是很广阔的，而且是历史地发展过来的，为了使人们更好地去认识现代生活，作家就需要更深刻地从现实的历史发展中去揭示出新生活的意义。”这些话，是对当时盛行的如上海张春桥之流的“左”的创作思潮的有力批评，今天读来仍未失却其新鲜的意义。
回忆邵荃麟（3）
时隔不久，庐山会议召开，展开了普遍的反右倾运动。荃麟在机关全体党员大会上带头交心、“洗澡”。这时我才知道，他是1926年就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并且领导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宜兴暴动，后来又曾长期从事地下斗争。荃麟是以“思想不成熟”，“对毛泽东思想了解很差”的检讨语气，回顾他这些经历的。然而这种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反使他在我心中的地位更崇高了。这时上边转来了赵树理同志关于人民公社的工作问题给当时的大人物陈伯达的信件。这封包含着许多正确看法和建议的信，成了赵树理“右倾”的典型材料。荃麟不得不痛苦地、简直是违心地领导着机关里部分党员干部在小范围内，对老赵展开了“批判”、“帮助”。
60年代初期，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文教、科学界和知识分子中，重申了广泛团结和贯彻双百方针，这不能不是一次短暂时间内的“拨乱反正”。在作协，荃麟抓紧时间，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例如：
成立了作协的创作研究室，调查研究创作问题；
出版了内部刊物《文学动态》，着重介绍国际文学界的动态以及中国文学在世界各地引起的反应。这个刊物的出版虽说还有明显的“反修”色彩，但对开阔文学工作者的眼界，还是起了有益的作用。荃麟本人精通英语，翻译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历来重视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而不抱狭隘的门户之见。远在40年代初期，他在一篇关于文化建设问题的论文里就说过：“对于西洋文化的介绍，仍然应予绝对的重视。”“在介绍西洋文化中间，我们必须力避形式上的全盘欧化，需要注意到通过怎样的形式使它能够被中国人民所容易接受。”
第三件事，就是召开关于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1962年8月间在大连召开了。荃麟原计划开两次，北方一次在大连，还计划在南方再开一次，邀请南方作家参加，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小说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重申创作上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荃麟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强调现实主义需要深化，人物描写不妨多样化，文学当然应注意描写英雄人物，但中间、落后人物也可以写。这样一些正确的论点，有利于纠正长期苦恼着作家们的创作理论上某些“左”的偏向和某些作品脱离现实的浮夸之风。荃麟又一次充分肯定了赵树理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作协1959年对他的错误批判，政治上给予明确的平反、道歉。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在文学界贯彻当时中央方针的又一次努力，会议的召开，是经过中央宣传部批准的。但是后来批判荃麟时，却说这个会议是“背着党召开的反党黑会”。这是一丝一毫影儿也没有的。我当时担任会议记录，又受荃麟委托，负责保管一部分文件、资料，以供与会者借阅、参看。文件中有关于河北沧州及广西部分生活困难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材料。这些文件给我的印象都是因地制宜地正确调整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的，目的在于调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纠正“左”的缺点、错误。荃麟在大连会议上几次讲话无疑也是贯彻这些精神的。
一个月后，中央召开了著名的八届十中全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从此中国土地上开始酝酿、掀起了又一次更大的风暴。以这个新的精神来看大连会议，它的“方向”完全“错”了。荃麟完全“错”了，成了带头“向党进攻”的最“新”事例。
1964年8月，《文艺报》编辑部起草了《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的论文，并附有一份经过整理的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上“鼓吹”写中间人物的发言材料。这份发言整理时曾参照了我提供的原始记录。发表前，作协一位领导同志让我拿去让荃麟过目，并听取他的意见。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去他家时的情景。荃麟默默地看了一遍，说：“我没有什么意见，这些话都是我讲过的。”默默地全部承受了下来。我当时的感受，这就是他对待“批判”的态度。这“批判”是以党的名义进行的，因此他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只好默默地承受。尽管心中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以大局为重”，他还是这样做了。在随后接踵而来的更大的风暴中，他仍然如此，听说后来他被关在狱中，临终前，还在检讨、反省一生中对党犯过的过失……我不太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