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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造之
程造之是上海一位老作家，我知道他的名字，是建国前见过上海海燕书店出版的他的长篇小说《地下》，那是数十万字，相当有分量的一部长篇。建国初期，程造之是上海《新闻日报》记者，《人民文学》小说组与他建立了联系。1957年程造之寄给我们短篇《杨亚男》，发在第7期革新特大号的小说栏，该期作家创作小说7篇，有4篇反右时挨批判，程造之小说不在其列。我未见过作者，但读他的小说，觉得文笔老练娴熟，结构紧凑；写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相当生动地塑造了杨亚男这个个性鲜明的女青年形象。读毕作品便可了然，这是一位有创作经验的老作家。
1958年，听说他下放宁夏。之后我们有书信往来，知道他是全家搬迁，生活相当艰苦。他没有再给我们寄作品。直到1979年下半年，我方有机会去银川同他会面。据他讲生活比前几年大有改善，然而在我眼中，他和家人住的房子，及家中陈设相当简陋。他的身体不大好，患有慢性病，但仍未放弃小说创作，说有些素材可写短篇；写长篇就要视身体情况而定了。他是上海崇明人，抗战时期，从上海“孤岛”去苏北新四军游击队，胜利后又回上海，而今在西北待了这多年，可以说饱经沧桑了，但生活依旧清贫，为人诚朴，感兴趣的是他喜爱的文学创作。我回京后，他于1981年上半年寄来新作短篇《产假中》，登在《人民文学》1981年第7期，我的记忆，这是一篇佳作，仍是写的普通市民，是以西北生活为背景。产假中一个青年妇女，一天夫君半夜才回来，原来是不慎撞倒一位老妇，遂将她送进医院治疗。他这样做，她很欣喜。想着若干年前，自己曾被一辆自行车撞倒。骑车人不仅不救助，还骂了声“你没长眼睛活该！”扬长而去。第二天清晨，这个产妇去医院看了受伤老妇，还对护士说：这是我妈！夫君也来了，打听出来，伤者是位退休中学老师，丈夫殁于1957年，儿子死于“文化大革命”中，只剩她孤单一人。青年产妇遂将婴儿暂托邻里照顾，每天为老人做些好吃的送去，并细心陪侍她，使她早日康复。出院时青年产妇对老人说：我的父母死在西北，我丈夫是个孤儿，他没有父母，我没有公婆。我就做你儿媳，他是你儿子，你还有个可爱的小孙女。我们接你回我家去，赡养你一辈子……故事很简单，作家不愧是写作能手，用他那洗练、传神的笔，塑造了人物，展现了普通人身上的善良、同情、爱心。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程造之，他于1986年逝世。
丰 村
上海老作家侧记（4）
建国前以长篇小说《大地的城》闻名的老作家丰村，和师陀差不多，他也是河南籍，长居上海，我曾匆匆见过他一面，那是他在上海文联秘书长任上，工作很忙迫的时刻。
丰村建国后的作品再次受注意，是发表于《人民文学》1957年第7 期革新特大号上的小说《美丽》，这篇小说写一个单位的女秘书季玉洁和单位首长之间的微妙关系，令她陷入困境。首长是有夫之妇，而季玉洁是单身女子，她当然有权利爱。但共产党员的道德观念却要求她放弃这样她感觉是不道德的爱，理智最终将战胜感情，她很珍惜自己心灵的美丽、纯洁……这是我记忆中这篇作品大体的情节。当年阅稿，我的判断是，作者大胆涉笔一个敏感的社会现象，给以关注和思索，小说是可发的；小说的缺点是刻画人物心理虽说细腻，却稍嫌做作，但无碍小说面世。孰料小说刊出不久，正值反右进入高潮，在《人民文学》第9期，它也被批评者当作有问题作品，遭受批判。它的平反只能是在新时期，也是一朵重放的鲜花吧。
罗 洪
我和女作家罗洪仅见过一面，是在1959年去上海组稿时。上海作协组织联络部的同志，向我介绍女作家罗洪，说她是个老作家，三四十年代发表过不少长、短篇小说，你可以向她约稿。我对罗洪不甚了解，也没来得及读她过去的作品。罗洪那时是《文艺月报》编辑。我见她时，她是个身体偏瘦的中年人，感觉她很朴实，没有一点作家架子，倒像是编辑部的任何一位编辑同事。她说，现在，她主要精力放在了工作上，手头没有新写的稿子。直到1964年罗洪同志似乎方腾出手来给《人民文学》赐寄短篇新作一篇，这就是发在当年第2期的《波澜》，文笔老练，写妇女心理细腻，在那个年月，是篇不错的小说。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罗洪已是高龄老人，直到这时她回复了她的第二次创作青春，发表了不少创作回忆录。更令人惊喜的是，上海报载，罗洪多年辛勤笔耕，创作了以自己经历、见闻为主线的长篇小说。在高龄层老作家中，这是少见的。
施蛰存
1987年春天，我接手《传记文学》杂志工作后，曾去上海看望施挚存、赵家璧、赵清阁等几位老作家，向他们求教。
施蛰存老人在他家客厅里接待我，这客厅不大，很普通，家具陈旧。但我感觉亲切。客厅的朴实无华，就像学者、作家施蛰存本人，也让我想起我曾见过的北京一些有成就的大作家、大学者的客厅或书房。
施蛰存很早就大名鼎鼎，上世纪30年代即在上海主编《现代》杂志，这是一份包容广，很好看的文学杂志，鲁迅的佳作《为了忘却的纪念》等篇，是在这杂志上登出的。而随后因回答《大晚报》副刊关于读书的提问（文章要写得好，读什么书？施蛰存随手写了《庄子》和“文选”两书），被鲁迅先生指为“复古逆流”。因《现代》杂志首登关于“第三种人”的讨论文稿，施自己也被左翼批评家入列“第三种人”，名声不大好。对早年我这个爱读文学书刊的中学生也发生了影响。1957年，在大学教学岗位上，施先生被划为“右派”，自是在劫难逃。但随着阅读、见闻的增长，施蛰存头上被标出的政治印痕，在我心上日趋淡薄；而作为在重重压力下，能够平和应对，处变不惊，而仍然心无旁骛地做事、做学问，因时制宜，操其文墨生涯不辍，学贯中西、可敬的学者、文人形象，却日益凸显。施先生不仅有早年留下有创新意义和个人风格的小说，中年更有散文作品和大量翻译小说（尤其东欧各国的短篇）面世，而对中国传统诗词及某些古籍的研究或考订更是日积月累，使这位世纪学人（施先生生于上世纪初，我去看他时已是世纪之尾，他年过八十虽动作迟缓点，仍然是个身心健康的老人，他的养生方法是读书、写作不废，做诗填词和写回忆等作品，带弟子）成为一个在我国文化界有多学科建树，海内外声誉日隆的跨世纪、近百岁高寿的学者。我由此次见面，还结识了华东师大施先生弟子之一的刘凌先生，后来他为《传记文学》杂志写过不少文章。
施先生上世纪末出版的回忆作品《沙上的脚迹》和《唐诗百话》等，他的人生体味，对社会人生和文学的真知灼见，很值得后代记取、研究。
赵家璧
我去看望我敬佩的前辈编辑、作家赵家璧，是在1987年4月3日上午，在他大陆新村的寓所。赵老年近八十，我向他请教编辑出版方面的事，他爽朗地一笑说，都写在我两本书里边了（赵老的两本书是《编辑生涯忆鲁迅》，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编辑忆旧》，三联书店1984年版，都是很快售罄，难得一见的好书），你不是读过吗。当我向他讲起而今编辑出版界存在一些不好解决的问题，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如何统一；出版社往往将作家的稿件一拖数年，难以面世；出版社最好以丰补歉，作家有价值的好书还是宜及时出版等难题，这打开了赵老的话匣子。他说：我们那时编书出书，条件很差，但总想着为读者出好书，为作家把他的书出好出快，这两条很要紧。作家、读者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吗，没有作家、读者支持，杂志社，出版社，如何生存？他讲的当年他创意的一角丛书，如何适应社会读者的需要，快出、出好，迅速取得社会、经济双效益；1933年5月女作家丁玲被反动派抓去，在鲁迅先生倡议下，他们如何在一个月内出版丁玲未完全终笔的长篇小说《母亲》，使这本“良友文学丛书之七”出得又快又好，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而又使《母亲》成为当年最畅销文学书籍；还有已在文学界传为佳话的当年“良友文学丛书”及“小说年选”如何特别关注编辑出版一批新作家的处女作，使其及早面世（这些人后来都已成为我国著名小说、散文作家），给我印象尤深。赵先生堪称文学编辑出版方面的楷模。我们虽说仅是匆忙一见，但我再也忘不了这位前辈。
上海老作家侧记（5）
赵清阁
1987年初春，当我正策划去上海看望哪些老作家，一个过去的同事告诉我：上海还有位女作家赵清阁可以去看看，听说她和郭沫若、茅盾、田汉、老舍、谢冰心等一批大作家都有交往，和老舍交情尤深。她珍藏着他们写给她的信和诗文，这不正是《传记文学》需要的文坛史料吗？我这可不是瞎说，是听一位熟悉内情的老同志讲的。她这一说，引起我两点回忆。一是抗战期间，我住大后方一座山城，那里经常可以看见土纸版的现代名家作品，书的尾页还常登现代作家新书广告。赵清阁这个名字对我很熟，因为常看见她作品的广告，多幕剧、独幕剧很多，还常和老舍、洪深、田汉这些名字在一起。我想她是个作品很多的女作家。新中国成立后，赵清阁这个名字却少见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那时我已在《人民文学》杂志工作，反胡风及肃反运动开始后，揭发可疑的人和事。我听一个人发言揭发某小说编辑曾建议向上海女作家赵清阁组稿。主编突然说：赵清阁是国民党作家，你们知道不知道？他这一说，把大家镇住了，我自然也很吃惊，啊，原来是这样！我相信了主编。据我所知，从此以后，在漫长岁月里，《人民文学》从未向上海老作家赵清阁组稿。这其实是百分之百的冤枉和误导，出自主编不了解情况而错下的判断。所以在80年代末期，我更愿意去看望清阁老人，增长见闻，尽力挽回过去对这位老作家的误解。
1987年4月2日下午，我去吴兴路她的新居拜见清阁老人，她那年73岁，老人肤色白皙，清雅脱俗，人如其名。她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追求进步，多才多艺，擅长诗歌、小说、散文等多种文体写作，尤擅长话剧、电影剧本创作，这方面出的成果抗战时期最多；写作了全套的《红楼梦》话剧剧本，她是中国第一人。此外她还是经验丰富的书刊编辑，绘画专门人才，又通音乐。这样独立自强的才女，是以孤苦的单身人，度过了坎坷的漫长岁月。而今伴着她的是位老阿姨，她待她情同手足，两人相依为命。
我说明来意，受命编《传记文学》杂志，希望趁一些老作家、老同志健在，多了解、收集一点珍贵的第一手文字资料，使其不致湮没，留给后人，传之永久。老人说，她有同感，时光不待人，好些老朋友老作家老艺术家很快就过世了，有的来不及将他们知道的人和事写下来，成为无法挽回的遗憾。因之《传记文学》作为历史的文学，最重要的是保存事实———史实，也就是你说的第一手材料，包括作家、艺术家们的书信、日记、手稿等等，这应该由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来做，至于历史评价，有的可以留给后人。这些资料，“文化大革命”中损失了不少，很可惜。有人主张，要赶快从老同志、老艺术家们那里，用口述、记录等办法抢救一些有价值的资料，我赞成。
当我提起老人和老舍先生的翰墨情谊，引来老人一番感慨。她说：有人弄不清楚，说是我向老舍先生学的写戏。是的，老舍先生就像我的一位兄长，他的确给过我许多帮助，包括文学写作方面的。但是我要说，关于写戏，事实情况正好相反，当初是老舍先生向我学写剧本，我教给他的。后来我们还合写过剧本。前几年有一家出版社出《老舍戏剧全集》，其中有两个剧本是老舍与我合作写的，我是作者之一，出版社却没有事先知会我，征求我的意见，我想拒绝已来不及。这是不尊重另一作者的著作权。清阁老人谈的，使我想起另一件事。80年代中期，一家出版社开始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话剧艺术家传，直至1987年2月，共出了四册，五四以来，中国重要的剧作家、戏剧艺术教育家和表演艺术家差不多都收入了，惟独赵清阁这位写剧甚多、也有成就的剧作家和著名的戏剧理论家、教育家余上沅榜上无名。这不仅仅是不尊重，我怀疑是否还有狭隘的门户之见或某种偏见在作祟？但我没对赵清阁老人说出。
清阁老人还深情地回忆了建国后她和老舍先生继续着文墨交往的某些片断。1961年她47岁生日，老舍曾写信题句祝贺：“清流笛韵微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1962年春季，阳翰笙、老舍出席广州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后来上海，老舍前去看望她，将生日题词写成条幅赠她，并书写“清阁珍重”。老人站起来，走到书桌边，指着墙上挂的老舍先生那条幅，她说，这也是劫后作余存。“文化大革命”中，她珍藏的好些老朋友写给他的信和字画被洗劫了，一去不复还。
我乘机对老人说：您和老舍先生多年书信往来，老舍先生给你的信可否选辑一部分交《传记文学》发表？清阁老人望着我没吭声，过一会儿，郑重地对我讲：我刚才不是说了，好些信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仅存的老舍先生的信，这是私人信件，不准备拿给任何报刊发表，除非我死了，死了它也没了。我手边还有一些老朋友给我的信或手写诗词像郭沫若、田汉，还有老舍的书法，这不能长久归我个人，我将来要献给博物馆，以便永久保存。你如要作家的书信，抗战时期冰心写给我的信，我倒是可以整理出来给你们发表，不过你要征得她同意。发表后，请你将稿费交给冰心，原信也交给她，由她自己处理。老人对故友的一片挚情；保存的珍贵书信等墨宝，要献给国家的博大胸怀；又还照顾了刊物发表老作家书信的需要，设想是那样细心周到，使我深受感动。
上海老作家侧记（6）
这回去看望清阁老人，真是收获不小，使我具体了解了这位不管在任何处境一生保持着独立自尊、清纯人格，笔耕不辍的女作家；还了解她的身世，生平交往，如她与邓颖超大姐的乡情乡谊，和中国20世纪文界、艺界众多风云人物的友情，那些美好的故事，是足资载入史册的。
1987年下半年，我将清阁老人赐寄我们谈论传记文学的文稿《传记文学———文苑一枝花》发在《传记文学》杂志该年第4期。1988年我又将清阁老人费时数月整理并加注解的谢冰心给她的43封信，题名为《友谊的纪录》，约近两万字，发表于《传记文学》杂志该年第2期。
我写上海老作家们的文稿，浮光掠影，挂一漏万，但我还是写出来，留供世人参考。现在本文该结束了。我想起施蛰存老人1990年所写答海外作家问那篇文章中的一句名言“政治干预文学，必然断绝文学生路”，我深有同感。好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非常活跃，产品出得又多又好的作家，为何在50年代末期、60年代中期渐渐搁笔不写甚至完全沉默呢，其原因正是日益深入的政治干预使真正的文学创造绝了生路。但我还要补充一句，文学又是不死的！真个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上世纪80年代，政治气候有了好转，不用说新人辈出，新作无穷；许多老作家，也焕发了笔头的第二次青春，或写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回忆录，或写怀人、记事的精彩散文，甚至长篇小说，前述上海老作家中不乏这样的人；这更是为读者、为后代造福，令人敬仰不已。
2003年9月27日完稿
（载《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1期）
赤子作家骆宾基（1）
我初读骆宾基的作品，不是他的处女作长篇《边陲线上》和短篇小说集《北望园的春天》，而是他写的《萧红小传》，那是四十多年前我的中学时代。由这本写得很朴素、篇幅不大的书，我了解了我国早逝的有才华女作家萧红凄楚的身世、坎坷的人生历程和她那颗柔弱、善良而又不屈的心；感受了复杂社会中人性的善和恶、美和丑；同时也初识了骆宾基这个作家，他在日本鬼子初占香港、萧红病重的危难时期，应端木蕻良先生之约，无私地救助她，陪伴她，直至她去世。他是一个有侠骨柔肠的、了不起的人。从此，骆宾基这个同唐初骆宾王只差一个字的名字，我记住了。
想不到我20岁来京后，又同作家骆宾基有近四十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