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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传诵一时的作品，他以写短篇小说为主。60年代初期的困难时期又发表了《沙滩上》、《严重的时刻》等佳作。在他那些精心构造的短篇艺术世界里，人们可以看见渭河轻缓地流着，一望无际的棉田激荡着妇女们的欢声笑语，多才多艺的小伙子干完活后称心如意懒洋洋地躺在太阳底下……王汶石那些小说既是渭河平原风情画，也是社会兴盛时期人们心灵上的欢乐颂。他尤其擅长写青年妇女。王汶石的这些小说，使他进入了中国第一流短篇小说作家的行列。杜鹏程这期间也没有休歇地奔跑于西南、西北的铁路线上，写出了好些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们心灵状貌、性格、风采的短篇佳作如《铁路工地上的深夜》、《夜走灵官峡》、《光辉的旅程》（原题《严峻而光辉的旅程》）、《延安人》等等。杜鹏程擅长写干部（包括工程领导干部）、老区工农群众，也写青年知识分子、工人、工地孩童、妇女等。除了写短篇，还出版了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这是一篇写建设时期复杂的矛盾和人际关系、引人思索的小说。《文艺报》曾为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阎兴和梁建、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展开热烈而广泛的讨论，因而使作品和作家杜鹏程更加闻名于时。
总之，在五六十年代，作家杜鹏程和王汶石是齐名的，两人有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评论家邵荃麟在与作家们的闲谈中，曾谈到杜、王两位作家不同的风格。他说：“杜鹏程是皱着眉头看生活，王汶石是含着微笑看生活”。在荃麟看来，这两位作家的两种风格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而是在文学园地里可以并存发展。
我因为工作关系，在五六十年代曾经较频繁地登门拜访这两位作家，所以也留下一些总体印象。
杜鹏程是黄河西岸的陕西韩城人。他为自己的故乡自豪，这个地方处在中国古文明的中心地带，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出过大文学家大史学家司马迁，出过“赵氏孤儿”的故事。据我所知，杜鹏程的家乡和司马迁的家乡同处韩城县城南边的芝川河上，靠得很近。杜鹏程在谈吐中，频频称赞他的先人司马迁的人格、文风，希望我有机会去韩城走走。我觉得杜鹏程某些作品中悲壮、沉郁之美，不难使人联想到司马迁作品的某种影响，可能跟他少年时受司马迁《史记》的熏陶不无关系。但是我见到的杜鹏程成名后的人生历程和创作道路并不平坦。50年代初期，他正埋头于《保卫延安》的创作。偶然读了作家路翎发表的写战争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称赞了几句。作家多是富有激情的人，这赞扬用来对比自己的小说手稿，他说“我的一大叠手稿可以烧掉”。这于是成了他的原则错误（因为路翎是可疑的胡风集团的作家），被一位高层人物在会上点名批评，他自然得检讨自己，差点儿没挨处分。《保卫延安》顺利出版后，人们除称赞他所创造的英雄人物周大勇的形象，还对他描画的彭德怀司令员真实而富有感染力的形象给以较高的评价。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陕北战争时期杜鹏程作为新华社的一名有活力的年轻记者，他跟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们一同出入战阵，舍生忘死。彭德怀司令员以少胜多的天才指挥（那时西北野战军仅有两万多人，而胡宗南进攻延安的部队有数十万人，呈一与十三之比）、具体地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以及他那劳动者的简朴生活方式，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作风，在直接、间接的接触之中，给杜鹏程留下永生难忘的印象，所以才有《保卫延安》中成功的形象塑造。可是曾几何时，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人们尊敬的彭德怀将军成了“野心家”、“伪君子”。可惨的是杜鹏程的长篇著作《保卫延安》———一直受读者欢迎的畅销小说，被认为是为彭德怀“树碑立传”的，而通令全国收缴、销毁。我第一次去陕西咸阳铁路工程局招待所看望杜鹏程时，他正住在那儿养病（他被发现患有心脏病），那正值1960年困难时期，而杜鹏程的小说《保卫延安》已被停止发行。但我见到的杜鹏程，他是开朗、热情的，给我谈铁路工地上紧张热烈的战斗生活，各式各样感人的人物，他正在构思的新的长篇巨著《太平年月》，他的目光是向前看的。我并没有感觉到他耿耿于怀他的小说的遭遇。在这个招待所里，我也看见他和干部职工以及招待所的年轻服务员们处得很融洽、愉快。来找他的人很多。人们叫他杜部长（他兼任铁路工程局的宣传部长），但含有亲近尊重的意味。我还记得我们住的地方，临近铁路北边的五陵塬，黄昏夕阳下，他领我共同眺望那些像山似的排列在原野上的汉代陵阙。他同我谈论着汉武帝，大将军李广和霍去病，建议我往后有机会去看看他们的陵墓。我感觉作为一个作家，老杜的视野是开阔的，目光是深邃的。我知道他心灵深处有压抑沉郁的一面，但当着我这个年轻人，他丝毫没有表露这些情绪。由此，我思索了邵荃麟对他作品风格的评论。所谓皱着眉头看生活可能跟他经历的生活中的严峻、坎坷的一面以及自小就习染的司马迁式的历史思索的眼光以及性格中压抑沉郁的一面分不开。“皱着眉头看生活”，在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短篇《严峻而光辉的旅程》、《一个平常的女人》等作中是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的。但是杜鹏程作品的风格也不完全是这样，像《夜走灵官峡》、《铁路工地上的深夜》，难道不是充满诗情画意、明朗的色调，含着微笑看生活吗？所以，一个作家的风格并不是绝对的，往往也是多样的，变化发展的。
“皱眉的”和“微笑的”（2）
在60年代中期，杜鹏程和全国那些著名的作家一样，遭受了深重的苦难，身体也被搞垮了。粉碎“四人帮”后的这十来年，我听说他病得很重，身体状况很不稳定。他勉为其难地写了些短文，再也没有好的身体作后援，使他写成早就想写的长篇巨著。这真是作家和读者的不幸，令人惋惜唏嘘。
王汶石出生在黄河东岸的山西晋南平原的万荣县，与杜鹏程的家乡隔河相望。这是汾河流域的一块富庶之地，盛产小麦、棉花、河东盐，流传着崔莺莺、苏三的故事。人们喜欢听戏，流行着南路梆子、郿鄠等地方戏。农民都是戏迷，几乎一个村庄有一个戏台。我曾在一个酷暑盛夏，看见男女老少成百上千顶着烈日看戏，可见他们对文化艺术的热爱。这个农业区，历来商业发达，人们头脑活跃。王汶石正是生长在这样的环境，所以他较容易了解与晋南接近的关中平原人民的生活、风习。王汶石的父亲是位商人，但他跟杜鹏程一样从小参加革命。他不同于杜鹏程。他是从小文工团员的生涯起步，生活在吹拉弹唱，跳舞、演戏的艺术氛围中。他本人也喜欢听戏，他的工作在全国解放前夕是以写戏为主。50年代初期他曾随一个文工团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写了一些小歌剧等。但那时还不太知名。50年代写小说才出了名。王汶石“微笑看生活”的小说风格，我觉得跟他生长的晋南平原的环境，跟他文工团员的生活经历分不开，这点同杜鹏程的战地记者生涯不大一样。但王汶石其人，你跟他接触，倒觉得他是个沉思、宁静甚至内向型的人，他较喜欢宁静的书斋生活，个人独处，与人初次接触，也较少言寡语。这点也不同于杜鹏程那活跃、开朗的性格表现。杜鹏程看上去很像一个实际工作者，能同各种人相处，王汶石则像一个有个性的、不大合群的艺术家。王汶石喜欢契诃夫、泰戈尔，他收藏有泰戈尔全集，泰戈尔清新的文字，沉思的风格是不是也给王汶石作品以影响？但王汶石“微笑”的风格也不是绝对的。60年代初期他发表的《严重的时刻》、《沙滩上》等小说，倒有点沉思、严峻的风格。
王汶石健在。我祝他晚年好运。
写于1991年
韦君宜与黄秋耘（1）
不久前去看“韦老太”（这是她所在出版社的人对韦君宜的昵称），她躺在床上。她说前几天刚摔了一跤，伤了腰，这下彻底不行了，只好卧床休息。往后恐怕一个字也不能写了。我知道一个喜爱写作的人，不能动笔，这是多大的痛苦！1986年4月21日，韦君宜在一个会上突发脑溢血，即刻昏迷，瞳孔散大。那年她已近70高龄，亏得抢救及时，经过一年多治疗、休息，1987年7月，韦君宜又开始写文章了，写的第一篇就是讲这次得病的情形，题目叫《病床上的困惑》，从此益发不可收拾。到1990年6月将近三年时间，她在病中共写作发表短文三十余篇。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散文集《海上繁华梦》，收录的大部分是这些病中之作。我发现在病榻上半坐起来的韦老太谈起往事记忆绝好，思维极清晰。这样好的头脑，要是身子不能坐起来，手不能写，太可惜了！由不得又同她谈起写稿的事。她说，摔伤前我已写了最后一篇文章，是回忆同时代人的，已寄给黄秋耘了。黄秋耘在广东。我知道韦和黄是知交。1935年两人同在清华大学读书，韦大黄一岁，一同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随后即入党，走向革命的实际工作。一在北，一在南，参加抗日和解放战争。全国胜利后，1954年两位老同学又相聚一起成为亲密的同事，共同主持中国作协的文学普及刊物《文艺学习》。以后还在一起经历着作协的风风雨雨……两人的友谊从青年时代直到白头，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这样的友谊多么可贵！我说你可以写写同时代人黄秋耘嘛！她望我笑笑说，这倒没想到！我其实是同她半开玩笑。我希望她的腰伤仍能康复，以后还能提笔。
第二次去看韦老太是在下午。只见她由刚下班的女儿杨团扶着，已在地上走动。虽是由人扶着慢慢地往前蹭，她是在活动腰身和练腿劲！她知道身体的康复不仅仅是靠药物和静躺，而必须靠自身自主的努力！
半个多月后再去看韦，奇迹出现了，韦坐在桌前写字！虽说手有些颤抖，字也有点歪歪扭扭。她交给我一篇回忆同时代人的短文。
这就是韦！向来不屈的韦，从来很精神的韦！我不由想起韦和黄（秋耘）在《文艺学习》，在作协，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一些旧事。
韦君宜在全国解放初期原是发行量很大的《中国青年》杂志的主编。1954年她受命筹办《文艺学习》，由青年工作转到了文学岗位。紧接着黄秋耘由新华通讯社福建分社调来北京，两人成了最理想的合作者。在他们主持下，一本文学普及刊物办得颇为活跃。我想主要是思想活跃，贯彻双百方针，因而很受青年读者欢迎，发行量最高上到三十几万份，在当时实属难得。现在仍然能记得的例如该刊转载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并发表评介文章，组织关于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和《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讨论，这些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讨论，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注意，1957年2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肯定小说反官僚主义是对的。虽说小说难免有缺点，他劝说不要“围剿”年轻的作者王蒙。韦君宜和黄秋耘也经常在刊物上用“静宜”、“秋云”等笔名发表评论文章。挺有趣的是有的青年读者弄颠倒了他们的性别，写信到编辑部，称“韦君宜叔叔，黄秋耘阿姨”。黄秋耘，广东人，说话声音婉转、柔和。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除打过仗，还深入过敌营，做过军事情报员等危险的工作；还因为家传的缘故（父亲在香港开有一家西药房），懂点医药学，下放农村劳动时曾热心给人看病……这样复杂环境中的经历，有可能养成他待人接物的谨慎、柔性，也可以说他性格中有某种“阴柔”成分吧？再加上他自己说的“悲天悯人，多愁善感”的文人素质，这些必定在他的文风中也表现出来，所以有些青年读者把他误会成“女性”、“女作家”，情有可原。韦君宜原籍湖北建始县，出身北京官宦人家。“一二·九”运动使她成了旧制度的叛逆者，“民先队”中的急先锋。其后又长期参加地方工作、群众工作、青年团工作，这可能造就了她泼辣、果断、冲锋在前的性格作风，所以在她性格中，含有某种“阳刚”的成分。青年读者把她误会成男子，说不定有点儿“歪打正着”呢。两人共同主持一份刊物，韦的泼辣、果断、直率；黄的谨慎、小心、柔婉，这“阳刚”和“阴柔”恰好起着互补的作用。两人确实是很好的搭档。但在1957年的反右风暴中，其最后的结果，竟导致发行量很大的《文艺学习》停刊，韦、黄两人也分别受到党纪处分，下放劳动，其后重新分配工作。韦名义上是《人民文学》副主编之一，长驻长辛店机车车辆厂，组织工人业余作者编写工厂史。黄后来调任《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实际上是降职了。他们为什么会受到处分并挨批判呢？主要是说他们“右倾”。什么“右倾”呢？说韦，是说她“包庇右派”。我的印象，作协的几份刊物中，像《文艺报》、《人民文学》、《新观察》所划“右派”的比例，与单位全体人员相比，有的占了将近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大大超过毛主席说的百分之五左右，恐怕是全国划右比例最高的单位。而相对来说，《文艺学习》所划“右派”的比例最小，这恐怕跟韦、黄两人的掌握不无关系。他们两人无疑是政治运动中的“温和派”，今天看来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但在当时，这不是“右倾”的表现吗？而且批评韦君宜“包庇右派”还有具体例子，是说她包庇了单位里一个替农村的人传递了一份诉苦信件的人。（这封信诉说一处农村因一平二调，农民生产、生活造成的困难，与形势大好的总估计显然不大协调。）这个在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工作的人，随即被划为“右派”。而韦君宜实事求是地为他鸣不平。我还记得，《人民文学》支部开的批评她的会上，韦君宜嘟噜个嘴，表明她是不服的。她当时居少数地位，而我们这些人都跟着批评她。她不怕孤立，因为真理在她那边。黄的“右倾”比韦君宜更“危险”，他差一点被划成“右派”，为了他在《文艺学习》上发表的一篇对个别文艺界领导人提意见，但有偏激情绪的文章。这篇文章反“右派”中被公开批判。韦君宜据理力争，说黄这样的人写文章出了错误，但不是“右派”。她大声地对她的上司，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说：“如果把黄秋耘划为“右派”，那也把我划为“右派”！我是《文艺学习》的主要负责人，论错误也不比他少！”这就是韦君宜，挺身而出，刚正不阿！后来有长者之风，实事求是的邵荃麟还是认真地考虑了韦的意见，严格区分了两类矛盾，保护了黄秋耘没划“右派”，但批评还是要批评，处分还是有。这些是摆在桌面上批的他们的“右倾”错误。为什么要停刊《文艺学习》呢？没有说出来的理由可能更严重，就是我上面说过的诸如组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小说的讨论之类。合乎逻辑的推想是：领导人犯了“右倾”，刊物还不“右倾”吗？小说讨论中涉及的王蒙，虽说毛主席讲了话，后来还不是被划为“右派”了吗？
韦君宜与黄秋耘（2）
韦君宜的特性是，尽管在逆境中，她毫不动摇、毫不气馁而努力做出新成绩。下放长辛店机车车辆厂一年多，她辅导工厂业余作者编出了高水平的工厂史《北方的红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她运用下放农村劳动的生活积累，在60年代写出一篇有影响的短篇小说佳作《月夜清歌》。这篇作品风格清新，意境深邃，后来收入建国以来优秀短篇小说选中。从长辛店归来，她被安排去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领导职务，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在她和严文井领导下，文学出版社这期间仍出了许多好书。我的印象当时还是业余作家的马识途第一部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的出版，就跟韦的支持分不开。“文化大革命”开始，她被打倒，丈夫（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也冤枉遭难，身陷缧绁之中。后期她担任14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建制）指导员，我和她是邻居，差不多时常能见到她。她白天参加农业劳动，一身泥一身水的回来，晚上则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忙着为运动中冤枉遭整（包括“五·一六”扩大化遭整）的人落实政策、核对材料、澄清事实等，直至深夜。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周总理提议下已部分恢复业务。作为连队领导者，韦君宜热心推荐一些编辑上调回京工作。可是人们很纳闷，为什么像韦君宜、严文井等这些文学社的主要领导干部反而迟迟不被上调呢？后来当然知道了，是北京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