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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用不着多费笔墨来描写俞林怎样会被划为“右派”的。以俞林的涵养，他实在没有说什么错话或者过头的话。作为外交人员学习会的一个召集人，当时上边号召大家“鸣放”，他只是在这个党内的学习会上（这些外交人员都是共产党员）就1955年的肃反工作（1955年他在一个文艺团体负责肃反工作，运动中曾伤害过好人，后来纠正了），从提高认识，总结教训的角度，谈了些看法、意见，当然是冷静的，有分析有分寸的。并不是否定肃反本身，而是对工作的方式方法提了意见。可是这在高度“左”视眼的镜片底下，自然就成了“恶毒攻击肃反”的“大逆不道”……
我还记得“组织处理”俞林的《人民文学》的那次党支部会。
宣布开除俞林的党籍时，俞林的脸色实在是苍白的。检讨时说话的声音也是颤抖的。但是我仍然佩服他的沉着、自制力。他说，他犯了错误，对不起党。他要深挖自己个人主义的思想根子，好好改造，争取重新回到党的队伍里来……他轻轻地扶了扶自己的眼镜，也许是为了掩饰内心那极度的痛苦。
在座的党员们，无论是主持会议的党支部书记，还是普通党员，比他更加难受。我看见有几位坐在角落的女同志，悄悄地以手巾揩擦着眼睛。
“组织处理”俞林，这是那个年代一次奇怪的会议之一。谁也不会在心里承认俞林是“右派”，谁也不会在口里说，俞林不是右派。谁都在心里不赞成开除俞林的党籍，谁都举手开除俞林的党籍。
俞林付出的代价：从行政14级降为18级，下放农村，监督劳动。
我和他，被戏剧性地倒换了各自的位置
俞林下放劳动两年，被认为表现好，当时对他做了在“右派”中少见的“宽大处理”，仍然回《人民文学》，分配在评论组做资料员的工作，这是1960年的事。1960年我是评论组的负责人。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不知道，当时作协和《人民文学》的领导，了解不了解我和俞林是师生关系？为何对俞林作如此安置？好在在我来说，俞林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这一历史关系，我认为是谁也改变不了的。那么眼下的现实关系呢？虽说我是他的“领导”，他不仅是被领导，而且还是专政对象，我觉得仍然应当把他当作老师尊重，这是天经地义的。尽管那年月，我有严重的“左”的思想情绪，但对待俞林，我认为只能是这样的态度。在俞林，我佩服他了不起的涵养。工作中，他对我这个毛头小子，他的学生，完全采取尊重、合作的积极态度。这只有具备高度党性修养的老共产党员，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因为俞林的积极，不因戴着帽子而对工作及工作中遇见的是非问题，持消极、回避态度，在“左”风为虐的环境，这就反而常常招来个别人的挑衅，被目之为所谓“右派”的“不良居心”。我为此感到愤慨、痛苦，尽我所能，起点“降温”作用。但有时也不得不持一种违心的敷衍应付事态的态度。当然总的讲来，编辑部绝大部分同志，对俞林还是好的，通情达理的。我们这对师生，在微妙的处境下，就这样合作共事一年多，后期，俞林曾化名写了些评论文章，如发表在《人民文学》的，署名“任文”的一篇颇有分量的评柳青《创业史》的文章，就是他写的。1961年下半年，他摘了右派帽子，调离《人民文学》，赴江西工作。
七年监牢生活
阿·托尔斯泰说，出身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苏联革命中经受了三次清水的泡洗，三次血水的浸浴，三次碱水的煮熬。而我国的知识分子，像俞林这样从青年时代就参加革命的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他们在早年经受了战争和农村群众运动（减租、土改）的严峻考验。可痛心的，他们因为自己在参加建造新中国过程中的光荣经历，在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十年动乱年月，反而被罗织成“莫须有”的罪名，身陷缧绁之中。这就非三次清水、血水、碱水……可以比拟的了。
涵养（3）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曾拟将俞林的长篇小说《人民在战斗》改编成“革命样板戏”。可是曾几何时，俞林被捕，被关在秦城监狱，所谓“审查”华北城工部刘仁一案，俞林被“网”上了。俞林不是在北平军事调处部担任过译员吗？这是刘仁同志领导的党的华北城市工作部派遣的，于是这些同志成了“叛徒”、“特务”，受尽摧残迫害。俞林关在北京郊外的监牢里一关就是七年，幸免于死。
出狱后，俞林告诉我，他在狱中通读了几遍《资本论》。这是怎样的气度和风格呀！
粉碎“四人帮”后，俞林将他的写监狱生活的小说《国际悲歌》寄给了《人民文学》，这是1979年春天，是较早出现的揭露“四人帮”残酷迫害老干部，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小说。从这篇小说中，也可以约略窥见，俞林这样的共产党员，在监狱中表现的崇高精神境界。
不久，俞林的问题全部平反，恢复党籍，恢复领导工作职务。俞林仍然勤奋写作，寄给《人民文学》《在太行山上》等短篇佳作及写当年北平地下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片断。从这些小说中可以见出，作为作家的俞林“宝刀不老”。他对战斗岁月，英雄人民怀有深厚感情，小说味道纯厚，新鲜，读起来像饮一杯刚刚开启的清甜、醇美的酒。
去年夏天，我们文艺学院创作室的师生有机会在武汉重聚。俞林作为老师、兄长，那会儿动了感情。他看到在那逝去的年月，命运遭受坎坷的，不只他这个老师，还有他的占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他说，“悲剧决不会再重演，也不允许重演！因为我们都是身遭其害的见证人！”
他的根在人民中
在武汉停留的时间匆匆。一位学生问俞林，在这城市你还要做些什么？俞林说，两件事，一是去看看一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老战友的未亡人。这位未亡人意志无比坚强，但艰辛备尝。再去看看邢妈———他的两个孩子（如今早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当年的保姆。
俞林的心始终牵挂着那些含辛茹苦地为社会默默奉献的普通人的命运。
他的根扎在人民的土壤中；他的涵养来自他热爱并养育了他的人民。
此稿写于1984年载《长江文艺》杂志。那时俞林已回到江西任职，任省文化局长、文联主席等。同时完成了新作长篇《在青山那边》。但我知道他有高血压病。没有料到的是，1986年，他在看一次女排比赛时，因兴奋突发脑溢血去世。终年68岁。
雪里红梅（1）
——怀王莹
“寒冬中盛开的花朵，常能经久不谢。”这是女作家兼艺术家王莹在她的长篇小说中讲的一句哲语。
这使我想起王莹本人，她就像一株傲雪的寒梅、冻梅，虽然在风雨的逼迫上，她已“零落成泥碾作尘”，但芳香如故。
王莹，从三四十年代生活过来的人们应当记得她。她那时是位著名的电影、话剧演员，曾主演过《女性的呐喊》、《铁板红泪录》、《同仇》、《自由神》等进步影片。1935年，她主演夏衍编剧、讽刺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的话剧《赛金花》，轰动上海、南京。群众日夜排队，争相购票，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国民党反动当局被震怒了，却也奈何不得。抗战初期，她参加洪深任队长的演剧二队，奔赴前线，深入兵营、农村，宣传抗日。后又和著名演员金山等同志组织“新中国剧团”，远涉香港、南洋一带，为祖国抗战作募捐演出。当然最有名的保留节目，是她和金山合演的《放下你的鞭子》，广大爱国侨胞纷纷捐款，热烈欢迎、赞誉他们的演出，并给王莹以“马来亚情人”的美称。1939年6月，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郭沫若家中亲切接见回国汇报的王莹。恩来同志说：“只有我们党，才有你和金山这种人才！”
1942年，王莹和她的丈夫谢和赓（一位1933年入党的老地下工作者）同去美国学习。出发前，恩来同志在重庆再次亲切接见了他们，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在国外搞好与美国人民的关系，以争取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王莹不负恩来同志的厚望，她在美国一面刻苦攻读文学、舞蹈等课程，一面广交美国朋友，到各地发表演讲，宣传中国的抗战。抗战后期，她曾应美国政府邀请，去白宫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和中国抗战歌曲，受到罗斯福总统夫妇、内阁高级官员、驻华盛顿各国使节热烈欢迎。演出结束后，罗斯福夫人与她合影留念，并率她的子女及美国政府礼宾官员送她到白宫大门。可见当时礼遇之高。
新中国成立后，王莹夫妇渴望回到久别的祖国，来为人民事业奉献力量，这却触怒了美国移民当局。当时美国正值战后麦卡锡主义反共、反人民，迫害进步人士猖獗时期，王莹夫妇竟被投入监牢，关在美国纽约自由神像背后的“哀离思”岛上，身心遭到残酷摧残。但他们坚贞不屈，坚持要回祖国。在美国人民多方援助营救下，几经周折，美国政府于1954年冬，下令将他们“驱逐出境”。
王莹夫妇于1955年初春回到渴别的祖国北京。周总理曾当面赞扬她在美国的工作。她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
我于隔年的初春，有幸拜访了王莹，当时情景仍历历在目。
那时我在《人民文学》负责编辑小说、散文稿。我早知道她不仅是有名的电影、话剧演员，同时也听说她还很能写，手中有不少稿子。恰巧当时王莹的住处离《人民文学》杂志社不远，我去拜访她很方便。
我在她的寓所见到她时，她大约有四十来岁，着一身蓝色的棉布制服，青布鞋，她的皮肤白皙，面色苍白；一对大大的有神的眼睛，眉毛秀美；圆圆的脸，丰厚的嘴唇，衬托出人品的淳朴、善良。她一见我，就向我诉说祖国的棉衣、布鞋之合体、暖人、舒服。这正像一位久别的游子回返故乡，即便是故乡普通茶饭，也比外边的珍肴美呢！当我问起她是哪里人氏，她便说是江南芜湖人。她向我生动地描述那座小城的风光。说起家乡的出产：河蟹呀，团鱼呀，水嫩豆腐呀，大米、青菜呀，如数家珍一般……流露出对故乡深切怀念之情。我也是江南人，当然听起来就更觉亲切。她对我这个年龄像她弟弟又是初次相识的人，敞开自己的胸怀，谈她在美国的见闻，谈她回国后的感受。假使读者读了她的长篇小说“两种美国人”，了解她在美国后期所遭受的那种种精神折磨和残害，就可以理解她为什么归至祖国后，对任何来访的客人，都会视若骨肉家人，谈话是那样无拘无束而又热情亲切了。她难以忍受的是一种冷淡，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距离。因为她在美国监牢里边，尝透了美国反动当局的“比冰还要冷”，受够了“斥责、凌辱”。记得她当时给我说回祖国后的观感，有两句话，给我印象深极了。她说：“回到祖国后，感觉大家都很热情。但有时却也感觉一种莫名其妙的冷淡，不知是为什么？”她说这话时谢和赓同志（他是一位体态健伟的中年人）也在场，他回国后被分配在我国外交部门工作。那会儿，他正待出门，对王莹的话从表情中流露了同感。当时我不大理解，王莹所说的“冷”。后来，从我国人民1957年以来在“左”的指导思想下所经受的种种曲折遭遇中慢慢地就能够理解了。原来王莹，这时所说的“冷”，实质是指在“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的指导思想下，我国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人与人的关系，趋向冷淡、疏远。试想王莹他们是“从美国回来的”，“有海外关系”的，当时保持着“阶级斗争警觉性”的人，谁愿意接近他们呢！即使是过去的老朋友，恐也有冷淡他们的，何况是新交呢！后来的事实很快证明，王莹这位敏感的艺术家不幸而言中：人与人的关系岂仅是冷淡，而且发展到可怕的人整人，把同志当作敌人，他们夫妇也在劫难逃。
雪里红梅（2）
我问王莹写稿的情况，她就谈起，她正在撰写以他们夫妇在美国的遭遇为素材的《两种美国人》，已写出了一些片断。她告诉我，美国有不少对中国人民和新中国怀着同情和友好感情的人士，其中就有著名作家赛珍珠女士。在他们夫妇遭受美国移民局监禁迫害之时，赛女士主持正义，从道义上、财力上支援她们，营救她们。我问她还有什么要写的题材，她说，收集了很多我国华工、华侨在美国的生活遭遇的材料，很感人，有历史材料，也有现实材料。在美国，她接触了好些老华工、老华侨，他们有的于上世纪末或本世纪初被作为苦力卖到美国，为建设美国的铁路、工厂、商业，耗尽了精力，晚年却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甚至好些人终身未娶，打一辈子“光棍”，他们怀念祖国，都盼望祖国快快强大，自己有一天能够“叶落归根”。王莹说，她想写些关于他们的文章，让祖国的读者了解他们。（王莹的这一写作计划因后来的政治风云变幻，她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不幸未能实现。）当时各刊物正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我觉得王莹谈的题材都很好，便要她将正在撰写的《两种美国人》先整理一个独立的片断给《人民文学》发表。我回社后报告了领导，领导也表示同意。几个月后，王莹如约整理了《两种美国人》的独立片断，大约有数万字。我和责任编辑读后，感觉王莹文笔清新、流畅，叙事中带有一种亲切的情韵，挺满意的，便作为一篇有特色的作品推荐给领导。
谁知几个月后风云骤变。反“右”开始了，王莹的稿子，领导觉得无需申述任何理由便令我退回给作者。次年初，王莹长期患难相共的丈夫、30年代的老党员谢和赓同志不幸被错划为“右派”，送去北大荒劳改。王莹便迁至香山乡下，租了几间农舍，孤寂地住着，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王莹。
粉碎“四人帮”后，我才知道王莹夫妇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小人江青的疯狂的、直接的迫害，与夏衍同志同“案”被陷狱中。那是小人江青的“作为”。谁不知道30年代江青因争当《赛金花》主角不遂，而怀着极端的嫉恨心理呢！只此一端，就够王莹受了。王莹于1974年终，被江青的爪牙百般折磨，屈死于狱中。
王莹一生命运坎坷，这与她那善良、正直，热爱真理、正义，倔强地追求真理、正义的人品性格是分不开的。王莹短促的60年生命中，至少遭遇过三次大的灾难。第一次是童年时期，10岁丧母受后母虐待，后又被父亲送去当人家的童养媳，小小的年纪受尽了精神和身体的折磨，终于忍无可忍，逃出樊笼，投向了革命洪流。这些经历的素材，被王莹花了几十年心血，写成长篇小说《宝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我认为这是一本传世之作。今天的青年读者假如想了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下的家庭结构，普通妇女的悲惨命运，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佳作。第二次是壮年时期，在美国遭受迫害，这也是令人难以想像的非人的精神折磨和身体摧残。王莹将这些素材写成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两种美国人》（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7月出版），我以为这也是对今天的青年读者特别有益处的一本书。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呀，法律和秩序呀，掩藏着对一部分人的冷酷无情，镇压迫害。这也就是这些动听的东西有其虚伪性、褊狭性的一面。读者如果还存疑问，可以读读王莹的《两种美国人》这本书，看一看美国的民主制度，法律和秩序，曾经怎样残酷地迫害无辜的外来移民、有色人种以及少数民族。第三次是老年时期，遭受“四人帮”一伙法西斯式的残害。这一回刚在美国备受精神和身体摧残，还没有完全缓过劲儿来的王莹，本来就是多病之躯，（60年代，夏天她要盖三床棉被，身子还发抖。70年代被“四人帮”投入监牢时，身体已瘫痪）。便再也经受不起了。不要说王莹这样一位弱女子，便是身体强健的男子汉，能经受得住这三次大灾难，恐怕也不容易吧！
王莹一生艰苦奋斗。从家庭狭窄的小天地，走向革命的大洪流；从中国，走向世界；从普通演员，走向艺术家、著作家……即使在逆境中也决不气馁，不妥协，不失去奋斗的勇气、信心。我以为这些精神，也特别值得今天的青年学习。王莹的两本传世之作的长篇小说，可以说，便是在逆境中坚持写成的。1958年初，她心爱的丈夫被错划为“右派”，她一个人孤寂地住在乡下，身体又有病，可是她从未放弃两部长篇小说的整理、修改、写作，经过八九年的呕心沥血、终于在1966年“浩劫”的前夕，将两部书稿整理誊抄完成了。而王莹自己却没有机会看见自己这两部心血书稿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