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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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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汉子作家苏策(3)   
  我是随后读了作者寄给我的散文集中一篇散文《难忘余琼》,才知道小说《寻找包璞丽》女主角真有其人,就是作者在战争初期的恋人余琼。他的怀念文章更带感情,而他写这篇小说,也是希望“为她这个清白的冤魂作诠释”。但如前所说,作者采用的是严谨现实主义写法。即小说只通过作品的艺术形象提出问题,留给读者去思索、研究,而无须做出结论。而结论有时也无法做出来;这也并非一篇小说所要完成的任务。 
  《千言万语》这篇以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为背景的小说,堪称近年全国发表的中篇中的杰作。作家独辟蹊径,写了一个在一次艰难的山地作战中取得胜利后的年轻连长遇见的,他本人和有关干部、连队战士,“千言万语”,“说不清楚的”尴尬遭遇。这位连长徐勇的形象,被作家塑造得格外真切感人。 
  夺取敌人一个山顶高地的正面战斗开展前,徐勇的亲密战友、副连长方天荣奉上级命令,带领一支小部队穿插到敌人后边侧翼去。那条路,徐勇和方副连长曾去附近考察过,因地形艰险、复杂,难以通过,徐勇建议取消此次穿插。虽得到团长支持,却被上级否决。及至夺取高地战斗取得胜利,副连长方天荣率领的小部队却没有返回,甚至没有消息。不久敌方却广播了方副连长“投降”的“自白书”,讲得有鼻有眼儿,像真有那回事儿似的。由此上级有看法,波及到连队、徐勇,甚至团部。部队议论纷纷。徐勇当然不信自己的战友,久经战阵,那样一个实在的,积极参加战斗的人,会投降敌人。但是,敌人广播引起的风波,事态还在发展。指导员告诉徐连长,说团部说,不再派人来整理此次战斗胜利的材料;指导员劝他,“你可再不能替他说话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已经有人送来材料,说他平时思想就有问题,牢骚很多———他究竟是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上边对这件事很恼火。你听说了吗,已经有人在嘀咕,说你平时和他关系好———咱们小心别叫牵连上。”而友邻部队战士也跑来取笑连队,“你们连出了叛徒!”闹得本连战士和他们争吵起来。徐勇连长觉得要对连队的荣誉负责,要将方天荣事情的真相弄清楚,只有自己立刻去那现场。他去团部找团领导请示。团长原很欣赏方副连长能干,作战勇敢,他不相信他会出那事,但现在有点儿顶不住了。敌人的广播讲得太具体,方副连长爱人有病,她给他寄了件蓝色风衣,甚至连队情况,他们怎么能了解?关于方副连长牢骚多,几次申请转业回家,徐连长代他解释,那是因妻子残疾,需有人照顾。他也承认方副连长在这方面是有些问题。团长就讲,“按理说,投敌,他是不会的。可是,思想不开展,包袱重,遇到被俘情况,政治上就很难顶得住了。当然咱们讲实事求是,还不能光听敌人的。” 徐勇则说,“我总觉得,他投敌很蹊跷,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仍请求批准他带几个人,顺着那条路去看看。但团长犹豫了半会,终于告诉徐勇:“小伙子,你知道吗?上边打了招呼,不准你出去。”徐勇觉得像一盆冷水从头上泼下来,连打仗抢山头,也没有这般累。可是他仍坚持要去。最后团长透露了自己心里的话:“你以为你们连出了个叛徒,只有你们难过是吧?已经有人在议论着调换我和政委的工作了,你听说了吗?”与连里来的几个战士正在谈话的团政委就更严厉了,政委轻声对徐勇说,“现在你不能去那儿了。”徐勇说,“我知道,政委,上边有人怀疑到我身上了,可是我不去把他的问题弄清楚,对全连同志都没法子交代。”政委说,“可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方天荣平时和你的关系最好,是吧?”政委又轻声对着他耳朵说,“查他的问题,你还是回避一下好。就是为了避免闲话,也该注意点嘛。”团长却走上前去,对着政委耳朵轻声说:“我已经仔细想过了,派别人去真的不如他去合适。情况是非要马上弄清楚不可,不然,咱们两个都被动。我看你就允许他去吧。”政委反过身来对着团长耳朵说,“怎么是我不叫他去?你还不知道吗?”团长微笑一下,“说要审查一下徐勇的,只是一位首长的意见,不是决定嘛!”政委:“刚才师部打电话来,敌人又广播了,说方天荣讲,他一直反对打仗,他们连长和他是一个观点———”这时蹲在地上的徐勇猛跳起来挥着双手:“这全是造谣,全是造谣!原来我还相信小方投敌有点像真的,可这么一说,就是骗人的了。假的,假的,全是假的!方天荣牢骚多,可从来没反对过我们的边疆保卫战。我更没有这种思想。笑话!我还不明白我自己吗?小牛,张海林,我们快走吧,不能再耽搁了。”他没有向团长、政委敬礼,飞快地跑了。 
  政委急了,“团长,你看,这有点不大合适吧!上边追问下来,怎么说?那里已经有消息,说要撤他的职,送到后方审查。咱们团可不能再出什么事故了!” 
  “这不公平嘛!”团长厉声说,“方天荣出了问题,可是徐勇是打了胜仗的呀!咱们天天讲实事求是,讲到哪里去啦?敌人的广播是咱们能听的吗?” 
  政委:“敌人的广播,当然是敌人的广播。可是他广播了,你说上边听了应当怎么办?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他们有什么别的办法?把他审查清楚了,大家不就放心了吗?这也是实事求是嘛。”   
  硬汉子作家苏策(4)   
  团长拿出纸烟,不知道为什么,打火机“咔嚓咔嚓”地响,一直没有打出火来,他像是生气地看着打火机说:“他妈的。你们以后怎么处理他,我不管。他这次行动,有什么问题,我完全负责。” 
  我对小说的引录是长了点,但觉得因战争中敌人搞的以假乱真的广播,而引发部队上上下下,围绕对连队两个干部(打了胜仗的连长和已经牺牲,被敌诬陷为“投降”的副连长)的评价、处置,而生出的种种心态、事态上的风波,及各种人物不同的表现、语言,作家的描写实在太精彩了。 
  当然,后面还有些波折。徐勇从团部回到连队,带着小牛他们出发去方副连长下落不明的森林之前,他看见指导员带着小通信员在收拾副连长方天荣的行李。指导员说:“政委来电话,叫把他的东西送到团部去。”徐勇:“捆行李干什么?要审查的是他的日记、信件和笔记本,把那些送去就行了。”指导员:“我也是这么想,行李应该交给他的家属,可是政委说不行,都叫送到团部去。”徐勇:“难道他们要审查被子、褥子、洗脸盆?”指导员嘟着嘴:“政委说,这事不用你们操心,先把全部东西送来,团部会处理好的。”当他们出发了,指导员在后边叫着:“徐勇呀徐勇,我看你准是疯了,叫谁去不比你自己去好?你还嫌牵连得不够吗?”徐勇没回答,跑出门去,又探头进来说:“指导员,我的东西都在这屋里,如果有人要审查,就告诉他,除了这些,我还欠公家两百元的账,这笔钱,我就是死了也是要还清的。还有,我刚才交了封信给事务长,可能还没寄走,你们可以要来看看。”徐勇跟在小牛后面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心想:“这阵,也许政委正要派人来检查我的东西吧?好在我抢先跑了,不然还真出不来了呢。这一次的机会太宝贵了。我一定要把事情查清楚,他们怎么遭遇敌人?怎么打的?方天荣是怎样被俘的———我还真有点不大相信———”徐勇他们到达那现场与留守在那儿的敌人遭遇,并俘虏了那个已负重伤、身着方副连长蓝色风衣的敌人,方才知晓,方副连长他们去的那条路线,正是敌人早有准备的;方副连长在战斗中被敌人炮弹击中,已牺牲;“投降书”是他们发现、了解了他的遗物中有一封给妻子的未及发出的长信,摘取信中片断内容而故意歪曲编造的。徐勇他们经过千辛万苦将那俘虏抬回驻地,可惜他在半路上死去。徐勇虽然能够证实方副连长出发前是带着那封长信(他曾希望徐勇代他寄出这封家信),但方副连长牺牲的真实情况,却因俘虏死去,而仍然陷于拿不出证据的境地。徐勇返回团部后,即被通知:不要回连了,拿着政治处的介绍信去后方报到。行李卷已派人去代你取来。好像十万火急似的,徐勇由团部一个保卫干事陪着,上了返回后方的卡车。他的战友、曾在那次夺取山头的战斗中冲在前边,这回又同去了解方副连长出事的现场情况并掩护他的黄排长,追上来了,蹲在地上哭起来,喊着要他别走,留下去师里、军里讨个公道。可是军令如山,谁能阻挡卡车开行?黄排长最后仍追着车子喊着:“慢点,慢点!连长,我还借着你钱呢!”徐勇回答:“你记错了,是我欠了公家的钱,”他笑着,“已经用手表、收音机和乐器顶了(读者猜测可能就是那封给事务长的信交代的事情),我———无债一身轻———” 
  读毕小说,使人感觉,像徐勇连长、方天荣副连长这样的部队基层干部,是多么纯厚、朴实、可爱。徐勇不但作战勇敢,他爱惜部队、连队的荣誉,也对战友的毁誉、名声负责。他相信战友方副连长不可能投降敌人。但是在面对敌人造谣,来自上级强大压力,连队和战友声誉受损情况下,他想的不是个人如何摆脱牵连,而是顶着强大压力,要将事情真相弄清楚。至于个人的死生(在敌人炮火威胁下,他去现场调查,也可能有牺牲生命的危险)、去留(虽然他是打了胜仗的连长,但因受方天荣副连长事情牵连,已经传出在对他审查结束后,将让他复员转业),他是并不在意的。方天荣也很好。妻子在家乡摔伤残废,他服从需要,仍在前线英勇作战,尽自己军人守土卫国之责。他比徐勇参军早,但在上级考虑提谁为连长合适的时候,他无私地主动向上级推荐了战友徐勇。作者笔下,这个连队的干部、战士,像黄排长、小牛等等,也是生龙活虎,塑造得相当真实可爱的。另外,凡是出场的上级干部,像团长那样为人正直、关心下属的领导干部;政委那样对下级“要求严”,一切以上级意愿为转移的政治工作干部,以及连队指导员那样谨小慎微、善于保护自己的人,作家都写得真实、鲜活。整篇小说,结构匀称,针脚细密,读之不嫌其长。小说的艺术,没得说的。 
  此篇小说的最大价值,仍是留给人们的思考、回味。小说主人公徐勇和他的副手方天荣的遭遇,向人们提出了好些问题。部队团机关的“政工”首脑像团政委那样的人,以及团以上领导机关的人,为什么这样不了解下情,又这样脆弱?一听见敌方广播,便着急不分青红皂白地处置下属了。而首当其冲的是刚打了胜仗,并没有什么过错的连长徐勇。只因他是那个出了事的方天荣的同事。再说对方天荣,他出事,作为更高一级的领导者,难道就没有责任吗?因为当初让他带领一部分部队走那条路线,正是他们的决策。下属(团长等人)提了不同意见,他们没接受。现在证明决策失误,为什么没有人检讨呢?再则,是相信敌人广播,还是相信自己部队的人,相信下属?在这样的领导者,好像倒了个个儿,宣称要“实事求是”,却宁愿相信敌人,赶紧处置下属,连现场事实真相都没去查,就慌忙火急地去收缴、调阅“出事人”身后的“材料”,包括行李卷。还要冤枉好人,审查处置他们眼中的可疑者徐勇。这样做的目的,并非爱惜部队的荣誉,实在是为推卸自己的责任、干系。   
  硬汉子作家苏策(5)   
  再进一步往深层想,做这些事的高级和中层领导机关的人,并没有一个是坏人。但可怕的是,他们那一有风吹草动就先“忘记”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却决不忘记整人、整下属,处置人的惯性;这最起码也是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不关心、爱护部属。像这样的领导者无论在部队、地方,恐怕不是很少数。 
  再往深一层想,还有个观念问题。说是“人是世界最可宝贵的”,“对人的问题持慎重态度”,可就是不宝贵、不慎重。为了凑足百分比,可以将有为青年、忠诚于党的事业的老干部划为“右派”,让人家受苦受难几十年。为人民打江山的老革命,一夜之间可以变成“反革命”。久经考验,功勋卓著的潘汉年,可以打成“敌特”。热血爱国抗日青年包璞丽,被俘,从敌营中跑回来,除了没完没了的审查,便不再有信任。前线部队能攻善战的基层指挥员,好青年、好干部,一旦被怀疑,可以立即处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中国传统观念,似乎是重团体,轻个人;重领导,轻群众。从来没有人的个体生命尊严,值得尊重;人人平等、平权,尊重每个个人,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等这样的观念。所以处置起人来,尤其是草野百姓,基层干部等,有时就更轻率了。再就是长期“左”的思想流毒未消。对“坏人”警惕性高,宁愿冤枉一个、甚至牵连更多的人,而不愿放过一个“坏人”。对人警惕多,关心、宽容、信任少。习惯保自己多,替别人着想少。如果都像小说《寻找包璞丽》中老将军那样想着别人的长处、好处,像小说《千言万语》中的徐勇连长那样,对战友的命运充满责任感,那就好了。如果真是承认“人是世界最可宝贵的”,可能对抗战时期的包璞丽,自卫反击战中的连长徐勇和连副方天荣,就不会是那种态度了。 
  感谢苏策在两篇小说佳作中,都提出了人的命运,“左”的思想细菌以及某些观念、体制的缺欠,对我们生活的侵蚀,对普通人命运的损害,这些理应引起人思考、关注的问题。 
  总的讲来,我觉得苏策的小说关心国家兴衰和人民大众的命运,以人民的憎爱为憎爱,直面现实、历史,代表了华夏正音,这是非常可贵的。 
  四 
  苏策的散文集《关肃霜之死》,是近20年他发表在报刊上散文、随笔的结集,其中有游记、杂文,有多篇精彩的怀人之作。更有一部分是苏策的自叙之作,可以当作他的简传去读。 
  苏策还有一部传记文学代表作,那就是他写中外知名的名将陈赓将军的传记《名将之鹰》。这书1991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很受欢迎,7000册很快售完,1992年再版。在这之前,已经有几位作者写的陈赓将军传记出版。我认为苏策这本书是以其特有的分量、质量而后来居上。我决无贬低其他陈传的意思。但我认为凡是看过苏著陈赓传的读者都会承认,此传最大的特色是材料不光翔实且准确、精当,的确是传了陈赓大将的神韵、风采,既不夸张、溢美,也不走样儿,而是朴实无华地,就是这样真金闪烁。也可以说是作者多年和陈将军直接接触,有感于心,心血结晶之作。这本书还有个特点,就是耐看耐嚼,有回味。我虽说看过一两遍,但什么时候拿起来,还愿意再读再咀嚼。我想好书之不同于假冒伪劣产品,就在于这样。我读过不少传记作品,经过某些比较,我斗胆地说,这本书在我国新出传记类作品中,乃上乘之作。 
  五 
  苏策出身北京书香人家,1937年1月初,抗日战争还没爆发,他受进步老师导引,16岁即去太原投军。其后即在八路军部队直接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他正是在陈赓将军率领的第四兵团,任宣传科长),他是部队老宣传、文艺工作者,能歌、能演,会作曲,会画画,更会写作,乃真正多面手。有时也直接参战,历经许多艰险,九死一生。但这样的人,新中国成立后,进军西藏,当军区文化部长,一边工作,一边写作,没过几天舒心日子,1958年就被追加为“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坐了7年牢。从长期参加战争,到当“右派”,当专政对象,挨整,劳动改造,苏策这几十年,是真正尝遍了人间的咸、酸、苦、辣。而今苦难已变为财富。这对一个作家是多么难得的精神财富、素材宝库啊! 
  苏策今年77岁。但对于一个真正以写作为生命的作家来说,并不算老,而是写作的黄金期,成熟期。我祝愿,也坚信,他还会给这个世界以独创的佳作。 
  1998年12月31日下午写完 
  (载《西南军事文学》1999年)   
  王蒙和他的成名作   
  王蒙,一个瘦个子的年轻人,那时在北京市东四区(现为东城区)团工委工作。他向《人民文学》投了他的第一篇小说稿,被编辑选中。这就是第一次变成铅字的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豆儿》,发表于《人民文学》1955年第9期。那年,王蒙20刚出头。编辑部上上下下凡是读过小说原稿的人,都很欣赏作者的才华,他信笔挥洒,却将少年人的心理写得生动传神。当时编辑部具体主政的是严文井、葛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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