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家在生活中观察感受的大量丰富、生动、深刻的东西不能写，只好去寻求他可能写，而又和当时政策不矛盾的题材。于是1958年写了批评“小腿痛”这样落后妇女及干部中的和事佬思想的《锻炼锻炼》，知青题材的《互作鉴定》。1960—1961年煞费苦心地写了与浮夸风相针对的《实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这样，就他所非常熟悉、“拿手”的农村生活、农村题材而言，赵树理的创作天地，他的严格的现实主义所能施展的范围不能不日渐变得狭小。他自然是不愿意这样的。这对他这样一位衷心热爱党、极愿和党保持一致，极愿为人民的文学多做贡献的作家来说，怎么会没有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呢？怎么会有创作前期的那样一种舒畅的心情和舒展、酣畅的艺术呢？
1962年8月，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说，对于创作，“我常常一想就碰墙”（见他在8月3日会上的发言记录）。这是他当时创作心态的真实写照。
有人说现实题材不好写，他不好去写历史题材吗？是的，以老赵丰富的生活阅历，他不是写过抗日战争的题材《灵泉洞》上部吗？不是还有他的“南院门口”“够好几百”印象鲜活的人物可以写吗？（请参看赵树理的散文《新食堂里忆故人》）按照文艺上的双百方针，允许题材多样化，老赵应该可以写他的《灵泉洞》下部或者“南院门口”。但是作这样设想的人不了解或者忘记了，60年代中期存在着越来越“左”的文艺政策，不可能真正贯彻“双百方针”。1964年，大连小说创作会议受到批判，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的深化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这是跟赵树理直接有关系的。他是会议的参加者，会上曾充分肯定了他的求实精神和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自大连会议遭批判，创作的路子越来越窄，人物，只能写英雄人物；题材，只允许“写十三年”；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不便接触，动辄被指责为“歪曲了生活”，“丑化了人物”。一批影片遭受粗暴批判，不就是例子吗！赵树理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说他“偏爱”中间、落后人物、“偏爱”“旧人物”和“旧的题材”……这种情况下，他怎样去写他的《灵泉洞》下部或者“南院门口”呢？
赵树理后期的困惑（2）
笔者作为刊物的编辑，在1963年、1964年曾有好些时间“泡”在北京大佛寺街71号赵树理家里，促他写《灵泉洞》下部或者别的什么小说。他曾给我聊过《灵泉洞》下部的构思，“重头戏”是写金虎、银虎两种完全不同的干部，同样参加了民主革命，但一个在社会主义时期掉了队，蜕化变质，忘记了人民；一个继续保持着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你看这不是太尖锐接触了矛盾，批评了一部分干部；不只写了中间、落后人物还写了干部里边的反面人物吗？说到这里，老赵苦笑了，连连摆手：“不知道怎么写好。”
后来在编辑部上上下下轮番向他“催逼”之下，老赵终于答应写篇现实题材的作品，那就是《卖烟叶》。他先交上部。这篇小说辛辣地讽刺了“假红脸”（贾鸿年）、“是啥友”（石三友）这类投机取巧的人物。作协和《人民文学》的某些领导对老赵寄以厚望，期待他在下部着重发展贾鸿年的对立面，那个正面人物王兰的戏。谁知老赵交来的下部并没有着重写青年女子王兰，而是更加偏重写了当年作家眼中农村某些人物投机倒把的社会阴暗面。在文艺界的某些尊者看来，老赵真是“扶不起来的君子”，《卖烟叶》下半部差点儿登不出来。而在1966年春作协召开的专业创作会议上，又一次紧锣密鼓地批判邵荃麟的“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论，而坚持文艺创作的正确方向、坚持革命现实主义道路的赵树理、周立波这两位有影响的作家，竟又一次成了“陪绑”的对象。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肯定赵树理正确的创作方向、道路的同时，把他的创作道路描绘得似乎一帆风顺、无限“宽广”，毫无苦恼、困惑，这不等于是无视1957年后那越来越偏“左”的指导思想对贯彻“双百方针”的干扰，对作家创作的阻抑吗？
韦君宜过生日（1）
一、生日1997年10月中旬，我从武汉老家赶回来，迎接东瀛来的老友、日籍华人作家、企业家张宗植先生。张先生30年代在清华大学就读，是韦君宜的同学。以前，他每次来京，都要去看他在清华时期的学妹韦君宜。这次他来，知道君宜在协和医院的病榻上，因时间紧来不及去看她，嘱我代他去探视。并将原寄存于我处刚刚交给他的一笔稿酬托我给君宜，聊供补充营养。
1997年10月26日上午，我去医院看望一年多未见面的韦君宜。她的女儿杨团也在身边。韦君宜刚从昏睡中醒来，她还是一年前那样子，虽说眼睛半睁半闭，神智却清醒。当杨团扶起她半躺着，说我来看她时，她一只眼睛发亮地看我，点头。我赶紧拉住她的手。我将张宗植夫妇和我新合照照片拿在她眼前指点给她看，而后送给她。她面露微笑。杨团说，我妈妈今天非常高兴。往常这时候，她是要睡觉的。我说，你还是让她躺下休息。 杨团说，涂叔叔，你不知道吧，今天是我妈八十大寿整生日，恰巧叫你赶上了。我说我真幸运，今天正好代表张宗植先生和他夫人春江女士，还有我，三个人祝贺她生日。这时杨团已帮她妈平静躺下。她说，你等着，我拿样东西你看。我一看，是个朴素的本册，上边都是君宜几十年老战友，好朋友，前几天来祝贺她生日，题写的寿联或诗词。我一篇一篇读着，觉得非常精彩、感人。我将它们抄录在本子上。
近日，尊敬的《百年潮》杂志编辑同志向我约稿，我想应将这些佳作请一些出来，与读者共赏。此举希望得到有关作家朋友谅解。
老同学、老战友黄秋耘题写的是：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君宜虽说没有“老当益壮”，但她确实是“宁移白首之心”。这个北京富裕家庭（父亲是留日归来的知识分子，铁路局长）出身的女子，自从1934年进入清华大学读书，18岁参加了壮丽的“一二·九”运动，就将自己整个的青春、生命，献给了共产党领导的民族争自由、独立，人民争民主、解放的伟大事业。这种理想主义的追求，真是“其九死而未悔” 。使她意志格外坚强，生命永富青春光彩，即便到老年仍然如此。这就是秋耘说的“宁移白首之心”吧，她的心是不老的。这对生命是非常强大的驱动力。1986年4月21日，她突发脑溢血，昏迷过去，瞳孔散大。经过医生抢救，她仍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真是死里逃生。活过来做什么呢？她不是为了有一口气而活着，而是要恢复自己的脑子，她要继续写作，写自己人生阅历这一部大书，写那些追求理想的，死去的，活着的战友，写执政党在奋斗历程中应记取的经验、教训。她能下得来床，就练习走路，自我锻炼手脚。起初是别人扶着，后来自己借助器械。仅仅半年后，她就用自己勉强能够活动的手，艰难地写出了第一篇文章。从此一篇又一篇地写。其中写老同学、原教育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的《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写老领导胡耀邦的《我所认识的胡耀邦同志》，这些很有分量的文稿，都是大病后写出来的。1991年，她出了两本新书《旧梦难温》和《海上繁华梦》。后一集子中，多篇是重病后的新作 。其后又出版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这些才是更大的奇迹，生命、意志创造的奇迹。1992年春天，我去看她时，她刚摔一跤，腰部跌伤后，身体虚弱，躺在病榻上。然而再去看时，她已经挣扎着起来，扶着器械慢慢走动。不久，她更伏在桌上，用颤抖的手，花了好几天时间，给《传记文学》杂志写了篇纪念清华老同学、革命烈士黄诚的短文。这难道不是“宁移白首之心”吗！
她的老友，诗人、杂文名家邵燕祥写了八行诗：洗了征尘洗脑筋 大梦方醒缠重病焚坑岁月劫馀人 苍天无眼厄斯文已经痛定犹思痛 居然一事堪欣慰曾是身危不顾身 赢得衰年史笔真前两句不用我解释，是指“左”的错误的政治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对革命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疯狂迫害。第三句“已经痛定犹思痛”是讲君宜在大病后撰写，1992年完稿的长篇回忆录《思痛录》，此书稿我作为她的朋友而非约稿者，取得她同意拜读过，是一本通过自己参加革命后亲身经历，秉笔直书，写了经验教训的书，一本沉痛的，非常真切动人、感人的书，一册“爱之深，责之切”的好书。只有君宜这样满腔正义感，执着于自己理想、追求的人，才写得出来。这书稿听说有出版社准备出版，我以为这将是一件有助于社会进步、发展的大好事。这也是燕祥说君宜“赢得衰年史笔真”的明证之一。
再是君宜的同庚、知交，延安时期老战友李锐的诗：露沙之路向延安大砭沟头去又还抢救过关多少劫追求民主自由难这四句诗是大白话，很好懂，意味深长。不用我多解释。“大砭沟”是延安的一个地名，当年韦君宜工作的中央青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就驻在这里。“抢救过关多少劫”，指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1942年整风开始后不久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发明者康生），诬陷许多爱国革命者为“特务”，他们横遭身心摧残。韦君宜的清华同班同学、夫君杨述从四川带着全家人来参加革命，也被诬指为“特务”，遭隔离审查。这类颠倒敌我，胡乱整人的运动，后来得到纠正。
韦君宜过生日（2）
最后是我以前的几位同事谢永旺、崔道怡、周明（谢、崔、周和我，都是君宜的老部下）写的寿联，也可一观：八十春秋老树新枝一生文采月夜清歌（按：《月夜清歌》是君宜60年代发表的小说名篇。）限于篇幅，其他佳作就不一一引录了。
1998年6月13日（本节原载《百年潮》杂志）二、永 生2002年1月26日，韦君宜与世长辞。这个日子我不会忘记。君宜的诞生及离世都是26日。
君宜的形体虽说离开我们了，但这样的人她的精神是不会死去的，她将得到永生。
韦君宜应算是我的哥哥姐姐辈。我们很早就有文墨沟通。50年代初期，她当《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时，曾派一位活跃的女编辑，到《人民文学》杂志社来，本来是约萧殷同志写篇漫谈青年在阅读文学作品中存在的问题的文稿，萧让我写。那位编辑拿去，被韦发在该刊当年第17期。不久后韦君宜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来担任新创刊的《文艺学习》杂志主编。那时她派一位男编辑向我约过谈文学知识一类的文章。我不过是个普通青年习作者，直到此时并未与君宜主编正式谋面，却受到她一再的栽培，深感她对一般青年写作者那完全无私的细心、关心。
1958年，作协宣布在文学青年中颇具影响、发行量很大的《文艺学习》停刊，它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同《人民文学》合并。君宜被宣布是《人民文学》的两个副主编之一，但她并未到任，而是下放怀来县农村，劳动锻炼去了。1959年回京，韦君宜也并未到编辑部上班，而是去长辛店指导工厂业余作者编写工厂史。1958年她下放前夕，我印象深的一件事，是党支部开了一次批评韦君宜“右倾”错误的会。具体内容是说君宜同情她原在的单位一个被划右派的人，为他鸣不平。其实那个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工作、被划右的杨觉，完全是冤枉，他只不过是为他的乡亲递送了一封给上级机关的信，诉说当地干部损害农民利益，搞一平二调的错误。这何右之有？然而他的划右是机关首长拍板敲定的。在当时气氛下，韦君宜实事求是地为他鸣不平，已不止一次地遭批评。这次她下农村改造锻炼之前，支部开会，又要敲打她一回。党员们很难说是真心批她，多是人云亦云地走回过场。而韦君宜这个眼睛里容不下掺进沙粒的性情中人，难掩自己的不服。只见她嘟噜个嘴，口中似念念有词，却不出声。会议也随之草率收场。
君宜这人，别看心里有委屈，但下乡后干起活儿来，却是认真负责，作为一个老同志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一点儿也不含糊。特别是在1958年，在党的领导人鼓动下兴起的大跃进运动中，君宜在农村响应号召而行动起来，已经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我单位有位与她同下去又同处一室的女干部张希至，最了解君宜的秉性。她说：君宜为人热情直爽，不拘小节。她是队长，吃苦在前，农活忙时，差不多夜夜苦战，把我留在家里，替她值班守电话。因为夜里出发太急，她常常穿错了鞋袜，甚至衣服。有时穿了我的一只鞋一只袜，变成了一样一只。人家给她指出来，她才察觉，返回后还向我道歉。但这样与我错穿鞋袜、衣服的事，仍然发生。这可能跟她深度近视，也可能还有点儿色盲有关系。但韦君宜律己特严，对她的夫君也是一样，决不容许他搞一点点在她看来是不应该发生，是脱离群众的特殊化。那天她丈夫杨述坐着小车从北京来看她，她知道了，就是不见。后来杨述只好来到我们的住房，给韦君宜留了一张字条，要我转交她。字条写道：你以后要温柔点！我看了差点笑出声来。这就是韦君宜。
在长辛店两年，君宜全心编工厂史，自己亲自采访、收集材料，辛勤辅助业余作者，很少回城。她的劳作没有白费，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厂史———《北方的红星》一书，据我所知，是那时出版的工厂史中属质量上乘，既有史料价值，文笔又可读的一部。
君宜晚年的传世之作《思痛录》，凡读过的人，无不对它留下深刻印象，不仅对书，也对君宜其人。我还有幸读过《思痛录》未发表的一部分，也是使人难以忘怀的黄钟大吕之作。
接到韦君宜去世的噩耗，我思念着君宜的种种，我深信这位一代人杰、女英豪并未离我们而去。我信笔而写，写了几句挽联，算是我对她的了解和永久的纪念。
挽韦君宜：万难不屈的女战士大彻大悟的真学者理想纯净品格崇高一代英豪当之无愧！
2002年2月20日
建国后第一篇受批评的小说
——萧也牧作《我们夫妇之间》
50年代初期，创刊不久的《人民文学》登了一篇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作者署名萧也牧。作品表现的是进城初期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跟自己战争环境里结合的工农出身的妻子，发生了某些矛盾，通过相互沟通理解、取长补短而达到了共识，增进了感情。小说或许有缺点，如对生活提炼不够，个别语言粗俗。再说得重点，个别细节容易造成像是出工农分子的“洋相”这样的效果。这些都是可以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或善意的提醒的。但一年后在全国范围批评电影《武训传》，大家提高警惕、“擦亮眼睛”的背景下，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问题急骤升级，个别描写上的缺点变成整体的“玩弄人民”、“不诚实”、“新的低级趣味”、“倾向问题”……而作者萧也牧则被咒骂为“高等华人”、“洋场少年”式的人物、“癞皮狗”。这些都出自权威刊物、权威批评家之口，不容讨论，不容争议，好像从此铁板钉钉子似的定了性。于是就造成这样的后果，萧也牧被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从此搁笔，不再创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率先批评萧也牧作品“倾向问题”的丁玲、冯雪峰两位，数年后也遭厄运。而他们以往的作品随之也遭受粗暴批评，如同当年他们批评萧也牧那样。
我第一次见到萧也牧是在1956年。那时他已在一家出版社工作数年，当编辑。他向他的朋友秦兆阳诉说自己的苦恼，即不管走到哪儿，总有些人在背后叽叽喳喳，甚至直戳他的脊梁骨：“看，这就是萧也牧，高等华人……”甚至还说些更加难听的侮辱性的话。可见已经“定格”的舆论之厉害。
那么，萧也牧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的印象以及听他的同事、朋友、学生介绍的情况，简直跟当年对他的批评相去甚远，可以说是搭不着界。
他是一个朴实的人，又是一个热情而富有创造精神的人；有南方人（他原籍浙江）的机灵，又有北方人（抗战军兴，他一直在北方）的拙诚。
他和一位出身农村的工厂劳动模范结婚，一直情爱深笃。
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同辈好友康濯、孙犁、秦兆阳、马烽等都是作家），他放弃了心爱的创作，在分配给他的编辑岗位上甘当无名英雄，十数年如一日，忍辱负重，为促使文学创作繁荣而努力贡献。举其大者，他参加创办并主持编辑发行量很大的《红旗飘飘》丛刊；五六十年代最著名的长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