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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编辑部具体主政的是严文井、葛洛，他们很重视扶植文学新人，但也强调对他们严格要求，包括从严删改将要刊出的他们的稿子。王蒙这篇《小豆儿》似乎被删削得“苦”了一点，小说的题目也是编者改的。发表后曾引起作者一些不快，写信到编辑部，葛洛接见了他，与之恳谈。
第二年（1956年），王蒙作为青年作家（这时他已有长篇手稿《青春万岁》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席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人民文学》负责联系北京作家的小说编辑谭之仁再次向他约稿。
谭之仁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又去文学研究所（作协文学讲习所的前身）深造，于1953年来《人民文学》工作。他的确是个干练而热情的编辑。1955年底，中国作协安排秦兆阳来《人民文学》具体主政（任常务副主编）。那正是刚刚发表了毛主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和按语的时刻，全国上下似乎正在掀起一股建设的高潮，因而秦兆阳的“施政方针”很强调文学应积极地反映现实，并在组稿和编辑工作中进行一些探索。作为小说组的编辑，我和谭很赞成秦的这个方针并努力付诸行动。
我还记得谭拿着王蒙的新作手稿《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来找我的情景。那已经是深夜，我们都住芳草地的单身宿舍，谭敲开了我的门，向我推荐王蒙的这篇新作，认为它很有新意，尖锐地提出了现实生活中反官僚主义的问题，发表后一定会引起热烈反响和关注。见他如此热情，我也不敢怠慢，连夜读了稿件。第二天上午我与谭交换了对小说的具体意见（我们在肯定小说的总的倾向时也提了些技术性的意见，建议具体商请作者修改），写出稿签，即将稿面呈秦兆阳。
我当时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印象，觉得这是年轻人、也只有年轻人才写得出来的小说。是用年轻人单纯、纯净的眼光来看复杂纷陈的现实，因而又必然是怀着焦灼、渴望、期待的心态来感受现实的一篇作品。小说以表现为主，而非理念（“概念化”）的产物，初看似乎有点儿杂乱无章，而人物形象却栩栩如生，如刘世吾、韩常新、赵慧文以及麻袋厂的王厂长、魏鹤鸣等等人。小说的缺点也许是还少点老练，再就是艺术结构尚不能说是很匀称、完美。但是我和谭做梦也想不到，小说发表后会引起激烈的争议，在《文艺学习》杂志讨论时赞成的、反对的意见尖锐对立，以致引动毛泽东主席在1957年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中，还为王蒙的小说说了话，肯定小说反官僚主义是对的，更不能认为首都北京的党的机关内就没有官僚主义。当然毛主席也讲了小说有缺点，但劝批评家，尤其代表新生力量的年轻批评家不要去“围剿”他。
但这一来王蒙的名气也大了；在全国知识界恐怕是家喻户晓。“人怕出名猪怕壮”。尽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亲自为他说了好话，但几个月后，王蒙还是被错划为右派，《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被粗暴地定性为“反党”毒草。
我们将稿件交给秦兆阳后，我不记得秦兆阳是否找王蒙谈过（那时我出差去外地了）。秦兆阳的作风是亲自动手为作者修改稿件，尤其他视为重头作品的新作家的稿件。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经秦兆阳修改并改了题目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
而秦兆阳的改稿，在1957年那个多事之春也掀起轩然大波。秦为他在《人民文学》的工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关于秦改稿的功过是非，在这篇小文里不想作出评价。但我赞成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建国以来优秀短篇小说选的编者，他完全尊重作者王蒙的意见，在将这篇小说收入小说选第二集时，采用的是作者原来的稿本，并且恢复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个原题。有兴趣研究王蒙创作的人，还是读这篇“原装”作品好。
再补充一点，王蒙没有忘记最初向他组稿并最先推荐《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篇小说的编辑。1984年，《人民文学》杂志举行创刊35周年的庆祝活动，邀请原在《人民文学》工作的一些老编辑参加盛会。时任《人民文学》新主编的王蒙在会上致词时连声说：“谭之仁同志来了没有？我感谢他，他是我的第一个责任编辑。”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白桦和公刘（1）
新中国建立不多久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云南野战军部队曾出现了两位才华出众、在全国有影响的青年新作家、诗人，他们就是白桦和公刘。
白桦，河南信阳人，我有位好友，已逝小说家苏群（蔡明川），曾是白桦和他的孪生兄弟叶楠当年在信阳师范的同学。白桦原名陈佑华，叶楠则称佐华。师范是免费学校，估计两兄弟应是比较贫寒人家的子弟，这可能是促使两兄弟在学校里思想倾向革命的一个因素。白桦于1947年参加中原的人民解放军部队。
公刘也是个笔名，使人想起《诗经》“大雅”公刘篇，它赞颂的是远古部族领袖公刘领导群众创业安居的史绩。取这个笔名的人，至少表明他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兴趣。公刘果然姓刘，上学时名“仁勇”，名字也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仁勇”三字来。我的同时代人、未来诗人公刘，和我一样，童年的成长环境，有抗日战争背景，有抗日歌曲的熏陶。由于日本鬼子进攻，父亲、母亲和十来岁男孩的他，从祖居省会南昌，逃难到了赣南的赣州。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他失学在家。这时他的人生际遇有了新的契机。他是个聪敏、灵动的孩子，喜欢唱抗战歌曲，尤喜当众表演。过剩的精力无处宣泄，恰好有一支抗敌宣传队张贴了告示要开办抗战歌咏班，它写道：欢迎各界男女同胞踊跃参加，年龄不限，职业不拘。小刘仁勇当下大感兴趣。1993年6月公刘重返阔别多年的赣州，回忆自己这段童年情景时写道：“没有征得大人同意，便飞也似的跑去报了名。我自幼热爱音乐，嗓子又好，视唱（即不用先哼会曲谱，张嘴便能直接按谱唱词）能力强更是我的过人之处。小学时代，年年断不了登台表演，从《葡萄仙子》到《渔光曲》到《大刀进行曲》。抗战爆发后学会的新歌更是不计其数，而且无时无刻不挂在嘴边。如今有了个大唱特唱的正经去处，何况还可以学到更新的歌曲，何乐而不为呢？”（见公刘发在《百花洲》文学杂志1994年第2期《毕竟东流去》（———追忆我在赣州邂逅蒋经国先生始末）一文）。那个国共合作、全民抗日时代，试问一个年纪不满11岁，准备进初中念书的孩子，能够判断“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抗敌宣传队”开办的歌咏班，是魔鬼、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而且是老蒋儿子蒋经国当头儿的，小孩子万万掺和不得的，“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深渊、陷阱吗？不用说，小刘仁勇想不到、做不到。我也如此。我比公刘兄小几岁，那时是个初小生，流亡在鄂中。我住的地方，附近就有国军的“远安”部队，他们每天晨练必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大刀进行曲》。我没事，常去看他们操练。那些官长、士兵喜欢我，常摸我的头叫我小弟弟，我也欢喜跟他们玩，从他们的练唱中学会了不少抗日歌曲。记得他们开赴前线前夕，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还摸着我的脸，亲切地对我说：小弟弟，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跟我们一样，也去打日本鬼子。明晰的记忆留在心底，至今视为美好回忆。我的话扯远了一点。我要说的是公刘做梦也想不到：学业之外的、抗敌宣传队歌咏班非正式小歌唱队员刘仁勇，只因此，在歌咏班的表演中，遇见了观看表演的蒋经国秘书徐君虎，由徐君虎的引见而邂逅了时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副处长、后又任赣州专员的蒋经国氏。蒋因刘仁勇热烈的抗日情绪，歌唱和演说的才能而对这个小男孩生出好感，遂嘱咐徐秘书支助这个失学小孩和另一同样情形的小孩进入中学读书。这是发生在1938年秋、冬和1939年夏天的事。半年后，12岁的刘仁勇考进在吉安山区创办的对来自沦陷区学子免收学、杂费及食宿费的国立十三中学，从此和蒋经国先生渐行渐远。当他得知1939年下半年徐君虎因与蒋专员意见不合而离去（徐1949年留在了大陆），中介人的离开，中学生刘仁勇随着见闻、知识增长，人大心也渐大，有了自尊自爱观念，使他决心断绝了和小蒋那些人的联系。1993年我曾去赣州实地采访，当地一位文化人告诉了我公刘童年时与小蒋邂逅的那段故事。之后读到公刘关于这个事情的自述，觉得公刘讲得更加澄澈透明，对事实一点不作掩盖，见出他人品的正直。后来公刘进入高中，面对日益腐败的国民党政权，他的思想渐趋“左”倾，成为学生自治会头儿之一，带头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活跃分子。进入大学，他因参加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游行示威，撰写“罢课宣言”而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榜首。从此他彻底摈弃国民党反动政权，选择并走上了一条新路。为躲避搜捕，1948年4月，他流亡香港，以公刘笔名给左翼报刊写稿，初展锋芒，其中有数篇是直接抨击蒋经国的时论。1949年公刘参军，随解放大军进入云南。他和白桦很快成为昆明军区文化部领头人冯牧的部下。在冯牧带领下，他们不畏艰险，几度深入云南边陲，收获了诗歌、小说。
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期，在《人民文学》这份全国作协的创作刊物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中，白桦和公刘因其作品的影响，因其文学才华，而分外引人注意。无名作者白桦，在《人民文学》创刊初期，即向其投稿，曾引起小说编辑秦兆阳注意。1953年初，他的一篇短篇小说新作，被当年实际负责《人民文学》编辑工作的文学评论家陈涌、萧殷选中、推出，发在1953年第3期的头条显著位置，这就是《山间铃响马帮来》，一篇描绘云南边陲地区特有生活风情及大军到后军民新气象，文笔清新可喜的作品，白桦一举成名天下知。后来作者很快将其改编成电影拍摄放映，作者和作品的影响更加扩大。而白桦不愧是写作快手和多面手。他既写小说、影剧剧本，还写诗歌、散文。50年代中期他在《人民日报》发过一篇散文《洛阳灯火》，我至今留有印象，那实在是一篇即景生情、情景交融，赞颂洛阳“旧貌变新颜———换了人间”，短小精粹，不可多得的抒情散文佳作。由此可见白桦的抒情气质和文字功力。公刘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呈现了他的创作高潮。对于《人民文学》的编者（1955—1956年主持编政的是秦兆阳），那是可喜的收获季节，诗歌、小说作者新人不断涌现，佳作迭出。而公刘，恰像一位写作弄潮儿，站在一波又一波涌出的新人新作的浪尖上，1954年即被中国作协发展为会员。《人民文学》以显著地位发表黄铁等同志参与，由公刘执笔整理的根据云南路南彝族民间美丽爱情神话改编的叙事长诗《阿诗玛》，民间文学专家们公认这是一篇改编成功的佳作。后来公刘又将《阿诗玛》这一动人爱情神话改编成电影，由上影资深导演汤晓丹执导拍成彩色故事片后，《阿诗玛》这一经典爱情故事在全国更是家喻户晓，影响扩散到国外。从1954年（当年编辑部负责人是从西南军区调来的葛洛）至1956 年，《人民文学》还好几次推出公刘新作组诗，如《西盟的早晨》、《中原》等等，有一回一次就推出他的短诗九首，这对新作家真是礼遇有加，但公刘的诗担当得起。我想其中几首当年脍炙人口的佳作，老读者不会没有印象。如《五月一日的夜晚》、《八达岭上放歌》、《中原》、《夜半车过黄河》诸篇，例如：《五月一日夜晚》那首———
白桦和公刘（2）
天安门前，焰火像一千只孔雀开屏空中是朵朵云烟，地上是人海灯山数不尽的衣衫发辫被歌声吹得团团旋转……
整个世界站在阳台上观看中国在笑，中国在舞，中国在狂欢羡慕吧，生活多么好，多么令人爱恋为了享受这一夜，我们战斗了一生！
1955年5月6日追记，北京当年这首诗发出后，文艺界内外叫好的人很多，都说公刘的确有才华，平易、生动的诗的语言，表达了众多革命者的心声；这样富有内涵，声情并茂的短诗，不是平庸作家写得出来的。我是小说、散文编辑，但是爱看诗，拿公刘的诗与某些革命资历稍老的诗人同时发在该刊的作品相比较，我不能不认为公刘这代年轻诗人，可能将是胜出的一代。公刘曾穿着整洁军装到《人民文学》编辑部作客，我当年观感，公刘属内向———内秀的人，乍见编辑部的人，他脸红红的，似有几分朴讷。
谁也想像不到，白桦和公刘这两个早熟的，受共产党革命思想培育，人民共和国造就的众人瞩目的一代青年作家，后来几十年的命运竟是非常坎坷，这不能不影响到他们的创作。
公刘童年跟蒋经国在抗日战争大环境短暂邂逅的那段历史，既难说是“失足”，也难算“错误”、“罪行”，并且他在参加人民解放军后写的入党自传里已向组织做过坦诚的，“触及灵魂”的交代。而在社会上他已是最有名望的部队诗人之一，他用赞歌来表达他对中南海、对我们军队和人民的热爱，如前文所说。与他同在部队创作室，后来也遭错整的徐光耀说公刘在创作室“诗名较著，文化素质较高”，他的这一评语是客观的。可是在1955年继反胡风运动后开展的全国肃反运动中，公刘不仅难逃劫数，且是重点对象了。因他历史上和逃到台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那点关系；文化素质高，诗的影响又大（胡风集团那些“伪装革命”的人，难道文化素质不高，影响不大吗？），这更成为对公刘“升温加码”，“格外带劲”，“所费时日也大”，“支部几次布置要‘加温’”（徐光耀语）的凭据。所谓“升温加码”、“所费时日大”，那自然是昼夜逼供，期待从被整对象那儿“突破”，被怀疑的敌人成为真正的敌人，那肃反成绩不就“大”了！在这一过程中，如公刘所叙述：“我不是徐君虎（留在大陆的蒋经国前秘书）先生的干儿子（当然更不是蒋经国的），即使在‘肃反’最绝望，我两次自杀未遂的时刻，我被昼夜逼供，只得胡说自己是‘国特’，是‘托派’，我也没承认是徐的干儿子。但是这又有什么用！结论中还是非定为‘干儿子’不可！”（请参看前引公刘著文）肃反中主持公刘一案的那位，50年代初期军（文艺）、民（人民文学）联欢时，我不只一次见过他，挺温和的山东汉子，当然资历比白桦、公刘要老。从徐光耀那篇《忆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所披露，当年审查公刘那态势，真可谓一往无前，一不做二不休。那种心理状态社会学者可以研究。我总觉得将这类比自己参加革命晚，创作成绩、影响倒比自己大的青年作家整为“异类”，这中间似有一种愤愤不平或者觉得我比你参加革命早，那些革命诗篇我写不出，你们怎有资格写，那不是僭越、冒充吗！益发气不打一处来。肃反整倒人，难以成功。到了1956年还不得不开“向肃反中被误伤的同志开赔情大会”，这自然是颇不情愿的；这就又改换“诱敌深入”的办法，一再动员别人发言，又是点名又还使用“激将法”，要公刘一定发言。等到公刘谈了两条意见，讲了中国历史上的“瓜蔓抄”，讲了要人道主义（据我所知，公刘被隔离审查时，他刚同新婚妻子成婚）。于是被那位审查者———支部书记记住。反右时公刘虽远在敦煌采访，立即被电召回京，公刘向党“猖狂进攻”的罪案因他讲的那两条意见，当然“顺理成章”成立。这回公刘的“特务”（有人绘声绘影写作发表了一篇小说）、“蒋经国干儿子”的莫须有罪案，公刘再也难以逃脱，且被剥夺发言权，有口难辩。更加可怕的从反右直至“文化大革命”，在极“左”指导思想、路线猖獗的这多年；甚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人帮”倒台，已为公刘拨乱反正、恢复名誉之后，所谓“蒋经国干儿子”、“蒋匪干孙”的阴影还被极少数人摇之舞之（有的还掌握着某种权力），招摇过市，时不时地仍然像梦魇一般挥之不去，沉重压在诗人公刘头上。使一个本该享有自由解放活力的这位老诗人，有时就得忍受这样的精神刺激、折磨，这是多么残酷的世纪阴影啊！在已经过去的将近半个世纪，公刘像好些 1955年、1957年遭错整的正直知识分子那样，屡经磨难，九死一生。他们的时间、精力，许多年都耗在沉重的体力劳动和迁徙流转之中。再坚强的人，也无法抵御一种大环境的侵凌，身心所受的摧损，是难以修复如前了。7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