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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遭退稿而不泄气。最早的作品是从1947年开始发在叶圣陶主编的、当时在全国中学生中影响极大的《中学生》杂志、《开明少年》和上海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主编的大公报《现代儿童》版和《小朋友》周刊上的。陈伯吹写信鼓励这个年轻人为儿童写作，认为它跟教育工作属同一目标，是很光荣的职责，望努力为之。有什么困难，请来信，当尽力帮助。任大霖直到1953年从浙江调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才见到他投稿时的这些良师益友。1949年5月他在杭州师范还没读完，因工作需要便调青年干校培训，很快成为浙江团省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下农村去结合中心工作做建团和少年儿童方面的事，接触农村孩子又产生创作灵感，及时写了《给城市孩子的通讯》寄给陈伯吹先生，全部在《大公报》“现代儿童”发表。任大霖的业余写作和本职工作还是有矛盾的。但是他遇见一位理解文学写作、思想开明的领导同志，他认为为少年儿童写作跟团的工作是一致的，不仅没责备他，反而为他发挥他的专长铺路。1953年10月，他被调上海少儿出版社，如愿以偿做适合他的工作。可能他哥哥也在这前后，从财经部门调入少年儿童出版社。
《蟋蟀》发出后，任大霖成为《人民文学》经常作者，其后他又在这个刊物发表多篇作品，《童年时代的朋友》，《在灿烂的星空下》，《天目山下》等我都还有印象。
改革开放后，他又以新作，不断支持《人民文学》。经我手复审发出的就有《心中的百花》、《革命歌词创作法》、《大仙的宅邸》等多篇。后一篇是儿童文学作品。前两篇是表达人民愿望，讽刺“四人帮”的。这些小说当年发表时，都有不错的反响。
任大霖工作繁忙，而笔耕不辍。1986年他寄给我他新出小说集《心中的百花》。书中还夹着一封信，说在过去一些年中，他发表的小说，有《人民文学》和我的劳绩，他一直忘不了，客气地对我表示感谢。我一篇篇读完他的小说。我感觉大霖小说的视野更加扩大了，描写也更加深刻，有他对复杂人性和社会现象准确深入洞悉和对爱与美的执着追求，前者可以《惆怅》、《职称》两篇小说为例。后者可读《芳草碧连天》、《莉莉和她的三个妈妈》这两篇小说。我以为这四篇小说是任大霖的力作。列入中国80年代短篇佳作，毫不逊色。
儿童文学作家任氏兄弟（2）
我去上海，只要有机会，总要会会任大霖。和他最后一次相聚是1987年4月初的一天。
我现在讲讲特殊年月和任大霖的一次见面。那是1974年夏初，我在《体育报》工作，去了一趟舟山群岛的嵊泗列岛，回来路过上海。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文艺界的熟人，不方便去找。但上海毕竟过去是出版中心，到上海来总想找点书。不记得是谁告诉我的，说任大霖此时正负责新组建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几家出文艺类书包括出外国文学的出版单位合并的）工作。我想既是这样，我似可以去看看任大霖。自然我也晓得“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变脸”。以我对任大霖过往的感受，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人。于是我决定去他办公地方一见，并找他要点书。其实我只想弄到一本罗玉君翻译的《红与黑》。在一处很大的院子里坐落着很大的平房，有人告知我任大霖在里边一间屋办公。我心里略感忐忑。见了面，任大霖还是老样子，我心安了。所谓老样子，就是还像过去一样热情亲切，问我从哪里来，在上海有什么事要办。我便开门见山地说，要找一本《红与黑》，他满口答应，说请人去库房里找。他问我明天还有什么事，他讲他们明天上午有个活动，欢迎我来参加，顺便将书拿走。第二天上午我的确参加了他们的一次活动，但内容是什么，一点儿都记不起来了。我感觉温馨地从老朋友那儿取走了我要的书。朋友还是朋友，不会随世易时移而变迁。这就是任大霖人品掠影。
任大霖去世几年了，去得早了些，令人惋惜。
2004年6月30日于湘江之畔
浙江三作家
——谢狱、郑秉谦和高光
1957年对于浙江文艺界，可以说是个大灾之年。
浙江向来是人文荟萃之地，尤其文化人出得多。鲁迅、茅盾、徐志摩、郁达夫、夏衍、冯雪峰、邵荃麟……可以举出一长串名字。新中国建立后，浙江文艺界聚集了不少人才。如著名历史学家、杂文家宋云彬先生任浙江省文联主席，五四以来的老作家有黄源、陈学昭等，另外还有些中年作家如谢狱、曹湘渠等，再就是解放后新起的作家如郑秉谦等。1957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和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传达后，当时有两个主题，一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要整风，发动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党整风；再就是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两个主题有内在联系。中央宣传部及中国作家协会的负责人纷纷去到一些省、市，宣传、贯彻毛主席讲话的精神，鼓励大家积极鸣放。如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去上海，另一副部长林默涵去广州，中国作协副主席邵荃麟去浙江杭州。然而在杭州，经邵荃麟鼓励而积极在座谈会上发言鸣放的浙江文艺界人士，在一个月后的6月份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从文联主席宋云彬到几位著名的新老作家陈学昭、黄源、谢狱（时任浙江日报副刊主编）、郑秉谦，还有“作协”的具体负责人郑伯永以及文化界较著名人士，如南下干部、浙江日报的第一副总编高光，省政协副秘书长曹湘渠，几乎都以“向党进攻”的罪名，被划为右派。这些被划的人，其实是很冤枉的，如宋云彬是一向支持共产党的高层民主人士，进步学者。黄源是老左翼翻译家，《译文》杂志创办人。陈学昭留学法国，得文学博士学位，后来又千辛万苦到延安，写作很积极，如早年出版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50年代去茶乡深入生活，写出新作长篇《春茶》。谢狱是老新闻工作者、老共产党员，出色的杂文家、编辑。高光是来自老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只是业余爱好文学。反右前夕，他曾给《人民文学》杂志寄过一篇《一个党代表的日记》，无非是对党内生活中某些不正常现象有所批评，《人民文学》曾考虑发表。但这却成了他“反党”的一个“罪证”。郑秉谦是出身解放军部队的年轻作家。这些人和“反党”，无论如何是搭不上界的。这样一来，浙江文艺界的有生力量，在反右派斗争中，差不多是“一锅端”了，自然是元气大伤。全国各地的文艺界在反右中都受了伤害，但像浙江这样受重创的，似乎也不多见。
我和谢狱、郑秉谦有些接触，大约是1954年、1956年之际。最先是1954年，郑秉谦在《浙江日报》发表一篇小说《柳金刀和他的妻子》。当时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兼管地方报刊作品选载这件事，我推荐了这篇小说并建议选载，副主编严文井拍板同意，将它发表于《人民文学》1955年1月号。1955年底，秦兆阳（时任《文艺报》编委）写专文推介这篇小说，认为这篇作品写的那位出身部队的民兵队长在对敌斗争中对群众的感情，写得很动人，并指出郑秉谦是位值得注意的新作家。所以后来郑秉谦被划右，我们很觉意外。谢狱于1956年寄来一篇小说《地下》，我以为是写得很好的一篇小说，其中写的地下斗争环境和党的地下工作者与国民党特务周旋并取得胜利的情景写得很真实动人；可以推测，要是作者本人对这方面生活没有深切体验，这篇小说是写不出来的。再则小说的语言、结构等艺术性方面既讲究、又自然浑成，不像那年月有些作者的作品总有那种装腔作势、不自然，好像做戏的味道；或总受既成模式影响，有那老一套的痕迹。这篇小说，恰恰是以朴实的白描取胜，这正是真正好的小说的妙处。照我看来这篇小说可以发表，遂推荐给了当时的执行主编。主编也觉得作者有生活，也会写。但对作者朴实的白描似不完全欣赏，认为“太客观主义”，主张请作者来京修改这篇小说。作者也应邀来京。但遗憾的是这篇小说未能改得主编满意。我个人觉得，当作者已实现其成熟的构思，要接受别人意见去修改，是相当困难的；有时勉强去改，更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作品虽未能发表，但我对谢狱其人和他那篇小说的印象一直不忘。因之1957年听说他被划右，我觉得非常可惜。
1990年，我主持《传记文学》杂志工作时，有一次浙江之行，愉快地重见了郑秉谦、谢狱，并由郑秉谦引见我以前没见过的高光同志，那时他们的冤案早已平反。高光复出后曾任省文联党组书记和“作协”第一副主席。谢、郑两位退下来后，都恢复了他们喜爱的专业写作。很自然地谢和郑都成为我主编的那本杂志的作者。谢兄阅历丰富，学问底子深，常用伏琛笔名写回忆或评议往事的很精彩的杂文、随笔。郑兄写作路子宽广，除写小说，还擅长写游记，杂志曾登过他写的泰国游记和川、滇纪游，颇受读者欢迎。我很感谢他们对杂志的鼎力支持。高光兄擅长写报告文学和杂文。我拜读过他复出后出版的两册新作《大梦谁先觉》和《边鼓集》，发扬了他过去秉笔直言的特长。可惜前几年他不幸早逝。
1999年9月6日写完
（载广东《读书人报》）
忆胡万春（1）
偶阅最近小报上一则报导胡万春家事纠纷的消息，才知道其人已逝。一个我很熟悉的，建国后成长的作家，一个曾经活跃一时的，很蓬勃的生命，就这样溘然消失。作为他的一个朋友，我的心难以平静。我希望在我的文字里，他又能复活起来。
我第一次见胡万春，是1957年初夏时节。那时我工作的《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还在小羊宜宾胡同三号一处偏僻而幽静的四合院内。一天快近中午，胡万春突然闯了进来，径直来到北屋大厅我们小说散文组。他自报家门：“我是胡万春。”我还记得他当年模样，头发留得很短，个头偏瘦，足登一双白色球鞋，显得十分的年轻、精神。那时他是上海劳动报记者，刚刚去内蒙古参观访问归来，路过北京，就急匆匆来编辑部看望他不曾相识的《人民文学》编辑们。他看见我，说：“你好年轻！”其实这是我正想对他说的一句话。那阵子，我们都年轻。作为《人民文学》编辑，虽然好些人没见过他，但对他，并不感觉陌生。因为他在1956年已经出席过中国“作协”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代表大会，是闻名的上海工人作家，也是这一年，他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的短篇《骨肉》，也是一篇感人的作品。（该作被推荐到世界青年联欢节比赛，后来很快得了世界短篇小说荣誉奖）由于彼此相识了，又不乏好感，自这以后，胡万春和《人民文学》的关系渐趋密切，他成了该刊经常组稿的对象。60年代，胡万春在《人民文学》发表过两篇给人留下印象的小说，一篇是《一点红在高空中》，题目就富含诗意，是描写一个在高空作业的年轻女电焊工生活的，茅盾先生在《一九六0 年短篇小说漫评》中曾对其作了很好的评价，说：“这是抒情诗，也是风景画”。还有一篇《过年》，是从一个小的侧面反映旧时代工人阶级悲惨生活及他们的斗争。胡万春当过童工，这篇同《骨肉》一样，使人觉得，他虽写了不少现实题材作品；但也能从旧社会生活，提炼题材，写出好作品。我们小说组的人跟他混得很熟，尤其小说组两个负责人许以和我，其后还有王朝银、周明等人。从60年代到80年代，我每次去上海，或他来北京，我们都互相往还。以后我虽说离开了《人民文学》，我们的往来，仍然没有中断。
50年代后期，我第一次到他家造访，才知他还大我几岁，且儿女已成群，算是个负担不轻的多子女家庭。我们便从他的家庭谈起。他说，他祖籍浙江宁波，宁波人善经商，好些上海人祖籍是宁波。但他父亲是工人。他向我讲说了他在旧社会的困苦生活。母亲替人帮佣，当奶妈，父亲干过码头工人，轮船上的伙夫、水手，锯木厂工人，却长期失业。他从小想读书却读不起，只念过两年小学，13岁就进工厂做童工。是解放后共产党改变了工人的社会地位，改善了生活和工作条件，他才有可能边工作边学习写作；读书，提高文化，甚至成为一个作家。他忘不了最先支持他练习写作的上海《劳动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的编辑、记者，他所在上钢厂的党委，还有上海作协的老作家们，像魏金枝同志等。初次接触，我感觉胡万春是个易于了解，对生活有热情，健谈，也善于讲故事的人。他的谈话似乎有股魅力，令我有点着迷。我想他之所以由一个普通工人成为作家，绝非偶然。那天，他让家人备了很丰盛的酒菜款待我。虽是头一回到他家中作客，面对他这样一个平易爽朗的人，我也就没有什么拘束了。我们开怀畅饮。我也相当专心听他讲，他讲的是，他正在构思的王刚这个“特殊性格的人”。他那几年正处于创作旺盛期，思维敏捷，脑子里活跃着的人物、题材、构思也多。我乐意听他讲，他也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那天连吃饭带说话，大约六七个小时吧。我告退时，日已西斜。
第二次我们在一起开怀饮酌，大约是1964年冬天。那年他频繁地来京参加各种活动。上半年，他参加文化部在首都剧场举行的1963年以来优秀话剧创作及演出授奖大会，那是一次盛会。胡万春可以说“独占鳌头”，竟有两部多幕话剧得奖，一部是根据他的中篇小说《家庭问题》与人合作改编的《一家人》，一部是名导演黄佐临根据胡万春另一中篇《内部问题》改编导演的《激流勇进》。中央文化部长、中国“作协”主席茅盾先生出席授奖大会并讲话，热情鼓励获奖作者。晚上，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于百忙中又来会见作者们。陪同接见的茅盾先生，当见到胡万春时，先生连说：“难得，难得，祝贺你两个作品得奖。”胡万春忙说：“你在信里边（按：指茅盾先生1962年给胡的信）讲的我作品的不足，我正在努力克服。”茅盾先生说：“你这么严格要求自己，我为你高兴。你以后大有希望啊。”的确，在60年代中期以《家庭问题》《内部问题》等中篇和改编的两个剧本为代表，胡万春的创作质量已大有提高，作品的社会影响也扩大了，他正走向创作的高潮。说实话，这是不容易的，他在创作实践中，已经过多年刻苦努力。话剧《激流勇进》在北京献演，他请我全家看了，我当时印象，无论创作或演出，都有一些特色，也还好看。那年似乎还开了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时间我记不大确切了，胡万春也是出席代表。冬夜在北京东安市场一家著名日本餐馆，我与他还有上海工人作家张英三人欢聚。是不是这次团代会之后呢？做东的是胡万春。那晚我们饮了白酒、啤酒、葡萄酒三种酒，并接近一醉方休。深夜，我骑着自行车摇摇晃晃地长途奔驰，总算回到了远在和平里的家。这证明胡万春兴奋的程度，我也兴会无前。席间话题，似乎还谈过九次团代会，当毛主席接见出席团代会代表，胡万春也走过去和毛主席握手，并有一张很大的照片。我记得后来这张照片，还挂在他家中。
忆胡万春（2）
1965年5月，在北京，我又一次和他相遇。我们一起自愿去越南参加援越抗美，同去的还有北京工人诗人李学鳌。胡万春去海防附近的工程兵部队，我和学鳌去部署在谅山—河内一线的铁道兵部队。这里可见出我们三人为国效劳，志趣相投（当年叫为“五个伟大”争光）。年底，我们返国，再次在北京相会。回上海后，胡万春很快写出了描写援越抗美的长篇小说《铁拳》。我记得读过这部小说的初稿，那已是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发动了，我工作的《人民文学》和其他刊物一样，很快被迫停刊。那时援越抗美尚属“机密”，就是刊物不停刊，万春这部作品在当年似也难以发出。后来不知道这作品哪儿去了，也没听万春再提它。
我再次见到胡万春，是九年后的1974年。那年，他好像住控江路。我当时在《体育报》编副刊，说是外出组稿，实际是想找没去过的地方观光一番。我去的是舟山群岛北端的嵊泗列岛。乘船返回上海后，我当然想看看好几年没见的胡万春。这天，万春别致地在家里温上绍兴黄酒，我们用牙签叼出煮熟的新鲜螺蛳肉，细嚼慢饮。他徐徐谈着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也相当艰难曲折。起先他是上海“作协”的造反派（这点我早听说过），他和姚文元关系也好（两人在《萌芽》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