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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稍稍从悲伤痛苦里边解脱出来，我就想动笔写点文字的东西。可是一提笔才发现这笔有千钧之重，要表达的已经不仅仅是逸闻趣事，而是饱含着三十多年人世沧桑，有我的泪痕血迹。我一没资料，二没有参考书。全凭一个人回忆。我一个个人，一桩桩事来回溯。我日思夜想，想得好苦。床头备有纸笔，有时半夜醒来，也要记、要写。就这样，从1988年起始，前后三年，我写了四十多个人的事，共24万余字（其中有部分文稿还没改出来）。我写得太苦太累了，弄得一身是病，视力减退，如今遵医生嘱咐，只好暂时搁笔。”
“当然书写完了，了却宿愿，我也感到充实、愉快。书中写的大部分我敬爱的人，还有我最要好的女友（她们是曾希圣夫人余叔、薄一波夫人胡明），而今都已作古。但我精神上仍然同他（她）们在一起，共享许多美好欢乐的瞬间，他们也帮助我度过艰难困苦的时刻。他们爱我、喜欢我，在我哀伤的时候，给我以慰藉、鼓励，我也始终不渝地爱着他们。人生能如此，还有何求！”
“现在我的日子过得不错。五个子女早已自立，有的在国外学习或工作。我已两次出国探亲，看看世面（她拿出赴美探亲的照片给我看）。我有许多朋友，包括海外的朋友也来这边看我，要我接待。但是我的心境已经归于平静。我宁愿足不出户，过清淡的日子，看看书，养养花（我特别喜爱花），听听自然的天籁（我们在她家庭院的花坛前合影留念）。”
水静断断续续讲来，我很少插话。时间飞快地过去。我觉得她很健谈，思维清晰，记忆力绝好。在精神上她并不见老。但是我怕她累了，只好告退。临走，她送我她的大著，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量很大的《特殊的交往》一书，这是珍贵的礼物。
寻访水静（3）
旅途中，我读完了《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全书。此书文笔自然、晓畅、轻灵，有一定的文学性，（我的朋友、著名散文作家吕云松为文稿进行了整理润饰，作者在书前对他表示了深深的感谢。）非常好读，使它获得了极为广泛的读者。我从本书中除了感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开国伟人和革命前辈丰富的人性美、人情美和难得一见的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还看见了聪明、活跃、机灵，善于应对各种场面，敢和毛泽东“辩论”、同周恩来干杯、向李先念要钱，协助省委书记杨尚奎解决许多难题的水静本人。我想这本书提供的恰恰是广大读者感兴趣的伟人和大人物们精神和感情生活的另一些侧面，也就是更接近普通人生活的那些侧面，也是只有像水静这样身份、阅历的人才有可能写出来。这恰恰弥补了某些历史传记或专写那些政治生活、军事生涯的传记作品之不足，而这样的作品似更易走进千家万户的普通读者中去。它的作用无疑也是良好的，使领袖、大人物的形象同普通群众更接近了，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除此之外，我还对某些社会上本已相当知名的人物更增加了一层了解。如曾长期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人们多知道他脾气大、独断专行等毛病，但他对女性温存、体贴、富有人情味的方面以及他在红军初建时期为情报工作立下的功勋，还有他在60年代倡导了“责任田”后的悲惨遭遇，就很少人知道了。水静的文章恰恰做了某一方面重要的补充。就是对写历史传记的人（例如如何全面地了解、看待一个人）也不能不是必要的参考。
我想，像水静这样的夫人在全国自然是少数，但在她所属的那个社会层里面也不算少。同样的或类似的生活经历，为什么水静能写出一本书来，别人却不能呢？这完全跟水静本人具备的素质分不开。她从小参加革命，在革命战争中经受了锻炼，好学上进，又爱好文学，这是其一。再则，身为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她除了服侍老人、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替书记免掉后顾之忧，还能在工作上、人际交往上助他一臂之力（正像她自己所说“尚奎为人热情，但疏于交际”，而她的出面恰恰弥补了他这方面的缺欠———“尚奎不止一次地以赞赏的口吻肯定我在扩大、加深他和同志们的革命情谊上的作用”）。这也需要具备某种天生的素质———比如应对自如、自然，具备分寸感等。这当然跟勤奋、好学的后天努力也分不开，未必是其他身份地位相同的夫人都能够做到的。也因为这样，她才能够做个有心人，处处留心，做过的事情便能留下印象，为后来的写作储存了丰富的客观素材。最后要说的是，水静除了爱好文学，还具备文学人物的素质、灵性，这就是丰富的感情和灵敏、细腻的感受能力。我想她作品气韵生动、情绪丰沛、细节丰满，其根源即在此。这就是水静作为夫人有其“特殊的交往”，而又能写出“特殊的交往”的原因。这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我预祝水静还会有新作问世！
不平凡的人生（1）
——记日籍华人作家、企业家张宗植中国现在一步步走向强大。但是20世纪近一百年之内，有多少海外华裔、华人企业家、文化人，热心关注祖国进步、发展，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给予支持、援助啊！我认识的海外日籍华人作家、企业家张宗植先生，就是其中非常独特的一位。
“辩证法的唯物论，为我开拓一个崭新的世界。”（张宗植）1914年，张宗植出身于我国江南的“儒林之乡”：江苏宜兴。从小丧母，生活在徐舍镇书香门第的外祖父家。在良好的乡间自然环境，既诵读中国经典，学着做诗填词；后来又进新学制的学校上学，接触传播西方科学新知识、新观念的新课程。
1928年前后，张宗植进入上海私立民立中学读书。这是当年一所英语程度很高的中学，初中一年级起除国语外，全部采用英语课本。但进入初一的张宗植并不感觉吃力，此前他已在宜兴中学读了一年，是个优等生，因病才休学的。在那个时代，敏感的少年张宗植经历了国运的几度转折、变化。起初是苏、浙军阀齐燮元和卢永祥的混战，他的家乡成了战场 。接着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日本在上海租界开办的内外棉纱厂的日籍职员，公然开枪屠杀了中国罢工领袖顾正红，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加紧了。人们盼望着北伐战争胜利，收回租界，排除帝国主义势力出中国。不久却发生“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政府，再次向帝国主义低头求饶，屠杀共产党人和左翼分子，将中国重又陷入内战血泊之中。蒋政府向帝国主义屈服，卖身勾结，却并没有讨得一心要“征服中国、征服亚洲”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欢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我东北三省。紧接着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日军在上海附近的浏河登陆，居然炮轰上海。张宗植从老家赶回上海入学，恰巧碰见闸北火光冲天，差点儿脱不出身来。学校里的功课，张宗植应对裕如，苦闷彷徨的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课外书籍，希望从中找到国家和个人的出路。北伐军到达上海时，初中生的他，曾翻读了《三民主义》，却不解渴。民族危机深重，进入高中的他，这时接触了先行者们译介的一大批讲唯物论、辩证法的历史、哲学和文艺理论书，他觉得正中下怀，茅塞顿开。用他自己的话说：“辩证法的唯物论，为我启示了新的人生观，开拓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我们那一段的青年期，这些书的大量出版，是唤醒青年热情和理性的号角。”的确是这样。中学阶段，可以说，在政治思想和文学修养等方面，张宗植已经奠定了他往后行事、作人，坚实的基础。
一个“比正式生还出色”（韦君宜语）的清华大学旁听生中学毕业，张宗植报考清华大学，只因体格检查“不合格”，他未被正式录取。1932年深秋，他被允许住进表哥何凤元的学生宿舍，成了一名“清华”旁听生。（那时“北大”“清华”都容许旁听生，有的人是住在校外自租的公寓里。）他这个旁听生可不简单，一边听各科名教授讲课，攻读中国文学和西洋文学等学科；为了了解那个处心积虑侵略中国的东邻日本，而用心学习日语。一边还加入左翼团体“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后改称“社联”），写文章，参加抗日爱国学生运动。日寇步步进逼，华北形势危急，平静的清华校园已不宁静。北平市民和学生，抗日情绪高涨，张宗植成为校园活跃分子。他结识了张凤阁、牛佩琮、李裕源（一清）、吕明曦（元明）等进步同学，很快又有蒋南翔、高承志、徐高阮、姚克广（依林）、荣千祥（高棠）、杨德基（杨述）等一批新入学的青年，还有一些女同学，如魏蓁一（韦君宜）等加入他们的活动。张宗植本人参加了地下共青团，又被推荐编《清华周刊》。他在《清华周刊》用张瓴、宗植（韦君宜则说他用晏未庄的笔名，笔者未在国内出版的已收张宗植30年代著作中查出。）等署名发表不少作品，既有讨论唯物论认识论的长文，还有小说、散文、杂文等作。此外还在北平、天津、上海等有影响的报刊如《大公报》文艺副刊，《文艺月报》、《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等，刊登新作。有的小说如《浅滩上》，当年在清华园人争阅读，被称为杰作；《骚动》则被选入鲁迅、茅盾编选的中国现代小说选本《草鞋脚》中。这使他在校园内外名声大噪，也引起北平国民党反动当局注意。1935年春天政治形势紧张，1月，一个寒冷的黎明，国民党军警来清华园搜捕进步学生，张宗植和一批同学被捕。4月底，张和徐高阮两人随即被作为要犯，押解南京。张宗植告别了他留念的古城北平，直到45年之后的1980年，才又见面。但是学生们的抗日救亡热情是压制不住的。1935年冬天，在姚依林、蒋南翔等这些共产党员进步学生领导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抗议国民党政府压制抗日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这时张宗植已被一位亲戚将他从南京警备司令部保释出来，在武汉闲住。因为反动派封锁消息，关于“一二·九”，武汉的报纸全无报道。直到1936年初张宗植到上海，准备去日本留学时，才知道“一二·九”的大致情况。而蒋南翔起草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他是经朋友寄到日本才见到。当读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时，他热泪盈眶。他赴日本留学，其中一个动机，就是为了就近研究这个侵略中国的近邻的社会、政治等情况 。他和蒋南翔他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不平凡的人生（2）
1937年夏天，张宗植正在日本留学，突然爆发了“七七事变”。日本各报汹涌喧嚣，制造战争空气，连天的大标题都是“膺惩暴支”，“宣扬皇威”。原是日本军部早就安排好的占领华北的计划，偏要说是“偶然事件”，罪在中国；本已驻屯在华北的日军，却假称是临时派遣去惩暴防恶的。张宗植气愤极了，中国学生在日本再也呆不住了。他毅然带领来日本短暂度假的妹妹，于1937年8月中旬，回到中国。
那个时代那些人，不管放在哪儿，都是社会中坚张宗植赶回上海，匆匆去宜兴老家探望了外祖父一家，便步行3天，去芜湖乘船，赶往那时的抗日中心武汉。他与在武汉相遇的表兄何凤元一起去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登记，以便参加战时文化工作。在这儿，他们碰见了老师、清华大学张申府教授。张教授已获准在三厅成立一个“战时文化社”，要出一本月刊，需要编辑人员，于是留下他们编刊物。然而3个多月，仅出了两期，武汉已在日军威胁之下，空袭频繁，各单位、团体，纷纷向四川撤退。张教授已先行去重庆，表兄何凤元应聘去西安教书，留下张宗植和一位管总务的高君，两人负责运送“战时文化社”的行李、辎重（其实主要是几箱书籍、纸张）。到达宜昌才了解，经营从宜昌至重庆的川江航运的民生轮船公司，其运输人员和物资的任务，非常繁忙、紧张，有一位业务处经理童少山在这儿坐镇指挥。张宗植他们等了一个半小时才见到童经理，他们自然希望自己早日登程。然而当亲睹了童少山肩负重担，昼夜辛劳，而人手短缺，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张宗植不是去那儿坐等安排运输；而是帮童少山干起活儿来，帮他在码头黑板上写装运表，加快他运转的速度，天天如此。活儿看起来平凡，也不求报酬。可是在他和原来不相识的童少山之间，感情拉近了，彼此生出了好感。这就是张宗植和中国经营有方，最大最好的民营轮船公司结缘之始。他和高君及他们的五六箱行李在第五天登程。而他没想到的是，他良好的教养、素质及敬业精神，已被童经理看中。抵达重庆不久，《战时文化》出完第3期停办后，1939年，他被邀去民生轮船公司服务，从此开启了他生活新的一页。甚至他战后在日本定居、生活，跟他在民生轮船公司参与经营管理现代企业的阅历，当然也大有关系。
从民生公司职员到战后海外贸易商人，中、日贸易先行者张宗植到民生公司，先是在公司的业务处编辑股，翻译英文资料，包括编译英国路透社每天早晨发来的新闻电讯，供总经理卢作孚先生参阅；同时帮助公司起草业务报告。那时有一家美国杂志来信约稿，请民生公司写篇文章介绍他们战时的业绩。业务处经理童少山要张宗植发挥他的笔杆特长，起草一篇精短、生动而又有说服力的文稿。没想到读了张宗植起草这篇文章的总经理卢作孚甚为欣赏。卢总经理郑重其事地要童少山将这年轻人领到每天下午开的公司高层人员例行碰头会上来。张宗植向他尊敬的以前从未正式见过面的卢总经理行礼后，卢指着各部门经理、副经理亲切对他说：“宗植，你认识他们吗？”人员介绍毕，卢总经理和蔼的目光转向张宗植：“你这篇文章写得好，我已经让他们传看了。”又连夸两声“写得好，写得好！”像老师夸赞学生，将宗植闹了个大红脸。自此张宗植这个默默地做事，有潜能的年轻人，受到卢作孚赏识，从总经理室秘书一直干到公司襄理。这期间，张宗植结识了卢先生特请的公司新任协理、代理总经理，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鼎鼎大名的原上海海事大律师魏文翰先生；也被他看重，两人成为很好的合作共事的朋友。由此张宗植参加了民生轮船公司多方面的工作，也常深入第一线。为了尝试扩大川江航线，他两次加入公司在险段甚多的乌江和金沙江的试航。那时日机频繁空袭，加上川江水险，民生公司百多艘航船处在无法保险的状态下。公司领导人卢、魏两先生，对此颇为不安。想设立一个保险公司，并同海外大保险公司签订长期分保协约，就地承办保险业务。然而民生公司难以单独设立。想寻求合作者，又不愿与孔祥熙、宋子文财阀系统的公司掺和。恰好1942年冬天，重庆广大华行总经理卢绪章也在寻找这方面的合作者。双方洽谈了数次。而进一步了解广大华行背景及内部情况这件事，卢作孚先生，信赖地交给张宗植去办。张宗植多次去广大华行实地参观他们的经营、运作，明显感觉到他们那不同于国民党官风官派的，切实做事的新作风。他对广大华行准确的判断，帮助卢、魏两经理迅速做出决策，以两方为主牵头的民安保险公司成立。在频繁接触中，张宗植已和卢绪章（新中国成立后任外贸部副部长）及广大华行员工舒自清等人处得很熟，彼此之间似有一种无言的默契。这里我要说一句，以民间姿态在重庆出现的广大华行，是在周恩来远见卓识下，极隐秘地设立的中共在国统区最早一家贸易公司。当年周对卢绪章讲了两句话：“你这个资本家一定要当得很像。广大华行一定要做到不与左派人物来往，就是在妻子面前也不能暴露身份……”遵循周的嘱咐，“广大”稳稳地在大后方站住脚跟，开创了局面，后来业务扩展到海外、北美，为新中国培养、积蓄了经贸人才，这是后话。民安保险公司由卢作孚当董事长，魏文翰任常务董事，总经理则是广大华行的杨经才，卢绪章任协理（杨去世后，卢改任总经理）。而“民生”与“民安”公司之间的事务，则由张宗植联络、掌管。可能就是这时候，张宗植的人品、作风和业务素养，包括熟练的外语，就被卢绪章、杨经才他们看中了。
不平凡的人生（3）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张宗植仍在民生公司工作。经卢作孚、魏文翰两先生安排，他有机会赴刚刚结束二战的欧美实地考察，并在那儿深造，工作。日军投降盟军后，联合国为处理战后问题召开有关国际海事会议，魏文翰作为出席此次会议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