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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长篇小说“三红一创”（《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的出版，作为深谙创作的编辑，萧也牧其功不可没；此外，还有有影响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徐怀中作）、《太阳从东方升起》（曾秀苍作）、《朝阳花》（马忆湘作）、《高玉宝》等；还有一批青年作家如林斤澜、浩然、胡万春、阿凤、万国儒、滕洪涛等最初出版的作品专集。
为了编好《红旗飘飘》丛刊，1958年，他到处宣讲革命传统和革命故事，而他自己在本单位却仍被补划为“右派”，这自然跟他七八年前发表“坏作品”的“前科”分不开。被错划后，萧也牧并没有因再次给他的不公正待遇而从此消极下来，“事不关己，不闻不问”。他的同事们说，他有一颗“别不住”的心，爱才、爱事业。王蒙不会忘记，在他最倒霉，被“发配”边疆的时刻，是萧也牧全家代表他的出版社去火车站送他。秦兆阳不会忘记，他当了“右派”，被送往广西劳改，数年后在一家刊物发表作品，是萧也牧第一个关注他，出版社亲自派人下去找他。在编辑岗位上，萧也牧还诲人不倦，手把手地带出一批年轻编辑。“文化大革命”浩劫，萧也牧再也挺不住了，以病弱之躯，饱受摧残之后，1970年殁于农村，终年52岁。死前数天，还在参加劳动。没有亲见林彪、“四人帮”倒台，是他的不幸。
萧也牧在50年代因一篇小说遭受不实事求是的批评，其不幸绵延到70年代他生命的终了。然在几十年的坎坷际遇中，他的心仍然是热的、活跃的，为人民文学的编辑出版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们应该了解他，不应忘记他。
最早的“弗洛伊德主义者”？
——方纪和他受批评的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些》
作家方纪，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具备诗人气质的人。早年在延安，他写过一篇给人印象深刻的纪实作品《阿洛夫医生》。50年代后期他访问大西南，写过热情洋溢的诗篇《不尽长江滚滚来》。60年代困难时期，他在《人民文学》发表写领袖写得很潇洒，鼓舞士气的散文《挥手之间》。
但是他的创作生涯并不顺遂，尤其写小说。1950年3月，他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些》，这是他写的“不连续的故事”中的一篇。两个月后，这篇小说遭到严厉批评，这恐怕是解放后较早挨批评的一篇小说，也是批评中上纲很高的小说。它有两顶帽子“恋爱至上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从此，它顶了“坏”小说的名声。作家方纪顶了写“坏小说”作家的名声。
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些》究竟是怎样一篇作品呢？
方纪以十分敏捷的观察感受，以一枝清新、活泼的笔，通过描写一位美丽、聪慧、爱笑、爱玩、爱唱歌的贫农姑娘在土改中和土改后的处境及一位善做工作、善解人意的村党支部书记（兼农会主席）如何理解她、帮助她（解开她心上的疙瘩），调动了她的积极性（串连青年妇女，动员全村青年参军），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值得深思、有远见的问题：土改消灭了农村的封建制度，还要不要继续消除存在于某些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残余思想，以利继续解放农村生产力？村支部书记何永是好样的，他全面关怀全村人民的心态、情绪，关心青年们的特殊要求———适当的文娱活动、恋爱、婚姻等，谆谆善诱、因势利导，解决他们的问题，结果不仅完成了预定的工作，也使人们心情舒畅、充满活力地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前进。
它怎么变成一篇“恋爱至上”、“弗洛伊德主义”的作品呢？那是因为批评的方法“釜底抽薪”，好像根本看不见作家苦心描写的村支部书记在支持青年妇女小环动员青年参军中所起的决定作用；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攻其写小环对青年的吸引力的某些带夸张色彩的描写），结果就变成了如批评者所说的：“难道我们党在农村中长期对农民所进行的教育和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作用，还不如一个漂亮姑娘所起的作用吗？”这还不是“弗洛伊德主义”或“恋爱至上主义”？其实，实事求是地看，方纪这篇小说的总体思想是和所谓“恋爱至上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不搭界的。小说中的某些夸张描写，即便是缺点，但经过批评者无限放大，就变成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这使我想起汉代那首有名的民间诗歌《陌上桑》，它描写一位漂亮姑娘秦罗敷的魅力：“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这样的夸张描写，如果叫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些》的批评者看来，那最早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和“恋爱至上主义者”的帽子，恐怕该提前一千多年送给我国古代的诗人了？
无所适从
—一篇受批评的小说《关连长》
文学批评如果实事求是、比较准确，可以促进创作。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批评者的动机是好的，恐怕效果也就难说了。
最近曾和文艺界一些老同志一起反思50年代初期的某些文学批评。一位老作家说：文艺界对一些文艺工作者打棍子，戴帽子，并非始于“四人帮”。一位批评家说：解放初期，一大批作家对新生活、新社会怀着极大的热情，愿意歌颂它，表现它；即使由于不够熟悉生活和描写对象而在作品中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人家歌颂你的热情总该肯定呀！好像连歌颂也不行。人家歌颂你：“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你马上给他堵回去，无敌的力量从何而来？这就弄得人瞠目结舌，不知所措了。我知道他指的是作家碧野写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挨批评一事。我也确实看见过“歌颂也不行”这样的例证。那是50年代初期对《人民文学》发表的一篇小说《关连长》的批评。
这篇小说的作者朱定，当时是参军不久的一个年轻人。1950年发表的这个短篇，很可能是他的处女作，被编辑选中发表。
小说写得相当朴素自然，真实感人。它从一位参军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连队文化教员的观察感受角度，写攻打上海战斗中人民解放军的一个连队。它有“父亲一般”的关连长，“母亲一般”的指导员，连队气氛团结和睦，纪律严明，战斗情绪高涨。在攻打上海近郊一座红砖楼守敌的战斗中，关连长和连队干部发现敌人竟将一群孩子（学校的学生）关在楼上，把无辜生命推上炮火前沿，妄图阻止解放军前进。这是多么卑鄙无耻。人民的军队自然要想方设法避免这群孩子的无辜牺牲。关连长于是决定不用炮火，而是近距离短兵相接，用步枪、机枪瞄准消灭敌人。关连长和连队干部身先士卒，迅速消灭了敌人，解决了战斗，救出了孩子们，而关连长自己却在这场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这样一篇颂扬解放军的基层指挥员为了人民而英勇战斗、善于战斗的光辉形象的作品，究竟有什么错呢？可是小说和据此改编的电影，却被扣上了许多顶帽子，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什么“以庸俗的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歪曲了我们人民解放军的革命人道主义”、“严重歪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形象”、“把我军指挥员写成没有高度战略思想的拼命主义的冒险者”、“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等。读者不禁要问，怎样才算是不“庸俗”的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呢？怎样才算不是拼命主义呢？怎样才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呢？按照批评者的逻辑，是不是处在这种特殊境况下的解放军要无所顾惜，不讲究战法，不设法保护孩子，硬是用炮火朝楼房轰击，才算是无产阶级的“从广大群众的长远利益出发的”人道主义、才算是“现实主义”的描写呢？……但是假若作者真的这样写了，那么一定将有一顶更大的帽子“作者竟敢捏造事实，污蔑解放军惨无人道”在等着他。这样的批评，真是弄得作者无所适从啊！大概只有搁笔不写，才算是没有毛病了。
中国“作协”反胡风运动一瞥（1）
周扬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他长期领导文艺界。人们不会忘记，粉碎“四人帮”后，他在思想文化战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对自己过去工作里某些失误诚恳检讨，一再向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同志表示道歉，尤其赢得了人们对他的敬重。
当事情涉及建国以来文艺界的某些重要历史事实，而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见证人，觉得需要做某些必要的补充或“更正”时，我便想到了周扬这种正视历史、正视事实的精神。
近读江西《百花洲》发表的李辉同志写胡风集团冤案的《文坛悲歌》。作者下了不少功夫，收集资料，采访今天仍幸存的许多当事人，写成30万字的大块文章，受到读者好评。但我仍然感到有些不满足。正是在周扬实事求是精神的感召之下，我就与胡风集团冤案有关的自己的见闻，略述几点，希望有助于读者了解真相。
当1954年11月中旬，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主席团联席扩大会上周扬作《我们必须战斗！》显示“战线南移”（注）的主调发言时，我看见满座皆惊，连坐在主席台上的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和中国作协主席茅盾也显得举措不安。他们毕竟是局外人，对发动这场运动的背景情况恐怕也是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因而难免要察言观色，改变自己的尴尬状态。等到稍稍弄清楚了情况，才有后来以文联主席或作协主席身份所作的批判发言。郭沫若、茅盾也好，老舍、巴金也好，这几十年的角色不好当呀！我这里的意思是说，尽管郭沫若、茅盾批判胡风集团的发言很尖锐，但无论如何他们不能算是运动的发动者。
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会后，中国作协领导班子改组，邵荃麟任党组书记兼《人民文学》杂志主编。这时《人民文学》编委会改组，邵荃麟“网罗”胡风任编委（自然是得到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意的）。邵荃麟主持《人民文学》编政时所做的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是连续发表“胡风集团”有才华的作家路翎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的小说，其中最著名的两篇《初雪》和《洼地上的“战役”》立刻引起很大的反响和争议。著名的评论家、作家巴人曾发表文章推荐（初雪》。一位正在写战争题材长篇小说的作家说，读了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他的厚厚的一叠小说手稿可以烧掉了。（这位作家后来在反胡风运动中受了领导严厉批评。）但是反对路翎小说的声音也很强，《文艺报》很快发表部队评论家侯金镜批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的长篇文章，认为小说写战士恋爱，违反了部队纪律。（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改组的《文艺报》领导班子中，张光年取代冯雪峰任主编，侯金镜调任副主编。）此外还有一些粗暴批评小说《初雪》的文章。我作为作协的一名工作人员，耳朵里听见作协内部一些人的叽叽喳喳：邵荃麟来自“国统区”（尽管邵是1926年的老党员），他偏爱胡风集团的作家（尽管邵1948年在香港主持批评胡风的思想是人所共知的），轻视、排斥解放区的作家。这些话虽说当时还端不到桌面上来，但已经使人感受到一种气氛，有一股压力：即在某些搞写作的人看来，并不是路翎的小说不好，路翎的小说之所以必须批评，是因为他是胡风集团作家！这就有点对人不对事的味道了；不管你是邵荃麟也好，陈涌也好，谁推荐胡风集团的作品，谁讲路翎的小说好，谁就是危险的！笔者愿意在这里讲个小插曲。陈涌是延安“鲁艺”出身，周扬的得意门生之一，解放初期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阿垅（“胡风集团”重要理论家）。反胡风运动开展后，《人民文学》的编辑受命组织陈涌写批评路翎小说的文章。但陈涌看过路翎的全部小说尤其是长篇《财主的儿女们》后，对编辑说，路翎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这对路翎就算是很肯定的评价了。陈涌后来虽说也发表了批评路翎小说的文章，但调子自然不是很高的，显然跟某些人的想法有距离。陈涌当时在何其芳任所长的文学研究所工作；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据说跟他对胡风集团的“右倾”不是没有关系。在周扬，这真有点“挥泪斩马谡”的味道了。总之，1953年、1954年之际笔者在作协接触的虽是些小小局部，亦能感知反胡风运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如果亲胡风，或跟胡风有历史联系，这也算犯了大忌。胡风在抗战时期主编《七月》、《希望》两刊物，很多当时解放区的作家在上边发表作品。而在反胡风运动中，这些人几乎无例外地受审查，不少人被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在战争烈火中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作家，任华东文化部副部长的彭柏山，也被无所顾惜地开除党籍、撤除公职，长期下放劳改。其中一个因由是他在30年代和胡风有过历史关系（实际是左联的工作关系），解放初期又有接触。有才华的诗人鲁藜、胡征（曾长期随军二野，出版过出色的长诗《七色的战争》）等，被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至于有影响的诗人艾青、田间，老资格的参加过长征的冯雪峰，则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盟友”！
1955年继开展大规模反对胡风集团运动之后在作协党内开展了反对“丁、陈反党集团”（波及冯雪峰、舒（群）、罗（烽）、白（朗）等人）的斗争。一位文艺界领导同志讲话开导我辈说：“丁、陈集团（自然包括跟他们较接近的艾青、田间等党员作家。艾青后来被划“右派”。田间蒙宽大，未划。）是实力派，实际是胡风集团在党内的后援与盟友！”那么，这个隐患不挖出来，那还得了？果然在1957年，丁玲、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等人都被划为“右派”。周扬发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长文，批判这些“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
中国“作协”反胡风运动一瞥（2）
1955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随后在全国大规模开展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群众运动的前奏或序曲。作协“五人小组”（其名单李辉文章中有披露）中有的成员，一个时期曾搬到公安部门去办公，编辑收缴来的那些“胡风集团”“密信”。随即立功了，作协的运动受到毛泽东主席表扬。这的确是毛主席当时树立的一个样板。毛主席领导搞运动向来重视“以点带面”取得经验。因此后来某些中央部门为推动肃反运动开展，曾请作协五人小组的成员前去作报告，介绍成功经验。后来这五位负责人经过调整，增加了张光年、郭小川，去掉了康濯和阮章競。此后他们不仅是领导接着而来的反对“丁、陈反党集团”斗争的核心班子，也是领导作协反右派、反右倾（而诗人郭小川却在1959年发表诗作《望星空》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后来离开了领导班子）、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核心班子。他们长期在作协掌权，其中的刘白羽、张光年两位实际是周扬最信任的“智囊”，参与领导整个文艺界的核心人物。
像这样开展大规模的运动，对文化学术界知识分子上升到“敌我矛盾”进行批判，惩治，恐怕跟延安时期敌我斗争环境严酷情况下，批判王实味等人取得的经验不无关系。不久前发表的读者已经熟知的关于王实味案件的文章，披露了当时的一些事实真相。此外还可参看周扬发表在1942年7月28日—29日《解放日报》上总结和“托派分子”王实味斗争的长文：《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1958年，《文艺报》把延安时期遭批判的“大毒草”：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拉出来，再事批判、鞭挞、示众，所写的编者按语送给毛泽东主席。毛主席重写了按语，但看来对《文艺报》这一做法是肯定的、支持的，这无异将延安时期树立的样板再次亮出来，同时对已被打倒的丁玲、艾青、萧军、罗烽等人再甩几重鞭，起到“儆百”的作用。在延安的批判运动中，一些作家、理论家已经成了行家里手，所以在反对“胡风集团”的斗争中，他们又重操旧业，驾轻就熟，得到充分发挥。记得1955年5月下旬《人民日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公布之后，文艺界召开了声讨、批判“胡风集团”的大会。许多著名文艺界人士纷纷登台表态。唯独美学家、翻译家吕荧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说：胡风可能有错误，但他是思想问题，不是反革命。而当时就有一位平素温文尔雅、颇具绅士风度的诗人、理论家突然走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