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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藏族姑娘，远不是一般的七八流作家所想像的那样在两性关系上很随便，一推就倒。”时下，确有个别“七八流作家”，以把少数民族（包括藏族）中的两性关系写得污秽不堪为“时髦”。读了多杰才旦这篇作品，顿觉清新爽目，好似向文坛吹过一股清润的风。再则，作者写小说的技巧也是相当纯熟的，行文自然、浑成，毫无斧凿痕迹；感情真挚，毫无忸怩作态。读罢小说，自然想会会作家其人，可惜他远去牧区，不在西宁。
我读的第二篇小说是青海蒙族青年作家察森敖拉的《无词的摇篮曲》。察森的作品我读过一些，如发表在《当代》1986年第3期的短篇《被拒绝的吻》。而中篇小说《无词的摇篮曲》，我觉得标志着作者在创作上又跨进了一大步，青海海北牧区的生活气息是那样浓郁。例如，小牧羊女巴达玛感受的祁连山区那奇诡莫测的神秘世界：“……一只黑色的秃鹫叼着小羊羔飞上了天空。她看得清清楚楚：小羊羔在秃鹫的爪子里挣扎着，叫喊声那么凄惨。她望着秃鹫，抡着抛兜追呀追。大羊的叫唤声在她身后响成一片。当她正追赶的时候，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狡猾的秃鹫叼着小羊，飞过浩门河，落在对岸的小山包上。巴达玛的眼睛里涌着泪花，拣起圆圆的鹅蛋石，装进抛兜，对着秃鹫打。可是秃鹫落得太远，怎么也打不到。‘咩咩’一声，小羊羔的妈妈，那个黑眼圈母羊，从巴达玛身旁窜出来，跳到河里去了。湍急的河水一下子把它冲出好几丈远。‘咩嘎嘎……’浪头一次次把它埋没，那对黑眼圈一次次冒出水面。那声音越来越微弱，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一个汹涌的浪头把声音连同那双黑眼圈吞没了，再也没露出水面。可它的叫唤声还在河两岸回响，完全变成了‘娃娃呀———”这一幕活龙活现震撼着孩子心灵的自然界的惨剧，还有母性之爱，我读了真有惊心动魄之感。如果不是对牧区生活有深切的体察，加上一颗敏感、善良的艺术家的心，我想不可能有这样精妙、老到的描写。全篇正是通过一个孩子的眼光与独特感受，写了善良、热爱劳动，用那母性的无私奉献，含辛茹苦地负重一生的祖母额吉的形象；写了那头也是无私奉献却结局悲惨的老白牦乳牛以及它和老祖母、小女孩之间无言的感情交流。从祖母身上，我感受了一种动人的崇高、博大的精神，好像自己的心灵也被净化了。太好了，太需要了，体现在千千万万中国劳动妇女身上的母性之爱———“无词的摇篮曲”！但另一方面，这样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人在生活里却常常得不到周围人们的理解、重视、关心，正像那头有象征意义的老白牦乳牛，老了，在人们心中不过视之为无用的、可以弃之如敝屣的废物罢了。谁珍视它曾有过的奉献呢！这又引起人们的深思。作者以冷峻的态度，生动如画的笔法，展现给我们这个生活的悲剧，表现了他对生活的深刻透视与思索。这不是对生活和人物没有深知，没有理解与热爱的作者能够做到的。全篇无一字空洞、抽象的议论，但那丰满的形象细节以及它所透露的生活哲理，深深地感染、打动了我。我极想见到这位作者。感谢青海的文友给我机会，我到了作者生活在其间的海北藏族自治州。7月22日，我抵达州首府浩门镇，晚上即去看望察森，在他家里做客。这是一位面色黧黑，中等身材的人，原来他曾在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学习过，汉名叫张德诚，以前我们见过一面，但印象不深。他是距浩门镇不远的仙米乡人，今天我正好路过那儿。这是个蒙、藏、汉、土、回五个民族混居的乡。海北自治州有不少这样的民族混居区，这是久远的历史形成的。察森的父亲是蒙古族，母亲是藏族。难怪一见之下，察森那黄黑面孔，一口闪亮的白牙，还有微带摇晃的步态，使我感觉他像个藏族；而那方方正正的脸盘，偏高的颧骨，又是“标准的”蒙族。仙米是个美丽的地方，山上林木葱茏，百鸟啼鸣，据说盛产珍禽蓝马鸡。山畔野花盛开，争奇斗艳，山丹丹花更是红得撩人。浩门河宛转流过，附近有肥美的牧场，一望无际的开花的油菜地。察森从小生活在这众多民族友好相处，农、牧、林混作的环境和这片土地、这样的生活方式建立了血肉联系。父、母是农、牧民，他的妻子也是一位藏族，是以水草丰美闻名的苏家滩牧区的人。这次家庭造访，使我更加了解察森其人和他的作品。他继续保持跟这片土地、这多民族的人群的密切关系，又正值盛年，看来创作上有很大潜力，已经显露并将更大地迸发出来。
青海采风（2）
青海东部农业区（包括西宁）位于黄河的重要支流湟水流域，历史上也叫河湟地区，不但是青海省的粮仓，且因地理位置的关系（历来是汉族和西北少数民族的一个交会点，农区和牧区的连结点），早已形成具备自己特点的文化、生活风习。例如宗教、建筑等受藏族影响，民歌“花儿”，受回族很深的影响。我在阅读青海文学院学员的中篇小说稿时，很想看到一点反映河湟地区生活风情的小说，果然给我找到了，那就是青年作者井石的《湟水谣》和回族青年作者韩玉成的《荒地》。井石我听说是青海海西州出版的大型文学刊物《瀚海潮》的编辑。我曾读过他发表于《瀚海潮》1986年第1期的中篇小说《话说王辩五十六》，是写一位具有李有才式幽默感和才气的农民的遭遇、命运。正像作者自我描述那样，“由于吃洋芋蛋（也就是土豆）长大，所以在他的身上，作品中都有一股子洋芋味儿”。我读后有同感，也就是河湟地区的乡土味儿、乡土气息。这篇《湟水谣》，作品的主旨是通过一位寡妇守“节”一生的悲剧故事，表示对残存于生活中的封建旧习俗压抑人性的控诉、抗争。主题不能说很新，给我印象深的是贯穿于全篇的对于湟水流域生活风习（农家小院，悲欢离合、婚丧嫁娶等等）相当娴熟的描写，这给予作品一种独特的色彩、风味。我读完一遍后，女主人公逝世前怀念和呼唤黄河水声的那场景久久难忘。还有自然穿插于作品中的优美的民歌：〓半个儿蓝天半个儿云半个儿烧红着哩；〓半个儿肝花半个儿心半个儿牵谁着哩？
〓菜子的花儿黄似金清水儿把地浇了〓尕妹的心儿三九的冰煤炭火烤不消了！
那更是余音绕梁，令我时时想起驱车于白杨夹道、油菜花遍野的河湟谷地那些惬意的旅行。
韩玉成的《荒地》，亦是以河湟谷地的农村生活和人物作为描写对象，作品的构思是通过一对农家夫妻的离合故事，强化新时期现代意识对于传统意识的侵入以致引起家庭、伦理关系在冲突、痛苦中的新变化。作者的表现手法吸入了象征、意识流、时空变幻等等，但运用颇为自然，节律、层次分明，且语言常有出新处，表现了作者的创作才华。
我至今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井石、韩玉成那一番有趣的情景：我出门散步，迎面来了两个年轻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瘦高者鬈发（看来是烫过，而非天生的），上身花格衬衣，下着紧身牛仔裤，男式高跟尖头皮鞋。那矮胖的随意穿一身灰不灰黄不黄的便服，敞开着领口、袖口，眼睛笑眯成一条线，天生一副滑稽演员样子。我心想哪来这样“反差”对比鲜明般配的一对，要是上舞台演相声，甭化装准会受欢迎！我正暗自发笑，忽见文学院负责人走过来给我介绍，指着那小胖子：“这个叫井石，中篇小说《湟水谣》的作者。”又指着那瘦者：“他叫韩玉成，《荒地》的作者，回族，在《海东报社》工作。”小韩马上开了个玩笑：“您听明白了吗？他的名字好记：‘落井下石’！”小胖子井石一边毫不介意地开怀大笑，一边给我这才相识的人，讲了刚刚发生的故事：方才我俩在西大街，想进书店看看有啥新书，不想还没进门，就被女营业员‘挡驾’了：‘你们两个干啥的？’‘我们进去看书呀！’‘冲你们这样儿，看什么书！’她把我们当作流氓、阿飞，或者小偷嫌疑犯看待了……”这位营业员是以衣貌取人。其实，只要跟他们接触交谈，便会了解他们是内心丰富、创作上有追求，即便是学习上也是努力奋进的年轻人。小井原是湟源县的农家孩子，至今家在农村，由一个中等卫生学校毕业的学生成为业余作者、文学编辑。那天我听他谈处在汉、藏交界地带的湟源县的历史传统，文化风习，民俗民情以及山野间男女互唱“花儿”的景象，觉得有趣极了，增加了好些书本上得不到的新鲜知识，我也就明白了作者的生活底子是厚实的；而作者在创作上既追求反映新时期现代意识对于古老风习的冲击引起的生活变革，又力图保持作品的“土”味———地方风味，这种努力也是好的。小韩比小井更加年轻，虽说是回族，从穿着上一眼便看出他是个现代青年。但是人毕竟不可貌相，从交谈中我了解小韩读书甚勤，新书新作品看了不少，且常跑基层。那么他在创作上也是有准备的，今后写出更佳的作品，大可指望。
在我读的青海文学院学员的小说稿中，我觉得可注意的，还有部队青年作者李小伟的小说《冰湖上的光环》，这是反映部队战士冬天戍守青海湖的艰苦生活的。青年作者时培华的小说《永远的橡皮筏》以诗的激情，纪实的体裁、手法，写了参加长江漂流的第一位年轻牺牲者，对他内心世界的探索尤为感人。此外还有王文泸的《铜树》，构思新颖，笔法凝重，是探索物质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的精神心态的一篇有分量的作品。
我于是产生了一个想法：这回来到青海读文学院学员们的稿件并接触了这些不同民族、不同岗位上的年轻作者，真是未虚此行。这对我是一次难得的“采风”活动，收获是丰富的。我强烈感受到，青海省一支多民族的富有朝气、富有自己特色的，年轻文学创作力量正在蓬勃兴起，那势头、那水平是空前的，已经超过了青海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并且还在发展。假使将其中较好的作品编辑成册出版，即可以一定程度展现青海省青年作家近几年文学创作的成绩，使人们略可从中“窥豹”；同时这些富有高原特色、民族特色的作品，说不定对广大读者也具备新鲜的吸引力呢。看来，这是一个可取的想法。
青海采风（3）
（按：作者编辑的青海民族作家小说集题名《西部爱情故事》，已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
（载《文艺报》）
我观赣、闽“红土地文艺”及作家群（1）
我观赣南、闽西“红土地文艺”及作家群
1993年我去赣南、闽西访问，结识了这块红土地上新生长的作家群。1998年，当地一位文化界人士来信要我谈谈对“红土地文艺”及其作家群的观感，我遂写此短文。
一、赣南、闽西是红色革命故乡。我以为“红土地文艺”或者红色故乡文艺的发展，应站在前人肩膀上。拿中国来说，远在中央苏区时期，在毛泽东、瞿秋白等领导人关心、推动下，就有赵品三、钱壮飞、胡底、沙可夫、李伯钊等活跃分子积极参与的红色戏剧活动；毛泽东“在马背上哼成的”诗词，方志敏、刘伯坚等烈士狱中作品，陈毅三年游击战争中写的诗词，都应算在这个红色故乡文艺范畴，且他们是开路先锋。建国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星火燎原》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红旗飘飘》丛刊，相当大的篇幅，也是反映二三十年代红色区域的革命斗争，由这里产生出一批以红色根据地创建时期人和事为题材的作家，如王愿坚（其代表作有《党费》、《粮食的故事》等）、胡征、张羽等。江西省范围内，早在50年代，在江西省长邵式平、省委书记杨尚奎等领导同志带头写作，省委宣传部、省文联李定坤、傅圣谦等同志积极组织、推动下，曾掀起了老同志写作革命回忆录热潮，江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过几十册回忆录丛书。有一些在全国发生影响的好作品，如杨尚奎的《红色赣粤边》，邓洪的《潘虎》（后据此改编为戏剧《杜鹃山》）和《山中历险记》等。从这里也产生了作家，如胡旷、罗旋、缪敏等。江西省以外，五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也出现了以红色区域的生活、斗争为题材的作家，如天津的曾秀苍（代表作为《太阳从东方升起》），山东的李心田（代表作为《闪闪的红星》），福建的马宁（代表作为《红色故乡随笔》），闽西的张惟（代表作为《中央苏区演义》）等。
再就是国外，苏联内战时期，产生了一批描写为建立红色政权而斗争的有世界影响的好作品。这些佳作不应在我们视野之外，仍可以借鉴。如：长篇小说：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音乐和影剧中，也有不少佳作。电影如《波将金战舰》、《保卫克朗斯达得》、《马克辛三部曲》（《马克辛青年时代》、《革命摇篮维堡区》等，讲述一个工人青年，成长为苏维埃银行家的故事，曾给中国观众，留下极为深刻印象）等等。我认为苏联解体并不影响这些作品独特的历史价值和艺术生命力。的确，一部作品的风行，除了它表达的内容，还取决于它的艺术质量和艺术生命力。虽然资产阶级一般是排斥“红色艺术”的，但上述作品三四十年代很快被纽约、伦敦的出版家出版，或在西方参展。证明红色文艺也有可能征服劳动阶级以外的更广大读者、观众的心。
二、红土地文艺或红色故乡文艺，如果再宽泛些，除了革命历史题材，我觉得也可以包容反映这广大红土区域内人民生活的其他题材。如赣南有位作家阳春，文笔甚好，积累的生活素材也丰富。他并没有写革命历史题材，他的强项是较熟悉客家人生活风习（赣南正是客家人聚居地和历史上向南、向东开拓、发展的一个出发点）。他为90年代我主编的《传记文学》杂志写了《客家人传》。2002年又出版了很有特色的诗体长篇小说《客家歌王》。此外，他还出版了《蒋经国外传》等，这涉及的是红土地上国、共两党反复、激烈较量历史生活的一部分，也是读者需要了解的。从他作品看，他是渴望写出更多佳作的一位优秀作家，可惜尚未引起普遍注意。此外赣南还有近年出版了表现乡土特色的《轮回》等长篇小说的李伯勇和一位写儿童文学的曾小春，也很有潜力。我的意思是，不必为“红土地文艺”，规定更多的条条框框，或规范某个范围，以免束缚作者们手脚；相反、理论和评介，要为有才华、潜力的创作者们广为开路，开拓他们视野，开启他们潜力。
三、我所了解的其他几位红土地作家。
1。 闽西作家协会主席张惟。他是1949年参军的老战士，后来回到故乡龙岩致力于中央苏区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写作。我曾很有兴味地读他《中国，走出古田山坳》、《觅踪访史录》等书。1995年他交给我新书稿《中央苏区演义》，当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书。
2。 舒龙。1993年5月，我结识了舒龙，才知他在赣南这块新中国诞生的出发之地，耕耘了30年。他聊起红色革命的历史，如数家珍；他热爱这片热土及为土地、自由、人民解放而战斗的人们。他一见我就背起在毛主席、朱总司令开辟、建立中央根据地时当地出现的民谣：“南京、北京不如瑞金；外国、中国不如兴国。”我也为他背诵1959年春天在井冈山听到的民谣：“行洲府，茨坪县，大、小五井金銮殿。”他自然听得懂、也熟知我背的那些地名。 我们两人没说几句话，便一见如故。我方知道，他是江西一位正在崛起的作家，以往主要是写电视剧和电影剧本，像电视剧《封锁钱上的交易》、《贫穷的富翁》、《毛泽民》，数年前已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过。可惜我孤陋寡闻，当年未及观赏。在他与我交谈中，他还谈到泽民、泽覃；从毛泽东又谈及他的老师徐特立和亲密同事古柏；还给我讲了个毛泽东和他喜爱的一匹战马曲曲折折、悲欢离合的故事，这些人物、故事登时就叫我着迷，也受感动。好些也是我闻所未闻的。我返回北京，他即寄给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影视剧作选。一年后又寄我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他与凌步机合写的毛泽东在中央根据地斗争和生活情景的新书《岁岁重阳》。舒龙其人高大魁武，性格热诚、豪放，像条北方汉子，也的确是一条“龙”。
我观赣、闽“红土地文艺”及作家群（2）
舒龙的作品。我想简括地谈谈他的影视剧作。他的苏区经济题材三部曲，即：1983年定稿的《贫穷的富翁》，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