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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拿着军棍操练，表达了不愿做亡国奴的决心。1933年他在上海求学，更是在报刊上发表“报告！我何时失踪？”等讽刺漫画，揭露他亲见的在上海日本租界耀武扬威，不时散布他们的人在中国“失踪”，向中国挑衅、讹诈的侵略者的狼子野心。他目睹了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下，上海这座城市的黑暗和底层民众的苦难，国民党执政当局的腐败，他深感民族危机深重，要找寻一条抗日救国的新路。正在这时，好人、也是他的好友黄嘉音（我要说的是，这位黄嘉音，中学年代我也有印象。记忆中，他在我喜爱的开明书店出的《中学生》杂志发表文章，还出版《家》杂志。）给他看上海共产党的地下文化工作者在艰难条件下于1936年刚翻译出版的斯诺的《西行漫记》，书中用大量事实真实地介绍了红星照耀的西北一片新天地，空气新鲜，人和人的关系平等，呼吸是自由的，而共产党和红军是一贯主张抗日的，澄清了国民党统治区反动宣传长期对共产党的造谣污蔑。他引动了华君武对新天地的向往。一年多后，上海沦陷。华君武瞒着家庭亲友，在黄嘉音支助下，秘密乘船离开上海，到香港。又从陆路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中国抗日堡垒、陕北的延安。从此开始了他前所未有的既欣悦又丰富充实，既富有理想又脚踏实地的战斗学习生活。而他对漫画艺术的学习、实践、思考，在他和一位作家、几个画家有一回应邀到毛主席那儿作客，当面聆听毛主席对讽刺艺术（漫画、杂文）的见解和分析；还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文艺家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要深入群众生活，艺术要有民族风格，要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等精神实质，都深深地启示了他，从此走上了一条创造、革新的，为人民大众所需要，受群众欢迎的漫画艺术创作之路。延安时期限于当时物质条件，漫画的创作、发表不可能那样多。而在1946年至1949年东北解放战争那几年，他在东北日报工作，那时很需要漫画艺术来揭露、讽刺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疯狂打内战的蒋家王朝其必然走向覆灭的趋势，因之华君武的时事讽刺漫画既是他自延安接受了新启示后对漫画艺术钻研思考良久的“其发必速”；也是应运而作，而一发不可收。尤其画反动头子蒋介石的形象，更是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击中要害，海内外影响最大。可以说华君武的讽刺漫画，在从精神上打击敌人方面，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战斗效果。
《人民文学》美术顾问（4）
所以这样的大时代，造就了华君武这样一位理想崇高，向往光明，爱国、爱民族、爱人民，反帝、反封建，疾恶如仇；而又实事求是、永远面对现实（包括其不可能避免的阴暗面）的人。
但这还不够，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他还有不同于任何一个同时代人的他自己的个性特色。华君武就是华君武。我对华君武个性的感受，觉得他从小到大到老，始终是个童心未泯，天真、童趣，喜欢找乐，活得自在，乐观、快活的人。你读他《补丁集》“往事琐忆”这一辑，你会有同感。他极坦率地写了延安“鲁艺”时期，他用干马粪取代近似马粪的一种旱烟逗同事的小“恶作剧”，然后告知被逗的人，以“挨一顿骂”而化解之。还有篇写“文化大革命”时期干校生活的《烧鸟华》，题目就是逗趣的。北京小吃的品牌，很多人都知道有个“馄饨侯”，而华君武自我解嘲接受别人给他取的外号“烧鸟华”。原来这是他干校（他当了四年猪倌）后期的苦中作乐，与人合作逮“知了”（蝉），串起来烤着吃，后来还“得寸进尺”地逮麻雀，用作料腌了做成红烧雀肉，成了人们争来品尝的美味。“烧鸟华”从此名声大振。老华那时已经接近花甲之年了吧，可是还保留着这样的童心。这样率真地袒露自己（包括弱点、短处）而不失其本色的篇章还有一些。天真、童趣，可以使他面对艰难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上的压力而仍然快活，有一种超脱于暂时的艰难困苦和压力之上的乐观主义精神，这是对付困难和压力最有效的精神武器。而天真和童趣，也造就了这样一个好奇心强的，对什么都感兴趣的，（早在读初中时曾有二百多幅漫画向报社投稿。我们不去评论画稿可能的稚嫩。然而作画这样大的数量，怎么不能说明这个少年感兴趣的漫画题材是怎样的多！）敏感、乐观、快活，敢于正视问题，而对未来、对前途又充满信心，决不气馁、失望的，这样一个提供讽刺、幽默，又同时给人们提供笑料的漫画家（我见到的漫画家怕只有“小丁”———丁聪同志有近似他这样的性格）。我看华君武最好的一些漫画，以其幽默、讽刺的绝妙图文，常常忍不住开怀大笑，我估计别的爱看华君武漫画的人，也都会有类似的感觉。
有了这样的人，才有这样的漫画家。
在华君武看来，漫画家就是要用漫画的实践，有分寸地掌握好讽刺艺术对敌、友、我三者不同的讽刺职能。对读者提供认同他嘲讽的笑料，又不失其冷峻、深刻，如讽刺蒋介石的漫画就是这样；或者在击中要害又逗人发笑之中，使人们认同画家批评的严肃性和他的苦心、善心，如那些讽刺“疑难杂症”和社会不良现象的漫画。他成功地做到了。而总体讲来，漫画这样的讽刺艺术，就是用作者眼中的光芒，来照射那些黑暗的阴暗的角落，使人们看到那些黑暗、阴暗，而引起警觉。
在我看来，像华君武这样一辈子心向光明、追求理想的漫画家，虽然性格开朗、活泼、风趣，但他也是律己甚严，很本色、实事求是的，他难以容许对人和事的扭曲，夸张，“添油加醋”，溢美之词……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无论做人做事，他不能容忍这样。有两个事情让我很感动。一是《天津日报》一位作者写的《华君武谈‘农村三部曲’》一文，其中一句话讲华君武“经常和钱钟书老先生见面”。华说：此句“不确。一年也仅三四次。钱先生和杨绛都是学者，不希望别人去扰，故亦只在院子里散步时巧遇谈话。现说‘经常’，顿时想起30年代流行的‘我的朋友胡适之’，所以我也很怕报纸加油添醋。我倒想画一幅钱先生被‘热攻’状的画。”这幅“先生耐寒不耐热”的漫画真精彩，画钱先生在澡盆旁难耐头顶上的“钱钟书热”水蒸气。同时也澄清了那位作者对读者的误导。二是华君武对一个作者一稿多投登在某传记和某喜剧杂志上“胡编乱捧”华君武的文章，做了公开的彻底的更正，并配漫画：“何方尊神？”“我就是自传里的你。”这位作者的“西洋景”，在人们一笑之间被漫画家戳穿了。也可见出漫画家人品之高洁，容不得那些作呕的溢美之词对自己本色人格的损害。所以最高明的漫画家，是老实的，本色的，讲求实事求是的人。因之鲁迅先生讲过“讽刺的生命是真实”，漫画艺术也是这样。
作为一个漫画家的华君武，他还有两点是我欣赏的。他在《漫画要有感而画》短文中说：“漫画和其他文艺一样，要有感而发。”请读者注意他接下来的一段话，我用黑体字将它抄录：“但这些感触并不只有作者才有，他必须和多数人共感，漫画才起作用，否则就是无病呻吟。漫画作者并非天生特别善感或敏感，他需要从读者群众那里得到支持和启发。我的许多作品就是从读者（包括领导人和群众）的意见中得到启发的。”这是对艺术的真知灼见，我很赞成。不仅华君武成功的漫画艺术作品。我认为一切伟大、成功的文学艺术作品，都要源自许多人的共感，方能引发读者强大的同感共鸣，这正是好的艺术生命常青的秘诀。第二点，他谈到漫画的普及，仍是说“首先是作者和读者有一种共同的思想和感情，否则就无从普及”。
于是我还有一点感受。华君武漫画的魅力，除了来自他非常明确的画漫画要为大众服务，要与广大群众心相通，要他们喜闻乐见，要大众化、民族化等思想观点指导下的长期实践：还在于他漫画本身的形象魅力、艺术魅力，这也是能征服读者的心的。我设想，华君武一定勤于观察、捕捉生活中人们一瞬间的生动形象，铭记于心；换句话也可以说经常搜集生活中不良现象使他发笑、思索的笑料。这些素材积累多了，经过他形象思维的想像，再提炼、概括、创造，那么他笔下的形象，总是非常准确而生动的，这样的很生动的形象，就容易让人过目不忘。也可以说具备一定的造型的稳定性、永久性（如老蒋的形象、猪八戒的形象、某些官僚主义者的形象等）。他用自己一枝很简单的画笔（很多时候就是一枝毛笔），简单的线条勾勒，就能使笔下的人物、生活，活起来，如此之生动，触发人们的笑神经；再配以他独特书法写下的幽默、风趣文字，三者更是相得益彰，妙趣横生，浑成一体，形成他独创的画风。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天赋才能。当然跟他后天的刻苦敬业也分不开。
《人民文学》美术顾问（5）
艺术生命长，关心和了解国情、民心，
拥有最多读者群的漫画家
2004年5月14日，我与老伴应约去看了华君武同志，89岁的老人，虽说腿脚有点不大方便，但头脑依然清晰，眼睛能看字，笔下仍能写作。他告诉我，一天要给人写三四封信。读者寄给他的信不少，他一般每信必复。其实与他有书信来往的，多是些中青年普通人，有军人，铁路职工、农民、知识分子，不属于艺术界，而是爱看他的漫画或正在学画漫画的人。而他乐此不疲，觉得对健康有益。
君武送给我2003年5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华君武集》共十卷，其中五卷是漫画作品，四卷是文集，还有最后一卷是影集。这是一份珍贵厚礼。他听说我老伴学画自娱，还送她画册。临别他站立宅院门口，慈祥的眼睛久久地望着我们，直至我们上了车，老人才离去。这份情谊真是沉甸甸的。
回到家，我爱不释手地，翻阅十卷本《华君武集》。我统计一下，五卷本漫画集1426面共收漫画1426幅。这样多产，是勤奋创作的果实。我还想到华君武可能是现仍健在的艺术生命最长的一位画家。从1930年他在《浙江日报》发表第一幅漫画起始，到五卷漫画集所收最后一幅他2003年1月画的彩色漫画《一览众山小》，他的艺术生命长达73年仍未衰竭。影集后面有一《华君武漫画展统计》引起我兴趣。上世纪90年代起，全国许多地方陆续举办华君武个人漫画展。这时华君武已近八旬高龄，仍然应邀参加，他爱他的读者、观众，愿意与他们直接交流，倾听他们对他的漫画的观感。一些大、中城市展览的情形不必细说。最让我感动的是君武关心着可能不容易看到他画展的工农兵大众，他惦着这样的群体。因之在这些城市展出后，他总是设法将画展直接送到这些人生产、战斗的地方去，如在上海，去了上钢三厂；在天津，去了塘沽盐场，华君武还向工人们讲解漫画；在黑龙江，展览除在哈尔滨，还去了大庆油田（展览在一个食堂展出，职工们端着饭碗，高兴地一边吃饭一边欣赏华君武漫画），佳木斯农垦局；在大连，华君武将漫画送到北海舰队，给海军官兵们观看；在成都，他将画展送到德阳县太阳村，开幕式时农民们以舞狮来欢迎他。他还参观双流县实验小学，接受小学生献给他的红领巾，看小作者们的“爱祖国，迎回归”画展，为小作者签名；在福州，华君武将漫画展送到了南平造纸厂，他还为他们作画。华君武跟工农大众的关系水乳交融，这正是漫画家华君武创作生命的源泉和力量所在。
华君武爱他的观众、读者；读者、观众们也爱看他的漫画。于是华君武成了最关心了解中国国情、民心的一位漫画家，一位拥有最多观众、读者的漫画家。
我认为他是继丰子恺先生之后，作品最普及，最为广大读者易看易懂，喜闻乐见，因而也是我国近现代自有漫画创作以来最成功最普及最具影响的一个中国漫画家。
2004年5月7日写完
12月13日再修订
（载《炎黄春秋》杂志）
我与《人民文学》（1）
我觉得写自己最困难，因为当事者迷。但这题目是一位朋友出的。想想还有可写的。然究竟能写出些什么，只有天知道了。
我是1953年1月5日到《人民文学》报到的，时年20岁。离开时是1982年3月，49岁。倏忽之间，三十个年头过去了（应该说明的是这期间仅有三年不在《人民文学》，那是1973年起，被从“五七”干校分配到《体育报》工作）。三十年是一个甲子的一半，超过了四分之一的世纪。我有时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三十年间发生的事情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有时又觉得时间过得真慢，我简直要失去耐心。对我来说，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全部献给了《人民文学》，那是挥汗如雨、没明没夜地工作；那是如饥似渴地学习，扩充知识。一生中璀璨的壮年，也全部献给了《人民文学》，那是殚精竭虑地为文学的拨乱反正效劳，为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使劲，为一批文学新人的面世创造机会……
记得吗？我是从最普通平凡的工作做起的。1953年刚到《人民文学》，我在评论组处理读者来信。读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从简单的文学常识到深奥的文学理论问题。其中有个读者写了一份长篇小说的提纲，问“这样的题材能不能写”。此人就是上海卢湾区委的姚文元。我不腻烦这些读者的提问，而是设法答复他们。有时答复不了，我就去借阅有关参考书，现“贩”现“卖”地回答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就不断增加新知识。1953年下半年，我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文章《漫谈青年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问题》，即是综合读者来信的提问而写出的。这段时间给我印象深的是何其芳认真、严细的作风。他是编委，负责审读评论稿件。评论组常常读他的审读意见或写给某个作者的信，密密麻麻的小字工工整整、条理分明地写满了几页纸。还有茅盾、叶圣陶、老舍、张天翼等作家的手稿和信件也是写得工工整整，一丝不苟。这些名家的手稿和信件评论组一直保存着，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知去向，被造反的邪火毁灭了。1953年下半年我离开评论组被调去做版式、美术编辑兼做一点编辑部的秘书杂务。《人民文学》月刊的发稿、画版式、跑印刷厂，同出版部门和印刷厂打交道，每期18万字的三校通读，由我一个人包揽。除此以外，跑华君武（时任《人民文学》美术顾问）那儿，跑美院、美协找画家设计封面、约画稿（那时《人民文学》每期至少有两张单幅画的插页），也是我的事儿。我常常在夜间去找画家，雅宝胡同的画家宿舍、中央美院，是我去得勤的地方。我因而有幸不时观摩各种各样的画，有幸见到当代中国最活跃的一批画家：张光宇、张仃、蔡若虹、吴作人夫妇、董希文、李桦、艾中信、蒋兆和、彦涵、古元、丁聪、黄永玉、王琦、王逊（理论家）、邵宇、李宗津、李平凡等等人。我不光联系北京的画家，还联系全国各地的画家。比如浙江美术学院版画家洪世清、赵宗藻两位，我代表编辑部常同他们联系，并数次发表他们的版画新作。黑龙江最出名的版画家晁楣也是。那时编辑同作家的联系从不署名，估计这些画家至今不知道《人民文学》同他们联系的编辑姓甚名谁。为了增加一点美术常识，我通读了当时能找见的中外绘画史、美术史，得益不少。尽管工作杂乱，我仍有余闲时间，曾经一再向领导请求加一点工作量，领导遂要我兼读地方文艺报刊，从中选拔可供转载的佳作。1955年下半年我调到小说散文组，不再做版式编辑仍兼美术编辑。在《人民文学》的最初两三年，我学会了干一行学一行，不拒绝细小工作这样一种精神；学会了耐心地处理群众来稿。1955年《人民文学》首次举办工业建设征文，我从中选发了不少无名作者的佳作。和谷岩第一篇受到好评的写抗美援朝的散文《枫》，是我从来稿中发现的。当时我推荐转载的地方报刊作品有李準的《不能走那条路》、郑秉谦的《柳金刀和他的妻子》等等。往往在《人民文学》上选载一篇小说，就等于推出一个新作家。
1955年12月秦兆阳调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后，作协领导期望《人民文学》办得更活跃，增强“现实性、群众性、战斗性”。也就是这时候，领导让我做《人民文学》的代理小说散文组长，直至1957年5月的反右前夕。秦兆阳任职的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是《人民文学》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期间首次认真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