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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人民文学》（4）
自1977年起，在李季提议下，每年评选一次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而每次评选的优秀作品，《人民文学》发的短篇占了相当份额。我粗粗统计了一下，从1977年至1981年，五年间《人民文学》共有获奖短篇36篇，这36篇，除一篇外，均有我二审推荐的劳作在内。
我做了以上的回顾，如实地讲了那几年某些短篇佳作出世的情况，它们曾经经受什么样的曲折，后来又终于面世。这中间我涉及了无论主编、副主编或某一个普通编辑这样一个“编辑情结”的问题，即在党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见邓小平同志1978年12月13日同一题目的讲话）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后，我们编辑遇见了某个具体作品———特别是敏感地提出了现实生活中涉及人的命运的各种各样尖锐的问题———往往思想上又会犹豫不决起来，受着过去“左”的思想的束缚，不敢果断地肯定这样的作品，或一步三摇地最后才给予肯定。这并不奇怪，我自己有时就是这样。我在小说组负责人的岗位上也有不少失误。有一位后来成名的新作家当时给《人民文学》投稿，我们没有发表她的稿件，我并没有看出来她有那样大的写作潜力。我偶翻1979年第6期的《人民文学》，那期8篇小说的排列顺序，两篇后来获奖的全国优秀短篇《蓝蓝的木兰溪》、《我爱每一片绿叶》竟排在第四和第六位。《我爱每一片绿叶》的情形前边已说。我为什么将《蓝蓝的木兰溪》排在第四呢？还不是某种“编辑情结”在作怪。我觉得这篇小说文字语言好，写得也好，那么为什么将它排在第四呢？是朦胧觉得小说似属于阴柔之美。那么这样说来好像阴柔美、阴柔风格的小说就不能做《人民文学》小说的头题了。这是哪家的“规矩”呢？还不是过去的老框框“提倡威武雄壮的阳刚风格”在作祟。我并不比任何一个编辑高明，只是领导将我放在小说复审、承上启下的岗位上，我不过尽职尽责而已。况且我的权力有限，还不是有一些我认为写得并不坏、水平不差的小说，主编、副主编坚持要将它退掉，有时甚至作为死命令要我服从执行，我只有服从执行。尽管这样的小说，有的很快在其他兄弟刊物上以显著位置发出。
以前，我从没有想过要离开《人民文学》杂志。我曾一再告诉自己：我的终生事业在《人民文学》。
但到1981年末，我的想法开始变了。我感觉我为《人民文学》效劳了30年；尤其“四人帮”被粉碎的这五六年，作为小说组工作岗位上的一台小小的“发动机”，更是充分发挥了它的能量效能，这是公正的人们有目共睹的。但我感觉，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似乎日甚一日地不怎么讨人们喜欢了，不论是作协的老领导或我的老上级或某个企望快快越过我而得到提升的朋友。我并不要讨人喜欢，也不稀罕人们对我喜欢或不喜欢，也不在意什么地位、待遇或提升之类。但我在意人们对我的工作是否有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估。再则，我希望有个上下左右协调，心情舒畅的环境。假如不是这样，还不如离去为好。这也许是我过分敏感，也许是我精神上脆弱之处。我承认我一向怯于、也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在这种内心感受压抑的状态下，我既没有跟周围的任何朋友、同事商量，也没有经过时间斟酌、过滤，而是一个人立即作出了离开《人民文学》的决定，并向领导提出来。一星期后便获批准。关心我的朋友们常问起我，你是怎么离开《人民文学》的，为什么要离开《人民文学》。我觉得这事儿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起决定作用的是在我生命的某个时辰———而不是在这之前或以后———我想离开，也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反正既成事实是：《人民文学》的30年，占去了我生命中最好的年华，时光、心血，耕耘和收获都付与她了，而离去却是如此之轻！
我感谢《人民文学》，它使我看见了、感受了新中国太阳的升起，使我的身心整个儿地和神州大地的脉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跳动在一起。
我有幸亲耳聆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一代开国伟人的声音，目睹他们的丰采。我现在还清楚记得1957年春天听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录音的情景。毛主席那从容不迫的气度、幽默风趣和爽朗的笑声，给了我极大的感染，事后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诗。196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听刘少奇作报告。刘主席又是一种风度，他不苟言笑，他讲话的主旨是“实事求是”。周恩来的报告听过多次，他讲话条理逻辑严密，语音铿锵有力。印象最深的是1962年春天在广州科学家的会和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上他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总理明确提出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党的依靠对象；同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的联盟，其性质是同劳动者的联盟。这一精辟的论点，给知识界以极大鼓舞。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上，陈毅元帅的讲话第一句话就讲他平生的志愿是想当个文学家。1962年春在广州歌剧话剧创作座谈会上，他向被错戴上“资产阶级”帽子的知识分子行脱帽礼，活脱脱地显示了元帅的气魄和直率风度，令人倾心不已！
我有幸见过一些功勋卓著的将军。这些“阅尽人间春色”的人们令我十分崇敬、羡慕。其中给我印象尤深的是周桓、张爱萍、萧华三位将军。1958年在《人民文学》评论组工作时，我为什么数次去沈阳拜访周桓将军呢？是听作家王愿坚说，他写短篇小说受了周桓将军很大的启发。周桓希望他写作品注意三点，第一、写得短点。小说作品往往是工作劳累了一天的人们睡觉前翻一翻，要让他们在睡前一口气读完。第二、要有好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第三、语言要生动、简练。王愿坚说他写短篇常常遵守着周桓提醒的这三点。我觉得周桓挺了不起，真是个儒将，自然想请他写文学评论文章。在沈阳他的寓所第一次去见这位将军，一进门便听见钢琴声，原来是他的爱女在弹奏。将军个儿不高，穿一身合体的深蓝色呢料便服，显得很精干。他喜欢来回走动，说话爱用手势，人很随和，没有一点架子。那时他不到50岁，精力旺盛，正处盛年。他一方面处理繁忙的军务，另一方面酷爱戏剧，常挤出时间亲自辅导南京军区的一些剧作家编戏、排戏。1964年我最后一次在沈阳见到他时，他已调任辽宁省委的文教书记，他亲自抓辽宁省的话剧会演剧目，同剧作家们一起讨论剧本，下剧场看排练；他还满有兴趣地同我谈洋歌剧《茶花女》的排练。你很难设想，这位深谙西洋歌剧、外表平常的小个子是共和国的一位上将，他有几十年极不平凡、富含传奇色彩的戎马生涯。在刚满20岁的时候，他从遥远的东北去到南方中央根据地参加红军。他曾长期担任红军中的敌工部长、统战部长，八路军中的组织部长、军法处长这些职务，但他一直保持着懦雅风度、浪漫情怀，酷爱文艺、戏剧，也欣赏外国的洋歌剧，这在解放军将领中实属少见！我想去拜访张爱萍将军，是在全国文联听他给文艺工作者作报告讲了几回上海之战以后。张将军在总参谋部他的会客厅里接待了我和评论组一位编辑。将军是全军闻名的一位儒将，喜欢写诗、书法，毛笔字写得很帅。他的大名，最初听起来有点像女性，其实“萍”字是指“青萍”，古代的一种锋利的剑。张将军谈锋很健，与我们谈了一下午，谈早年在苏北组织武装暴动的经历，谈长征路上毛主席的用兵，谈抗日时期少奇在淮北，谈1949年他怎样进上海……我们欲告辞，将军执意留我们同他共进晚餐。晚餐席上将军的谈话更是风趣横生，说他同苏联将军们在一起时，他们笑中国有小脚女人。将军说，我对他们说，你们的夫人穿高跟鞋，不也是一样的意思吗？并且走路同样不方便……说罢将军哈哈大笑。将军劝我们多用一些菜，他说，我们军人有句话“吃饭打冲锋”，吃饭讲客气要不得！自此以后我再没有去看张将军。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时，张将军受命整顿、振兴国防工业。他那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带着氧气瓶忘我工作的形象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粉碎“四人帮”后，张将军身担国务委员、国防部长等重任，犹不忘关心文艺事业，在国防工业系统组织了神剑学会，将军曾亲任会长。萧华将军是一位早慧的军事人才，不到20岁便担任少共国际师的政治委员。60年代初期我去山西太行山区恰逢老诗人阮章竞旧地重游，他带我去看一个叫龙门口的地方。那是抗战初期萧华将军率领先遣纵队东进、胜利地伏击了日本鬼子的战场。那时身任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萧将军才不过二十来岁。萧将军能武又能文，解放后曾长期任总政治部主任，写了著名的长征组歌歌词。我见到他时是1978年，时任兰州军区政委。那年我随一个作家代表团访问大西北。萧将军设宴款待了我们。将军亲切地向我们每个人祝酒，我们向他敬酒。将军在宴席上即兴地用略带兴国口音的普通话，向大家热情地推荐中国的“新（疆）、西（西宁、青海）、兰（兰州、甘肃）”。他说：“作为祖国的儿女，假使没有到过祖国‘新’、‘西’、‘兰’，那是很大的遗憾。”他这番话给大家的印象很深。据说将军自己在军区政委的任上，经常深入基层，足迹遍及西北五省。数年后将军不幸早逝，那时他还不足70岁。
我与《人民文学》（5）
在《人民文学》因组稿之便，我不仅有幸接触将军，还有幸见过一些省的领导同志。1958年、1959年我因组织革命回忆录稿件，曾两次去江西。见过省委第一书记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