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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不多的时间内，前文提到过的尚思顺也逃跑了，他比我聪明、有胆量，并 没有往上海的家里跑，而是到了南京。他既是位画家，当然很容易就用肥皂刻 图章做了个假证明，以天津某美术学校或美术馆的人员身份住了旅店。然后， 就在街头以为人画象，剪影谋生。居然这样混了好几个月。有一次警察来旅店 查问，他以美术工作者来此体验生活为由混了过去。然而，警察见他久留不去， 仍然动了疑心，去天津一查，露了馅，他就被抓了起来。
尚思顺当然不会一被抓就供出自己的来历，公安人员见他气度不凡，是位知识 分子，不象个江湖画家，便怀疑他是特务，而且是个高级特务。他被关到拘留 所的一间单独牢房里，在生活上相当优待，这时已是60年的冬季，普遍食品匮 乏，但他却每餐有荤！
虽然，他享受着高级犯人的生活待遇，却当然也尝到了莫名其妙的轮番审讯的味 道。这样过了约两个月，他终于说出了是从白茅岭跑出去的。审讯员一听才知上 了自己异想天开的当。他却不怪自己“阶级觉悟”太高，反而迁怒于尚思顺，两 下耳光打过后吼道：
“你小子倒快活，顿顿吃肉，我们还吃不到呢！”
这样他就被关到普通的牢房里去。那里的犯人取笑说
“你吃吃肉不很好吗，何必又到我们这里来呢？”
后来我在上海思南路的拘留所里时，正值台湾声称反攻大陆，有小股人员窜犯沿 海地区。有一批被俘的就关在我所关牢房的楼下。只听见他们大声的嘻嘻哈哈， 也是吃得远较一般犯人优待得多。近来我读到某高级记者右派的回忆录，他在北 大荒监督劳动，后来又升级为劳动教养。他回忆说当特赦战犯时，有过幻想，认 为连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人都赦免了，那么自己人犯了错误总可有希望了吧。当 然，他是失望了。其实，所谓优待战俘，乃是因为还有大批敌人在抵抗。这是分 化瓦解敌人的计策而已。对自己人狠于对敌人还不是司空见惯的事！
秋天以后，粮食就更紧张了。这时候报纸上也大讲其“小秋收”，这是挖野菜的 一个好听的名称。报上居然说得振振有辞，说是欧美国家也有小秋收，其营养如 何如何优于田里的农作物。小秋收并不是自然灾害的临时措施，而将作为一项长 期的生产方法来实施云云。那时候，上海人也苦得很，吃花椰菜及卷心菜的外叶， 称为光荣菜。报上却说由于这些叶子能晒到更多的日光，故营养比菜心要好得多 云云。
队长们带领着我们满山跑，寻找可吃的东西。当地有一种尺许高，成单支带刺的， 圆叶的植物，它的根象压扁的冰糖葫芦，但长着根须，看上去象条蜈蚣，因而被 叫作百脚根。他们吹嘘说这根里含有营养如何如何好的淀粉。于是我们受命大量 地挖掘，运回来堆得比房子还高。
当时的主粮降到每月只有17斤。于是将浮萍草煮在粥里，以山芋藤做菜，这虽都 滑腻腻地难吃，后者还是苦的，然而将百脚根磨成粉和在面里做的馍就更难下咽 了，这简直就是木屑，而且吃后大便极为困难。至于茅草根则要算是美味的了。 象这样满山遍野地觅食的生活时，当然纪律也紧不起来。溜到附近城镇去是很容 易的，但是去干什么呢？无非是搞点吃的，但又能有什么吃的呢？郎溪县城里有 家高级饭馆，卖“高级”点心，一元钱一份，是一杯茶和一个饼。这饼看来还不 错，有烧饼般大还稍厚些；但它不得不厚，因为它只是一团稀饭，在锅里将两面 烤焦，形成硬皮包着这团浆糊！
实惠些是到老百姓家去，老百姓这时比我们还惨，因为连17斤粮食也无供应。有 一个场员偷了农场的一付新水桶，连扁担拿到老百姓家去想换点吃的，说定了换 七斤青菜，那老乡躺在床上起不来，说
“你自己去田里砍吧。”
有一次我看到两个老百姓在田边相遇，一个问：
“你儿子的事怎么了？”
“还关着呢。”另一个回答。
“不要紧，”第一个老乡安慰对方说：“扛劳改快活，肚子管饱。”
可怜！中国的老百姓是把肚子看得比自由还重要的！但在当时他们又能怎样？又 有什么地方可去逃荒呢？
劳改就能肚子饱吗？我亲眼目睹了大量慢性饿死的现象，先是消瘦，然后浮肿， 然后又消瘦，这就完了。那时经常重新编组，理由是很明显的，不是死了好几个， 就是调往另一处的病号队去了。和我同过小组直接去医务室后死去的，算来就有 27人之多。而调往病号队的就无法统计了。有一位睡在我旁边的老者，平时很能 克制。被送往医务室的当天下午就去世了。医务室的人说“他被发现死去时，已 将枕心咬破吃了一嘴的糠”。我还听到病号队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小组里 有一老一少两个人，他俩合盖一条被子过冬，老的有好几天起不了床，便由年轻 的端水送饭。不知哪一天老的死了，为了多得到一份饭，青年人居然隐匿不报， 仍然和尸体同睡了好几天，直到被人检举！
抬尸体出去毕竟影响不好，队的北面有一间单独的小房子，白天总关着门，旁边 的一间里有辆车，再旁边养着头小黄牛。每天东方刚露白时，有两个老场员就来 工作了，他们用牛车把成车的尸体运到另一座山上去，抛在一个大坑里。这就是 传说的白茅岭万人坑。后来，连那头牛也累死了（29）。 ＊＊＊＊＊＊＊＊＊＊＊＊＊＊＊＊＊＊＊＊＊＊＊＊＊＊＊＊＊＊＊＊＊＊＊＊＊＊＊＊＊＊＊＊＊＊＊＊＊＊＊＊＊＊＊＊＊＊＊＊＊＊＊＊＊＊＊＊＊＊＊＊＊ 29 这件事记不清是发生在涛城还是在白云山的了。我并未亲眼看到那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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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说牛累死了，是因为人死得太多，感到恐怖；我想牛是又饿又累才会死 的。那时的家畜也得不到饲料，饲养队的猪是用大粪喂的，将粪放在饲料锅里 煮，老远都闻到臭气熏天。这真是当时的一大发明！
干部们的生活也够受，除了在宅旁种菜外，每家还养一头猪，用绳捆在门前， 活象只狗，但瘦得肚下的皮垂了下来几乎拖到了地。
还有一个残老队，那是一个干不动活的老场员的队，平时不出工，干些轻便活。 在这一时期，走过他们队时有一个绝妙的景观：每个门口有人看着一只大木桶 在晒太阳。这桶是装饭用的，他们在早饭后要将它尽量晒干，以减轻重量，想 去分午饭时上算些。每隔几天，伙房要复验一次空桶的重量，有人估计到了， 便在那天拼命将桶浸湿。
还有一个家属队，这是响应“以场为家”的号召，举家来此的场员们。走过该队 时，我也亲眼看到一家人虎视眈眈地围着饭桶用秤分饭吃。
老百姓饿死却不是慢性的，他们完全没有口粮。我曾在去水稻田放水时，在田边 的山坡上看见一具被狼拖出来，并咬去一条手臂的十三四岁的饿死女孩，
“她的家人没有力气把坟掘得深一些。”
我们的队长是这样说的。大伙就把她又埋了一番。她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也听说 过交换了吃尸体的事。
我们队里有几位小青年忍不住饿，从仓库里偷出了一整张干牛皮，用水煮烂成冻 状了吃，在此启发下，有几个人将皮鞋底，皮裤带煮来吃，也都是我曾亲眼目睹 的。
在这困难的年头，我看到了瘾君子的无可救药。当然，我也在改造中学会了抽烟， 这简直是必要的。因为劳动时决不允许你停手休息；但你若说烟瘾来了，就没有 人能阻止你停一停。特别是水稻田作业时，手是湿的，无法抽烟，于是，每当劳 作到田头，便可坐在田埂上慢悠悠地抽完一支烟。我可从未有过“饭后一支烟， 赛过活神仙。”的感受，反倒体验到在饿肚子时抽上一口烟，喉咙里甜滋滋的有 说不出的舒服。但无论如何，我却没有烟瘾。我不理解那些瘾君子为什么竟在任 何情况下都嗜烟如命，完全失去了自制能力，丧失人格地到处拾烟蒂。甚至于将 茶叶、山芋叶卷成喇叭烟来过瘾。那时简直到了有“烟”能使鬼推磨的程度！
因此，每个月我家中应我之请将配给的和向亲友要来的香烟寄给我便帮了我大忙。 1961年开春以后，粮食略有增加，农民拿了菜瓜等物来卖，本来几分钱一斤的瓜 竟卖到一元以上，但靠了香烟都可解决。这种情形维持了许多年，1968年我在分 流四队时一包二角钱或更差的烟竟可调换一斤鸡！哈！我这讨厌烟的人却也许是 靠烟救了命，免于饿死。70年代时，我成了劳改犯，牢门上锁，为防火而绝对禁 止抽烟，但有一批人就是千方百计弄烟抽，这种人将亲人寄来的衣物三钱不值二 钱地与老乡换烟（值五元多的一双弹力袜之类换一包二角钱的劣质烟），成了管 理上最大的问题。于是我更得益了。原来农场的干部没有几个是尊重知识的，反 之却往往仇视读书人。我便总是成了他们的目标，经常无端受欺凌。那时这些干 部疲于奔命地管抽烟，倒无暇找我的茬儿了。这是后话。
那年夏季开始，我们便为了看守庄稼而忙开了。原来水稻长穗不久，农民便晚上 来偷摘。我们受命晚上支一个八人用的大蚊帐睡在田边地头以看守水稻。队长传 达场长的指示说，如果遇到老百姓来偷，只能吓唬吓唬他们，决不能与之发生冲 突。场长总算说了一句老实话：“我们毕竟是黑手起家的啊！”那时，吃饭不要 钱的人民公社运动已经破产，饥民们大白天成群结队地来农场骂街，到养牛的牲 棚里把牛牵走，也有来认出了原属于他的家具而拿走的，干部们都奈何不得。我 们看了自然高兴，也明白了这个公安局管的劳动教养农场原来是如何地从农民手 中霸占田地而来的。
1962初的一天，我忽然被从工地上叫回去，同时被召到队部去的还有一位天主教 的右派梅锡臣老人。管教队长对我们说：
“准备行李，马上调你们到白云山分场去。”
我问他为什么，他笑眯眯地说：“反正不是坏事。”
于是就有一个场员拖来一辆手推车给我们装行李。下午，我们被送到了白云山 分场的场部报到。开始了我改造的另一个篇章。
第六章 白云山右派队
白云山分场在涛城以南，西面紧靠着山下铺分场，东面隔着公路有一座山， 即为白云山，山上从前有座白云观，那时则已只剩下一口井了。此地为古战 场，山顶有岳飞抗金兵时的营盘遗迹。从那里往下看，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 敌之势。遥望东北方向，可看到牛头山，相传是当时牛皋落草之地。东北附 近还有个地方叫放马场，是岳飞放马之处，后来白茅岭设了劳改队，那里便 是劳改队的所在。
1962年时有了一个甄别（30）的政策，于是把农场中的右派都集中到白云山来成 立了一个队。这就是所谓的右派队。共有约80多人，其中大约一半是来自安 徽省的右派，那是当有几年农场划归安徽省时调来的。
右派队就设在分场部，紧靠公路，共分三个小组。我在的组几乎都是当年在 校的大学生。在好几年与没知识的人相处后，来到了这里心情特别愉快。我 一到便遇见了当年复旦数学系二年级的李治章同学，他非常热情地帮我安排 了铺位。一问之下，他是因为看了报上新闻系副教授舒宗侨的文章，写了封 致敬信，不料舒将信缴了出去，他也因而被打成右派（31）。他是一位很有才华 并好学的青年，即使在农场里还保留了许多书籍，文学、哲学一应俱有。我们 因而在劳动之余得以讨论切磋。复旦来的还有物理系比我低一年的张亚新同学 和新闻系二年级的姚福申同学。同济大学毕业班的黄建基和钟亮明同学等也都 是高材生。后两位是福建人，只身来上海求学，不料遭此大难，还不敢告诉家 中。钟亮明说起一件事，真令人感叹不已：
60年时他已饿得进了病号队，就得到了保外就医的机会，于是回到老家福建。 但回到家中一看，竟也困苦不堪，便不敢说出自己情况，含糊住了两天，又离 家出走。在路途中又被偷走了全部路费。他比我勇敢，在走投无路时并未选择 回农场的路，而是到了广州想谋生路。但在那个没有身份证件寸步难行的年头， 他又能到哪里去找饭吃呢？不得已他加入了乞丐的行列。然而乞讨也“犯法”！ 他被关入收容所，每天两顿稀得面上冒着水泡的粥，饿得瞎说了一个来历，原 想混到广东的一个农场去，心想总可能比安徽好些，谁知那里竟比白茅岭更惨。 最后不得不说出自己真正的来历，于是被押回了农场。
另一位华东纺织工学院的唐焕新同学也早已逃到家中，由于他家在无锡，上海 公安局虽然通令捕他，但无锡公安局却应付而已，到他家去过几次，都被其父 搪塞过去。他因此得以在家住了很久。但是听到了有解决问题的消息了，才自 动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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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承认“干了一些蠢事”，应该“让人家讲话， 天不会塌下来”于是又开始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保证“不抓辫子、不扣 帽子、不打棍子”。除彭德怀等少数外的右倾冤案将被平反，对右派也将甄别。 然而不久就又出尔反尔，推翻自己的话。至于不到一年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则更将中国推上了绝路。 31 平反后，舒对李说他并未能收到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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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右派队的气氛比较宽松。大家都认为不久便可以回家了，连农场的干部也 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派来了一个被认为是水平比较高的干部当右派队的指导员。此 人之所以被认为水平高，是因为他本来是当分场长的；后来因为搞腐化被降了级。
右派队规定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经常请农场的一些头目来做报告，大讲所谓的形势 大好。其中农场的吕镇中场长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据说是因为包庇他的当地主的哥 哥才从市委的职位上降下来当农场场长的。又传说他是一级报告员，意思是说他口 才好。报告员而有级别真也是十分可笑。此人说话随便，但也许武侠小说看多了， 有些妙语是这个时代不大有人说的。例如有一次讲到越南战争，他说“肯尼迪不过 是个啃烂泥的，他斗法那能斗得过我们的胡老道（指越南的胡志明）呢，更不用说 咱们毛道人了。因为胡老道不过几百年道行而咱们毛道人却有几千年的道行”。后 来他为这句话在文革中吃够了苦，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
头两个月日子过得轻松愉快，劳动不重，晚饭后“学习”前的个把小时乘凉、散步、 谈天说地。大礼拜时溜到白云山上去凭吊古战场，更多的却是溜到西面不远处的小 镇管村去搞吃的。有一次，我也去了管村，走进一家农户向一位中年农妇买吃的， 买好后在煮时随便聊了起来，我见她家没有男人便问：
“你的当家的呢？”
“死了，给共产风刮跑了。”
“哦！”我不禁为她难过起来。
“现在可好了，日子好些了。…”她说。
这就是说在办人民公社的这阵风中，她家的男口给饿死了。她说得相当轻松，一 点不露悲伤，当然她也许不愿在外人面前流露感情。但我却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可 怜的老百姓啊，那年头，安徽农村饿死的人不不少少，男的比女的更容易饿死，因 为他们的食量本来就比女的大。有很多村子，几乎都只剩妇女了。但是后来李葆华 当了省长，政策规定允许种自留地，农民的生活又好了一些。于是到处都能听到歌 颂李青天的趣闻轶事，有的根本不可信，例如说他微服私访，拿了粮票排队去买米 ，因为拒绝搭配购买山芋叶磨的粉而和粮店人员吵了起来，被关进了拘留所。然后 他说了地址，查出了是大省长；他不肯离开拘留所，弄得公安局长狼狈不堪云云。 但老百姓却仍到处传说。不但对李歌功颂德并且对以前死了这么多人毫无仇意。难 道他们是善良？而不是麻木、无知？
不久，安徽省的右派也的确陆续地回原单位去了。有的回去后还来了信，说是受到 了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