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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没有人下注？”庄家在催促。
叶汉掏出两分钱，不慌不忙地押在“蟹”的图案上，那里最少人下注。然后，叶汉胸有成竹地等待着。
庄家把骰盅举到胸前，又举到头顶，开始不停地摇骰，嘴里念念有词。下过注的人们，双眼紧盯着骰盅，居然也有人紧张到脑门淌汗。
“开！”庄家大声喊道，“双蟹、单鱼！”
结果，大人们几乎个个都输，惟独叶汉买中。庄家赔给叶汉4分钱；另外赔了下注在“鱼”的那一个人几毛，然后眉开眼笑地捞拢赌台上的所有银元，装进自己的钱袋。
赢了钱，叶汉自然开心不已，于是再押上去。有时连饭都忘记回家吃，越赌越来劲，越赌瘾越大。
幼小的年纪便染上赌瘾，本来已属罕见，偏偏叶汉是个天赋的赌胚，大人们一个个输得眼睛发绿光，而他却十赌赢七八，仿佛有逢赌必赢之术。
有些头脑较笨的大人感到不解，居然私下来向叶汉请教其中的“秘诀”。
叶汉自然不肯把“秘诀”告诉别人。
其实这根本算不上什么“秘诀”。因为经过多次观察，叶汉发觉庄家习惯在骰子上做手脚。作为庄家，当然求赚不求蚀，所以一直坚持“杀大赔小”的原则。在这种前提下，叶汉先看别人下注。比如别人下注买一元“鱼”，叶汉便买两毛钱“虾”。庄家当然想杀银元，便情愿赔他两毛。掌握了这么一个窍门，叶汉便经常有所斩获。
但要知道，这时的叶汉还只是一个八九岁的毛孩子，居然就有这么高的“悟性”，懂得捕捉庄家的心理和揭穿庄家的手法，的确令人惊讶。
整个小学阶段，叶汉不喜欢参加任何游戏，惟一令他着迷的便是赌博。他的学习成绩极为一般，那一份聪明完全放到赌台上去了。后来发展到了只要一天不赌就睡不着觉的程度。有时即便睡着，也常在“我赢了”的惊呼中醒来。
如此描述叶汉的童年，丝毫没有夸张的成分。为了对叶汉成长的年代有个更全面的了解，因而有必要对广东的社会历史和现状，尽可能概括地作一个交待。
赌博，在中国历史上可说源远流长，这里只从清朝末年说起。
在满清的律例中，赌博是被禁止的，犯者或笞杖、或徙流、或斩首，决不姑息宽容。事实上，中国的历朝历代只允许赌博作为一种民间游戏存在，而不允许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牟利活动，更没有官府开赌筹饷的做法。
但是，从1861年起，即清末咸丰十年，广东贡院因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焚毁，当局无力修复，而科举考试又必须照常举行。在无奈的情况下，广东绅士请求当局，批准他们承办缘科举而起的“闱姓”赌博两年，以其收入修复贡院，当局批准了这一请求。两年期满后便被禁止。
但这次闱姓赌博起了一个极坏的头。它使当局从官方开赌中看到了一条新的筹饷财路。此后的二十多年中，闱姓或开或禁，只看督抚大人的意思，大清律例已被抛至脑后。
1884年（光绪十年），张之洞督粤，筹设钱局，自行制币。他的筹款办法也是在全省范围内开办“闱姓”，并由商人承饷。从此，赌饷便和广东的财政收入结下了不解之缘。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科举考试即将被废，为填补将失去的闱姓赌饷收入，总督两广的李鸿章，竟然决定开放为害最烈的“番摊”赌博，以“海防经费”的名义征饷。后来又陆续开办了“白鸽票”、“山铺票”等赌博。于是，广东各地悬挂“海防经费”灯笼的赌馆遍地开张。
中华民国成立不久，从1913年到1927年，广东出现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那些军阀更是大肆倡赌。比如1914年，龙济光窃据了广东军政大权，借口救水灾，设立“水灾善后有奖议会”，招商承投山铺票，他的部下也立即在各自的驻防地开赌收饷。继龙济光之后，是旧桂系入据广东。旧桂系先从省金库中提出12万元巨款，贿赂议员，通过了照办有奖议会的提案，以对抗南京政府发出的广东禁赌令。接着由广东政客和桂军军官组织了赌博公司，以“防务经费”的名义承办“番摊”，认饷600万元。接着又是滇桂军祸害广东，各军公开以驻防地区为包赌界线，各自招人领牌分设，所有赌博的名目，如番摊、牌九、鱼虾蟹等，应有尽有。
第一部分幼年嗜赌 青春无处觅归途（3）
1932年，陈济棠统一广东，结束了长期以来军阀霸占广东的局面。但陈济棠依然坚持旧军阀的做法，只做了一项革新。他委任心腹区芳浦主持财政，力求革除各地驻军和地方势力包办烟赌的习惯做法，对全省烟赌捐税公开招商投标。到陈济棠时期，广东省的赌饷收入达到2000万元，约占全省年财政收入的1/6。
1936年，蒋介石用金钱收买了部分粤系军官，促成“南天王”陈济棠倒台，从此，广东统一于南京中央政府的旗下。
从1936年到1937年，南京政府曾下过一番力气厉行禁赌，但自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之后，赌灾又开始泛滥。
从以上简略的介绍可以看出，叶汉当时是生活在赌博的旋风之中，在赌风中出生，在赌风中成长。1913年到1927年，正是叶汉从童年向青年过渡的重要时期，但这个时期恰恰正是军阀割据、大肆倡赌的时期。
在这十多年间，广东有无数人深染赌瘾、深受赌害。他们把赌博当作发财的捷径，把赌博当作交际和消遣的方式。正如当时《国华报》载文所说的那样，“父传子、兄教弟，幼而习之，长而安之。子陪母、夫伴妻，流风所播，间发无遗。天九牌可以打天九、推牌九、玩牛牌、开十二位、扭天九等等，变化多端；骰子可以打鸡、掷状元筹、作升官图、赶绵羊，层出无穷，自两粒、三粒、四粒、六粒，皆可以作为赌具。”
当时有更形象的说法是，“两个广东人，抓一把瓜子也可以开番摊”。可见其时赌风之普遍，赌毒之深入，赌业之猖獗，赌民之众多，全国未有甚于旧广东者！据说，宣统年间，在议员受贿庇赌风波之后出任广东总督的张鸣岐，临行前信告友人说：“论治粤，赌先为。”
在赌博的旋风中心，叶汉长到了18岁。尽管痴迷于赌博，但小学的门坎还是给他跨过去了。这时，他的那双兜风耳在父亲眼里似乎不再像以前那么难看了。
因此，父亲决定送他上中学。
当时江门没有中学，上中学得到广州去。
叶汉入读的学校名叫“南武中学”。校址是一座寺庙，名叫“海棠寺”，但这时寺里早已不住和尚了，地方上用它做了学校。
“南武中学”清规戒律不少，不准这样，不准那样，在叶汉眼里，尤其扎眼的一条，便是“不许赌博”，此外还有“不许抽烟”。
就办学而言，这些戒律当然是毫不过分的，但对已经学会抽烟而且迷恋赌博的叶汉来说，那可就实在是受不了了。
因此，在那时经常会出现这种情景：一下课，叶汉就往公共厕所跑，然后连裤子也来不及解，蹲下便叼上一根香烟，大口大口地吸着。
有一次，校长也上公厕。未等校长发现，叶汉早已把香烟扔了。但校长还是注意到他，见他不脱裤子老蹲在那里，心里便明白了。
以后叶汉往厕所钻，校长便跟踪。
虽然没有被逮住过，但叶汉再不敢到厕所抽烟了。
但安全地方还是有的。寺的后门外是个清静处。后来，烟瘾一发，叶汉便跑到这儿来抽烟。
烟瘾容易满足，那么赌瘾呢？
在学校里跟同学赌是很冒风险的，给老师知道，不被开除也得背个处分。
叶汉当时是住校寄读。学校纪律很严，白天和夜晚，学生都不许随便出校门，连星期天的活动都受到管制，比如到市区去玩，至少要有两个学生同行，回校后，要向本班级老师报告去了哪些地方。
当时，广州市面上正在大肆开赌，大小赌场至少有三千余所，每所大赌馆的门前，都高悬着电灯或纸灯，大灯笼上一律书有“海防军费”四个大字，表明它们是为筹饷而“奉旨开赌”。离“南武中学”最近的一所赌馆，大约只有四五百米。每当深夜，赌馆里传出的嘈杂之声，便十分清晰地传到叶汉的耳中。
有一个夜晚，叶汉实在熬不住了，悄悄起床，翻围墙出校，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赌馆。
进入赌馆大门，在一个赌馆伙计的带领下，叶汉来到存金处兑换筹码。他看清这个存金处是用极厚的砖头砌成的，墙上只开一个小方孔，作为出纳现金和筹码之用，里面空间很小，有两个表情呆滞的人在紧张地工作着。叶汉注意到里面几乎完全是封闭的，他猜不出他们是怎么进出的。
叶汉换好筹码，然后朝最热闹的赌桌走去。
如果赌赢了，便用筹码换出现金；赌输了，则自认晦气。但无论赢输，叶汉一般会在深夜12点钟前罢手，不会延至终局。这种赌馆一般都营业到凌晨4点钟。
在南武中学的3年中，叶汉不知有过多少个像这样的夜晚。
虽然一次也没有被学校发觉，但他的学习成绩明显退步了，而且越来越差，最后到了听不懂老师讲课的地步。
老师想帮他也帮不了，因为老师单独给他开小灶的时候，他都会呼呼地打起瞌睡来。
勉强过了3年，实在念不下去了。
叶汉回到了江门。
这年叶汉21岁。
望着这个不争气的儿子，父亲心里反而变得格外平静。他说：“我早看出你不是读书的料。算啦，你就跟我开陶瓷铺吧！”
“我不。我不喜欢开陶瓷铺！”谁知儿子这样说。
第一部分幼年嗜赌 青春无处觅归途（4）
父亲说：“我知道你喜欢干什么！”
叶汉抢着接口：“我喜欢赌博！”
父亲望着他，听他怎么往下说。“赌博有什么不好？”儿子飞快地说，“政府不正在倡导赌博吗？这哪是什么坏事？就算是坏事也只能怨政府！我看开赌场就比开陶瓷铺强。你要是真的逼我跟你开陶瓷铺，我也没有办法。不过，我话说在前头，迟早我要把陶瓷铺卖了，开赌场！”
父亲听得心惊肉跳。他相信儿子说的完全是真话。这陶瓷铺是他苦心经营了多少年的家产，如果让儿子变成赌资，说不定哪一天就变成了穷光蛋。这种事他见得多了。陶瓷铺决不能交给这个儿子，甚至完全不能让他染指。父亲在心中打定了主意，决定不让儿子跟自己学生意。
可是二十多岁的人了，让他干什么呢？呆在家里他也会惹事的。
叶汉也不知道自己眼下该干什么。
就在这时，世叔伯叶作鹏来到江门。他从佛山带来了一笔陶瓷生意。问明情况之后，他当即拍着叶汉的脑袋说：
“即然对赌博那么有兴趣，我替你找份差事。到澳门去，怎么样？”
“好哇！我去！”叶汉兴奋不已，立即满口答应。
父亲也同意了。他觉得这种儿子留在身边，迟早是个祸，不如让他到外面闯去，等他碰得焦头烂额，再回来也不迟。
就这样，叶汉跟着叶作鹏，踏上了澳门这块充满神秘色彩的土地。
澳门的赌博业历史较长。开埠至今400年左右，赌博业已有近200年历史。
自从1553年澳门被葡萄牙侵占强租之后，赌博之风愈演愈烈。当时设立的赌种有番摊、骰宝、铺票、字花、山票等。1847年，澳府颁布法令，宣布赌博合法化。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澳门的番摊馆共达两百余家。当时，澳门各种赌档均为江湖人物开设或控制，各路人马经常在赌档内外火并，流血事件时有发生。1872年，香港严禁赌博，一些嗜赌的港人见澳门交通便利，便蜂拥而至，使澳门赌场的生意日益兴隆。1875年，广东禁止“闱姓”赌博，“闱姓”赌商也转移到澳门，更使澳门赌客麇集，赌博业行情不断看涨。葡澳当局坐收“闱姓”赌饷，每年高达数十万元。尽管后来广东收回“闱姓”，但澳门的赌业仍长盛不衰。
到1896年7月10日，葡萄牙政府在国内宣布禁止赌博，但澳门一直没有停止过。
辛亥革命之后，澳门正常的经济活动和进出口贸易数量极少。赌博业富了少数开赌场的人，而澳府却备感囊中羞涩。当时，葡萄牙政府经济局长罗保，曾在一篇澳门年鉴的序文中这样写道：“现当不景气时期，澳门市场不能称为繁荣，且发现困难甚多，商业又停滞不前……澳门商业之活动，依目前情形而论，其力甚属薄弱，必须凭藉邻近市场方能获取所需，所以澳门市场，实为邻近市场之附庸，而贸易之平衡，近日相差远矣。”
面对这种经济状况，澳府决定结束赌档林立、各派混战的状态，对澳门赌业实行立例管制。方法是由政府发出赌牌，再由民间竞投，投得者必须按照与政府签定的合约，在指定地点开赌，并缴纳赌税；除此之外，民间的私自聚赌属于非法，政府将予以禁止和取缔。
最早获得澳门政府赌博专利权的，是一个名叫卢九的商家。但他只经营“白鸽票”、“铺票”、“山票”和“搅珠彩票”等几种彩票，赌博形式单调，所以生意不算兴旺。
1930年，卢九联合范洁朋、何土等人，组成“豪兴公司”，在当时广东银行行长霍芝庭和香港康年银行创办人李声炬的全力支持下，再次投得澳门赌场的经营权。
这里有必要简单说一下霍芝庭这个人。
霍芝庭是当时广东最大的烟赌商人。1877年，他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石头乡，1937年死于香港。
少年时，霍芝庭在香港做过商店杂工，后来继承其父在广州开设的“福利”铁锅店，结识了广东水师提督的军需官，共同经营旧军械更新的投机生意。他还加入了葡萄牙国籍。
龙济光入据广东时，霍芝庭与之结识。1914年，广东发生大水灾，龙济光以救灾为名，设立“水灾善后有奖议会”，在全省公开投标招商承办山铺票。大富商麦竹寰中标承办，设总厂于广州。霍芝庭与另一个叫植梓卿的人合办了江门、佛山两地的分厂。
因此，叶汉在江门念小学的时候，便经常听见大人们提到霍芝庭的大名，并且亲眼见过霍芝庭。可以说，叶汉幼年染上赌瘾，与霍芝庭在江门开赌有直接关系。
当时，广州总厂的铺票每条0。15元，头奖约5万元；霍芝庭江门分厂的铺票每条0。05元，头奖约万余元。广州铺票一条可买江门铺票三条，即花0。15元可获三个中奖机会。霍芝庭利用赌客贪中奖机会多的心理，在广州开设江门铺票代收处，以扩大江门铺票的销售面，致使江门铺票大量涌入广州铺票市场。江门铺票的发售量增大后，奖金也提高到2万至3万元，广州铺票则相对下降到2万至3万元。后来，霍芝庭与龙济光暗中勾结，赶走麦竹寰，吞并了广州总厂，承办全省的山票和铺票赌博。
1918年至1920年，桂系军阀入据广东，大肆倡赌。霍芝庭以每月缴饷3万元，投承了广州市番摊赌博最热闹的地段。霍芝庭在这一带设立了“明生”、“荣生”、“广恒”、“广益”四大番摊公司。粤军回粤以后，省长兼粤军司令陈炯明下令禁绝烟赌，霍芝庭逃往香港。
第一部分幼年嗜赌 青春无处觅归途（5）
1923年，滇桂军又入据广东，开放烟赌。滇军招商承办全省山铺票，当时战事尚未结束，各赌商不敢冒险投承。结果霍芝庭以月饷51000元承办。滇军与他约定试办3个月，期满后再行协议。霍芝庭在试办的3个月内，总共获利20万元。3个月期满后，政局稳定，省财政厅收回山铺票的投承权，公开招商承投。结果霍芝庭又以月饷10万元的巨额中标，为期1年。在这一年之内，有时每月的纯收入高达8至10万元。其后的1924年至1932年间，山铺票的承办权皆由他设法投得。1932年以后，陈济棠确立了在广东的统治地位，对全省的烟、赌捐税公开招商投标。霍芝庭在各地成立赌博公司参加投标，结果，各县属下的番摊、有奖议会都是他手下的人承包下来。1933年，广东全省防务经费（赌饷）年约1400万元，其中霍芝庭缴饷达70％，他本人更是获利一千多万元。
1933年冬，陈济棠因开放烟赌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谴责，于是扬言“要禁绝省河烟赌”，把广州市内河北的烟赌统统迁往河南，同时还在深圳另开烟赌区，命名为“娱乐场”。霍芝庭除了在河南挂起“裕泰公司银牌现钱”的招牌外，还在深圳与澳门赌商傅老榕等人合作，又办了“又生番摊公司”，设立男女“进客”，常驻香港，专门引诱香港赌客到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