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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的告诫。青年人说：“每人每天睡觉是生命的三分之一时间，不算不知道，一
算吓一跳。”老年人说：“多讲讲这些才能不让孩子们’老大徒伤悲’啊。”两位
老妈妈的话，两种群众信件的反映，使我想起我们古代的军事家孙子的一句话：
“赠人以言，重于珠玉；伤人以言，甚于剑戟。”一段相声，连珠般的话语，用笑
声作为佐料，填进观众的心里。语言粗俗，人们烦你；格调清新，人们爱你。一褒
一贬，看得出人们的心中有一个标准，就是曾讲过“相声让人乐了就得”的那位伙
伴，也不见得只是个笑虫子。你用廉价无聊的笑料逗他，即使他笑了，他也会给你
句评价——牙碜。
这样，答案应该说是非常清楚：人们需要清新、高雅、健康的笑声，人们希望
一件艺术品有感人的魅力，有启发人的力量，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的相声和其
他文艺作品一样，有教育人民的作用。
啊，教育人民，多大的目标！十几分钟的相声谈何容易。实实在在讲，起那么
一点儿作用，心安理得。但是，就这一点儿作用也要有的放矢。起作用就要有作用
的对象，全国上千万的家庭，几亿观众都是我们的对象，在这当中，我们自己要分
出主次才行。于是，我又在想：我们的主要观众层是谁？
老人？孩子？青年……？1982 年的5 月，我们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组织了一
个小队伍去香港演出。本来，在这个弹丸之“港”，80％以上的人只讲广东话、不
讲普通话的现象，已经让我们只讲普通话的相声感到棘手，到了这里又有一条消息
让我产生了忧虑。我匆忙去找马季：“马老师，刚才有位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
‘这次看演出的观众只听侯宝林的，有的观众讲前面的节目他们不看，就听最后压
台的大轴戏’。”因为我的节目是开场，即第一个演出，我的担心不无道理。马季
老师说：“北方曲艺第一次到香港，首先吸引的肯定是二三十年前的老观众，人家
只知道侯宝林，哪里知道有个马季、姜昆。你放心演，用你的节目打开你的观众层
就是了。”当然，以后的演出如愿以偿，忧虑烟消云散。但这告诉我一对相声演员
的演出，确实有着它主要的对象，主要的欣赏者。适应这种特点，并且根据这些来
开辟自己的艺术创作道路，当然可以解释成风格，也可以说成特点，就像连环画适
合儿童，风物画受爱于成年人一样。
和文华几年的合作，有人说我们已初具风格。如果说用”风格”这两个字对我
们的演出作评价尚高了一点的话，那么特点我以为总还是具备的。我们的这个特点，
自然是以我们演出的主要观众成分为主要对象的。
忘记了哪个材料上曾说：现在的社会人的组成，青年人占25％。我们的演出，
观众中的主要成分是青年人，百分比远比这25％多得多！当然，动不动就是体育馆
去看演出，爷爷、奶奶是去不了的。甭说老眼昏花，看着在偌大的体育比赛的场地
上，孤单单地站着两个人，连男女都分不出，单是散场后，数以万计的人流涌出去，
奔向车站，挤进快要胀破肚皮的公共汽车这点功夫，早已使老年人不寒而栗。算了，
还是在家里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倒也舒服，看得清楚，落个自在，何乐而不为。爸
爸、妈妈则是为孩子造福的最大牺牲者，多大的瘾头，父母决不会夺子女所爱。难
得有次欣赏、娱乐的机会，票子抢也被孩子抢去了。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热情，是
青春的活力，青年人睡懒觉可以叫十遍不醒，可玩在兴头上是催十遍也不睡的呀！
用不完的劲头，耗不尽的精力，总是那样充沛。从东郊赶到首都体育馆，要坐一个
半小时的公共汽车，去！买两张春节相声晚会的入场券，要夜里两点钟排队，排！
再加上伙伴的聚会，约女朋友外出，演出的票于是再好不过的媒介。于是乎，体育
馆，大剧场，抬眼一望，几乎全是青年人，而且还在左右着剧场的气氛，笑得最响
的是他们，鼓掌最热烈的是他们，也不排除起哄架秧子的也是他们。剧场的观众是
这样，广播电视旁的观众何尝不是这样呢？我每天接到像雪片一样的信可以证明。
曾经有人提出要搜集全国各地的实寄邮戳，我许诺：我可以提供！要知道连台湾的
朋友也给我辗转寄来宝岛盛产的蝴蝶标本呢！我只去过全国三十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中的一半地方，可是数以千计的信件来自祖国遥远的边陲，偏僻的海岛，可以
说全国各地的信都有，而且几乎清一色的全是青年人写的。他们只是在电视机里和
我们见过面，但称呼却是格外的亲切：伙伴、朋友、大哥哥、老师。这是用遍布空
中的电波连接的感情，这是用艺术内在之力结成的友谊，也可以说是同龄人自然汇
集的本能使我们接近！总之，我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更是我生活中的一部
分，一个主要部分。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无论从剧场，还是从电视广播里，
我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他们——我年轻的伙伴。
很明显，我从事艺术，是为他们服务。也就是说，我讲相声的笑声，要在陶冶
情操、传播知识、培育情趣方面作用于他们。这样，就有一个了解伙伴、分析伙伴
的工作，才好因势利导。所以，我们又不得不问自己，我们的伙伴们，究竟都处在
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态中？
回答这个问题，有个现成的答案，那就是我们的广大青年是积极的、热情的、
向上的，是要进步的，是会有一番作为的。但这是现成的，而不是自己思索的，也
可以说是广义的。在我的观众中，用这样一个结论是不是可以概括得了的呢？我不
排除这个答案的正确性，但是，不满足。
英国的经济学家帕金森先生，曾经把他所熟悉的英国制度下官场严肃的制度，
作了一个诙谐的统计和分析，写出了反映官场病的讽刺著作——《帕金森定律》。
我没有这样出众的头脑和文笔，不过我想反其意，把每天见到或听到我相声一个劲
笑的伙伴们，作个严肃的分析，从而来找我自己的答案，使他们笑得更好。
我初想了一下，在我的观众中从十六岁至三十四岁，全可以算青年人。
如果这个长度可以，那么我又根据不同的社会现象，把二十八岁至三十四岁的
青年人算作为第一部分，二十三岁至二十七岁的青年人算作第二部分，十六岁至二
十二岁的青年人算作第三部分。分三个等分来琢磨琢磨，也许能使答案清楚些。
首先，包括我在内的第一部分，我最熟悉他们不过：就学于十年动乱之前，磨
砺于黑白颠倒之秋。我是这样形容伙伴们的。在童年，曾有过美好的幻想；在学校，
打下过良好的知识基础；在社会上，曾受过正统的教育和熏陶，并且曾带着炽热的
感情和一腔热血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一场灾难后，
虽然没有老干部经受那种灭顶的厄运，但心灵上的创伤也是不轻的，每一个人都有
自己坎坷的历史。大部分的伙伴，在十年动乱之后，身上的棱角磨平了，头脑中的
信仰淡漠了。转眼之间，成了家，有了孩子，基本上在各个建设岗位上找到了归宿，
虽然不甚满足，但也不奢求。他们回忆过去，总觉着是一场梦；面对未来，也不空
谈理想抱负；对不争气的浪子，他们鄙视不睬；对事业的成功者，则谑称之为：
“幸运儿”。
不羡慕，也不嫉妒，安分守己，不招灾，不惹事。他们非常想扭转社会上的不
良风气，又慨叹自己力量的单薄。反正该工作时就工作，该学习时就学习，该玩乐
时就玩乐。入党觉得是非常光荣的事情，不入也不觉得难堪，自己觉得个人对得起
国家，对得起人民，对得起父母妻儿，心安理得。大多数缺乏一种责任感。形成这
样的现象，有诸多的社会因素，不能全怪他们自己。
其次，“文化大革命”初才踏入学校之门的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在我们的整个
青年观众中是占大头的。他们没上过一天正经学，刚进学校门儿就停课。曾搞过
“复课闹革命”，转眼就被“反潮流”的浪峰冲没。在没有玻璃的教室应付了5 年，
一个“改革”就全算小学毕业了。不经过考试就进了初中，混满了两三年就拿毕业
文凭。高中文化程度的人，不会写信。初中生不会乘法，买十几斤米的钱，得用单
价加十几回才算得清楚。毕了业一待业就是好几年，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大学没
我们事儿，出国没我们份儿，我们也不生气儿，抽烟来解闷儿。”今天学会了跳
“迪斯科”，明天哼哼流行歌曲，看节目吹口哨，听歌不听词光听调，一有外国味
儿就鼓掌。一天，听两个青年伙伴有一段精彩的对话，一个高个子青年手里拿着一
张纸和另一个矮个子青年说：“你看今年的高考题多简单呀！”矮个子自告奋勇地
提议：“你问问我吧！”高个子念：“祥林嫂是中国哪个作家、哪篇著作中的人物？”
矮个子稍加思索后回答：“这还不知道，曹禺的《茶馆》。”高个子赞同地点点头
：“对了。”又接着问下去……又是一天，在东四的街头上，听见一个小青年对他
的伙伴说：“今天晚上有新的电视片《喀差岁月》（“磋跎”读成了“喀差”）。”
河北的一位中学生给我写信，地址写成“北京体育团”。
还有甚者，给我写成“北京起义团”。好像我们是投诚过来的，他们大概从来
不知道“曲艺”这两个字。知识的贫乏影响了这些青年头脑的充实，于是空虚和无
聊就结合在了一起，无知与颓唐摽在了一块儿。这是第二部分的青年人。
最后这一部分青年人，开始正正经经地上学了，一切走入正轨。老师、家长对
他们寄予无限的希望，他们也在发奋地努力着。可毕竟是在一个刚刚恢复元气的国
度里，周围有着种种不良风气的熏染。教育者感觉极其吃力，社会的反映也是多种
多样。我自己，就曾经用小品文体在日记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现在的中学生真有
学问。
有一天，下雨了，不是大雨，是像线一样的小雨。我要去离家不远的副食店打
酱油，为了不淋湿衣服，我打了个雨伞。因为是雨天，我只穿短裤，拖着塑料凉鞋，
“噼哩啪啦”脚在雨中这么一趟，腿肚子上溅了不少泥点，样子一定是很狼狈的。
我正走着，一回头，看见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个高个子学生，他没有雨伞，大概也是
怕雨淋湿，他低着头，用胸脯盖住书包。我一看他跟我走的是同一个方向，便友好
地对他说：“来，小同学，和我一块走。”他赶忙跑过来。按说，在这种情况下，
他应说一句：“谢谢您叔叔！”我也心安理得地等他这句话。可是，这个同学没有
说，他钻到我的伞底下以后那么理直气壮地和我迈着整齐的步伐并肩走开了。嘿，
这可是有知识的表现，古人都说过嘛，“此时无声胜有声”。倒是我尴尬地冲着他
龇了龇牙。他一扬手：啊，认识！电视里常见的相声演员。你猜人家说什么：“嘿，
是你呀！
没想到下雨天儿你也是这么惨呀？”我倒一时懵住了。我自以为读过一些书，
可是张了半天嘴竟回答不出他提的问题，真是的，我说什么？说“一般情况下我不
是这样惨”，或是说“下雨天全是这种惨相”。哪句话都不能算恰如其分。问得我
没词了，我只好作了鬼脸儿冲他笑。
当时，我送了他很长一段路，收获真多。现在的孩子们可不能小看，他们才不
管你是谁，办的事情该不该感谢。人家说的话你答不出，你服不服？！
文章有点戏谑的成分，但是我真实情感的流露。这些伙伴们，他们能讲出百慕
大三角洲的秘密，能给你描述UFO ，能向你叙述从苏伊士运河开出的一条船，经过
哪个港口才能到达大西洋的一个小岛。但是，他们不知道踩人家脚应该向人说声
“对不起”；家里来了客人，应该怎样有礼貌地去招待。
我把我写的小品文中的那位中学生当成这部分青年人中的一个类型。
我想对我的伙伴们，不要再作什么总结的结论了。唤起稍大一点伙伴的热情，
向中间的伙伴伸出友谊的手，带动起小一点的朋友。用我们的艺术充实那思想上的
空虚，填补那知识上的贫乏，去掉那无聊的趣味。这一切该是多么需要我们这些文
艺工作者赶紧做的事情呀！我们不能指望用一个大刷子，在一天早上就把我们的世
界刷成一个五彩缤纷的画图，唯一的办法就是明确文艺创作演出的目的，每一作品，
每一句话，每一举手投足，去感染我们的伙伴，让他们看到一个新的天地，催他们
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我们每一个演员、观众，都去做一个小花瓣、小树叶去点
缀我们时代的花园。
四
一次朋友聚会，一位作家对我提出了要求：“你们的相声，要做到童叟无欺。”
是的，孩子有时把假的当成真的，老年人有时把真的认定假的。孩子们天真，老年
人世故，可是，我们的青年人哪，唯有青年人，用句北京话说——那才叫精呢！你
可蒙不了他！说服教育他们，得费点功夫。你说我们相声是讽刺型的，像针一样刺
刺那些身上有毛病的。嘿，对不起，他不屑一顾，不以为然，我行我素。你说我的
相声是歌颂型的，讴歌先进，树立榜样，他笑后说你瞎编，说生活中没有这样的。
相声无外乎歌颂、讽刺两大类型，碰上这样的真无能为力了吗？别急，不能匆忙下
结论，鲁迅先生讲过：“急不择言”的病源并不在于没有想的功夫，而在于有功夫
的时候没有想。
这时候，可以思索一下。像上面那么一分析，我的观众中大部分的这种状态，
颇像是没有希望的。其实不然。既然分析就是要抓住特点，而特点之所以特，就是
要有不平常的地方。我的伙伴的不平常的地方在于他们身上的亮点与污点混杂在一
起，常常分辨不清。写到这点，我的思绪一下跃进北京工人体育场，那个被强烈的
灯光紧紧地罩住的绿茵球场上……
这是观看亚太地区中国足球队对科威特足球队的那场比赛。看台上，我前面坐
着一个青年伙伴，他长长的头发，黑黑的脖子，身上穿着服装设计师精心设计的有
点现代味儿的紧身衣服，不过，他的动作没给这身衣服增光。
他叼着烟卷看见了我，大声地叫起来：“这不是姜哥们儿嘛，怎么着，您也看
球来了？先来段相声怎么样。我给您叭唧呱唧！”你转过头去，他变着法儿找你的
脸，引得许多观众都围过来看我，直到警察把人们劝开。几次，我不无讨厌地对他
说：“你老老实实地看你的球吧！”说这话的时候，我万万没有想到，半个小时以
后，我竟和他手拉手地蹦在一起。那是在我们的球员连进两球之后，全场一片欢呼
腾跃，我的这个伙伴，用手指头把烟头在天空中弹了那么大一个弧圈，扯着脖子高
呼：“中国万岁！足球万岁！胜利万岁！
李富胜万岁！”一转身，他拉起我的手：“姜哥们，冲这个今天晚上就得写段
相声，中国人不是孬种，为咱中国人争争气，打夜班，今儿写明儿说，晚上烟我供
了！”尽管我不赞成他那近乎狂热的举动，但是我理解了他的感情，在热爱祖国这
点上，我们的心共鸣了，我和他的手紧紧地拉在一起了。事后我也在想，今天我看
到的是他，可明天在剧场起哄，在街头斗殴的，也可能是他。这是我们不少青年人
的特点呀！
看来，我这些伙伴们不是没有纯真的情感，只是在这种神圣的东西上面，沾染
着不少的瑕疵。擦拭这心灵的污点，不能用砂纸、干抹布，要用大绒，要用细绵。
那么我们相声艺术中，能不能有一种劝诫型的呢？单纯的讽刺你不理，纯粹的
歌颂你不听，劝诫则是一种推心置腹的娓娓恳谈，和声细语一直说到你的心里，让
你在心中引起共鸣，直到你拍着腿叫：“有点道理”为止。应该说，这不妨是一种
尝试。
我和文华的创作与演出，在这方面曾经是试了的。《谈美》这个段子，是试图
在青年伙伴身上进行一点浅显的美学教育。《严重警告》是为今年的植树节而写的，
想唤起人们心中的责任感，自觉地去爱树，种树。《改歌》是写一位伙伴听了张海
迪发自内心、热情讴歌生活的歌声后引起的震动。改编《时间与青春》意图则再明
显不过：让伙伴莫虚度光阴。这样的段子里，又有歌颂，又有讽刺。歌颂是在由浅
入深地阐明一些在你身边不引人注意的道理，引起伙伴的深思。比如张海迪身体那
样差，可生活得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