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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差不多是逐字逐句记下来的：‘我不想和那些认为“女人不是人”的人们打交道。’”
“这是你亲耳听到的吗？”
“她对莫斯科刑侦处的少校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正坐在他们附近的桌子上。要注意，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她非常善于控制自己。谈话并不愉快，但她一直微笑着，一次也没有提高嗓门儿，所以我一大半都没听清楚。”
“不要紧，斯塔尔科夫，这也足够了。今天晚上我考虑一下你的情报，明天一早可以开始。你可以走了，斯塔尔科夫。”
当斯塔尔科夫随手关上门，杰尼索夫转向阿兰。阿兰正坐在角落的小桌旁俏俏地记着什么。
“阿兰，你说说吧！”
阿兰伸开手指梳理一下浓密的长发，又理理宽而密的胡须，说道：
“鱼子酱和红鱼不要了，煎牛排也不要了。”
“奶油鲤鱼呢？”杰尼索夫没有把握地问道。
“假如说的是您的竞争对手，我也同意不要。眼下很少有人会熟练地吃鱼和对付鱼刺。这会使客人神经紧张的。如果您打算说服什么人去做什么事的话，我就不提议上鱼。但也许可以上无骨鲟鱼。”
“好吧！”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点点头说，“还有什么建议吗？”
“我想说的是咸黄瓜。很可能她的肝有问题，因此脂肪不能太多，脸会浮肿的。另一方面，她吸烟大多，肯定有内热。我想多上点橙子、橘子更好，能振奋精神。洗好、切好，然后放上冰。其他的我都会料理的，蔬菜、饮料、高背沙发，我都记下了。”
“谢谢，阿兰，没有你我就完蛋了。”
“什么时间准备好？”
“要是知道就……”
当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杰尼索夫布下网准备捕获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的时候，娜斯佳和尤拉·科罗特科夫也一起从水中把自己的网拉起来。他们发现到目前还没有人自投罗网，让人感到着急。
“围绕着我转的只有一个达米尔·伊斯马依洛夫。是的，他的表现和你推测的一样，但他不是凶手。从我在花园和阿尔费洛夫分手那一刻起到两点钟之前他一直在我眼皮底下。法医鉴定不可能把死的时间弄错吧？”
“很难说，”尤里摇着头说，“你和阿尔费洛夫分手的时间是23点50分，现场验尸是在凌晨4点20分，死的时间定在24点，前后相差15分钟左右。耽误的时间太久了，所以很可能使鉴定误差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先不考虑这个吧。你最好考虑一件事：你的那盒烟我总算找到了。”
“在哪儿找到的？”娜斯佳兴奋起来。
“在大楼备用出人口不远的地方。盒子的颜色很暗，如果不专门搜寻的话，就是在光秃秃的地上也很难发现。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为什么阿尔费洛夫要走备用门，况且大门比较近？散步的那条路又不通那里。这意味着他到过那里或是有什么目的，也可能跟踪什么人，或是在他死了之后，被人从备用门抬进大楼的。我看要暂时放弃‘蓄意谋杀’的设想。我们设计一下这是怎么发生的。一个人刚才还好好地坐在花园的长椅上，什么也没有发现，5分钟以后被打死了。这很像是自然死亡，不像吗？”
“那就要去解决他看见了什么。有什么东西他不曾料到，或是有什么人他不期而遇了。用什么办法测定呢？”
“有。一部分可在这里做，主要部分只有通过莫斯科做。”
娜斯佳没再说话，默默地思考着，边走边用脚踢着地上的落叶。
“尤里，你记得我昨天对你提到报纸的事吗？”
“记得。”
“国内刚刚发生了不少严重事件。我们都记得这段时间新闻媒体都登了些什么，苏维埃议会和政府机构吵架。可是在戈罗德市出奇地一致，没有什么麻烦，一派宁静。在镇压叛乱之后，市苏维埃乖乖地把自己的各种权力放在托盘上，说着感谢的话拱手送给向他们发号施令的人。你知道，我并没有睡懒觉。有一次我到治疗大楼去，那里为候诊的病人放了很多种报刊，以免排队的人等得无聊。我找到两个月来的各种报刊。市里的一切都控制和掌握在一个铁腕人物的手里。我到市里到处转，看市场的物价，这里比莫斯科便宜，而且物价到处差不多一样。市中心略高一点，市郊区稍稍低一点，各种商业服务都似乎组织得有条不紊。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叫《城市通告》的专栏。尤里，这个城市不存在犯罪集团之间的斗争。你明白吗？这方面我是老手，我对莫斯科所有的区都做过分析。还可以准确无误地告诉你：市里只有一个黑手党。只有一个，但却是货真价实的，不是一小撮乌合之众，而是一个从头至尾收买了政权所有的组织和机构的强大体系，不排除内部事务的机构，甚至一定包括在内，不然他们就不是真正的黑手党。这就是我常想的一个问题。如果杀害阿尔费洛夫的人不是来自于莫斯科，而是所谓的‘就地包装’的话，这个案件永远也不能侦破。我和你所进行的一些可怜的尝试只能导致一点：刑侦处的同事们会有麻烦。他们每个人可能都是诚实的好人，但只要一个头头被黑手党收买也就够了。他可以给他们断氧。他们在这里过自己的日子，生活稳定，大家都有着落，依我看人民对一切还满意。突然冒出来你和我，乱踩一通。从我们这里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只有害处。”
“如果杀人案仍然是‘蓄意谋杀’呢？”
“你自己相信吗？”
“说老实话，现在已经不太相信。同志们折腾了三天，一点都不敷衍塞责，而是非常认真，但没发现任何一点迹象。经验证明，往往一些‘迹象’头一两天就会显露出来。实际能不能破案是另一回事，但‘蓄谋’的现象应该表现出来。”
“还有一种可能。阿尔费洛夫被杀害并不是‘蓄意谋杀’性质的，但也不是地方黑手党干的，是突发的行为。也许你那个戈洛文已经接近事实，整个案情就是愚蠢的赌博，只是我身在其外而已。也许戈罗德市又纠集了一个犯罪团伙，但它和主要的黑手党没有联系，那么可怜的阿尔费洛夫完全是偶然撞到他们的枪口上的。那样的话，我们便有机会破案，既不损害我们也有利于地方警察局。”
“你同意了，阿娜斯塔霞！”科罗特科夫停住脚步，面对着她说，“就在昨天你还对我说不想和市刑侦处的人打交道，你被他们气坏了。可今天你却为他们的生活担心，好像他们是你的好朋友和亲兄弟一样，你是怎么搞的？原谅了他们还是想通了？”
“不原谅他们，也没有想通。但这完全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尤里。我个人与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和他的部门的个人关系，这是性格和观点不同的问题。我不是他的下属，我正在休养，他们也很难强迫我去帮助他们，如果我不愿意的话，除非上级正式通知我停止休假，给我下命令。而如果我自己的行为让他们遭受打击，这就很不光彩。我和你并不具有对个人进行监察的使命，何必去弄清楚谁拿谁没拿黑手党的钱呢？你说是吧？”
“不知道，”科罗特科夫老实地回答说，“我没有把问题集中在一点上。”
“那你就试试看。你要想想我说的话，再和当地的同事们谈谈。可能你应该从这里滚蛋了，现在还不晚，反正你的看法也证实不了。他们想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吧。我们可不管别人的事。总之，你下决心吧！”
“娜斯佳，你好狡猾，鬼才知道你想些什么，你做出推理，可让我决定。”
“你是男人！”娜斯佳和解地笑着说。
“噢，想起来了，你就是恼恨人家把你作为女人来看待。从逻辑上说你是错的。”
娜斯佳抬起饱含忧伤的眼睛望着科罗特科夫，那双眼睛忽然变成覆盖着冰雪的湖泊。
“我求上帝保佑，尤里，杀人案千万不要与城市的黑手党有瓜葛。因为每当我想到他们会怎样对付我们，甚至如果我们偶然选定谜底的话，我都感到恐怖。只有一个黑手党，这是最危险的。既无处申诉，也不知向推寻求保护。哪怕有几个团伙，我们也会解脱。可是……即使我是来自彼得罗夫克第38号的军官，我终归还是一个人，一个会权衡利弊的人。我害怕，尤里。你甚至想象不到，我是多么害怕像铁板一般意志统一的黑手党。我在清醒地估计自己的力量。我的作用不是很大，我只能做些情报工作。我不准备去和他们斗，说我是胆小鬼也好，随他们怎么否定我也好。但我求你，尤里，我祈求你，想一想我的话再作决定吧！”
“给戈尔杰耶夫打电话商量一下怎么样？”
“对的。我是婆娘，你是男子汉，他是领导。”娜斯佳笑起来，但笑得并不欢畅。
他们并没有给戈尔杰耶夫打电话。因为第二天早晨科罗特科夫得知市刑侦处有新的情况，还需要认真思考。
第九章 第十天
作者：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俄＇ 译者：张金长
这个人是我尽量忘却，但又因此一次次闯入我的记忆，像一首索绕脑际的歌曲或是醒目的广告词。这个人从今天开始将不再搅扰我。我已经决定。
哈宁
这段文字是用打字机打的。对开折的纸中间夹着柯里亚·阿尔费洛夫的照片。信封上投寄的地址是市内务处，邮戳上的时间是10月28日。
“从哪儿弄来的？”
“昨天晚上收到的。”戈洛文回答说。从他脸上的表情可看出，他比科罗特科夫还感到吃惊，只是没表现出来。
“哈宁是个什么人？”
“哈宁，鲍里斯·弗拉吉米罗维奇昨天才被送进市医院的太平间。是自杀，吞服50片苯巴比妥。他的堂妹到他家去祝贺生日时发现的。”
“乌七八糟，”科罗特科夫叹着气说，“还过什么生日呢？他是不是有精神病？”
“到心理病防治所咨询过。怀疑为狂躁抑郁性精神病。从他堂妹的口中得知哈宁是个同性恋者。”
“那么，阿尔费洛夫呢？”科罗特科夫怀疑地问，“肯定也是吧？”
“是的，”戈洛文摆弄着照片肯定地说，“从这一点看，他早就应该认识哈宁。”
“等等，”尤里双手按着太阳穴，打断他说，“我们要集中精力考虑一下。从我们对阿尔费洛夫所了解的情况可以看出，他对姑娘们和同龄的年轻女子们并不感兴趣。他工作的公司年轻漂亮的小姐多的是，但他并没有追求哪一个。很多人还为此开他的玩笑。个人生活中表现得内向，公司的同事们没有人能说出什么别的。这也是同性恋者的通病。可哈宁……怎么那么突然和巧合？不是吗？”
戈洛文不置可否地耸耸肩膀。
“不是所有的案件只要花费血汗就可以被侦破的。机会往往会自然而来。负责鉴定的专家们为了这个信封和这封信整整忙了一夜。市内务处的领导亲自提出要求：不要搁置到明天。信封想必已弄得很脏，因为经过多人才辗转送到邮局。在信和照片上有哈宁的指纹。”
“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科罗特科夫心里想着，“这个哈宁家里有打字机吗？”
“没有，他在商店守夜，经理办公室里有两台。鉴定专家一早就去验证了。”
尤里拿一张干净的纸抄下信来。
“我要一张阿尔费洛夫照片的复印件，还有列出他带到疗养院的衣服。”
“一定完成。还有吗？”
“暂时没有。我要到疗养院去，把信给卡敏斯卡娅看看，看她怎么想的。如果阿尔费洛夫真的是被哈宁杀的，我在这里就没有什么事了。明天就走，不然就在今天晚上。”
“尤里，”戈洛文犹豫地说，“阿娜斯塔霞还生我的气吗？”
“不是生你的，而是生你们大家的气。如果想求她什么事，现在就直说。我走后，她不会理你们的。”
“你这样认为吗？”
“她自己说过。”
“但如果哈宁一案不是那么回事……要知道她在阿尔费洛夫死前几天见过他，和他交谈过，她能够说出那种……同性恋倾向的。你不是说过，她具有非凡的观察力嘛！”
“现在明白了？”尤里立即站起来，“早就应当想到，在她提出帮助你时，就应当想到，怎么搞的，戈洛文，又没赶上车。连我都没能说服她，但我尽力，你要相信我。”
“可惜，”戈洛文真的后悔了，“是我搞坏了事，真蠢，还有那个斯杰潘诺维奇也添油加醋。”
“斯杰潘诺维奇？”
“检察院的侦查员，叫米哈依尔·斯杰潘诺维奇，一个好寻根问底但见识不多的人。他缺乏想像力，只要认准一条，就照直追下去；他认为没有用的，就全抛在一边。对这起自杀案，他避而不谈，一点都不配合。”
“你该高兴，这样你的事就少了。我走了。”
戈洛文用奇怪和不赞成的目光望着从办公室走出去的科罗特科夫的背影，同时拿起了电话。
到了疗养院之后，尤拉·科罗特科夫先去他的“伯母”那儿。
“身体好吗？列基娜伯母？”他握着伸过来的手神采飞扬地说。
“谢谢，亲爱的，比昨天好些，”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笑着说，“我这把年纪，再好也不可能了，好一点也就算正常了。”
“您的邻居怎么不在？她的打字机没有响动。”
“去治疗了。她不在早上工作，而是在午饭后。您陪我一起喝茶，好吗？”
“非常高兴，只是请您不要忘记我是您的侄儿。不能用‘您’相称呼。”
“噢，是的，”列基娜醒悟过来，“请原谅。娜斯佳怎么样，有什么结果吗？”
“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您知道她和哪些人交往吗？”
“不和什么人，”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往瓷壶里放茶叶，加了一块方糖，“和我来往也不多。我的学生达米尔，依我看，非常执着地追求她，但这一段时间他们好像有些不和。本来我很高兴：达米尔是那么有天才的一个人，娜斯佳又是难得的聪明，绝好的一对。不过，我见到的不多，很少出房间，只在治疗时才出去，连饭菜也是直接给我送来。”
“难道这里的服务那么好吗？”科罗特科夫惊奇地问道，“甚至连饭菜也送到房间。”
“尤里，你不要太天真。谁付的钱多，给谁的服务就到家。我付钱，因此他们就奉承我。”
“伯母，您从哪儿得了那么多钱？我是作为侄儿打听一下。”科罗特科夫马上说确切些。
“亲爱的，我的课价钱很高。一个小时10美元。我自然是收卢布，但按那个标准。对于有天赋的孩子来说，他们的父母肯定付得少些；没有天赋的——就要多些。”
“怎么说呢？”
“很简单。如果一个孩子刻苦又有音乐天赋，我教他两小时就够了，他马上就明白应当怎样演奏作品。而后他在家里练习两三周，再经过我的加工。实际上，我不是给上课，而是一种辅导。如果一个孩子没有什么天赋，就必须每周上两三次课，这不就多了吗？”
“您的学生多吗？”
“不少，真正有天才的有5个，还有8个的能力也不坏，但缺少灵气，也不够努力。另外有3个是不可救药的。他们甚至无法感知音乐，听觉也不灵敏，但他们的父母幻想着荣誉，硬拖着他们来上课。有个学生每天都要来，我非常可怜这孩子，他们会把他扭曲的。这个可怜的孩子非常刻苦，看出来是怕他的父母，所以才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我只能把他培养成一个业余的演奏者，而美元由我赚了。他可以弹些通俗音乐，以此使父母和客人得到些快慰，但他绝不会成为音乐家的。此外，尤里，我还有一项收入：我对参加比赛的演奏家进行培训。甚至其他城市的也慕名而来。这自然更贵些，水平要求得也高。要知道，他们已经是音乐家了，对作品也都有独到的理解。我的任务只是帮助他们把自己的思想较好地传达给听众，提示他们用什么手段达到目的。可他们总怕我把自己的理解强加给他们，甚至把我的每个建议都看成圈套，让他们按着我的意愿做。有时竟闹到荒唐的地步，你不信吧？这就是我从哪里得到的钱财，还有退休金，那就不足挂齿了。”
“看来，您是位富有的被继承人，伯母。遗憾的是我不是您的真侄儿。”科罗特科夫开着玩笑说。
“噢！”老太婆笑起来，“我死后能留下来的只有一部钢琴，当然，它非常贵重，我也不隐瞒。要知道，钱我都花掉了。侄儿，所以你不要眼红伯母的钱。我每年都要在这里疗养三四次。什么都得花钱，否则就行不通。我行动不便，在市里一走动，非要出租车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