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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拉德得到了一切必需的东西。他感觉良好,但和斯薇特兰娜不同,他一直保持着警惕。
“最主要的,”他不停地重复说,“千万不要提到电影的事。你记住没有?在我们不能肯定是否落入了我们那些电影人和他们的朋友手里之前,要一直保持沉默。否则,我们立即就会成为面临危险的见证人。”
“好的,好的。”斯薇特兰娜懒洋洋地挥着手说。
对存在的危险,她不怎么理解,但她完全信赖伏拉德。因此,对每天都找他们谈话的斯塔尔科夫,她总是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个故事:她看到一个启事,就去谈话,同意在游泳池拍照片,然后等待着结果——土耳其的富翁喜欢不喜欢她。失火的那天晚上,他们把伏拉德送到她的住处,说他没地方住,要在她那儿呆到早上。其他的她就不知道了。
伏拉德照样唱同一个调子:有个他不认识的、自称叫谢苗的人向他建议设法赚大钱,但没说怎么赚。他,伏拉德,是吸毒者,常常如坐针毡,非常需要钱,因此听了谢苗的话他很高兴,便什么也没问就来到戈罗德。他们把他接到斯薇特兰娜那儿并答应第二天早上给他讲清楚。但遗憾的是这场大火坏了事。就这些。伏拉德看出斯塔尔科夫并不相信他。可是他怕说出真相。
市长忙里偷闲,正与夫人和内弟在一起玩牌。市长称得上仪表堂堂的中年美男子。论所受的教育,他是位哲学家,而且是科学副博士。在当上市政府的领导之前,他是一所大学教研室的主任。讲课、写书、发表论文,可以说与世无争。坐在市长的位置上,他依旧书生气十足,远离政界的污秽,保持着和善、诚实的作风,有时甚至显得天真幼稚,他历来热心政治改革。他真正相信英明和正确的领导可以使许多东西向好的方面转化。因此,当有人建议他参加竞选活动时,他欣然同意了。他经过缜密思考,认真起草了自己的竞选纲领,又和他所信赖的以机敏和富有政治远见著称的内弟商讨了一番。在竞选中他终于获得胜利。
“谢谢你,我欠了你的人情!”上任伊始的市长对自己的亲戚说。
“你这么说,我很高兴,”内弟微微笑着说,“只要你记住就好。”
今天市长情绪特好,甚至对妻子出错牌也没说一句指摘的话。
市长拿起一副牌又放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了一句:
“有什么新的犯罪吗?”
“和往常差不多,”内弟一边分牌,一边说,“杀人、抢劫、强奷、偷盗。什么事人们想不出呢?很多案件早就有了,现在只不过变变花样。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戈罗德市还是很平静,你自己也知道。对你来说,这不是莫斯科。他们那儿每天都发生五六起凶杀案,而我们平均每周一起。‘帕司’。”
“怎么能比呢!”市长不平地说,“那里的人口比我们多20倍。我也‘帕司’。翻上面那张。”
“人口多20倍,凶杀案的数量多35倍。你可以看出哪里更安全。你呀,哲学家,你不能把‘2’和‘2’放在一起。”当中学数学教师的妻子干涉说。
市长不声不响地数了数被吃掉的牌,做了记录。几分钟后他又回到他感兴趣的话题上。
“你说,我们戈罗德市反犯罪斗争的情况真的比莫斯科好吗?”
“当然,”在市内务处任参谋的内弟蛮有把握地说,“如果你要数字的话,我明天把部里的统计材料给你带来。那里有全国各个地区的资料可以比较。你是个好市长,所以市里也比较安定。哪里安定,哪里就少一些恩怨,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当然,凶杀案归凶杀案,说老实话,很多杀人的事并不是犯罪,而是凶手自己的不幸。嫉妒、不公平、不甘忍受污辱——这是人类社会共有的现象,没法掩饰,任何制度都消除不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从个人偷盗和抢劫案来看,我们戈罗德市也比其他许多地方好多了,你要相信我。”
“那么,有组织的犯罪呢?”
“哪儿的话!”内弟哈哈大笑,摘下茶色眼镜擦去笑出来的眼泪,“亏你想得出,我们市哪里有什么有组织的犯罪?正好,这里有个例证。在山谷疗养院一个从莫斯科来疗养的人被杀了。我们,老实承认,很担心是不是莫斯科的黑手党把我们市作为报复点。和莫斯科刑侦部门一联系,立即就派来一个人。我们到处调查,各个方面都查找了。也考虑过是不是有组织的犯罪,你想最后怎样呢?普通的嫉妒杀人,一点有组织的犯罪的根据都没有。说实在的,还真具有点现代色彩。被害者是个鸡奷狂,而凶手是被他抛弃的情人。”
“莫斯科刑侦处的人还在这儿吗?”市长突然问。
“现在还在,这两天就走。杀人案已经侦破了,他没什么事可做了。”
“你知道,我倒有个想法。如果地方电视台做一个讨论犯罪问题的节目怎么样?请列普金、你和莫斯科来的年轻人谈谈莫斯科的治安怎么差,我们这里怎么好。你看这个建议怎么样?”
“建议倒很有意义,”内弟又摘下眼镜,缓慢地揩拭着镜片,趁机思考着,随后谨慎地说,“但我担心搞不成。莫斯科的侦查员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走,我们谁也不想留他,而且他自己也要走。做节目需要写脚本并要认真准备一下。这可不是一两个小时能干完了。脚本、拍摄、剪辑,事情太多了。”
“太可惜了,”市长不无遗憾地说,“没有那个莫斯科人,节目便没有意义。应当让他亲自讲讲莫斯科的犯罪情况和对我们这里刑事犯罪的印象。而如果做一次直播呢?我和电视台谈谈,他们不会拒绝我,我总还是一市之长嘛!叫莫斯科来的同志多呆一天,快一点安排,还是可行的。你看呢?”
“我想,”内弟无法马上回答,仔细斟酌着说,“这完全没有必要。其他许多城市的事例都证明,人民并不是在问题真的出现时,而是在记者谈论这个问题时,才想到这个问题。人们平时习惯于文字媒体,如果记者谈论起来,那就意味着事情不妙,几乎大难临头了。不要把睡觉的狗唤醒,亲爱的。”
“要知道,我并不想谈犯罪率上升,相反我是想说明我们的形势相当好,比其他许多地方都好。”
“我明白,但讨论问题本身就可能起到消极作用。请你听听我的建议,不要抓住不放嘛!”
“好吧,我想想。”市长冷冷地回了一句。
就在这天晚上,市长的内弟打电话给杰尼索夫。
“我那个亲戚想在电视台安排一次讨论犯罪问题的节目。”
“什么?”杰尼索夫一时摸不着头脑,便说,“这有什么不好的呢?让他去做吧!这会提高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他想进行直播,并且请莫斯科来的侦查员来,让他证明莫斯科打击有组织的犯罪不得力,而我们这里非常成功。这无论如何不行。莫斯科的侦查员不是笨蛋。当他知道哈宁的案件时,他一秒钟也没相信过,只要看一看他那脸色就知道了。其次,他和卡敏斯卡娅关系密切,他们经常交换有关案件的情报。她一定会给他灌输什么东西的。您想想如果让他去直播,会发生什么事嘛!而如果提前准备节目的内容,然后再进行剪辑,也没有时间。他就要走了。市长知道后便催办这件事。”
“谢谢你给我打电话,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
第十章 第十一天
作者: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俄' 译者:张金长
当按摩师走进达米尔·伊斯马依洛夫的豪华套间的时候,他还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
“你看看!”说着他扔给达米尔一张新出版的报纸,“最后一版,右上方,《少数人的悲剧》。”
达米尔浏览了这篇报道。有个叫哈宁的人自杀了。死前写下一封但白信,供认是他杀死抛弃了他的柯里亚·阿尔费洛夫。报道的作者趁势大发议论,说什么虽然我们国家不久前取消了追究同性恋刑事责任的条款,但我们至今还备尝压制少数同性恋者的恶果。没有得到女人情爱的男人往往用另一种爱去得到快慰。尽管不是真正的情爱,但他总可以找到替代。那些不得不过着“偷偷摸摸”的生活方式的同性恋者们,他们找到的伙伴十分复杂,因此一旦他们的关系破裂就会演化成真正的悲剧,引发那种不可遏制的嫉妒心理并常常导致凶杀事件。作者又说,在不同性别的伴侣之间出于嫉妒杀人的现象往往少得多。
“这有什么意义?”达米尔把报纸还给柯季克,急忙穿上衣服。
“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哈宁真的有个朋友在这里呢?警察局知道后,把他叫去审问,告诉他情人死亡的消息。而他由于悲伤,特别是如果有什么心理障碍的话,必然极度痛苦,也许他早就嫉恨在心,在休克状态下回光返照,写了一份自白,心甘情愿告别人生。这在精神病患者中是常有的事,像你我一样,谁能说得清呢?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神奇般地走运,这种机遇一生中也难得遇上一次。我们的谢苗也是大难不死。”
“上帝保佑,侦查总算结束了。现在可以走了。”伊斯马依洛夫大大松口气,说着便从壁柜里取出旅行袋。
“你这是想到哪儿去?”
柯季克不容分说,抓住达米尔的肩膀,另一只手从桌子上把旅行袋扔到地上又踢了一脚。
“干什么,柯季克?我为什么不能走?”
“马尔采夫呢,你把他忘了。收到订单,就要完成,我立即通知谢苗和希米克回来。应当找到那个女孩和侏儒,或是相似的替身,并且要尽快开始工作。你是我们这里的创作人员,你需要的是灵感,而我们需要按计划生产。你不要再装傻。任何危险都不存在了,莫斯科刑事侦查处的小伙子也该回家了,案件已了结,脚本等东西要准备好,要开始工作,亲爱的同志。”
达米尔瘫坐在床上。
“那么,卡敏斯卡娅呢?”
“你什么也不要管,除了你自己想的,”说着柯季克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啤酒,熟练地打开盖子,“阿尔费洛夫的事弄清楚了,扎尔普再也找不到了,而且也不用去找,所以卡敏斯卡娅对我们毫无危险。你可以以平静的心态演完这场嫉妒戏,再编进去一个警察……最后再写一封告别信。”
“有警察的什么事?他是来跟踪监视她的,而不是追求她的。”
“那又怎么样呢?热恋者迷,亲爱的,她不相信眼前的事实,而设想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其实,我不想阻拦你。你可以继续跟着卡敏斯卡娅的屁股后面转。如果你喜欢她的话,为自己找点乐事,尽管我一分钟也不想花在她身上。不知道扎尔普看中她哪一点?”柯季克鄙夷地皱着眉头说。
“你不明白,”达米尔用双手慢慢地搓着脸说,“扎尔普看到的,正是你没看到的。可我看到了。”
“那是什么呢?”柯季克把啤酒罐放在一旁,留心地问道。
“这……说不清楚。但我理解扎尔普。”
“哎呀,看你说些什么话!”柯季克松了口气,又抓起啤酒罐,“噢,祝你走运,热恋的人。小心,别碰钉子。不要像泥人一样,要振作精神,吃早饭,活动活动,要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谢苗是个机灵鬼,一两天就会安排好的。我们一完成订货——你就可以走了。4点钟前到我那儿,我给你好好做一次按摩,然后再洗个桑拿浴,就会有活力了。”
正好在10点45分有人敲513号房间的门。这次娜斯佳早有准备,穿上尽可能得体的衣服,梳洗之后,化上淡雅的妆,使她的脸显得活跃动人。
走进房间的是位个子不高、表情严肃、目光敏锐的微胖男子。他开门见山地说: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我受委托请您去会见一位极需您帮助的人。情况是这样,他不能亲自来,但他正焦急地等着您。”
“为什么他不能亲自来,他是残疾人吗?”
“他并没有残疾,但事情……”
“那可不行,”娜斯佳打断他的话,“首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斯塔尔科夫,阿纳托里·弗拉吉米罗维奇。”
“那您,阿纳托里·弗拉吉米罗维奇,在哪儿和做什么工作呢?”
“商业银行安全部主任。这是我的证件。”说着他把工作证递给娜斯佳。
“其次,我想了解,要谈什么事和为什么您的主人……”
“是我的朋友。”斯塔尔科夫委婉地更正说。
“是您的主人吧,”娜斯佳也同样委婉地反驳了一句,“反正都一样,为什么他不亲自来呢?是不是他离群索居,从不离开自己的住处?”
“完全不是,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不当着他的面我无权议论他。他具有完全合法的身份。况且,今天我们市过节,他必须出席。我也邀请您去参加。我们理解您的顾忌,因此我们把会面安排在公开场合。”
“那就走吧!”娜斯佳毫不犹豫地说了一句,随后从壁橱里取出外衣和纱中。
“今天你们市里过的是什么节日?”娜斯佳坐进闪闪发亮的汽车时间道。她怨自己没有抽空学会辨认外国车的品牌。
“您看,我们市里很多‘卡迪拉克’。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西方现在不是过圣徒日吗?我们这儿还没有这个习惯,但为什么不给教徒一个机会庆祝一下呢?同时大家都可以娱乐娱乐。我们市历来有很多节日,您喜欢吗?”
“也许吧。”娜斯佳一直望着窗外,干巴巴地回答了一句。
汽车驶到市中心停了下来。
“再往前就要走路了,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节日期间这里是步行区。我们走吧,不远。”
他们走了五百米,斯塔尔科夫停下来。
“您留在这儿,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可以在这儿散散步,但千万不要走远。他们会来找您。”
“我要等很久吗?”娜斯佳不高兴地问道。
“不会的。”
城市给娜斯佳异常宁静的印象。甚至今天,街上到处都挤满人,它依然是那么舒适和顺畅。她想:“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一定很舒适,”紧接着又打断自己的思路说,“胡说,生活与工作,生活与工作……人们不都在生活与工作吗?工作,工作。我怎么就想不到人间还有许多其他的感情,好像他们是机器人似的。人们将会悄悄死去,一个接一个被压垮。我也会被压垮的,如果以后对自己还像对机器人一样。天啊,我想些什么呀?是的,情感上的残疾人。”
她看到周围的人们为这个半宗教半世俗的节日而感到由衷的喜悦。娜斯佳想到:“这地方的老一辈人并不蠢,而且可以说相当聪明。要知道老百姓已习惯11月初的那个节日,不清楚日历上红色的一页也许被取消了,也许还存在。”这个传统的娱乐日非常热闹。随便哪个角落都摆着小吃、热咖啡、夹肉的面包、烧烤,论价钱都便宜得可笑。酒也有,但在大冷天,加上丰富的小吃,千万不要喝醉。
人们不慌不忙地在街上走着,看不到市场上的那种拥挤不堪的情景。有几家人把一个食品摊主——一个讨人喜欢的面色红润的女人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买起来毫不吝惜钱,听着孩子们的要求,愉快地笑着。
她站在干净的高台前吃完了熏鱼面包片。一串蘑菇摆在挺好看的纸盘上。咖啡盛在一次性塑料杯里,香气扑鼻,她很喜欢,而且握在手里特别暖和。从公园的游艺场传来阵阵孩子们的欢叫声和音乐声。娜斯佳意识到很快就会有人来找她。按照世界上一切卑鄙行径的惯例,往往是上最好的菜肴时,就让你离开餐桌。她真想吃那串蘑菇。
“冻坏了吧!”她听到带嘲弄语气的声音。
就在这时,走近她的人向前跨了一步,正好站到她面前。娜斯佳看到一位年纪不轻的魁梧的男子。他的穿着虽不显眼,但雅致而名贵。惟有敞开的风衣下,刺眼的白绒线衣显得不是那么尽善尽美。浓密的白发理得很短,面部的线条粗犷,仿佛用木头雕出来的一样。目光暗淡、专注,也还和蔼。娜斯佳马上想到这就是主人。“你这副样子没有什么可怕的,挺友好的嘛!我从来还没有这么近地看你这种人。即使谈不出什么结果,认识一下也无妨。”娜斯佳仔细打量着想到。
“如果劳您久等了,请原谅。”
这男子的声音也还和气。娜斯佳望着他的眼睛,一声不吭地喝着咖啡。尽管你装出非常友善的样子,但我不会在谈话中帮助你。你要制服我吗?请吧,制服吧!
“我叫杰尼索夫,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我非常感谢您能来和同意听我的意见。您愿意边走边谈呢还是站着谈?”
“最好坐着谈,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尤其是谈话需要很长时间的时候。找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