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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密码:千古之谜终结解读-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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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仲勉、吕思勉等隋唐史专家根据宋代著名学者朱熹的《通鉴纲目》和欧阳修的《新唐书》等史籍,认为武则天“即使撇去私德不论,总观其在位廿一年实际,无丝毫政绩可记”。武则天当政时期,“对外族侵凌,全乏对策,而又居心疑忌,秉性残酷,陷人于罪,全凭锻炼;赋民间农器立颂德天枢,铸九鼎,构天堂,对国民生计毫无裨益”,武则天的统治阻滞了贞观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曾失掉安西四镇,危害了国家的统一。武则天自知自己执政中,篡权改制,滥杀无辜,荒淫无道,罪孽深重,无功可记,无德可载,与其贻笑后世,不如一字不镌。吕思勉还在其两卷本《隋唐五代史》中,把武则天说成是“暴君”,说她“使滥刑,任酷吏”,所谓“识人才”也是她拉帮结伙,结党营私而已。

第二部分 武则天无字碑之迷(2)

    第三种说法认为,武则天一生聪颖机警,常做惊人之举,立无字之碑是聪明之举,况且武则天留有遗言:“己之功过,留待后人评说”,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论,这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武则天有可以肯定的地方,也有应该否定的地方。武则天当政期间,贞观以来经济发展的趋势,仍在继续;在处理唐高宗去世前后的复杂局面中,她表现了不平凡的个人才干;就“纳谏”和“用人”这两点,连许多具有封建正统思想的人土,为之赞叹不已。但是,武则天的消极面也十分突出。如任用酷吏、滥杀无辜、崇信佛教、奢侈浪费等。特别是统治后期,朝廷政治日趋腐败,形成一批为武则天所纵容支持的新的特权贵族。武则天被迫交出权力,还政于唐中宗,她知道对自己的一生,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评价,碑文写好写坏都是难事,因此决定立“无字碑”,由后人去评价。

    持第三种说法的学者指出:“从唐中宗起,陆贽、李绛、宋洪迈、清赵翼等人都很尊重武则天,对她评价很高。”认为,唐太宗打下的盛唐基础,建立了规模,而“武则天则巩固和发展了这一基础,没有武则天起作用的五十年,也就没有唐玄宗的‘开元之治’,武则天对唐朝的历史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但也不能以偏概全,武则天的错误也是严重的,尤其是其统治后期,朝政腐败,新贵形成,对历史的前进起了阻碍的作用。”由于功过相掺,这些学者认为:“武则天是个聪明人,立无字碑立得聪明,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论,这是最好的办法。”

    第四种说法是,武则天生前并没有考虑自己的碑文问题,无字碑乃是他的儿子李显的主张。唐中宗李显虽是武则天的亲生儿子,但却长期在其淫威下惶恐度日,几度险遭毒手。李显对母亲滥施酷刑、滥杀无辜的暴行也是非常憎恨的。武则天先后毒死太子李弘;废太子李贤为庶人,后又逼其自杀。中宗李显当初即位不到一年,就被武则天废黜皇位,贬逐出京。先后二十多年间,李显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以至于每次听到武则天派人来看他,他都吓得胆战心惊。他的长子李重润、女儿李仙蕙都因出言不慎被武则天处死。此外,武则天晚年还一直思谋着将皇位传给其武家侄儿。有过这一番饱受折磨经历的中宗,重登皇位后虽然不能公开发泄对母亲的憎恨,但也讲不出对她歌功颂德的好话,只好干脆一字不刻,为武则天留下一块“无字碑”。另外李显也难定其称谓,如褒扬武则天,刻上“大周天册金轮圣神皇帝”,作为李唐子孙感情上不情愿;如贬斥其刻上“则天大圣皇后”,而武则天又明明做过十六年的“大周”皇帝。左右为难,无可奈何之下,就只能在高宗的“述圣碑”侧立一块“无字碑”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武则天建立大周朝之后,内心感觉愧疚不安,一心想在自己死后将江山归还李氏。但由于自己称帝的这段经历,使她对自己死后的境遇没有信心,更害怕世人责骂其篡位之罪,而且在自己死后,称呼自己是皇帝还是皇后,都难落笔,因为不管这种想法是出于其骄傲抑或谦虚,武则天曾君临天下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权衡之后,还是以无字碑更为恰当。

    近年来,一些史学家又提出了新的见解:“无字碑”当初立碑时已经拟好了碑文,但因各种原因碑文没有铭刻到墓碑上,而极有可能被埋藏在乾陵地宫里。仔细观察了无字碑,可以看到“无字碑”的阳面布满了细线刻格子,虽经1300多年风雨剥蚀至今仍比较清晰。根据碑阳面格子的总数算,该碑文约有3000余字。经过一番折磨的中宗,重登皇位后既不能公开发仇视母亲,又不愿为母亲歌功颂德的,于是采取了一个折衷的方法,就是将武则天在世时撰写的碑文以及武则天的《垂拱集》、《金轮集》及其它珍贵史册图册,被一起埋入乾陵地宫。

第三部分 杨贵妃是否去了日本

    杨贵妃是我国家喻户晓的一位绝代佳人,也是我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她的名字叫杨玉环,蒲州永乐(今山西省永济)人,蜀州司户杨玄琰的女儿。杨玉环姿质丰艳,善于歌舞,通音律,有“羞花”之貌,传说杨玉环在御花园观赏牡丹时,百花失色,羞愧不及玉环美貌,遂闭上花瓣。“羞花”一词由此而来。734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她被纳为唐玄宗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王妃,这时的杨贵妃只有16岁,李瑁也年约16岁。737年,唐玄宗宠爱的武惠妃死后,后宫数千宫娥,无一能使玄宗满意。高力士为了讨唐玄宗的欢心,向唐玄宗推荐了寿王妃杨玉环。745年,唐玄宗册封杨氏为贵妃,“父夺子妻”,成为唐朝宫闱的一大怪闻。755年,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仓皇逃出长安。第二年,队伍途经马嵬驿的时候,军队哗变,逼唐玄宗诛杀杨国忠和杨玉环。万般无奈之下,唐玄宗赐杨贵妃自尽,时年杨玉环只有38岁。白居易的《长恨歌》,就是叙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悲剧故事。

    杨贵妃自杀于马嵬驿的说法,是正史的记载。如唐人李肇在其《国史补》中说:“玄宗幸蜀,至马嵬驿,命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马嵬店媪收得锦靿一只,相传过客每一借玩,必须百钱,前后获利极多,媪因至富”。意思是杨贵妃死于马嵬驿的一座佛堂梨树下,在搬尸时,杨贵妃脚上的一只鞋子失落,导致一位老太婆借此大发其财。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旧唐书》、《新唐书》的记录李肇的上述记载大同小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引杨贵妃被缢的史料更为详细:当哗变的军士杀了杨国忠后,护驾的六军将士仍不肯继续前进,唐玄宗亲自下令,也无效。唐玄宗要高力士问军中主帅陈玄礼是什么缘故?陈玄礼回答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唐辫宗听后,最初不肯割爱,“倚仗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却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而唐玄宗却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这时连高力士也一反常态,对玄宗说:“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视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玄宗经高力士劝说,“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这样才使六军将士“始整部伍为行计”(《唐记》三十四)。

    不仅正史这样记载,一些诗词歌赋、稗官野史和戏剧传奇也认可和采用这种说法。如:元和元年(806年)冬,白居易任盩厔县尉,他的好友陈鸿和王质也寓居该县。一天,他们游览仙游寺,谈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异常感慨,王质建议白居易以此为题写诗,白居易写了脍炙人口的《长恨歌》,陈鸿写了《长恨歌传》。陈鸿是位史学家,在写杨贵妃缢于马嵬驿一节时他是这样记叙道:杨国忠处后,“左右之意未决。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仅袂掩面,使牵之而云,仓皇展转,竟就死于尺组之下”。

    虽然如此,也有一些人认为,杨贵妃不是自缢而死,而是死于乱军之中。此说主要见于一些唐诗中的描述。杜甫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在安禄山占据的长安,作《哀江头》一首,其中有“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之句,暗示杨贵妃不是被缢死于马嵬驿,因为缢死是不会见血的。李益所作七绝《过马嵬》和七律《过马嵬二首》中有“托君休洗莲花血”和“太真血染马蹄尽”等诗句,也反映了杨贵妃为乱军所杀,死于兵刃之下的情景。杜牧《华清宫三十韵》的“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张佑《华清宫和社舍人》的“血埋妃子艳”;温庭筠《马嵬驿》的“返魂无验表烟灭,埋血空生碧草愁”等诗句,也都认为杨贵妃血溅马嵬驿,并非被缢而死。

    除此之外,也杨贵妃是吞金而死的说法。比如刘禹锡曾写过《马嵬行》一诗。他在诗中这样写道:“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行,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天晖。贵人饮金屑,攸忽舜英暮,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从这首诗来看,杨贵妃是吞金而死的。陈寅恪先生曾对这种说法颇感稀奇,并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作了考证。然而,陈寅恪并不排除杨贵妃在被缢死之前,也有可能吞过金。

    不仅如此,有些人甚至认为杨贵妃没有自杀,而是被调包计所救后逃跑了。而且,早在唐代就有这种传闻。

    一些人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流落于民间,当了女道士。这种说法,在当时就已经有了。如白居易《长恨歌》中记载:“无旋地转回龙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说的是平叛后玄宗由蜀返长安,途经杨贵妃缢死处,踌躇不前,舍不得离开,但在马嵬坡的泥土中已见不到她的尸骨。后来又差方士寻找,“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白居易在这里暗示贵妃既未仙去,也未命归黄泉仍在人间。时至近代,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著》中对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他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本意,盖另有所长。如果以“长恨”为篇名,写至马嵬驿已足够了,何必还要在后面假设临邛道士和玉妃太真呢?俞先生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当时六军哗变,贵妃被劫,钗钿委地,诗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所以正史所载的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陈鸿的《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是说杨贵妃被使者牵去藏匿远地了。白居易《长恨歌》说唐玄宗回銮后要为杨贵妃改葬,结果是“马嵬坡下泥中土,不见玉颜空死处”,连尸骨都找不到,这就更证实贵妃未死于马嵬驿。值得注意的是,陈鸿作《长恨歌传》时,唯恐后人不明,特为点出:“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而“世所不闻”者,今传有《长恨歌》,这分明暗示杨贵妃并未死。

    关于杨贵妃的下落,在日本也有种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死者是替身,杨贵妃则逃往日本的山口县大津郡油谷町久津。替身是个侍女,军中主帅陈玄礼爱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于是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高力士用车运来贵妃尸体,查验尸体的便是陈玄礼,因而使此计成功。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海附近扬帆出海,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电视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她就是杨贵妃的后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

    据说,唐玄宗平定安史之乱之后,曾派方士出海寻找。在久津找到杨贵妃后,方士还将唐玄宗所赠的二尊佛像交给了她,杨贵妃则赠玉簪作为答礼。这二尊佛像现在还供奉在日本的久津院内,杨贵妃最终死于日本,葬在久津的院内。至今当地还保有相传为杨贵妃墓的一座五轮塔。五轮塔是建在杨贵妃墓上的五座石塔。杨贵妃墓前有二块木板,一块是关于五轮塔的说明,一块是关于杨贵妃的说明,上面写着:“充满谜和浪漫色彩的杨贵妃之墓——关于唐六代玄宗皇帝爱妾杨贵妃的传说。”

    甚至有一种离奇的说法认为杨贵妃并没有去日本,而是远走美洲。台湾学者魏聚贤在《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声称,他考证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被人带往遥远的美洲。

    民间传说杨贵妃死而复生,这反映了人们对她的同情与怀念。然而实际上,杨贵妃极有可能死于马嵬驿。《高力士外传》认为,杨贵妃的死,是由于“一时连坐”的缘故。换言之,六军将士憎恨杨国忠,也把杨贵妃牵连进去了。这是高力土的观点。因为《外传》是根据他的口述而编写的,而且从马嵬驿事变的形势来看,杨贵妃不死,唐玄宗也是很难交待的。杨贵妃自缢之后,尸体由佛堂运至驿站,置于庭院。唐玄宗还召陈玄礼等将士进来验看。杨贵妃死在马嵬驿,旧、新《唐书》与《通鉴》等史籍记载明确,唐人笔记杂史如《高力士外传》、《唐国史补》、《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等也是如此。

    应该说,杨贵妃缢杀于马嵬驿,史料是比较翔实的,且已得到公认。但是,杨贵妃出逃当女道士和亡命日本的说法,也言之成理,证之有据,不能轻易地否定。这一切都有待于新的史料发掘来为我们解开这个谜团。

第三部分 李白死因迷案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先世于隋末流徙西域,李白即生于中亚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唐时属安西都户府管辖)。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青莲乡。

    他的一生,绝大部分在漫游中度过。天宝元年(前742年),因道士吴筠的推荐,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文章风采,名动一时,颇为玄宗所赏识。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三年,就弃官而去,仍然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他感愤时艰,曾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不幸的是,永王与肃宗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兵败之后,李白受牵累,流放夜郎(今贵州境内),途中遇赦。晚年漂泊东南一带,依附当涂县令李阳冰,不久即去世。

    李白的诗以抒情为主。屈原而后,他第一个真正能够广泛地从当时的民间文艺和秦、汉、魏以来的乐府民歌吸取其丰富营养,集中提高而形成他的独特风貌。他具有超异寻常的艺术天才和磅礴雄伟的艺术力量。一切可惊可喜、令人兴奋、发人深思的现像,无不尽归笔底。杜甫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之评,李白是屈原之后我国最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与杜甫齐名,世称“李杜”,韩愈也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然而,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著名诗人在死因上后人却存在着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李白是病死的。李白族叔、当涂令李阳冰在他的文集《草堂集序》中写道:“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暇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唐代李华《故翰林学土李君墓志序》云:“姑熟东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李白〕年六十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李白死后二十九年,刘全白在唐德宗贞元六年(791)作《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也说:“君名白,天宝初诏令归山,偶游至此,以疾终,因葬于此。全白幼则以诗为君所知,及此投吊,荒墓将毁,追想音容,悲不能止。”李白死后一百多年,著名的学者皮日休在《七爱诗》中也曾说过“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古代文献所谓“疾亟”、“赋临终歌而卒”、“以疾终”,都明白地告诉人们,李白是病卒的。

    现世学者郭沫若从文献记载的“腐胁疾”得到启发,从医学角度进行研究推测,认为李白六十一岁曾游金陵,往来于宣城、历阳二郡间。李光弼东镇临淮,李白决计从军,可惜行至金陵发病,半途而归。此为“腐胁疾”之初期,当是脓胸症。一年后,李白在当涂养病,脓胸症慢性化,向胸壁穿孔,由“腐胁疾”致命,最终死于当涂。但是,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

    但是,另一种观点认为,李白不是病死,而是醉酒后溺死。李阳冰《草堂集序》说“疾亟”,刘全白《李君碣记》说“疾终”,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说“卒于此”,都不说得的什么病;到了皮日休《七爱诗》中才突然冒出个“腐胁疾”,李白自己也从未提起,为他撰集序与撰墓碑者也从未言及,皮日休生活的年代离李白死去已有一百多年,他从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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